我急于要查结婚登记簿，很不愿意再听这位老人多说话。我先向他表示同意，说没人能帮着把这法衣室收拾得比较整齐，然后提议，我们可以开始办事，别再耽搁时间。
“哎呀，哎呀，可不是，那结婚登记簿，”教区执事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您要查多久以前的，先生？”
我和玛丽安谈到珀西瓦尔爵士和罗拉的婚事时，她曾经告诉我——那时她说珀西瓦尔爵士已经四十五岁。从那年龄倒算回去，再加上我听到这件事以后又过去的一年时间，估计他应当是出生于1804年，在结婚登记簿里我必须从那一年查起，才不至于漏掉了结婚日期。
“我要从1804年查起，”我说。
“从那一年往前查还是往后查呀，先生？”他，“是向我们现在顺着查下来，还是倒着查上去呀？”
“从1804年倒着查上去。”
他打开一个柜子（外面边儿上挂有法衣的那个柜子），捧出了一本棕色皮封面亮灿灿的大簿子。我看到收藏登记簿的地方那样不安全，感到很惊讶。柜门由于年久已经翘棱开裂，而那锁又是一把极普通也极小的锁。我可以用手里的手杖毫不费力地撬开它。
“您认为这地方藏结婚登记簿够安全吗？”我问，“像这样重要的登记簿，不用说，总应当很小心地藏在一个牢靠结实的铁保险箱里，用更好的锁给锁上吧？”
“瞧，多么奇怪！”教区执事刚打开登记簿，又把它合上了，高兴得叭地在簿面上拍了一下，“这正是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哩）我那位老校长常说的一句话嘛。‘为什么不把登记簿（他说的就是我手底下这本登记簿）藏在一个保险箱里？’这句话我听他说了不止一次，他说了上百次。那时候他是一位律师，先生，同时担任这里教区委员会文书。他是一位高尚的、热心的老绅士，也是我看到的人当中办事最认真的人。他生前在诺尔斯伯里镇的律师事务所里为这本登记簿备了一个副本，经常按时把这里新登记的每一笔不漏地过到他那副本上。您真难想象啊，每一季度里，他总要在约定的日期来一两次，骑着他那匹老白马来这教堂，亲自把这儿的登记簿和他那个副本一笔笔地核对。‘我怎么知道（他老是这样说），这个法衣室里的登记簿不会被人偷了或者毁了呢？为什么不把它藏在一个铁保险箱里呢？为什么别人不像我这样小心保管它呢？万一有一天发生了什么意外，登记簿丢了，到那时候呀，教区里的人就会知道我那副本有多么宝贵啦。’说完这话，他总是吸上一撮鼻烟，精神抖擞地向四面看看。啊！像他那样的办事精神，如今可不容易找到了。即使您到伦敦，也找不到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了。您说的是哪年呀，先生？是一八〇几呀？”
“1804，”我回答，心里却想着，在查完登记簿之前，我可决不再给这老人谈话的机会了。
教区执事戴上他的眼镜，去翻那登记簿，每翻上三页，就很小心地把指头在唇边舐一舐湿。“喏，找到了，先生，”他说时又高兴地在展开的簿子上拍了一下。“这儿就是您要查的那一年。”
我开始时是从那一年的上半年查起的，因为不清楚知道珀西瓦尔爵士是哪一年出生的。簿子里按照老式方法登记，每一个月的记录，一开始写在新的一页上，结尾后的空白地方用墨水画了一条对角线。
我查到1804年的1月，没找到那条结婚登记，然后再倒查上去，查完了整个1803年的12月——查完了整个11月和10月——查完了——不！9月没全部查完。就在那一年的那一个月里，我找到了那条结婚登记。
我仔细看那条记录。它写在那一页的最下边，而由于那里所余的空白不够，就更紧密地写在比前一条结婚登记所占的更为狭窄的地方。我特别注意到它前面的一条结婚登记，因为结婚的那位新郎的教名和我相同。紧接着它后面的另一条结婚登记（记在下一页的顶上边），其引人注意之处又有所不同，它占了更宽的地方，记的是两弟兄在同一天结婚。看来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的结婚登记毫无特殊之处，只是被更紧密地写在一页下面很狭窄的地方。他妻子方面的资料也只是一般性的。有关她的说明是：“塞茜莉亚·简·埃尔斯特，住诺尔斯伯里镇园景村[城名，在英格兰西南部、为疗养胜地，以温泉著名——译者注]，是已故帕特里克·埃尔斯特先生（原籍巴思）的独生女。”
我把这些细节一一记录在笔记簿里，记的时候想到下一步准备采取的计划还没把握，就感到很落寞。前一刻钟里我还认为已经掌握了发现秘密的关键，可是现在看来，发现这秘密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我这次到法衣室来，对这件无法解释的神秘事件取得什么进展吗？可以说一无所获。我要查明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是否名声可疑，在这方面取得了什么证据吗？我虽然查明了一件事，但结果反而证明她的名誉是无可怀疑的。在这样扑朔迷离的情况下，我开始对这件事感到更没有把握，感到处理这件事有了更多的困难和阻碍。我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看来，目前只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先开始对“诺尔斯伯里镇的埃尔斯特小姐”进行调查，看这样是否有可能发现凯瑟里克太太蔑视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的秘密，从而进一步达到我调查的主要目的。
“您找到要查的资料了吗，先生？”他看见我合上了结婚登记簿。
“找到了，”我回答，“但是还有一些事要打听。我想问，1803年主持这教堂的那位牧师已经不在了吧？”
“不在了，先生，他早在我来这儿的前三四年就去世了，那还是1827年的事。我之所以来这儿工作，先生，”我这位健谈的老先生只管把话扯下去，“是因为原先的一位教区执事走了。听说他是被妻子逼得离家出走的——如今他妻子还在，就住在那个新镇上。这件事的真相我也不明白，我只知道自己是怎样担任了这一职务——是汪斯布罗先生推荐我来的——他就是我刚才对您谈到的那位老校长的儿子。他是一位十分潇洒、很有风趣的人；他喜欢打猎，还养猎狗什么的。他和他父亲一样，也是这里的教区委员会文书。”
“您刚才不是对我说，您以前的校长住在诺尔斯伯里镇上吗？”我问，想起了我这位爱饶舌的朋友打开登记簿前曾向我长篇大论地谈他母校那位遇事认真的校长的故事。
“可不是嘛，可不是谈到他嘛，先生，”教区执事回答，“从前老汪斯布罗先生住在诺尔斯伯里镇上，现在小汪斯布罗先生仍住在那镇上。”
“您刚才说，他和他父亲一样，也是教区委员会文书。我不大清楚，这教区委员会文书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您会不知道吗，先生？亏你还是打伦敦来的哩！您瞧，每个教区教堂都有一位教区委员会文书和一位教区执事。当教区执事的都是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我要比多数人具有更渊博的学识，这可不是我自吹自擂）；当教区委员会文书的一般都是律师，瞧，如果有什么和教区委员会有关的工作，那总是由律师去办理。在伦敦，同样是这个情形。那儿的每个教区教堂都有它的教区委员会文书，我可以向您保证，那文书还肯定是一位律师。”
“那么，小汪斯布罗先生大概也是一位律师啰？”
“当然是的，先生！他是一位律师，他就在诺尔斯伯里镇高街上，在从前他父亲的老事务所里办公。提到那事务所呀，我也不知道出出进进去了多少次，从前我总是看见那位老先生，出去办事的时候骑着他那匹白马慢慢地跑，沿路东张西望，向所有的人点头！可不是，他真受人欢迎！哪怕是到伦敦去，他也是吃得开的！”
“从这儿到诺尔斯伯里镇有多长的路？”
“老长的一段路，先生，”教区执事说，露出乡下人赶路时特有的那种对距离的夸大想象，以及对困难的敏感程度，“告诉您，差不多有五里路！”
那还是上午很早的时候，时间尽够我步行到诺尔斯伯里，再回到韦尔明亨；现在要找一个人帮我调查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婚前的品行和身份，镇上大概再没有比本地律师更为合适的了。我决定立即步行到诺尔斯伯里，于是就先走出了法衣室。
“多谢您哪，先生，”教区执事说，我把一点儿钱塞在他手里，“真的您就这样一路步行到诺尔斯伯里，再走回来吗？行！您的腿劲儿也不坏——真福气，对吗？就是这条路，您不会走迷了的。我真希望和您一同走一趟——能在这样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遇到伦敦来的绅士，真是一件高兴事。可以听到许多奇闻异事。再见啦，先生，再一次谢谢您。”
我们分手后，我已经从教堂那里走出了一段路，再回过头去看看，看见那两个人又在路那头出现，这时又多了一个人，原来就是我前一天晚上跟踪他到火车站的那个穿黑衣服的矮子。
三个人站在一起谈了一会儿，然后分开了。穿黑衣服的矮子独自向韦尔明亨方向走去——另两个人仍停留在那里，分明是计划一直在背后跟踪我。
我继续向前走，不让这两个家伙注意到我是在特别留心他们。这时他们并没令我感到不快——相反地，他们重新燃起了我已濒临破灭的希望。刚才由于发现了结婚的证明，我在惊讶中就忘了第一次看见有人守在教堂法衣室附近时自己所做的结论。现在他们再一次在这里出现，就提醒了我这一点：珀西瓦尔爵士已经预料到，我会见凯瑟里克太太后，下一步就要到老韦尔明亨教堂，否则他就不会派他的密探到这儿来跟踪了。这样看来，法衣室里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深处却有一些蹊跷：那结婚登记簿里似乎还藏有一些我没发现的东西。
一经走远，已看不见教堂，我就加紧脚步向诺尔斯伯里镇迈进。
那条路大半是笔直平坦的。我每次回头顺着它朝后望去，都看见那两个密探形影不离地一路尾随着我。路上他们多半和我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有一两次他们加快了步伐，似乎要赶上我，但是接着就停下来，彼此商量一会儿，又恢复了原来的距离。显然他们抱有某种目的，但好像又拿不定主意，或者，对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猜不准他们要使什么诡计，只是十分担心，怕在去诺尔斯伯里镇的途中遭到什么意外。不出所料，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我刚走到一带冷落的地方，离前面一个急拐弯只剩下一段路，根据时间推算，我以为离那镇已经不远，这时我突然听见紧靠近我身后边两个人的脚步声。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其中的一个（那个在伦敦跟踪我的人）已经急速在我左边擦过去，并且用肩头猛撞了我一下。之前他和他的同伙趁我没有觉察，从老韦尔明亨一路在后跟踪，已经激怒了我，而我这时就很不应该地用空着的手蓦地一下推开了这家伙。他立刻大声呼救。他的同伙，那个穿猎场看守人衣服的大个子，扑到了我右边，紧接着，两个流氓就在大路当中一左一右紧揪住我。
幸而，我明白这是他们设下的圈套，而且已经懊恼地想到自己落进了圈套，所以我克制住自己，没和两个人进行无益的较量，没把事情弄得更糟，因为，我赤手空拳，单是其中的一个估计也没法对付。我本来打算甩开他们，但是接着就克制住这一任性的举动，我环周四顾，看看附近是否找得到一个人出来伸张正义。
这时我看见有一个工人在附近空地上干活，他肯定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我唤他和我们一起去镇上。他摇摇头，坚决表示不肯，然后朝公路后边一个农舍走过去。同时，紧揪着我的两个人声称，他们要控告我打了人。这时我已经变得冷静和聪明，不再去反抗他们。“撒开手，别揪着我胳膊，”我说，“我跟你们到镇上去。”穿猎场看守人衣服的那一个粗暴地拒绝了我，但是另一个较矮的很机灵，他考虑到事态的严重后果，反对他的同伴不必要地动手行凶。他向那个人比画了个手势，接着我的双臂就被松开，在他们俩当中继续向前走去。
我们走到公路拐角，那地方已靠近诺尔斯伯里镇边缘。一个当地警察正沿着路旁小道走过。两个人立刻去找他。警察回答说，这时候法院推事正在镇公所审理案件，我们最好立刻去看找他。
我们走到了镇公所。书记正式传讯，受理了那两个人对我提出的控诉。一般在这种情形下，控诉习惯上总是夸大其词，并且是与事实不符的。法院推事（他是脾气暴躁、专以运用权力为乐的那种人）查问，大路上或者附近一带有谁亲眼目睹了打人的事，原告承认那个工人当时在空地里，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但是，此后一听法院推事接下去说的话，我就明白了他们承认这件事情的目的。推事立即拘留了我，要我提出见证人，同时准许我取保候审，随传随到，但这必须有人为我做保。如果镇上有人认识我，那我只需要交纳保释金，就可以获释，然而我在这里人生地疏，所以必须找一个人为我做保。
这时我已明白了他们的全部诡计。按照他们的安排，是要把我扣押在那个镇上，而我由于在那里完全人生地疏，就没有交保获释的希望。拘留到推事下次开庭时为期只有三天。但是，在我被拘禁的那段时间里，珀西瓦尔爵士就可以不择手段摧毁我的下一步行动，完全不用担心受到我的阻扰，而这样也许就可以使他的罪行永远不会败露。三天过后，原告的控诉肯定会撤回，那时也就无须什么见证人出庭了。
看到我下一步的行动受到这种恶作剧的阻挠（这种手段本身虽然十分卑劣不足挂齿，然而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令人沮丧的），我在那一阵愤怒，几乎可以说是绝望之至，起初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一时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摆脱当时的困境。我真愚蠢，当时竟会索取纸笔，准备私下里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法院推事。可不是嘛，我已经提起笔来写了几行，接着方才发觉这种做法是不够慎重的，也是毫无希望的。说来也惭愧，我几乎已被烦恼折磨倒了，但最后我还是推开了纸笔，想出了一个珀西瓦尔爵士大概不会料到我会在几小时内获得自由的办法。我决定把自己的处境通知那位住在橡树场的道森先生。
读者们也许还记得，我第一次在黑水园府邸附近进行调查时，曾经去过这位先生的住所，并带给他哈尔科姆小姐所写的介绍信，信中再三拜托他大力照顾我。现在我通知道森先生时，就提到了这封信，并且像上次告诉他的那样，谈到我所打听的事件的复杂性与危险性。我没让他知道罗拉的真实情况，只说我出来办理的这件事，对私人的利害有着重大影响，并且是与哈尔科姆小姐有关。讲到为何来到诺尔斯伯里镇时，我仍采取了审慎态度，只说我是受了医生所熟悉的一位女士的重托，上次在他家里曾蒙他殷勤招待，而现在我处于孤独无援的境地，探问他是否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我获得堂上的允许，可以雇一个送信人带着我的信立刻乘车出发，去把医生接来。橡树场位于黑水园偏近诺尔斯伯里镇的一面。雇来送信的人说，他能在四十分钟内赶到那里，然后再花四十分钟时间把道森先生接来。我吩咐他，万一医生不在家，那么，无论走到哪里，一定要把他找到。然后，我竭力耐着性子，同时满怀希望，坐下来等候这一行动的结果。那时还不到下午一点半，送信人已经出发。三点半前，他陪着医生来了。道森先生及时帮助了我。他那样热心，那样周到，但他认为那只是应尽的义务，这使我备受感动。保释的必要手续一经提出，立刻被接受了。那天下午四点以前后我又成为一个自由人，在诺尔斯伯里镇街上和这位善良的老医生热情地握手。
道森先生殷勤地邀我和他一起去橡树场，要我在他的住所过夜。我只好回答说，现在的时间不能由我支配，还说，我会过几天再去拜访他，将向他重申谢意，并向他说明我认为他应当知道、但目前还不能透露的一切。我们彼此依依不舍地分了手，我立刻起程去高街汪斯布罗先生的事务所。
现在时间非常重要了。
我交保获释的消息，肯定会在今天天晚之前传到珀西瓦尔爵士那里。如果我不能在此后几小时内做出他最担心的事情，完全把他制服，我就可能前功尽弃，以后永远无法重新获胜。这个人一向是不择手段的，他在本地拥有势力，而我暗中进行的侦察工作又对他的罪行暴露构成了巨大危险。这一切都在警告我，我要加紧进行彻底的追查，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刚才我很好地利用等候道森先生的时间进行仔细思考。早些时候那位唠叨的老教区执事的部分谈话使我感到厌烦，但是，现在重新回忆时，我却在那些话中发现了新的线索，我脑海中隐隐闪过了先前在法衣室里未曾触及的疑念。我原先去诺尔斯伯里镇的目的，只是要找汪斯布罗先生，调查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的事。而我现在去那里，则是为了要查看老韦尔明亨教堂里的结婚登记簿的副本。
我去找汪斯布罗先生的时候，他正在事务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