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发生分裂，各派系为了争夺政权攻战不已。政坛更迭频繁，短短的13年就有38届内阁，最短命的只有6天。继任政府往往不承认前任政府的债务，许多放款的银行因此破产倒闭。
无论北洋政府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筹措经费，主要经济来源是关税和盐税，地方政府则从农村征收田赋。在袁世凯死之前，北京政府尚能从各省提取一些田赋。到1921年，政治形势明显恶化，内战频仍，关税几乎全部用来交付外债和赔款，盐税收入又被地方侵占，财政也就彻底失控了。盐税收入在1922年达到最高点8600万元，实际提交北京政府的只有4700万元；1926年，各省和军队截留的盐税达到3700万元，提交北京的仅有900万元。
面对长期的财政困难，北京政府被迫借债度日，1912至1926年先后举借外债12亿多元，全部用关税或盐税担保。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资本市场低迷，北京政府借不到新外债，便转向国内发行公债。1912至1926年间发行了61亿元内债，还有各类名目繁多的地方公债。内外债的本息加上军费开支，至少占政府年总支出的五分之四。没有充足的投资资本，中国经济没有得到实质性发展。
清末民初，是个传统道德意识形态崩溃，而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又没能建立的时代，国家状况又不好，不择手段地弄钱成为许多政界人物的第一选择，也是他们心理上最后的依靠。
民国以前，中国人本不懂什么叫选举，最高统治者除了马上得天下就是靠着投个好胎。但是此时风水一转，皇帝没有了，议会在国家政治结构中拥有很高的权威，包括大总统在内的各种重要官职均需议会选举或认可方能产生，口吐莲花的议员们顿时成了豪客。
国会议员的薪水每月500元，相当可观，相当于半套四合院的价格。但是人心不足，很多人便打起了出卖投票权的主意，谁给钱就支持谁。政客利用议员，议员又利用政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袁世凯从善后大借款中拿出300万元用来收买议员，每票5000至8000元赃选他为正式总统。议员拿到钱就终日花天酒地，沉迷于妓院赌场之中。北京的寻常酒席原来不过十元八元，被频繁的饭局抬到20元以上。
袁世凯之后的政治强人是皖系首领段祺瑞。这位自负的“北洋之虎”为官清廉，被称作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但在政治上寸步不让。对于西南各省的不服从，他决意武力统一，但这就需要钱。为此他极力主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此进一步借款扩军，结果引起了和黎元洪总统的“府院之争”。1917年5月，皖系政客以每小时五角大洋的报酬雇佣乞丐和游民组成“公民团”聚集包围国会达10小时之久，企图强迫国会通过参战案，甚至殴打议员。
这一无赖行径激起了全国舆论谴责，报纸又透露这位内阁总理竟然向日本借款1亿元，众议院于是决议该借款无效，并且缓议对德参战案，黎元洪趁机将段免职。素来以大清忠臣自诩的辫子军统帅张勋趁机以调停为名，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夺权，将黎总统轰下台，恭请宣统皇帝溥仪出来复辟。段以“保护共和”为名，率兵打败张勋，重掌政权。
段祺瑞重掌北京政府以后，以“再造共和”之功抛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旧国会，另组御用参议院。同时，他放手向日本大借款，仅在1917年8月到1918年9月一年间借款额即达5亿元，几乎都用于打内战和编练参战军。同时，段祺瑞又收买政客组建“安福国会”，垄断了几乎所有政府肥缺，引起了直系军阀的不满。1920年5月，直系吴佩孚部不听调令，从湖南迅速撤防北上，一直走到洛阳，酿成直皖大战。
这时候，全国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皖系因此大失人心。吴佩孚以“爱国军人”的姿态抓住皖系的辫子不放，大肆攻击，博得了舆论的支持，不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
原本张作霖的奉系是接近皖系的，但张作霖发现段祺瑞的头号谋士徐树铮代领的奉军军费不足，下发550万元，奉军实收到180万元，徐树铮擅自把军费移作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张作霖一怒之下转而助直反皖。
皖系兵败失势，直系军阀取而代之，上台后去却只顾忙着扩充自己的势力。吴佩孚一下就扩充了六师人马，国家财政罗掘净尽。政府对非直系嫡系的军队一概不管，任之自生自灭，而政府里充斥着拿钱不做事的顾问、参议、顾问和领干薪的姨太太。
1921年初，北京和全国各地到处闹穷，军费积欠了八九个月，十万火急或百万火急的催款电报像雪片一样向北京飞来。各省驻军纷纷在自己辖区内截留国税或其他款项。驻信阳的冯玉祥部截了铁路公款引发轰动，报纸上登出了冯玉祥拦火车的漫画。湖北和江西等地军队哗变，到处烧杀焚掠，外国人的商店也照抢不误。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部则组织了“索薪团”，发表通电请求救助饥寒，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
军队尚且如此，政府其他各部的普通公务员更是一片哀鸿，终日忙于包围国务院索薪，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停顿，总长、次长都因部员索薪而辞职，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日本人散布谣言，说五国将共管中国财政。于是北京、天津、汉口等处中交两行发生了挤兑风潮。
屋漏更遭连夜雨。1921年2月，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出兵，并拼凑了军饷和开拔费300万元拨给张，张还是按兵不动，直接导致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失去控制。直系将领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对直军不公平，直奉两系面合心离，最后诉诸一战。吴佩孚六天击败张作霖，奉系退出北京，直系成为北京政府唯一的军事集团。
直系获胜，让直系首领曹锟大喜过望，也激起了他的总统梦。为了以合法的名义登上总统宝座，曹锟先逼退总统徐世昌，迎原总统黎元洪复职，但同时又在政治上对黎百般刁难，让其政府无法工作。
财政困难是北京政府多年的老病，黎元洪当然救不了，于是便没日没夜被上门讨薪的人包围。1923年6月，军警单位代表500余人上门要求总统发给欠薪，接着还有所谓“公民团”、“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在门外摇旗呐喊，到了午夜才散去。黎元洪外有刁民包围、军警索饷，内则众叛亲离，不得已弃职离京去津。
黎元洪脾气温厚，号称“黎菩萨”，实则圆滑贪财之人。北京崇文门税收监督是公认的肥缺，每月收入30万元，他从中抽走10万元，其他的有利可图之事也不放过。黎元洪下台以后主要精力转向经营工商业，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有60多家，投资额达300多万元。有一次他在天津请孙中山之子孙科吃饭，问起孙中山在上海每月开支多少。孙科不好意思讲得太少，说一千多元。黎元洪很惊讶，说：“一千多元怎么够用？我平均一个月的花费，总在5万元以上。”
黎元洪一走，很多议员纷纷指责军阀驱逐总统，并开始离京。这时议员有两个去处，一是去天津追随黎元洪，但这位总统出手小气，掏出的钱不足以养活议员；另一个去处是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留京的议员和离京的议员大打笔墨官司，彼此指责对方被收买为工具。最终多数议员还是留在北京，为新总统选举叫价。
决定曹锟是否当选，当然全在于一个钱字。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得不到票。曹锟之前参选过一次副总统，出价为每张票2000元。但是，议员们从报上得知曹锟以10万元纳伶人为妾，很是寒心，认为一个戏子要值50个议员的身价，纷纷拒绝出席选举大会，逼得议长要派人到处去抓议员到会投票，也未能成功。
这次是大总统选举，逼得布贩子出身的曹锟出血本，用每张选票5000大洋的重金贿赂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当选为大总统，加上出席费、招待费、补助各政党党费，他为了当总统共花掉1350万元！
这出丑剧搞得曹锟声名狼藉。当他下令强迫人民为他举行就职庆典时，不少地方敲丧钟、戴黑纱，把庆典变成了丧仪。这场闹剧的组织者们被称为“猪仔总统”和“猪仔议员”。但相比之下，这位大总统的贿选，比起袁世凯派军警拿着枪逼着议员投票还是要好一点。有人拿了钱不投票，曹锟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