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诗人在冰雪消融的声音里踏上了还乡的路。他的手里没有雨具，眉毛上沾满晶莹的霜花。虽然时令已经是早春，最后一场雪却在北方很情绪化地降落。他后来发现，路两边的树木已不存在，连树墩上的年轮也与他的过去无关；小时候住过的旧房子，残壁上画满了歪斜的字迹，早已在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倒塌，土炕的气味蒸发殆尽。他的过去，被时光的锋刃严重切割与毁坏。
更有趣的是一些豁了嘴的老人，朝他投来陌生和置疑的目光。他忽然意识到：一切都起了变化，那个瘦小的儿童没有了，他已永远消失在村庄凛冽的风口，消失在池塘和磨坊月光映照下缭绕的薄雾。
孩子们手拿一根返青的竹条，在他的衣服上留下一道道划痕。他轻轻地笑了笑，把棕色巧克力塞到他们玩泥巴的小手里。
他们不知道，多年以前，眼前的这个人，曾经是他们父亲当中的一员，年龄和他们现在相似。只不过后来我离开了村庄，入了远方城里的学堂。然后他盲目地长大，游走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很长一个时期，他找不到坐标，找不到意义，现实一度让我成为一个无可奈何的功利主义者。奇怪的是，他走得越遥远，对自然与朴素的怀念就越强烈。
那些童年的许多伙伴们，却在村庄里留了下来，守着黑乎乎的屋门，和一垛垛清香的干草，马的汗味，狗的叫声。他们的梦想不多：春天翻修一下漏雨的屋顶，积攒一些钱过一个好年，把儿女催交的学费凑足。他们让土地长出茂盛的庄稼，同时生命中的一个个美好的日子也被土地拴住。由于没有太多的梦想，这样的生活说不上好。但他们认了，也就说不上有多么糟。他们的想法都比较简单，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处境，不清楚那些城里的人，为什么一边吃着他们种出的粮食，一边投来轻蔑的、自以为是的目光。难道他们欠了那些人什么吗？不，恰恰相反，是那些人欠了他们的——欠了土地的恩赐和营养。一株麦子的生长过程决不亚于一台机器的生产加工过程，但它被某类人在大口吞食之后习惯性地不被记住。
农夫在春天开始劳作。这劳作不是短暂的生活体验，而是将全部身心都交付给土地，眼前永远是绵延起伏的黄褐色，没有尽头和出口。在最炎热的骄阳下，哲学家和诗人都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午休，而一头牛的叫声就会把农夫从瞌睡中唤醒，到田间除草，或者捕捉禾苗上的昆虫。在那一刻，他们有权利对一个趾高气扬的还乡者不予理睬，而自顾照管好一垄春麦，一辆木车和一沟渠水。
诗人之所以千里迢迢还乡，乃是出于精神的严重缺损。城市的声音多么热闹，似乎每天都在发放诱惑的彩票，大街上人流穿梭，充满了欲望。在那里，他其实早已成为机器上的一颗螺钉。由于有限的资源与强烈的供需愿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与倾轧，生命的水分被紧张忙碌的生活榨干。攀比的风气愈演愈烈，嫉妒与焦虑让精神世界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多年前，托尔斯泰曾提出过一个“改造生命”的理论，但时间会自己说话。它证明人类可以改造一片海洋，一座城市，一幢建筑物，但惟独生命有其永远不可改造的特质。
一些人走了，一些人来了，他们在城市规范的模具里大同小异。
这时候，还乡者便想起要到童年的乡间寻找自我——为什么春天的一株树和一根草会散发令人陶醉的魅力？为什么粗糙的食物会让人在唇边感受甜蜜的回忆？为什么仰躺在一堆麦垛上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这其实是对物质主义的抵触情绪。但当他从泥土里汲取了故乡情感的汁液，又只能选择回到喧嚣与不安的生活中去。他似乎满足了，乡村作为一个通往天堂果园的虚拟驿站，又一次被滚滚而来的春天证实。
（原载《青岛文学》200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