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是10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它经历了由革命政党到改良主义政党的演变。与它的性质演变呈同步，它的思想理论体系经历了由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演变。
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由理论到实践、由运动到模式、欧洲到世界的演化，具体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社会民主党出现、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动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民主党成为改良主义政党、会民主主义作为改良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的时期，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组织上、思想上获得相对独立形式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战后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成为社会民主党思想理论体系的统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正式转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时期。几十年来，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得到了不断的充实，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大政治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参政或执政的地位，越出了欧洲范围扩展至全世界，经历了盛衰成败的曲折变化，有着不少经验教训。至今，它仍然是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国际性运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此，了解和研究社会民主党及其思想体系的演变和实践的经验教训，是了解和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课题之一。
第一节 1914年前社会民主党的形成和发展
一、社会民主党的出现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发端
社会民主党如同其他现代政党一样，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动而建立和发展的。
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虽然已经确立，但还很不发达，各国还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有的要求铲除封建残余，迸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有的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有的争取普选权，改革选举制度；有的反对民族压迫，要求实观民族独立；有的则要求消除国家的分裂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等等。尽管各国革命任务的具体要求各不相同，但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范围。
1848年初，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革命。在革命爆发前后，各国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党，分别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纲领主张。在法国出现了社会民主党，也叫社会主义民主党，主要由两个不同的派别构成：第一个派别包括演说家、议员、作家、律师等等以及追随他们的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第二个派别由工人群众构成。恩格斯曾经指出：“当时在法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一般说，赖德律-洛兰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路易·勃朗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实际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们虽然提出了要改造社会以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但是，他们主张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实行一些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并不要求改变私有制。他们把争取普选权作为中心任务，把开展议会斗争作为最高斗争形式。他们认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国家工厂，合理组织劳动，便可以根本改善劳动者的状况，排挤资本主义剥削，或是用建立“交换银行”、发放“无息贷款”、帮助工人筹集生产资料、开设合作社等办法来进行经济改革。所以，在他们那里，“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法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法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给整个欧洲革命进程以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在法国建立的社会民主党也对欧洲各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在一些国家也建立了类似性质和名称的政党。这样，社会民主党便出现于欧洲国家的政坛。诚然，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社会民主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其性质、地位、作用有很大的不同。
社会民主党的出现，是同当时存在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紧密相联的。民主主义产生于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之中，它要求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和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确保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思潮，由17—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提出，经1789年法国大革命得到扩展，到19世纪30—40年代已有广泛的影响，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已相当深入人心，形成为一股潮流。而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要求以社会化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所造成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这种思潮，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欧洲，一直到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使之得到了广泛传播。他们主张用和平、民主的手段，逐步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以实现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理想。之后，一些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封建贵族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也都打出社会主义旗号，按各阶级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对“社会主义”作随心所欲的解释。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时髦。但当时在工人群众中，流传着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根本改造社会的思潮，称之为共产主义。因之，恩格斯说过：“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显然，那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和不确定性，与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有着根本不同如前所述，19世纪30—40年代，欧洲许多国家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仍处于封建统治之下，“政治问题”。尚未解决。因之，一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再只强调社会问题，而主张争取民主制度，解决政治问题，另一些主张民主主义的人，不再满足于单纯解决“政治问题”也主张采取一些社会主义措施，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这样就出现了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合流，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也叫民主社会主义。它们在政冶上结成的联盟即社会民主党，也称民主社会主义党。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不仅发端于法国，而且在德国、瑞士等也曾流行。1848年德國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民主主义曾颇有影响。当时以波尔恩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通过民主的方法改造社会，希望议会立法促成结社自由、介绍工作，设立保健机构和疾病保险机构，成立消费和生产合作社以解决工人的经济问题，他们只搞经济斗争，不搞政治斗争，重社会问题而轻政治问题，实际没有越出资产阶级的改良要求。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团结、争取并影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推动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也曾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曾在伦敦组建了“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委员会”，马克思任该委员会主席。但马克思、恩格斯自称的社会民主主义同波尔恩的社会民主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主张首先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
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发端于法、德，发端伊始即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神趋向，这两种趋向影响着后来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
二、社会民主党在欧美国家的发展
19世纪50—60年代，是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都有发展。欧美一系列国家反对封建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兴起，主要有1859年德国、意大利掀起的民族民主统一运动，1861年美国爆发的南北战争，1863年波兰掀起的反对俄国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等等。同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趋激化，工人运动走向高涨，并发扬和继承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在德国，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唤醒了工人的阶级自觉；在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空前活跃；在意大利，马志尼的民主主义宣传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英国，工联主义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独立的工人运动促使了独立工人政党的诞生。1869年，德国最先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此后，欧洲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工人政党，大多取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人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恩格斯在60年代曾兴奋地说：“社会民主主义的种籽在青年一代和工人居民中间已经在很多地方长出芽来了。”然而，这一时期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既有社会主义者，也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甚至还包括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很不一致。因之，改良主义思想往往对党有不少影响，甚至有时占了上风，德国党的哥达合并大会通过的纲领即充满改良主义观点。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一段时间里拒絶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自称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在1871—1875年间发表的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中处处不把自已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乃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有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睡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惟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絶对不行的”。
70年代末开始，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生产力急剧发展，尤其是重工业的长足进步，资本主义真正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国际工人阶级的实力有了增强。同时，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政治的全面反动激发了人们的激进变革情绪，而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里卓有成效的活动又逐步克服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打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号主宰工人运动的局面，科学社会主义渐渐成为欧洲劳工运动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相继把社会民主主义作了与科学社会主义同义的理解，社会民主党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名词。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当时一般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不直接称作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环境不允许，二是习惯成自然。当时欧洲虽然处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统治阶级有可能拿出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或对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作出某些让步，但就其整个政治法律制度而言却是十分严酷的，共产党人绝对没有活动的自由。在德国就曾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令。在种情况下，欧洲工人运动不得已采取了合法斗争作为主要活动方式，以保证自己的合法身份为前提。于是，在确定政党和运动名称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选用了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既合法又现存的概念。正如倍倍尔所说：“选用这个名称是因为它合乎我们这里的习惯叫法。所有的报刊和整个敌人营垒都把我们称作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人。我们也总是自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以就很自然地采取了这个最简短而精确的名称。”
正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欧美各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主义政党在欧美各国广泛建立。到1889年，已有20个国家或民族建立了35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团体。各国社会民主政党的纷纷建立和积极活动，成为19世纪80—90年代欧洲政治图景中蔚为壮观的画面。
这个时期各国建立的社会民主政党，同40年代的社会民主党相比较，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社会民主政党团体，一般在纲领中提出了改造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张，注意了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在实践活动中积极地組织工会，开展议会斗争和其他各种合法斗争，推动了工人阶级在组织上摆脫资产阶级控制，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这些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还很不成熟。它们的纲领大都以《哥达纲领》为榜样，在纲领中还缺乏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目标，充满着改良主义的辞句，组织上也不够严密和统一，群众基础也较薄弱，多数党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其中包括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俄国民粹主义的观点主张。然而，这些党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的指导帮助下，在建党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一系列基本原则问題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如法国工人党的《哈佛纲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加图然纲领》等，都明确肯定无产阶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强调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意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许多党的纲领中揭示了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指出了工人阶级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提出了改造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等等。它们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它们利用合法斗争的有利条件，大力创办报刊杂志和教育机关，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并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它们重视工会工作，许多党员在工会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工会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利用议会制度，积极开展议会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们在进行自身建设的同时，还重建了新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实现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
总之，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它们的活动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准备了基础。
三、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的分化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末迎来了自己辉煌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从主观上看，由于运动是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进行的，力量增长主要偏向于横广方面，而不是向纵深发展，致使“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讲，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竟争阶段向全面垄断阶段过渡，社会矛盾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统治阶级的政策策略也相应作了改变，较多地从暴力政策转向“和平”政策和“糖饼”政策。由此，围绕着运动的道路和目的，是以革命为主还是以改良为主，是仅仅满足于现实的运动还是同时着眼于长远的目标，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不同的着法，出现了大范围的理论论争和实践分歧。而1895年恩格斯的逝世，又使运动失去了举世公认的思想领袖和诲人不倦的导师，他在世的战友和学生中，再没有谁像他那样睿智聪慧、深孚众望。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界被一大批水平不等、思想各异的后生所占据，众说紛坛，唇检舌剑，正反相较，出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混乱和分流，进而导致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从统一走向分裂。
各国社会民主政觉在合法斗争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合法主义、议会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潮成长起来，严重地侵蚀着各国党的肌体。当时在英国有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法国有可能主义，德国有福尔马尔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张以现存社会制度为基础，渐进改良地实现社会主义。到19世纪末，改良主义在各国党内日益泛滥，并发展成为以伯恩施坦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在这股改良主义思潮中，影响较广并具有典型性的是费边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前者产生于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外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反对；后者产生于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它们共同的实质是要动摇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地位，而且前者对后者有着直接的影响。
费边主义是1884年由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立的“费边社”的理论。它以19世纪后半期流行的庸俗进化论和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宣扬社会主义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把社会的一切阶级的态度转变过来，使整个人类过上一种完全理性的生活。费边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要帮助社会通过渐变而达到根本的重建。
费边主义者用生物有机体与细胞的关系来解释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认为社会有机体的变迁不是革命的突变，而是平衡、稳定的渐变，决定社会有机体兴衰存亡的因素是“效率”，这种“效率”是由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的。他们认为社会虽然由无数个人组成，但它并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独立的实体。正像人的生命与细脑，单个细胞的生生灭灭不足以影响生命整体，而一旦生命整体不能继续生存，那么所有的细胞将面临死亡的威胁。所以“社会的生命高于任何一个成员的生命”，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把社会的公益当作个人的最高目的。个人生存的最高目的是社会的公益，因此社会活动是由人们之间的互助构成的。他们把互助说成是人先天固有的一种气质，把同情心看成是种族生存的必要条件。由此得出结论，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冲突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社会有机体内和睦相处的。因之，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是可以调和的。
费边主义者还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政治和观念的因素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各阶级之间不同利益的冲突，并且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弊病，列举了资本主义的四条罪状：（1）多数人失去生产资料所有权；（2）贫富悬殊、阶级对立；（3）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4）分配方式极不公正；等等，但他们认为历史的进化并不是沿着阶级斗争的方向发展的，阶级斗争可以转变为阶级合作，社会主义可以自然而然地通过历史的稳定的进化而实现。他们提出以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分配社会化”、“管理民主化”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所谓“生产资料国有化”，是主张除少数高度集中的企业应归国家所有外，大部分企业应按行政区域划归地方政府管地方政府把税金用于兴办有关民生的公共事业上，如煤气、自来水、医院、图书馆等，并使一些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竞争，最后取代私人企业。这样就可以使人们免遭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就可以免除。所谓“分配社会化”，是主张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在实现“国民最低生活水准”的前提下，做到“公平分配、机会均等”，即实现绝对平等的分配原则。所谓“管理民主化”，是主张通过代议制的不断民主化加强社会控制的趋势，使生产、分配、交换纳入有计划的经济体制，从而实现以民主的方式来管理社会经济。总之，他们认为，通过国家干预，社会主义就可以在资本主义内部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社会主义的实现用不着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现存国家政权，相反，只耍利用现存国家政权就可以通过稳步的进化实现社会主义。为此，他们的策略是“宪政民主、和平渐进、点滴改良”。这些都反映了费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崇拜现存资产阶级国家的倾向。
费边主义表现为一种有系统、有组织的改良主义理论，首先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使社会主义思想的委婉宣传同工会运动的实际改良逐渐融合起来，推动了英国工会运动的发展，为英国工党的产生和活动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它在欧洲大陆也赢得了自已的市场，推进了改良主义成为国际性现象。而且它也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耍来源，可以说，费边主义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最早的理论体现。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是当时改良主义思潮最充分的发展和最完整的表现。伯恩施坦在1888年旅居英国期间，积极参加了费边社的活动，同费边社的领袖来往密切，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榜样。他自己承认费边主义使他的眼界得到了“有价值的扩展”，越研究费边主义，越为费边主义的改良、渐进的策略所陶醉，正是英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和从费边社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改变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如果说恩格斯在世时，伯恩施坦由于受恩格斯的监督批评，其改良主义观点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摆脱了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监督，毫无保留地表露了他的改良主义。1896年10月起，他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扬时代变了，资本主义变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且声称：“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就是指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899年1月，他把他的观点系统地写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形成。伯恩施坦自己也承认，这本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政治倾向的说明”。该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篡改，“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明显特点是竭力鼓吹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相抗衡。伯恩施坦夸大观念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动力归结为“观念的力量”，并认为这种观念的力量包括三种，即“利益”、“认识”及“道德意识或法权观点”，甚至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说成“是一个伦理问题”，宣扬“道德是一个能起创造作用的力量”。他根据所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量中产阶级的出现否定了马克四资本积聚以及社会阶级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理论，而垄断组织的出现则可以避免、减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的矛盾日趋缓和他由此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采取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策略已经过时。他虽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阶级斗争，“最大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工人阶级，即雇佣工人和企业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但他认为，这种阶级斗争到处都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形式，“它不是在街头，而是在议会和报刊上发生的”，以往那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阶级斗争已根本不存在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仅仅表现为议会、合法斗争，以及为争取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的工会与合作社运动。他一再声称，“要为阶级斗争创造出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所以，他把阶级斗争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
伯恩施坦突出地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是一种批判的国家观”，是只看到了画家的镇压职能，忽视了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的职能。他认为国家的镇压职能是19世纪以前的国家的特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国家的主要职能已经不再是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充当社会生活的管理者。所以国家已经是一种人们“共同生活的形式，是一种管理机关，它的社会政治性质随着它的社会内容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他认为随着社会管理职能的加强，国家已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巨大的共同利益天然的捍卫者”，国家已不再是“有产者事业的代理人了”。他对拉萨尔的“人民国家”思想十分赞赏，认为历史已证明这一思想是正确的。显然，伯恩施坦的这些见解同费边主义宣扬的“国家管理职能扩大化”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伯恩施坦还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通过巩固和发展现代国家的民主制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民主制包含的法权观念是“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民主不仅是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目的。他鼓吹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入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因之，社会民主党“已站在议会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的立场上的这一时代”，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阶级专政是“属于较低的文化”，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他声称，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所以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归结于”“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综上可见，伯恩施坦主义已勾画出了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轮廓，成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早期的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美各国，得到了机会主义者广泛而狂热的支持。法国的阁员派、英国的费边派、俄国的经济派、意大利的改良派、保加利亚的宽广派，以及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等国的机会主义者，都归附在伯恩施坦主义的旗帜下，共同攻打“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成了一种时髦的国际思潮。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原则性争论。当时西欧各国的革命派虽然都不乏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但他们本身还不够成熟，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未能给予全面而科学的回答，尤其是不能把捍卫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因而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显得软弱无力，未能阻止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逐步泛滥。惟有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对新时代和俄国社会迸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划时代的发展。
随着改良主义思潮的泛滥，革命派同改良派原则纷争的发展，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逐渐明显地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右派即伯恩施坦派，它不仅包括像伯恩施坦、福尔马尔这外从理论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头面人物，也包括像法国米勒兰那样从实践上推行人阁主义的活动家。该派不同于以往只反映个别国家特征的机会主义派（如拉萨尔派、蒲鲁东派、工联派），而是一种国际现象，在所有社会民主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左派即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革命派，它坚持维护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纯洁性，并力画对时代的新变化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发展马克思主义。该派随着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发展，也逐渐地形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力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派是其中最坚定的代表。中派则是一个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实质上倾向右派而形式上仍保留一些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机会主义派，他们主要为右派的叛变进行辩护，有时也向左派靠拢。该派以考茨基主义者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为典型代表。三派的争论和对立在第二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上和各国政治斗争的具体问题上尖锐地表现出来，但除个别国家外尚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组织上的分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公开分裂。
第二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思想体系的演变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建立
1914年8月，酝酿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非正义的战争。战争对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1912年第二国际各党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宣言》明文规定：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掠夺战争，各国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以无产阶级革命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可是，事隔不到两年，当帝国主义鐵争爆发后，第二国际的27个党中有24个党的领导集团背弃了《巴塞尔宣言》和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公开地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高喊“保卫祖国”的口号，鼓吹“国内和平”，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有的还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本质。这就表明，第二国际不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破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日益明显地分裂为左、中、右三派。
大战的爆发和第二国际主要领导人面目的彻底暴露，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形成了一支坚决反战和反机会主义的左派力量，其中包括德国党内的斯巴达克派、荷兰的论坛派、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紧密派以及法、英、意、美、瑞典、挪威、瑞士等国的左派組织、团体》他们坚持革命的反战活动，尖锐地批评社会沙文主义，重申社会主义国际原则，为面结广大群众、积极准备革命斗争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是，他们大多力量弱小，组织涣散，还不能充分发挥其革命潜力，尚未成为领导本国工人阶级的坚强核心。只有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具有坚强的组织力量，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前列，坚决反对“保卫祖国”，明确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策略口号，成为左派的中坚。
为了使国际无产阶级尽快摆脱由于机会主义的背叛所面临的不利局面，帮助和团结各国革命左派联合战斗，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14年10月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任务。为此，列宁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等大量的论战性著作和文章，揭露和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在思想上、理论上武装各国左派。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各种会议，密切与各国左派的联系，促进各国左派的成长。1915年、1916年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召开的两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建立了左派联盟，壮大了左派队伍。在国内外革命运动，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推动下，很多国家的左派坚决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决裂，建立了独立的政党和组织。
大战结束后，鉴于帝国主义国际联盟的建立和右翼社会党决定恢复第二国际以反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形势，各国共产党人和左派组织加快了建立新国际的步伐，以便统一和协调行动，同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迸行斗争。1919年1月，由俄共（布）发起，在莫斯科举行了有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等国共产党和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以及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的非正式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了召开新的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问题。会议决定以8个党的名义向各国共产觉、左派社会党和左派组织发出邀请书，请他们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主持了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30个国家的52名代表。大会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组成第三国际，定名为共产国际。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章程（草案）》等文件，确定把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共产国际进行一切活动的纲领，规定共产国际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受它的领导。共产国际的建立，使各国无产阶级有了一个团结的中心，进一步推动了各国的建党活动，促进了各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共产国际建立时，曾指望在很短时期内掀起欧洲各国革命的高潮，并在此基破上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國。后来的实践表明，这种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不切实际的。
大战期间，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的领导人，按照“保卫祖国”的要求，各自站在本国政府一边，形成了两大社会觉集团，各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形式上存在的社会党国际和一些社会党曾为恢复第二国际做了一些努力，但无济于事。大战结束后，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和左派力量的增长，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右翼领导人为了取得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恢复工人运动的国际联系，积极寻求恢复第二国际的途径。经过一系列筹备工作，1919年2月3—10日，原第二国际的26个党的102名代表，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召开战后第一次社会党代表会。参加者大都是右派和中派掌握的社会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各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筹备召开新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由原第二国际领导人布兰亭、韩德逊、胡斯曼三人组成执委会从事日常联系活动和具体筹备工作。会议结朿时，布兰亭宣告“国际复活了”。因会议在伯尔尼召开，人们把该国际称为“伯尔尼国际”。
经过具体筹备，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31日至8月4日在日内瓦召开。出席大会的只有15个国家的118名代表。大会的议程是：批准新的国际章程，彻底解决故争罪责问題，国际的统一问题以及和平与国际联盟、民主与专政、社会化、劳动立法、殖民地政府和组织工人报刊问题。大会最后决定正式恢复第二国际。会上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并确定将国际中央驻地由布鲁塞尔迁到伦敦，因此伯尔尼国际又被称为伦敦国际。
伯尔尼国际虽然口头上宣称要把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但实际上仍顽固坚持社会改良主义的立场。在战后初期的革命浪潮中，它害怕斗争，表现软弱，奉行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损害了工人的根本利益；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它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反对通过夺取政权实行生产机构的社会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它在口头上虽也谴责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但实际上攻击十月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丑化苏维埃政权；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它支持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维护新的殖民体系。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伯尔尼国际的社会改良主义立场日益引起许多中派政党的不满。中派与右派的矛盾不断加剧。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中派政党纷纷与伯尔尼国际断絶关系，他们试图加人共产国际，但不愿接受共产国际所规定的21个条件，因之提出要建立一个“超然”于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之外的“真正世界性的国际”。
1920年12月5—7日，7个中派党的16名代表在伯尔尼举行会议，研究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各国工人书》和《告各国社会党书》，拟定了《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论阶级斗争的方式和組织》等提纲。会议认为，目前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现在自称为第二国际的组织，只是属于纯粹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派系的那些党的联合组织，而共产国际则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一切方法奉为金科玉律，强加给各国工人政党，因此，无论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都没有能力来领导无产阶级多种多样的斗争，也不能把全部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此，会议呼吁召开一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讨论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机构，以克服国际工人阶级力量极为分散的状态，并选出一个5人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
1921年2月22—27日，英国独立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3个中派政党和组织在维也納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出席的代表共78名。会议讨论了关于组织问题、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的方法，组织在国际范围内同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等议题，通过了有关决议，还通过了《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章程》，选举奥地利的弗·阿德勒为执行委员会书记。会议宣告社会党国际联合会正式成立。因其驻地在维也纳，又称为“维也纳国际”。
维也纳国际自称是“力求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各社会党的联合组织”，其“任务是统一所有加人联合会的各社会党的活动，确定一致行动，努力恢复联合全体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它主张根据具体的革命形势确定斗争的手段和策略，既要运用民主的方法，又不排除使用暴力进行决战。它表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叛卖行径，主张利用革命危机夺取政权，并用武器保卫这个政权；它号召各国社会党尽一切力量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希望各国政府与苏维埃俄国建立和平的经济、外交关系，并抗议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的压制和迫害，它也对布尔什维克迸行了批评，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清洗”和“分裂”政策。它宣称要从右面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从左面同第三国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保持同样的距离。因之，人们又称它为“第二半国际”。这样，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左、中、右三派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三个国际之间，立场相去甚远，看法截然相反，互相矛盾，相互攻击，实际上分散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影响了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团结。
20年代初，革命高潮退落，资本主义进人相对稳定时期，资产阶级加剧了向工人阶级的进攻。广大工人群众迫切要求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因之，维也纳国际积极倡议召开一次有各个派别、各种团体参加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讨论共同行动问题，并邀请其他两个国际的代表一起举行一次预备性会议。维也纳国际提出倡议后，先后取得了共产国际和伯尔尼国际的同意，于1922年4月在柏林召开了三个国际执委会会议。虽然会议通过了《联合宣言》，协议：“为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而共同行动”，但会后由于观点各异并没有取得进一步的成果，联合行动的尝试最后告吹。
维也纳国际基于对共产国际不满而加紧向伯尔尼国际靠拢。1922年10月起，这两个国际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为建立统一的工人国际而进行准备。他们通过多次会晤、协商、谈判，于1923年1月确定了合并后统一国际的行动纲领的原则，成立了负责合并事宜的筹备委员会。2月，该委员会制定了“无产阶级组织加入统一国际的条件”，并发出了《告各国工人党和社会党书》。5月21—25日，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德国的汉堡举行。来自欧美30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个政党、团体的620名代表（包括列席代表）出席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两个国际的合并。会议的议程是讨论帝国主义和约与工人阶级的任务、反对国际反动派的国际斗争、俄国问题、八小时工作日与国际社会改革、国际无产阶级組织等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表明了对这些问II的态度。大会决定合并后的社会党国际称之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尽管会议宣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以解放工人阶级和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宗旨，但并不要求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虽然声称拥护苏维埃俄国，但却要求取消工人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并且反对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建立统一战线。大会通过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章程》规定，“凡是旨在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承认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的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均可加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国际的任务“是把处于分散状态的政党联合起来，并争取根据本章程的原则来实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完全统一”。与第二国际不同，它规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有关国际问题的决议对全体成员均有约束力，其成员不得参加任何其他国际政治组织。它还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合法化，规定执委会委员如参加内阁，即自动取消其委员资格，退出政府后，可以再度当选为执委委员。大会宣告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建立。总部最初设在伦敦，1926年迁至苏黎世，1935年迁至布鲁塞尔。
社会主义工入国际的建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正式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国际；一个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两个中心，代表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两股政治势力和两种政治主张这两个中心、两股势力、两种主张及其相互间的矛盾斗争，直接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二、社会民主党思想体系的演变
1923年世界资本主义进人相对稳定发展时期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参政或执政的机会，先后在11个国家进入资产阶级政府内阁。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条件下，在与资产阶级全面合作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发生了变化，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得到了系统化发展。在此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1925年通过的《海德堡纲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27年通过的《林茨纲领》，考茨基、鲍威尔、希法亭、勃鲁姆、麦克唐纳、汉森、王德威尔得等各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发表的大量言论和著作，反映了社会民主觉思想、观点、主张的演变，系统地体现了社会改良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和奥地利鲍威尔的社会主义理论。
鲁道夫·希法亭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纲领性文件的制定，并多次作为财政部长人阁，推行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经济政策。1924年他创办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社会》杂志，在刊物上大力宣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使它逐步为全党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法亭就提出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思想他认为，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是“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统治的形成以及国家权力的加强抑制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将转变成“有祖织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所以资本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出现崩溃。大战结束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有组织性正日益取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将日益加强，国家本身不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工人阶级可以用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为此，社会民主党应采取相应的策略方针。192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希法亭作了题为《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的长篇报告，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同社会民主党“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主张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认为“有組织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在原则上用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来代替自由竟争的资本主义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制度同经济的计划性組织性一样，都是与社会主义十分相似的组织形式，两者的发展和逐步结合构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因而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充分地参与这一过程，以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
希法亭认为，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为了扩大“政治民主”，建立“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党应该更广泛地参加各级政府，以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争取议会多数是社会民主党发展“政治民主”的主要目标。普选权的实现、“政治民主”的获得，打破了统治阶级政治上的特权，但现实还存在着矛盾，即政治上的占有特权已经消失，经济上的占有特权还依然存在，因此，工人阶级在扩大和完善“政治民主”的同时，还必须建立靠发展“经济民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主要阶级成员的人数、组织性、在生产和分配中所占的地位、阶级的积极性和阶级所受的教育。在民主制国家里，政治权力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力量因素”的大小来决定的；在不民主的、专制的国家里，权力的分配则依靠物质暴力手段来决定。因此，在不民主的国家，统治阶级凭借暴力享有的权力比它按其社会力量因素应享的权力要大得多。据此，鲍威尔攻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是俄国经济落后和政治落后的产物，而认为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无产阶级不需要像俄国那样举行暴力革命，而应该等待自己的社会力量因素增长到超过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那时就可以用民主手段取得政权。
鲍威尔还提出“阶级力量均势论”，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经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均势时期，才能最终夺取国家政权并实现社会主义，否则，无产阶级即使可能用暴力一举夺得政权，但却不能在革命中获得真正的经济权力，经济权力只有通过在均势时期力量储备过程中的长期训练，才能逐步获得。为了逐步取得经济权力，应该实行“职能民主”。所谓“职能民主”，就是要求政府在采取每一项行动之前都必须同与这一行动有关的职能机构（如工会、合作社、农民协会等）进行协商，这样就有可能使社会经济的运转更合乎大多数人的意愿，从而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鲍威尔为了表明自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显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有所不同，提出了“防御性暴力论”。他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通过民主方式和平夺取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采取暴力破坏民主制，无产阶级就只好使用暴力；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果资产阶级用暴力进行反抗，无产阶级也就只好用暴力镇压，以保卫自己的政权。总之，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或保卫政权而使用暴力，都是不得已的，所以称之为“防御性暴力”。为此，他表示并不絶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将“专政”和“防御性暴力”的提法写进了党的《林茨纲领》。实际上这主耍是一种宣传，一方面为使社会民主党赢得和保持激进工人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为使资产阶级害怕从而避免国内战争。
上述鲍威尔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因素论”“阶级力量均势论”和“防御性暴力论”都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苏俄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手法、特点和语言方面同赤裸裸的机会主义有所不同而已。
希法亭和鲍威尔的理论，对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各国党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各国党都按照他们的理论制定了自已的纲领和策略，确定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要通过扩大和完善政治民主、建立和发展经济民主以实现社会主义。这样，社会改良主义明显地以有理论、有纲领、有政策、有目标的形态表现出来，并成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前驱。
三、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活动和社会作用
由各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组建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建立到瓦解，前后经历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经济危机时期和反战反法西斯时期，先后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一次代表会议，确定了不同时期工人运动的战略、策略，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晌。
继1923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大会之后于1925年8月在马赛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三类问题：一是和平的国际发展和保障问题，二是社会问题，三是组织问题。1928年8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主要议程有世界形势与工人运动、军国主义与裁军、殖民地问题、战后经济形势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等。马赛大会和布鲁塞尔大会，在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上都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和平和社会进步的主张和要求，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人会所提倡的只是合法的，基本上是议会的、宣传鼓动的手段，指望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是阶级合作而不是扩大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斗争。1931年7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1933年8月在巴黎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会议，是在经济危机和战争危险年代召开的两次大会。维也纳大会主要讨论了世界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德国与中欧的形势及工人阶级保卫民主斗争等问题；巴黎会议生要讨论了法西斯主义反动时期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这两次大会，指出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破坏性的后果、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战争危险的加剧，强调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社会主义代替它的必然性，提出了反对危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的任务，都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是改良主义国际，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和平长人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维护资产阶级议会制，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战略方针，在反对经济危机、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世界战争危险等问题上，没有能制定正确有效的方针和方法，只是一味说空话。
正如鲍威尔直言不讳地所说：“我相信，对于需要如何，必须如何说得太多了，但我们并不准备样样都要做到。”
在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演进的情况下和社会党国际改良主义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各国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主要内容、特点和作用是：
第一，积极地参加议会的选举和斗争，争取成为参政或执政的党。
各国社会民主觉把主要力量和注意力放在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争取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在议会斗争中，各党普遍取得了较好的但不稳定的成绩。如20年代后半期，投给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在奥地利占全部选票的42.3%，在瑜典占40.9%，在比_时占39.4%，在丹麦占37.2%；在英国占34%，在拉脱维亚占33%，在芬兰占28.3%，在瑞士占25%，在爱沙尼亚与荷兰占22.9%。议会斗争的成绩，巩固了社会民主党在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使得许多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参政或执政的地位。1924年1月，麦克唐纳组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党政府，1925年上半年，有5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政府；1926—1928年，另外6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进入政府。其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曾多次参政执政。如果说当年米勒兰入阁在社会民主党内曾引起轩然大波的话，那么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入阁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了。他们参加政府后，在某些企业国有化、改善社会保险、扩大公共工程、扩大住宅建设和教育事业、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维护了工人利益，在对外政策上也有所变化、调整。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利用参政执政机会使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所以，他们的作用是双重的，暂时有利于工人，根本上稳定了资本主义。
第二，积极参与罢工事件，极力主张用谈判和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工人与企业主之间的冲突。20年代，在欧洲11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曾发生28500多次罢工，参加者达1.15亿人。有的国家还发生了大罢工和起义，如1926年英国工人的总罢工、1927年奥地利工人的武装起义和1929年德国鲁尔钢铁工入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社会民主党曾参与了这些罢工斗争，提出了反映工人利益的要求，但在政府采取高压政策或雇主顽固地拒不接受工人要求时，往往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他们在“经济民主”思想的指导下，利用自己在国会中的影响和在政府中的职位，或是通过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或是协同工会通过谈判、裁决的方式来缓解工人与雇主的矛盾。这些活动虽然使劳动群众生活状况得到一定改善，但都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没有改变劳动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政治事务。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工人运动不仅受国阶级斗争条件的制约，而且要受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所以各国社会民主党对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极为关注，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他们对凡尔赛和约的不公正性给予了批评，但仍接受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支持国联的成立；他们反对武装干涉苏联，要求同苏联建立和平的政治关系和正常的经济关系，却认为苏联是“一党恐怖专政”，要求苏联放弃所谓“专政”制度，停止对格鲁吉亚的占领和对社会革命党人的“镇压”。有的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建立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他们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谴责殖民主义的暴力，要求改善殖民地劳动条件、保障当地工人的基本权利。他们努力维护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一再呼吁和平解决国际冲突，要求裁减军备、限制武装。在战争危险年代，各国社会民主党举行了要求裁军的多次示威游行和集会，广泛散发了栽军传单和要求解决裁军问题的请愿书，有的党还提出了以总罢工作为保障和平的手段和以“战争对战争”的口号。这些活动，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进行了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在法西斯主义危险加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开展了反法西斯、反对战争的斗争，投入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他们抗议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行为，谴责“不干涉”政策和慕尼黑阴谋，建立了保卫西班牙人民阵线。许多社会党人参加了西班牙的国际纵队。1937年初西班牙国际纵队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有1200多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在被德、意占领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积极地组织了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缺少协调和统一，也没有能与共产党和其他反战反法西斯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影响了在斗争中应有的成效。
在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被迫停止了活动。1940年5月，德国法西斯军队侵占比利时布鲁塞尔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被查封而停止活动和解体。
第三节 战后以来的社会民主党及民主社会主义
一、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发展和主要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在大战中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斗争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不少社会民主党人进人了联合政府，一些党取得了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的地位，如英国工党、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丹麦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挪威工党；同时，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45年底，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总数已由战前的500多万人增加到800多刀人。在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力量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重建社会民主党国际组织的要求。1944年9月，英国工党领导举行的不列颠帝国各国社会党代表会议首先提出重建社会党国际的倡议，并姓同当时驻在英國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交换了意见。1945年3月、5月，各国社会党代表两次协商重建社会党国际问题。之后，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曾四次正式召开各国社会党代表会议，商讨如何建立社会党国际组织问题，并确定成立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以推进筹建工作。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党都可派一名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还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由英、法、比、荷、奥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党各出一名代表组成，英国工党总书记摩根·菲利普斯任主席。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曾先后八次召开会议，商讨和筹建社会党国际组织的具体问题。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上，通过了成立社会党国际的决议。会上还讨论和通过了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亦称《法兰克福声明》）和社会党国际章程，并选举了领导机构，摩根·菲利普斯（英国）当选为社会党国际主席，奥伦豪尔（德国）、路易斯·判维（法国）为副主席，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奥地利）为书记，这次公议作为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社会党国际成立。
社会党国际是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其宗旨是加强成员党之间的联系，通过协商方式求得政治态度一致和共同行动，但不要求各成员党执行社会党国际的决议，也不受决议的约束；它不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建立的世界政党，而是一个交换情报和经验，表明各成员党共同立场的联络组织；它是一个论坛，让各成员党对国际重大问题进行充分自由讨论，以便取得共识，是松散的国际协调机构。
社会党国际自1951年成立至今，先后召开了19次代表大会，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51年至50年代末）主要活动范围在欧洲，关心和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与欧洲有关的形势和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第二阶段（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活动范围越出“欧洲中心主义”，逐步向亚非拉第三世界扩展，更多地关心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事务；第三阶段（70年代中期至今），向世界范围扩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方面的挑战。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社会党国际已发展成一个包括世界各大洲的各国社会党的世界性国际组织，它的力量、影响和作用有了很大发展。
首先，从成员、力量来看，社会党国际成立时实行两种成员党制，即正式成员党和咨询成员党，现今实行五种成员党制，即正式成员党、咨询成员党、兄弟组织、联系组织和观察员党。正式成员党和兄弟组织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咨询成员党、联系组织、观察员党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只有34个成员，党员978万余人；现今已有101个成员党，12个成员组织，共计113个政党和组织，党员人数达2000多万。受社会党国际影响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有5200万会员，约占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会员总数的70%左右。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不仅在欧洲地区是一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而且在亚非拉地区的力量和影响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吸收了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咪党加入了社会党国际，现今社会党国际成员党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党已超过一半。
其次，就組织发展状况来看，不仅社会党国际組织本身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地区性組织纷纷建立，一是欧洲共同体社会党联盟，1957年成立，主要是加强欧共体内各党之间的联系，协调行动。1992年11月，欧洲共同体社会党联盟在荷兰首都海牙宣布，决定成立“欧洲社会党”，由比利时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社会党组成，成为欧洲第一大党。二是亚酒太平洋地区社会党的组织，1977年成立，由澳大利亚工党、新西兰工党、日本社会党和马来西亚行动党等组成。主要关注亚太地区的防务、发展、援助和人口等问题。三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委员会，1978年成立，由社会党国际在该地区的成员党组成，主要商讨有关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四是非洲社会党国际，1981年成立与社会党国际有联系，但不是它的成员。除上述社会党国际地区性组织外，还建立了社会党国际中东委员会、南部非洲筹备委员会、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国际裁军与安全问题委员会等，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再次，就活动内容和范围来看，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不断地革新纲领主张，扩大活动范围，不仅以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取得参政执政地位为活动的中心，而且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与混合化、生活福利化、国际关系正常化与和平化方面，不断地开展活动。社会党国际每三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纲领主张，发表有关的宣言或声许多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取得了参政执政地位，特别是西欧国家各成员党，几乎都有过参政执政的经历，而且有些国家的社会党执政时间很长。在1991年，有26个社会党取得了执政或参政的地位，其中欧洲12个、拉丁美洲7个、非洲3个、大洋洲2个，亚洲2个。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在其执政和参政期间，将社会党国际的纲领、宣言、声明运用于实践，主张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的参与，建立混合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立法完善多党自由活动的议会民主，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障政策。70年代以来，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张缓和、裁军与共处，反对霸权主义，支持民族民主运动，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行欧洲独立和一体化政策，维护生态环境，支持绿色运动。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人民民主权利以及保卫世界和，平和各国民族独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威望。但是，所行这些，都没有越出资本主义实际发展的框框，既不能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所在各国和世界上的基本矛盾。
8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不断爆发，生产停滞，通货膨服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下降，以及新保守主义崛起，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纲领政策的实施，遇到了种种的困难，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多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瓦解，俩极格局消失，全球性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对抗不复存在；欧洲极右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对欧洲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形成冲击；作为社会党国际台柱子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晌不断下降；因之，社会党国际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相应下降。
面对上述情况，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为走出困境，开拓继续发展的进程，都在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和修补纲领政策。社会党国际于1992年9月在柏林召开了第19次代表大会，力图明确各国社会觉对苏联、东欧剧变后的世界新局势的态度以及在这一新局势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会就以下4项议程进行了讨论并分别发表声明：《社会民主党在变化世界中的作用》、《世界经济——为持续性发展而实行全球伙伴关系》、《少数派与人权》、《环境与持续性发展》，最后还通过了一个总决议，概括表示了社会党国际对和平与裁军、人权、世界不同地区的有关问题和加强国际机构等问题的观点和承担的义务。会议在意识形态方面，回避了“民主社会主义”一词，重提“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指导思想；在政治任务方面，强调了反对新保守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认为新保守主义动摇福利国家、损害国际合作，极端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是新的冲突和战争之源；在国际合作方面，强调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并使之民主化，同时主张建立地区合作与安全体系和实行区域一体化，反对美国和欧共体国家的“新保护主义”，敦促尽早完成乌拉圭回合谈判，使关贸总协定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等等。会议表现了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和更加务实的特征，表明社会党国际力量影响衰落，它力图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支点。
由于欧洲政党格局的变动，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化”的倾向加强，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欧洲左翼政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上要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国家多党制的发展，也会有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还由于原苏联、东欧地区的一些左翼政党正在向社会党国际靠拢，因之，社会党国际组织的力量可能有所增大，成员党数目继续有所增加。但是，总的来看，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难以成为欧洲政治格局中的主流派，其全球性影响可能呈现颓势。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原则声明之后，民主社会主义成为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总称。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大都是由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民主政党发展演变而来呈同步，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也主要是由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演变发展而来。社会党人自己声称：“民主社会主义逐步用修正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成为观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综观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纲领文件与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埋论体系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和本质特点：
1.奉行多元主义，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多元论。社会党国际公开声称，多元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深刻的多元化运动，这个运动不与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哲学解释认同”。他们认为，既然社会是多元的，决定社会存在的因素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必然是多元的，所以社会主义运动不必要有统一的世界观。他们把基督教学说、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康德的伦理学与启蒙思想、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等都作为思想来源；同时，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综合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学思想；还吸取新康德主义和新费边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政治学观点。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的，而是来自各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或哲学学说。他们有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根源之一，称“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入道主义哲学、基督教、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实际上，他们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词句而曲解其内容实质，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
2.崇尚伦理主义，主张以“自由”、“平等”、“公正”、“相助”为基本价値观。社会党国际宣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是要“建立一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以平等、博爱为基础的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相助等人类理性、伦理原则的实现。他们承认和揭露了资本主义存在着的一系列矛盾和弊端，表示反对资本主义，但又认为资本主义弊端和矛盾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违背了人类理性、违背了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公正、相助等伦理原则。他们笼统地提出“人的尊严是我们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我们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实现人的权利”，他们把“自由”、“平等”、“公正”、“相助”称之为“基本价值”，并认为这些“基本价值”是估量政治现状的准绳，是衡量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社会民主党人行动的指南。所以，他们崇尚伦理主义，从伦理道德信念中引导出社会主义，把个人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中心，认为社会主义是伦理道德发展的结果，把伦理道德观念作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显然，这是带有唯心主义的空想性的，否定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3.主张超阶级的国家观和“纯粹民主”论。社会党人之所以把他们的思想体系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是为了突出抽象地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把民主推广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他们声称“社会主义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完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得到实现”，“社会党人为通过民主手段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他们坚持“纯粹民主”、“一般民主”的民主观，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提出“民主高于一切”、“摒弃一切专政”。他们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认为“国家并不是必然要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者有势力的利益集团的工具”，随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根据社会的利益，对经济的干预已大为加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同时，国家的计划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已是面向社会主义的目的，所以国家已由阶级统治的工具变成为每个人服务的超阶级的工具。据此，他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是民主的、和平的议会斗争；只有通过民主的、和平的议会斗争，改革资产阶级民主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表示既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又反对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声称“未来既不属于共产主义，也不属于资本主义”，未来属于“民主必须成为国家和生活的普遍制度”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实践表明，民主和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当代世界上不是无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
民主社会主义在奉行多元主义、崇尚伦理主义、主张超阶级的国家观和纯粹民主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的内外政策原则：
第一，在政治上，具体规定了民主的内容：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保障每个人都享有一切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诸如思想和言论自由，受教育、结社和信教的自由；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用秘密投票方式自由选举其代表，所有公民不论出身、性别、语言、信仰和肤色。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司法独立等。此外，还主张多党制，反对一党制，认为民主需要有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和彼此反对的权方，应该“由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少数派的权利”。
第二，在经济上，强调“社会主义政策的当前经济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人与财产的合理分配”。为此，主张实行计划生产与民主管理，但计划生产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容许在重要生产范围内（例如在农业、手工业、零售商业和中小型工业内）有私有制存在。也就是说，不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主张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在混合经济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种计划主要是靠国家调节来实现。同时认为，“计划并不意味着一切经济决定都置于政府或中央机构手中，只要与计划的目的相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实行经济权力的非集中化”。还认为“所有公民均应通过他们的组织或出于个人的主动性，参与生产进程，以防止公营或私营企业内官僚主义的发展”。“应使工人同他们所在的产业领导部门民主地联结在一起”。总之，在经济上要建立受到社会监督并为整个社会服务的经济制度，但这种经济制度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而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并帮助其发展的情况下来实行，是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来实行。
第三，在社会权利方面，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人们不仅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力，而且还应享有经济和社会权利，如劳动权，在丧失劳动能力时得到补助金的权利，休息权，儿童受到关怀与青年依照其才能而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居住权利等。他们还主张消灭一切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的法律上、政治上的歧视；在分配生产成果时，首先需供给人类的基本需要，要通过采用累进税和扩大社会福利措施的办法，来调节国民收人，建立“全民福利国家”。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采取上述措施，人们就可摆脱各种形式的压迫和贫困，并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第四，在国际政策方面，民主社会主义提倡“国际民主”，奉行“缓和”、“共处”、“裁军”的政策，认为“维护和平是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人类存在的共同先决条件是：和平与裁军”。他们呼吁所有的人都要为实现裁军、和平、缓和与国际合作的各项努力做出贡献。他们提出用裁减军备的费用来援助落后国家，消除饥饿现象。他们表示支持和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支持不结盟运动发挥积极作用，反对霸权主义，提倡南北对话、南南合作，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他们还呼吁全世界人民共同为维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界的生存和发展而努力，认为这与致力保护世界和平同等重要。
民主社会主义的上述理论特点和政策原则，体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是改良主义国际组织和改良主义的政党。
三、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地位和作用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良运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制约了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社会党国际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变化，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活动范围由欧洲扩展至全世界，成为国际性的运动。由于不同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及其历史传统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的类型，主要有西欧民主社会主义、非洲民主社会主义、拉丁美洲民主社会主义。原苏联、东欧地区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变种，其发展形态还很不成熟，可变性很大，尚未形成一种类型。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代表性和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各国国内的主要活动，是扩大社会党的影响，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争取执政或参政的地位，推行其纲领主张。为了扩大自己选民的基础，各国社会党所关注的问题日益广泛，从提高群众的经济政治地位、争取群众的切身利益到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从和平运动到人权运动。西欧各国社会党几乎都有过执政或参政的经历，有的执政时间很长，如英国工党1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16年、法国社会党10多年，瑞典、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时间更长。他们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参政或执政与否，他们积极活动，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政策，尽管未能取得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的效果，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但毕竟部分地代表了群众的利益要求，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改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诸如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医疗保险、养老金和助学金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通过企业法、共同参与法等法律的实施，一定程序上限制了垄断资本家的职能，扩大了职工参与经济管理的权利；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和扩大就业、规定工时等办法，缓解了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提高了职工实际工资的收入，等等。因此，他们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目前，西欧各国社会党拥存7000多万选民，约占选民总数的1/3，在欧洲议会中，社会党党团是最大的党团。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国际性的运动，它一贯十分关注国际局势，参与国际事务，并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国际重大问题积极提出自已的见解和主张，力图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表态来宣传自身的价値，吸引国际舆论的注意和博得各国人民的好感，进而壮大自己，将更多的政党纳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如它强调维护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种族歧视，主张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支持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民族民主斗争，等等。这些都较合乎人民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輿论界的好评表现出自己在国际范围内已是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成为推动国际局势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力量之一。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国际工人运动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首先，社会党控制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工会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工入组织，它左右着工人运动的方向。因之，各国工人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其次，世界上三大国际工会之一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实际上是社会党国际的附属机构，处于社会党国际的支配之下。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除正式出席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外，还经常与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协商、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次，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觉的社会政策，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扩大了他们的民主权利，改善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自然地得到了工人和劳动群众的拥护，因之，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资本主义各国和国际上有其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和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它毕竟是奉行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严重影响，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之，它不可避免地又具有消极作用和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是在承认和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下进行的，它否认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要性，因之它虽提出了一些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改良措施，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上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制度下，收人和财富实际上的不均依然存在，贫富悬殊依然存在，广大群众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其次，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采取的福利措施，要受到国家财政的制约。庞大的福利开支，使政府的公共开支急剧增长，国家财力不堪负担，财政赤字过大，造成债台高筑、通货膨胀，最终又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例如公共开支的增加往往引起高额税收，而广大劳动人民是主要纳税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同时，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以乎等作为其基本原则之一，可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难以解决的，公平往往是广大社会成员的要求，而效率则是资本主义的增长效率。民主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的要求，往往要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形势的制约当经济不景气时，即使社会党执政的政府也往往不得不牺牲充分就业的目的和大砍福利基金来保持经济的增长率。而且，好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由几个党轮流执政，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是很难有一贯性、连续性的。
再次，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问题上往往受到国际资本主义战略利益和要求的影响，往往实际上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例如，它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故争，但它曾支持美国的“冷战”政策，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它虽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它不主张对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根本改革。它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地解释和运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抽象原则，往往在维护和平的口号下，支持重整军备；在互助合作的名义下，维护发达国家在不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在尊重人权的借口下，干涉别国内政，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问题上的消极性。
总之，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改良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制度为它提供活动的余地是有限度的，因而其作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原载《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
1995年1月东北师大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