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业对外开放10多年来，理论界和企业界的争议声一直没有断过。最近几年，中国内资零售企业甚至弥漫着一种恐慌和不满的情绪。恐慌是对零售跨国公司的，不满主要是对政府的。这种情绪不断地在各种零售会议和论坛中表露出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立法产生了影响。回顾和讨论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零售业开放的意义与开放过程中的问题，有利于零售业全面开放后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促进中国零售业的发展。
关于零售业开放的争议，主要有以下两个论题：
（一）零售业有没有过度开放
多数意见认为：中国零售业的开放已经过度。这个“度”是指中央政府为外资企业设定的范围边界。过度开放的另一层意思是“提前开放”，即早于入世谈判承诺的开放时间开放零售业。由于大量的外资零售企业通过打“擦边球”方式绕过中央政府，在各地开设分店，从而使外资零售企业的分布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央政府原先设定的“限度”。在2004年2月杭州举办的“2004年中国零售高峰论坛”上，时任中国入世谈判代表的龙永图谈到的一个事实就是很好的例证：“入世刚谈判时，我们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一开始，我们对商业零售这一块把关很严，只允许8个城市开放，其中每个城市也只能有两个合资的商业企业。我们提出这一条件后，当时就有一个美国代表惊讶地问我有没有去过南京路，他说，你们上海的南京路现在都不止16家合资商业企业。一句话，把我问得哑口无言。”
反对零售业“过度开放”最激烈的是“两张一郎”，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7年前就指出零售业有“过度开放”的倾向，5年前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变成了张文中的同盟，不久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郎咸平成为他们的著名盟友。2002年，张宏伟组织人力对违规外资零售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形成了100多页的“中国零售业过度开放报告”。2002年10月，原国家经贸委相关官员公开承认商业领域存在“过度开放”。2003年的两会期间，有代表纷纷提案要求严惩“过度开放”。
内资零售企业界对零售业过度开放问题的炒作，尽管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但是，并没有得到理论界的一致认同。原外经贸部研究室世贸室主任梁燕芬认为，“一些企业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的行为，并不是主流，入世最终的结果就是要优胜劣汰”。对于“提前开放”问题，梁燕芬认为，入世谈判的时间表是根据本国不同领域和行业的竞争情况，及谈判时对方要价决定的。这个时间并不是非常严格的。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具体的明文规定，但如果某些地区能够在开放时间表前就开放，会被世贸组织视为积极的行为。所以，“提前开放”不能视为“过度开放”。
国内零售企业界也有部分人认为：零售业的开放不仅没有过度，在经济发达地区，反而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全国政协委员，来自江苏悦达集团的胡友林和天津家世界总裁杜厦。
江苏悦达集团是法国家乐福公司在江苏省的合作伙伴。胡友林认为，尽管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给中国的商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但从另一方面，对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对尽快缩短我国在这些产业上与世界500强的差距是利大于弊的。他认为：国家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准入限制上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鼓励国有企业与国际知名企业的合资合作。只要其在中国兴办企业，就要在正确加以引导的前提下，“只求所在，不求所有”。国外大型商业零售企业都具有国际化的发展经验，有良好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模式，对国内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百货业等传统商业形式带来了一次变革。比如，江苏的一些二级城市人均GDP已达到3000～4000美元，这些城市已完全具备了加快开放的条件，不会对其传统商业产生太大的冲击和影响。
反对“过度开放论”的杜厦认为：“不存在过度开放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讲，过度开放意味着关闭。中国的零售业能有今天，完全是托开放的福。中国并没有因为外资企业的进入而使本土企业丧失了机会。相反，它使得中国的消费者意识到，什么样的业态是可以接受的，人们不用再担心假冒伪劣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机会是普遍存在的，关键看你是否具有把握机会的能力，如果你没有准备，不具备抓住机会的素质，怎么可以说没有机会呢？”
另外还有介于两派之间的观点：可以发现开放不足和开放过度同时存在。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上海商业委员会秘书长朱成钢，他认为：开放过度的是大卖场、大超市，“很多地方在拼命地引进，这样有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对中小企业杀伤力过大，可能造成就业压力；二是一味开大超市会对商业业态的多样性造成冲击，而一个真正的国际商业城市是需要商业业态多样性的。”开放不足的是商业服务，“比如上海商业，明显购物比重太大，休闲娱乐服务不足，国内大的知名商业企业也都没有太多涉及商业服务。”
判断过度开放还是没有过度开放，关键在于这个“度”是什么。认为“过度开放”的人，这个“度”是指政府的开放界限或入世的承诺；认为“没有过度开放”的人，这个“度”是指外资零售企业对内资零售企业的冲击程度。正因为判断的标准不同，他们的结论也不同。事实上，外资零售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确实发生了超越限度的问题，但是，他们对中国内资零售企业的冲击确实没有我们担心的那么大。
（二）零售业开放会不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最近几年，零售业内不少企业家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强调零售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他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零售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所以开放零售业必须谨慎。物美集团的张文中、东方集团的张宏伟是持这一观点的最有影响的零售业企业家。他们认为：流通业就像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血脉，把血脉给了别人，就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影响的方式，最重要的是直接打压了中国制造企业，挤压其利润，扼杀其生机。张文中认为，中国加入WTO后，社会各界普遍关心民族产业在国际资本冲击下受到损害的问题，其中，流通业是受到冲击与损害最为严重的产业之一。他建议调查入世后国外资本给我国民族流通企业造成的损害，深入研究按照目前情况发展，5～10年后我国流通产业的格局，以及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的危害，认真分析对策，对于违规的外资企业和有关地方政府要严格查处。
零售跨国公司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确实令人担忧。首先，他们有实力影响中国制造产业的方向。随着零售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就有可能通过大规模的采购控制中国产业发展的方向。如果形成行业垄断和背离需求，将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其次，中国制造企业存在着外商“抽逃订单”而破产倒闭的风险。进入中国的国际零售集团有可能不采购中国产品，而在全球的范围内采购成本低、质量好的产品，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就会导致很多生产企业破产倒闭。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已成为世界加工厂，国际零售集团“抽逃订单”的风险眼下并不存在，当然我们也要着眼于长远。最后，零售跨国公司占压厂商流动资金、向厂商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对中国的产业发展有不良的影响。
代雨东为经济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商业主权论”。他在《21世纪中国商业主框架运行思想》一书的卷首中写道：“没有主权商业，就没有主权工业；没有主权工业，就没有主权经济。”在《全商——商业主权论》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理论。他认为，外国商业资本通过违规扩张布网和变相违法经营，采取以占领市场份额为目的的“零售倾销”策略，已在我国大中城市展开了旨在控制零售商业领域的战略竞争，有些城市甚至已失去了商业主权基础。随着中国商业对WTO的全面开禁，原有幕后操纵民族商业企业和假借合资谋取不法利益的外资商业企业将浮出水面，进而掀起新一轮的兼并之风，并在已建成的高端商业网络布局的基础上，迅速在我国的中小城市及县城等三、四级市场形成梯度连锁，继而最终瓦解中国的商业安全体系。由此可见，一些业界领袖和各界有识之士高度关注我国商业安全状况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认为在国外商业资本的违规扩张与恶性竞争以及地方政府的违规操作下，我国的流通产业已遭到严重损害和安全威胁，这种观点绝非危言耸听。一旦我国的商业主权被国外商业资本控制后，我国的工业包括农产品加工业的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并渗透到科技、文化和思想领域，到那时，以市场为导向的订单工业只能是外资商业借以攫取高额利润的附庸。
零售业引进外资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拉美化危险”作为其重要的论据之一。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国内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进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外资的进入的确令这些国家的GDP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是当全球产业的风向一转，跨国公司纷纷把投资从拉美地区抽出转向其他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后，这些国家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如今的巴西是个很好的例子，它的汽车工业、机械制造、信息、电信、食品、医药等行业已经被外资控制，巴西前100家大公司中，外资已占近半。国外的投资虽然暂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国际垄断资本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润带回母国——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造成了经济剩余的大量转移，所谓的“增长而不发展”的现象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担心经济安全的人士当然担忧：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巴西？
相比较而言，李飞的观点比较“辩证”，他指出：“流通业事关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结论成立。但是，零售业的对外开放是否危及国家经济安全，需要进一步探讨。2001年中国企业家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统计，有24.5%的人认为入世后中国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恶化，居被调查的31个行业之首。目前这种局面并没有出现，说明人们在感觉上夸大了零售业对外开放的负面作用。一些生产和零售企业的倒闭，也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只要防止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国际著名零售集团在中国市场形成垄断，就不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