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思潮在欧美国家悄然兴起。它由美国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提出，后由英国工党大力倡导，接着德国社会民主觉、荷兰工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等纷纷响应。随着英、德、意、法等国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先后上台执政和这些党的领导人在1997—1999年间三次召开“第三条道路”研讨会的炒作，“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原则被广为传播或付之实施，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三条道路”在西欧已被为“新欧洲道路”，引人注目。为此，了解和研究“第三条道路”甚为重要。本文拟就“第三条道路”的意图和作用作概要评述。
“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调整
“第三条道鉻”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它历来是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主张的形象性概括，只不过现今流行的“第三条道路”有着新的内涵，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调整，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
社会民主主义是各国社会党（包括工党、社会民主党）思想体系和目标模式的统称（两极格局终结前统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它的重要特征。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总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原则进行折衷和重新解释，以迎合随时变化的社会环境和不同层次的不同口味。产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前身。它当时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和原则，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篡改，明显的特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折衷，否认马克思主义同自由主义的对立，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著名领导人奥托·鲍威尔明确使用了“第三条道路”这个词。他极力将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同共产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折衷，提出了“整体社会主义”的主张，就是“既把社会民主主义又把共产主义结合在自身中的”社会主义。鲍威尔声称这种社会主义可吸收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优点”，克服它们各自的“片面性”、“局限性”和“僵化观点”，从而发展成一种“超脱”于这两者之上的社会主义。战后，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社会党国际于195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中，公开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是既反对资本主义的弊病，也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之后，“第三条道路”即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主张的特定代名词。冷战时期，在两极格局对峙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东欧国家曾颇有影响。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曾先后出观要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潮。他们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都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存在着严重的利益矛盾，因而“全面地设计了一个民主和人道社会的模式”，即“第三条道路”，以克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消极方面。他们出版了《第三条道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论据》等著作。
随着两极世界的终结、新科技革命的深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当今世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得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各国中左政党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出现了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和冲突，影响到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能否获得选民的支持，能否取得执政或参政的地位，处于执政或参政地位的能否继续和坚持。为此，近几年来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调整和更新，其主要表观为：
第一，淡化原有的意识形态，重新定义社会主义。鉴于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在理论纲领和战略目标方面出现危机，强调必须痛立获得足够广泛承认的目标，既能焕发热情，又能具备足够的现实性而获得尊敬。因之，试图赋予原有的价值目标以新的意义，把民主社会主义重新改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明确以民主为核心，民主主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
第二，在政治纲领方面，虽重复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等原则主张，但强调“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突出“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认为自由是全面享有提高生活水平的资源，要保护和扩大自由，建立真正自由的社会，声称“尊重人权是衡量社会行为的重要标准”，把人权问题作为对外关系的要原则。
第三，在经济纲领方面，总的是要转变过去社会民主主义重分配、轻生产，重社会公正、轻经济效益的倾向，强调要实现两者兼顾，力求平衡。首先，在所有制问题上，过去一般都肯定公有制的重要性，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改变少数人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情况，主张保留和扩大公有制，以便把经济权力交给全体人民。现在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几乎不再提所有制的重耍性，不再提改变所有制，建立公有制，而强调混合经济模式，强调最佳效益。表观最突出的是英国工党，1995年在工党特别党代会上，在“工党现代化”的口号下，取消了党章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条款。其次，在市场作用问題上，过去强调对生产进行计划和有效的民主监督，较少提市场作用问题，现今则强调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直接的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方面的有效性，强调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对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的作用应限于纠正市场偏差，建立公正税制和支持基础设施等方面。再次，在福利政策方面，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泰行的维持财政赤字、扩大公共工程、增加社会福利和补贴为特点的政策，历来以“高福利”为荣，现今不再强调确保福利开支，而是削减福利开支；不是增加公共工程和福利补贴的投入，而是增加经济和社会的生产性投人；不再强调“充分就业”，而是强调通过培训提高人的素质，增加就业机会和减少工时来减少失业问题。
第四，在执政行为、组织建设和国际合作方面，过去政府管理方式较重集权性，现强调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风格，实行权力下放或地方自治，使政府贴近民众，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公民社会的活力。过去在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诸如机构失灵、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干部老化等等，现今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普遍地进行机构改革，实行党的组织分权化，地方化和组织功能分散化，以便争取实现政治上的主动和选举的胜利。同时，强调领导班子实现新老交替，充实了年富力强的领导人才，增强了领导力量。他们在国内增强自身力量、扩大影响的同时，还加强在国际范围内的联系、交流、合作，不断召开双边和多边会议，并向世界范围扩展。在西欧加强联系与合作、力争当主角、成立欧洲社会党外，还进取东欧、觊觎亚太、联合北美，力图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总之，为了回应世界形势的变化所引起的诸多挑战，谋求在未来新世纪中求得发展的机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断地对纲领政策进行调整更新，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思潮，即“第三条道路”思潮。究其内容，它主要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范围内吸收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社会民主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的结合，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重新调整。“第三条道路”的但是导者们也强调说明，“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在保留传统价値观念的同时，更新其主张和使其纲领现代化，是要从“两大思灌——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中获得活力”。他们还说，“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重新定位，是“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其实，所谓“重新定位”、“观代化”，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折衷，是社会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调整。
“第三条道路”谋求建立资本主义新糢式
邓小平曾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再发展问题。战后50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对迅速地发展，政治上也获得了相对稳定，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但资本生义制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地导致经济危机，不仅有生产过剩危机，还有财政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造成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困境。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困境，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解。
70年代前，西方国家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采用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对经济活动实施国家干预，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国民收人进行大规模再分配，拉动“有效需求”的增长，以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缓解了资本主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以缓解社会分配的矛盾。70年代后期，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动，出现了持续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失业现象，社会保障体系负担日益加重，对各国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压力，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化膨胀的并发症。对此，凯恩斯主义一筹莫展。这时，新自由主义崛起，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控制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减税、减少政府开支、减少社会福利费用等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在当时起到了缓解经济危机、抑制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政策造成了新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威胁到资本主义自身的生存，面临着如何再发展的问题。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及其主张，就是力图回答和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矛盾和再发展问题。他们在反思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使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扬利抑弊地采取兼顾国家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塑造新经济、构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谋求使资本主义获得再发展。
塑造新经济，其核心是探索在现时代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和挑战，建立“有活力的现代经济”，实现经济的增长。“第三条道路”认为这种有活力的新经济，应“建立在个人能力和机会之上、以知识为基础”，“服务业、知识、技术和小企业是其基础”。在这种经济中，既不是放任自流主义，也不是过分的国家干预，政府的作用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制定能够鼓励独立而不是依赖别人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改善教育和基础设施使人能够适应工作，通过开放市场增强企业实力、支持企业革新、加大企定私营化力度，调动企业积极性和竟争能力，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为此，在经济决策与经济运行上：第一，强调广泛参与性，让每一个成员参与其中，而不是让少数人主宰一切；第二，通过国家增加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资，提高人们的科技文化水平，即提高发展经济的核心能力；第三，通过国家的支持，建立越来越多的有灵活反应能力并能在竟争中生存发展的小企业；第四，通过减少工时，实行部分时间工作制，使有限的工作时间更灵活化，以增多就业机会；第五，创造低收人的就业岗位，国家再给予补贴，使之达到相应的水平；第六，开拓就业的新思路、新领域，以保证公民的工作权利。总之，在他们看来，既要充分发挥政府调节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市场经济的作用，该由政府干预的地方决不任由市场放纵，该让市场自由操作的地力，政府绝不插手，从而构筑起具有活力的新经济。
针对原有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第三条道路”提出要改革福利体制，强调要以提高就业能力取代以就业保障为核心的福利体制。首先要转变社会福利的观念，认为在社会福利体制上，要实现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减少和避免滥用福利的现象；在坚持享有社会福利是公民合法权利的前提下，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应同时并举，“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树立各尽所能、人尽其责、国家不能包办一切的思想。其次，要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消极的社会保障政策为讲求竞争、责任和风险意识的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将投资的重心由直接的补偿转移到人力资本上，即资金支持的重点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而是创造条件促使公民学习新技能、接受新工作和提高冒险创业的精神和能力。他们称此为“以工作为取向的福利”，既能提高失业者就业的机会，增加收人，又能为雇主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再次，社会保障体系要适应人的寿命、家庭结构和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要把社会保障的重心进行转移，即由工人群众转向中间阶层。总之，他们提出的所谓新福利，是强调社会福利体制应以促进增长经济为目标，福利的支出要有针对性，使社会福利发挥最大的效用，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推行新政策，就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在社会民主主义价値观念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他们说，“公平和社会公正，自由与机会平等，团结和对他人负责，这些价值观念是永恒的”，但“要使这些价値观念适用于当今世界，就需要有能迎接21世纪挑战的、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的政策”。
在国内方面，“第三条道路”认为，目前西欧经济发展速度低下，失业严重，犯罪率上升，究其根源是“效率”与“公正”的失衡。因为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应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但自由市场经济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能让其过分的自由放任，还要提倡和实现社会公正，达到社会团结，使社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使每个人都纳入社会的发展中来，每个人都有参与作决定的机週，从而内心产生对社会负责的心理。为此，一方面要制定发展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政策，使现有企业能适应世界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并建立新企业和使之成长，因为中小个业在将来的知识社会中“对于经济的新增长和就业的增加蕴藏着最大潜力”。另一方面要制定以调整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政策，提高以财产总额为基数的税率，降低以工资额为基数的税率，减轻中间阶级的税收负担，使最富有的人通过交纳更多的税额来帮助最贫苦的人。同时创建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在政企之间、企业与雇员之间、公营与私营之间建立相互交流沟通的机制，使所有利益都能在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得到“公平”的分配。为了克服求与供应之间的矛盾，在需求与供应的关系方面主张推行需求与供应并重的政策，把徽观经济的灵活性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既要加强政府投资，又不能造成过度赤字；既要防止过度的市场自由，又要克服过度的政府千预，应持“灵活务实、应时而动”的态度；在徽观经济方面，要使产品、资本和劳务市场具有弹性。政府本身要将主要精力用于宏观调控和为经济运行雛务上，耍缩小政府规模，还权于地方政府，改善和提高执政能力。
在对外政策方面，“第三条道路”认为，在两极格局终结、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要顺应时代要求，实行对外开放的“世界主义”，决不能搞“孤立主义”，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或保护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有效开展国际合作，才能促进全球的协调发展。然而，他们是以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作为观察和判断国际问题的依据，鼓吹外交政策“产生于价值”，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推行新干涉主义，表示为维护“人权”、“人道”价值，可以介入主权国家事务。他们公然为北约空袭南斯拉夫联盟的侵略行动辩护，声称：“我们不是为土地而战，而是为价值观而战。”他们还提出了要建立“积极的社会共同体”的主张，认为现有的国际关系结构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不足以应付今天各种挑战，只有在国际笵围内建立“积极的社会共同体”，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但什么是“积极的社会共同体”，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也只是西方的价值体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而已，就是要通过像科索沃战争这样的国际干预行动在不同类型国家强行推广其“共同体精神”，进而将“积极的社会共同体”扩及全球。这些对外政策的提出，表明了资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本性。
可见，“第三条道路”推行所谓“新经济”、“新福利”和“新政策”，是力图塑造能克服自身弊端，保持内部活力，又能对外扩张，使资本主义得以再发展的资本主义新模式。
“第三条道路”关系到社会民主主义向何处去
显然，“第三条道路”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情况下，谋求改良政治、发展经济，力图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束缚，从解决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入手，调整与发展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更治国理念和内外政策，以便缓和内外矛盾、提高经济活力，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新的环境下继续生存和发展。迄今为止，从总体上来看，“第三条道路”是理论探索多于实际推行，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但它却使社会民主主义处在十子路口和自身矛盾之中。
由于欧洲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对“第三条道路”就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在实践中，政策的侧重点和具体治理方式也有所不同。相互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和矛盾。英国工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其观点主张虽较接近，但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布莱尔强调更新观念，重点是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折衷，推崇企业精神，突出市场经济的作用；施罗德则注重更新实现基本价值的手段，认为“最关键的是平衡，即如何保持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与社会保障间的平衡”，主张經济效率、社会团结、生态持久的“新中间”道路。法国社会党则认为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的危险性和加强市场管理的重要性，强调“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坚持市场经济与国家经济干预相结合。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则基本坚持“瑞典模式”，强调改革社会福利模式，要求重视分析劳工市场的变化，提高劳动者技能以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各党在解读“第三条道路”、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大体上可区分为激进、温和、中间三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派别。1999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21次代表大会上，各派就“第三条道路”发表了不同意见，展开了争论。法国前总理莫鲁瓦甚至提出，“第三条道路”就是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不应该再作新的定义。有人主张重提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过时，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可不断变通以解决当今世界问题，并且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永远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关系中诞生和成长的。目前，各党之间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基本上还是在社会民主主义范围内展开的，围绕着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职能范围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力度等方面，各党意见不一。但是“第三条道路”既然要将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折衷，吸收新自由主义观点，其“折衷”的程度、吸收的多少，不可避免地将影响到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取向，影响到与选民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影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
原载《挑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
200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