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议会体制无法摆脱传统黑金政治的影响，谁能弄到钱谁就能坐稳江山，管你的钱来路如何。五千大洋一张票，议员们不要脸的同时也不要了国家和社会责任。
按照前清财政体制，中央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各省的解款。清末财政已濒临崩溃，武昌起义以后，各省截留了原应解归中央的税款，袁世凯上台后仅北京一地每月就需350万元，南方临时政府撤销后每月的支出和欠款也都要北京政府负担，而政府的收入每月不到80万元。最大的财政收入海关关税控制在各国使团手里，列强又以偿付庚子赔款为辞暂不缴付，真是毫不夸张的库空如洗，有上顿没下顿。
财政穷窘威胁到政权的稳固，这是袁世凯上台后与外国银行团进行大借款谈判的直接动因。清朝末年，英美德法日俄列强组成银行团，垄断了中国的借款。袁政府首任总理唐绍仪想打破这种垄断，向比利时签约借款1000万镑，结果银行团大哗，对政府施外交压力，使这个合同流产。
袁政府罗掘俱尽，财政总长变成了借债总长，起初借200万、100万，后来借几十万，最后甚至1万都借，政府中能抵押的东西都在抵押。总统府电令驻外代表开发借款路线，达成借款的中间人都有佣金拿，救国又利己，一时间驻外人员均以借款为主要工作目标四处奔走，天天有好消息，天天都落空。
打不破银行团的垄断，唐绍仪只好回头与之谈判，银行团方面提出要监督所有借款的支出，政府每月预算和所有军队遣散都要有外国顾问核准监督。唐总理认为这有损中国主权，一怒之下谈判决裂，主张在国内找1000个富翁各买1万元公债来凑齐这笔款子。其他内阁成员则认为当前情势非借款不可，只好委曲求全。于是商定，由财政总长熊希龄牵头与外方重新协商。
“善后大借款”的最后结果是六国银行团向中国借款2500万英镑，利息五厘，分5年陆续支出；盐税作抵，整理盐政并由外方代为征收盐税。扣去发行折扣、赔款支出、借款、垫款、盐务整顿费，政府真正拿到手不过820万英镑，只能维持6个月，但47年之内连本带利却要偿还6785万英镑，还丧失了盐税控制权，条件之苛刻令人震惊。
袁世凯明知借款丧权辱国，但不借款几乎日常开支都难应付，何况有了钱就可以买军火，收买议员、军队对付反对他的国民党。同时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大借款可让袁政府和列强连接在一块，列强各国不止是承认了袁政府，而且还非支持袁政府不可了。
国民党方面一直强烈反对大借款。黄兴和熊希龄都是湖南老乡，本来交情不错。黄兴主张发动筹募国民捐，并将军队欠饷换成公债，集合社会资本来弥补财政缺口。黄兴的国民捐方案规定财产在500元以上累进征收，工薪在10元以上者捐纳十分之一，带有强迫性质。熊希龄认为借款主要为了帮助黄兴裁军，却得不到黄的支持，于是二人便在电报上恶言相向，反目为仇。
更严重的危机在于，该案并未交国会讨论，政府便径行批准，使国家的政治体制受到严重挑战。大借款签字之日，一部分国民党议员跑到签字地点汇丰银行守候，企图作最后的努力来阻止签字。袁世凯政府人员躲过国民党议员，半夜秘密进入银行，签字完毕后又偷偷地从后门溜走。国民党籍议长、议员当即通电全国，谴责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湘、粤、赣、皖四都督更联名发表通电，严词反对大借款。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解散国会，强行通过大借款。同时政府为恢复经济、争取商界的支持而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少出口税，统一币制和支持实业。经过财政整顿、加重捐税和发行公债，1914年和1915年政府财政状况有好转，基本达到了收支平衡。
一统江山之后的袁世凯一味加强个人独裁，其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使他经不起帝王桂冠的诱惑，最终走上帝制自为的道路。那些对共和政体失望、认为民国不如大清的人便聚集在拥护帝制的破旗下为之呐喊。
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何处为帝制活动筹款。政府主要收支都受制于外国银行，不能从国家经费上挪用。“太子”袁克定便打起了鸦片的主意。原来民国成立后禁烟，烟土商抢着要把存于香港和上海的6000箱烟土出手，为打通关节，愿意每箱报效4500元，共计2700万元，以此款陆续献给帝制运动作经费。
这笔巨款主要用来收买各地军政官员和社会名流。梁启超在动笔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动讨袁事业之前，顾虑文章发表后会遭迫害，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袁派人赠给他20万元作为出国的旅费，因此，梁启超就觉得这篇文章非写不可了。
湖南名士王闿运与袁世凯的叔叔打过交道，他自认为是袁的长辈，写信时称呼袁为“贤侄总统”。这次他应邀在拥护袁当皇帝的电报上签名，价码是10万元，结果未予兑现。他派家中老妈子到总统府要账，居然也如愿而归，成了当时的一大趣闻。同时“皇亲国戚”们也纷纷借着筹办登基大典的机会大捞一把，整修故宫三大殿花了100多万，结果报销的数字是270万。
在北京一片乱象之际，深得袁世凯重用的蔡锷将军却潜回云南，举起护国大旗，掀起全国各地反对帝制的大潮。蔡锷最初也对袁世凯寄以希望，直到袁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领袖形象才在他心中轰然倒塌。袁世凯接下来的称帝举动越发激起蔡锷心中的怒火，他便决意起兵讨袁了。
云南本是贫穷的省份，兵力只有两万人，要与兵力25万人以上的北洋军相抗衡，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云南政府紧急征募扩军，裁并政府机关，停办慈善事业，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公务人员只领取少量伙食费，并劝导民众和华侨捐资济饷充作军费，发行护国公债。护国第一军参谋总长罗佩金把价值十余万元的祖产全部捐出以充军费。
护国军出征是云南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云南人民肩负了沉重负担。护国战争中，官兵战至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有枪无弹，省内五六万匹骡马都被征用，以致战争后商务萧条，财政枯竭，多年恢复不了元气。
在称帝问题上，北洋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封疆大吏对帝制采取反对或暧昧的推托态度，护国运动一开始便得到各地纷纷响应，更有甚者采取反戈一击的手段挖袁的墙脚。
袁世凯电请广西陆荣廷派兵协助进攻云南，陆也不推辞，只要求拨发步枪5000支、军饷100万为开拔条件，袁世凯忍痛拨发。陆荣廷拿到钱就通电劝袁辞职，给了他当头一棒。与之类似，东北的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一口承允，等到饷械到手后却突然变了脸，提出袁的心腹段芝贵在东北亏空公款数百万，要代人民清算这笔账。袁世凯对南方的爆炸局势已经很伤脑筋，自然怕北方也出乱子，只有任命张作霖为盛京将军以安抚，张作霖敲诈得到了地盘。
军费大增使袁政府再度陷入财政危机，连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国、交通两行的现银准备金也被提取。在危急存亡关头，新上台的总理段祺瑞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付现金。段祺瑞认为，此时继续增发钞票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银行可能发生挤兑，局面将不堪收拾，只有冒险通令停兑，腾出时日整理兑现。
1916年5月停兑令一下，京津地区市面骚动，银行出现挤兑，现银绝迹，物价上涨，粮价骤然上涨了二成，买火车票、邮票、发电报都只收现洋而不收钞票。这样一来，民心更散，政府信用完全破产。不久袁世凯在失意中死去。
在北方金融一片混乱之时，中国银行上海行的经理宋汉章、张嘉璈则认为，若奉命停兑则银行信用必将荡然无存，决定抗命。上海中行以位于租界为由，由股东联合会聘请外国律师来接管银行，再由律师委托宋汉章等人继续营业，政府无可奈何。上海中行对外现金照兑不误，并且在星期天也破例开门，结果一周时间就平息了挤兑风潮。这次风潮对于新生的中国银行业的信用影响巨大，上海银行家的形象和地位也由此奠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