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孙中山（1866～1925年），广东中山县人，翠亨村人，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本篇是孙中山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节选）。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民国十一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的就是本篇演讲稿。
孙中山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人类因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时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现在人类中都已经绝迹了。我们中国的民族也很古，从有稽考以来的历史讲，已经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们的民族，自开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当中受过了许多天然力的影响，遗传到今日，天不但不来消灭我们，并且还要令我们繁盛，生长了四万万人。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最多最大的，是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较别种民族独厚。故经过天时人事种种变更，自有历史四千多年以来，只见文明进步，不见民族衰微。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所以一般乐观的人，以为中国民族，从前不知经过了多少灾害，至今都没有灭亡，以后无论经过若何灾害，是决不至灭亡的。这种论调，这种希望，依我看来，是不对的。因为就天然淘汰力说，我们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我们民族处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这两种力的压迫，并且深中这两种力的祸害了。
中国几千年以来，受过了政治力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蒙元，一次是满清。但是这两次亡国，都是亡于少数民族，不是亡于多数民族。那些少数民族，总被我们多数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国在政权上，虽然亡过了两次，但是民族还没有受过大损失。至于现在列强民族的情形，便和从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来，列强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经比较过了。像英国、俄国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国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内的增加，推测以后一百年的增加，我们民族在一百年以后，无论所受的天惠怎么样深厚，就很难和列强的民族并存于世界。比如美国的人口，百年前不过九百万，现在便有一万万以上，再过一百年就有十万万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几倍。由此推测，到百年之后，我们的人口便变成了少数，列强人口便变成了多数。那时候中国民族纵然没有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单以天然进化力来推论，中国人口便可以灭亡。况且在一百年以后，我们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并且要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此两种力比较天然力还要快而且烈。天然力虽然很慢，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个先例可以用来证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红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为红番之地，他们的人数很多，到处皆有；但从白人搬到美洲之后，红番人口就逐渐减少，传到现在，几乎尽被消灭。由此便可见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政治力和经济力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更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此后中国民族如果单受天然力的淘汰，还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就很难度过十年。故在这十年之内，就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关头。如果在这十年以内有方法可以解脱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民族还可以和列强的民族并存。如果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没有方法去解脱，我们的民族便要被列强的民族所消灭，纵使不至于全数灭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后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
中国受欧美政治力的压迫，将及百年。百年以前，满人据有我们的国家，仍是很强盛的。当时英国灭了印度，不敢来灭中国，还恐中国去干涉印度。但是这百年以来，中国便失去许多领土。由最近推到从前，我们最近失去的领土是威海卫、旅顺、大连、青岛、九龙、广州湾。欧战以后，列强想把最近的领土送回，像最先送回的有青岛，最近将要送回的有威海卫，但这不过是中国很小的地方。从前列强的心理，以为中国永远不能振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把中国沿海的地方像大连、威海卫、九龙等处来占领，做一个根据地，以便瓜分中国。后来中国起了革命，列强知道中国还可以有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国的念头。当列强想瓜分中国的时候，一般中国反革命的人，说革命足以召瓜分；不知后来革命的结果，不但不召列强瓜分，反打消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念头。再推到前一点的失地，是高丽、台湾、澎湖。这些地方是因为日清之战才割到日本，中国因为日清一战，才引出列强要瓜分的论调。更前一点的失地，是缅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国当时还稍有抵抗，镇南关一战，中国还获胜仗。后来因被法国恐吓，中国才和法国讲和，情愿把安南让与法国。但是刚在讲和之前几天，中国的军队正在镇南关、谅山大胜，法国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中国还是求和，法国人便以为很奇怪。尝有法国人对中国人说，“中国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议，就各国的惯例，凡是战胜之国一定要表示战胜的尊荣，一定要战败的割地赔偿。你们中国战胜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国，定种种苛虐条件，这真是历史上战胜求和的先例。”中国之所以开这个先例的原因，是由于满清政府太糊涂。安南和缅甸本来都是中国的领土，自安南割去以后，同时英国占据缅甸，中国更不敢问了。又更拿前一点的失地说，就是黑龙江、乌苏里。又再推到前一点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龙江以北诸地，就是前日俄国远东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国都拱手送去外人，并不敢问。此外更有琉球、暹罗、蒲鲁尼、苏绿（今译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锡兰、尼泊尔、布丹等那些小国（今译不丹），从前都是来中国朝贡过的。故中国最强盛时代，领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龙江以北，南至喜马拉雅山以南，东至东海以东，西至葱岭以西，都是中国的领土。尼泊尔到了民国元年，还到四川来进贡，元年以后，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来了。像这样讲来，中国最强盛时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邻，亚洲西南各国无不以称藩朝贡为荣。那时欧洲的帝国主义还没有侵入亚洲。当时亚洲之中，配讲帝国主义的只是中国。所以那些弱小国家，都怕中国，怕中国用政治力去压迫。至今亚洲各弱小民族，对于中国还是不大放心。这回我们国民党在广州开大会，蒙古派得有代表来，是看我们南方政府对外的主张是否仍旧用帝国主义。他们代表到了之后，看见我们大会中所定的政纲是扶持弱小民族，毫无帝国主义的意思，他们便很赞成，主张大家联络起来，成一个东方的大国。像这项要赞成我们主张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都是一样。现在欧洲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所以中国的领土便逐渐缩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内也失了许多地方。
自中国革命以后，列强见得用政治力来瓜分中国是很不容易的，以为从前满洲征服过了中国，我们也晓得革命，如果列强还再用政治力来征服中国，中国将来一定是要反抗，对于他们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现在稍缓其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他们以为不用政治力来瓜分中国，各国便可以免冲突。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冲突虽然是免了，可是在欧洲的冲突到底还免不了。故由巴尔干半岛问题，便生出了欧洲大战。他们自己受了许多损失，许多强国像德国、奥国都倒下来了。但是他们的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改革，英国、法国、意大利仍旧把帝国主义继续进行。美国也抛弃“门罗主义”，去参加列强，一致行动。经过了欧战以后，他们在欧洲，或者把帝国主义一时停止进行；但是对于中国，像前几日各国派二十多只兵舰到广州来示威，还是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进行他们经济的力量。经济力的压迫，比较帝国主义，就是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好比此次列强用二十多只兵船来示威，广州人民便立时觉得痛痒，大家生出公愤，就是全国人民也起公愤。故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觉得有痛痒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感觉，像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大觉得痛痒。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全国人至今还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比方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人做日本的奴隶，安南人做法国的奴隶。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讥消高丽人、安南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由刚才所说的概括名义，中国是半殖民地，但是中国究竟是那一国的殖民地呢？是对于已经缔结了条约各国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国有条约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人。所以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比较起来，是做一国的奴隶好些呀，还是做各国的奴隶好些呢？如果做一国的奴隶，遇到了水旱天灾，做主人的国家，就要拨款来赈济。他们拨款赈济，以为这是自己做主人的义务，分内所当为的。做奴隶的人民，也视为这是主人应该要救济的。但是中国北方前几年受了天灾，各国不视为应该要尽的义务，拨款来赈济，只有在中国内地的各国人，来提倡捐助赈济灾民。中国人看见了，便说是各国很大的慈善。不是他们的义务，和主人的国家对于奴隶的人民，便差得很远。由此便可见中国还比不上安南、高丽。所以做一国的奴隶，比较做各国的奴隶的地位是高得多，讲到利益来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依我定一个名词，应该叫做“次殖民地”。这个“次”字，是由于化学名词中得来的，如次亚磷便是。药品中有属磷质而低一等者名为亚磷，更低一等者名为次亚磷。又如各部官制，总长之下低一级的，就叫做次长一样。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要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广东和外国争关余，关税余款本该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争呢？因为中国的海关被各国拿去了。我们从前并不知道有海关，总是闭关自守，后来英国到中国来叩关，要和中国通商，中国便闭关拒绝。英国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联合起来，把中国的关打开，破了中国的门户。当时英国军队已经占了广州，后来见广州站不住，就不要广州，去要香港，并且又要赔款。中国在那个时候，没有许多现钱来做赔款，就把海关押到英国，让他们去收税。当时满清政府计算，以为很长久的时间才可以还清，不料英国人得了海关，自己收税，不到数年便把要求的赔款还清了。满清皇帝才知道满清的官吏很腐败，从前经理征收关税有中饱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国海关都交给英国人管理，税务司也尽派英国人去充当。后来各国因为都有商务的关系，便和英国人争管海关的权利，英国人于是退让，依各国商务之大小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现在，全国海关都在外人的手内。中国同外国每立一回条约，就多一回损失，条约中的权利总是不平等，故海关税则都是由外国所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中国的关税，中国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们便要争。
现在各国对于外来经济力的压迫，又是怎样对待呢？各国平时对于外国经济力的侵入，都是用海关作武器，来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来军队的侵入，便要筑炮台一样。所以，保护税法就是用关税去抵制外货，本国的工业才可以发达。像美国自白人灭了红番以后，和欧洲各国通商，当时美国是农业国，欧洲各国多是工业国，以农业国和工业国通商，自然是工业国占胜利，故美国就创出保护税法，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保护税法的用意，是将别国的入口货特别加以重税，如进口货物值一百元的，海关便抽税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国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这样重的税，便可以令别国货物的价贵，在本国不能销行；本国货物无税，因之价平，便可以畅销。我们中国现在怎么样的情形呢？中国没有和外国通商以前，人民所用货物，都是自己用手工制造，古人说“男耕女织”，便可见农业和纺织工业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外国货物进口，因为海关税轻，所以外来的洋布价贱，本地的土布价贵，一般人民便爱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业就被洋布打灭了。本国的手工工业便从此失败，人民无职业，便变成了许多游民。这就是外国经济力压迫的情形。现在中国虽然仍有手工织布，但是原料还要用洋纱。近来渐有用本国棉花和外国机器来纺纱织布的。像上海有很多的大纱厂、大布厂，用这些布厂纱厂本来逐渐可抵制洋货，但是因为海关还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对于我们的土布还要抽重税，不但海关要抽重税，进到内地各处还要抽厘金。所以中国不独没有保护税法，并且是加重土货的税去保护洋货。当欧战时，各国不能制造货物输入中国，所以上海的纱厂布厂一时是很发达的，由此所得的利益便极大，对本分利，资本家极多。但欧战以后，各国货物充斥中国，上海的纱厂布厂，从前所谓赚钱的，至今都变成亏本了，土货都被洋货打败了。中国关税不特不来保护自己，并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战壕，自己不但不能用去打敌人，并且反被敌人用来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压迫是有形的，最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是无形的，一般人都不容易看见，自己并且还要加重力量来压迫自己。所以中国自通商以后，出入口货物之比较，有江河日下之势。前十年调查中国出入口货物，相差不过二万万元。近来检查海关报告表，一九二一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是五万万元，比较十年前已加多两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后也加多两倍半，那么进口税〔货〕超过出口货便要到十二万万五千万。换一句话说，就是十年之后，中国单贸易一项，每一年要进贡到外国的是十二万万五千万元。汝看这个漏卮是大不大呢！
经济力的压迫，除了海关税以外还有外国银行。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们广东的外国银行便极有信用，中国银行毫无信用。从前我们广东省立银行发出纸币，尚可通用，此刻那种纸币毫不能用，我们现在只用现银。从前中国纸币的信用不及外国纸币，现在中国的现银仍不及外国银行的纸币。现在外国银行的纸币，销行于广东的总数当有几千万，一般人民都情愿收藏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推之上海、天津、汉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样。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为中了经济压迫的毒。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是用纸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几多钱，好多都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外国人现在所用的钱，不过印出几千万纸，我们信用他，他们便有了几千万钱。那些外国银行的纸币，每印一元只费几文钱印成的纸，他的价值便称是一元或十元或一百元，所以外国人不过是用最少之价值去印几千万元的纸，用那几千万元的纸便来换我们几千万块钱的货物。诸君试想这种损失是大不大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多印纸，我们不能够照样去印呢？因为普通人都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只信用外国，不信用自己，所以我们印的纸便不能通行。
外国纸币之外，还有汇兑。我们中国人在各通商口岸汇兑钱，也是信用外国银行，把中国的钱都交外国银行汇兑。外国银行代中国人汇兑，除汇钱的时候赚千分之五的汇水以外，并强赚两地的钱价，在交钱的时候又赚当地银元合银两的折扣。像这样钱价折扣的损失，在汇钱和交钱的两处地方总算起来，必须过百分之二三。像由广东外国银行汇一万块钱到上海，外国银行除了赚五十元汇水以外，另外由毫银算成上海规元银的钱价，他们必定把广东毫银的价格算低，把上海规元银的价格抬高，由他们自由计算，最少必要赚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钱的时候，他们不交规元银，只肯交大洋钱，他们用规元银折成大洋钱，必压低银两的市价抬高洋钱的市价，至少又要赚一二百元。故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兑一万块钱，每次至少要损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万块钱在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来汇去，最多不过三十余次，便完全化为乌有。人民所以要受这些损失的原因，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除了发行纸币和汇兑以外，还有存款。中国人有了钱，要存到银行内。不问中国银行的资本是大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国人办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问外国银行是有信用没有信用，他们所给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听到说是外国人办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觉得极安全，有钱便送进去；就是利息极少，也是很满意。最奇怪的是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一般满清皇室和满清官在怕革命党到了，要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于是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存到各处外国银行，就是没有利息，只要外国人收存，便心满意足。甚至像清兵和革命军在武汉打仗，打败了的那几日，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银行所收满人寄存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至弄到北京所有的外国银行都有钱满之患，无余地可以再存；于是后来存款的，外国银行对于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钱，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钱，存款人只要外国银行收存款，说到租钱，外国银行要若干便给若干。当时调查全国的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的存款，总计一二十万万。从此以后，中国人虽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几年以来，一般军阀官在像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到处搜括，所发的横财，每人动辄是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很安全，供子子孙孙万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国银行。所以至今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存款的总数，和辛亥年的总数还是没有什么大加减。外国银行收了这一二十万万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过四五厘。外国银行有了这一二十万万钱，又转借到中国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国银行只任经理之劳，专用中国人的资本来赚中国人的利息，每年总要在数千万。这是中国人因为要存款到外国银行，无形中所受的损失。普通人要把钱存到外国银行内的心理，以为中国银行不安全，外国银行很安全，把款存进去，不怕他们闭倒。试问现在的中法银行停止营业，把中国人的存款没有归还，中法银行是不是外国银行呢？外国银行的存款是不是安全呢？外国银行既是不安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是甘心情愿，要把中国的钱存到外国银行，每年要损失这样大的利息呢？推究这个原因，也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外国银行一项，在中国所获之利，统合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
外国银行之外，还有运费。中国货物运去外国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运往汉口、长沙、广州各内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业近来固然是很发达，但是日本最先的时候只有一个日本邮船会社，后来才有东洋汽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于中国内地，航行于全世界。日本航业之所以那样发达，是因为他们政府有津贴来补助，又用政治力特别维持。在中国看起来，国家去津贴商船，有什么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国的经济势力相竞争，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也和各国缔结条约，订出运货的运费，每吨有一定的价钱。比方由欧洲运货到亚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长崎、横滨。由欧洲到上海，比较由欧洲到长崎、横滨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每吨的运费，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于由欧洲运货到上海的运费，中国无航业与他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贵；故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比较由欧洲运货到上海，每吨的运费还要便宜。因此，欧洲货物在日本出卖的市价，还要比在上海的平。反过来，如果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去欧洲，也是比由长崎、横滨运去欧洲所费的运费贵得多。若是中国有值一万万块钱的货物运往欧洲，中国因为运费的缘故，就要加多一千万。照此计算，就是一万万之中要损失一千万，中国出入口货物的价值每年已至十余万万以上，此十余万万中，所损失也当不下一万万元了。
此外还有租界与割地的赋税、地租、地价三项，数目亦实在不少。譬如香港、台湾、上海、天津、大连、汉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内的中国人，每年纳到外国人的赋税，至少要在二万万以上。像从前台湾纳到日本人的税，每年只有二千万，现在加到一万万。香港从前纳到英国人的税，每年只有几百万，现在加到三千万。以后当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地租一项，则有中国人所收者，有外国人所收者，各得几何，未曾切实调查，不得而知，然总以外国人所收为多，则不待问了。这地租之数，总比之地税十倍。至于地价又年年增加，外人既握经济之权，自然是多财善贾，把租界之地平买贵卖。故此赋税、地租、地价三项之款，中国人之受亏每年亦当不下四五万万元。
又在中国境内外人之团体及个人营业，恃其条约之特权来侵夺我们利权的，更难以数计。单就南满铁路一个公司说，每年所赚纯利已达五千余万。其他各国人之种种营业，统而推之，当在万万以上。
更有一桩之损失，即是投机事业。租界之外人，每利用中国人之贪婪弱点，日日有小投机，数年一次大投机，尽量激发中国人之赌性热狂。如树胶的投机，马克的投机，每次之结果，则中国人之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之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更不知其数了。像这样的损失，每年亦当数千万元。
至于战败的赔款，甲午赔于日本者二万万五千万两，庚子赔于各国者九万万两，是属于政治上武力压迫的范围，当不能与经济压迫同论，且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尚属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属之损失、侨民之损失，更不知其几何矣。这样看来，此种经济的压迫，真是厉害得很了。
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利权的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扣折、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或至一万万元；其三，出入口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夺我利权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之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此每年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如果无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国亡种灭而后已！
当中国强盛时代，每要列邦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而列邦的贡品，每年所值，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非常的荣耀了。到了宋朝中国衰弱的时候，反要向金人进贡，而纳于金人的贡品每年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奇耻大辱。我们现在要进贡到外国每年有十二万万元，一年十二万万，十年就一百二十万万。这种经济力的压迫，这样大的进贡，是我们梦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见的，所以大家还不觉得是大耻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进贡，每年有十二万万一宗大款，那么，我们应该做多少事业呢？我们的社会要如何进步呢？因为有了这种经济力的压迫，每年要受这样大的损失，故中国的社会事业都不能发达，普通人民的生机也没有了。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还要厉害。况且外国背后更拿帝国主义来实行他们经济的压迫，中国人民的生机自然日蹙，游民自然日多，国势自然日衰了！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我们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如果再没有办法，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试看美洲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压迫的厉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更厉害。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就不容易被人消灭。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受过这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的。故为中国民族的前途设想，就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力量。
编按：本篇是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8月13日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著名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