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入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大厮杀。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战争爆发后，对待这场战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严峻考验。
作为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曾一再表示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同第二国际各国党一起拟定和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和决议。可是，大战爆发后，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德国党的领导明显地表现为支持、反对和模棱两可的不同态度，形成了左、中、右三派。
处于多数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公开倒向本国政府，提出了“保卫祖国”的口号，支持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年8月4日在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的挟持和控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一致投票赞成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军事拨款法案。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也向政府表示，保证不提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问题。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全德工会则宣布“国内和平”，要求工人“实现劳资合作”，禁止工人罢工，并煽动工会会员开赴前线，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这样，德国党的右派领导完全背弃了人民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使德国党由革命的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但是，德国觉内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不怕孤立，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地坚持开展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他们制定和实行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方针政策，形成了独立的政治派别一一斯巴达克派。他们在画内和国际上的反战斗争活动，赢得了很大胜利，拯救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声誉。
1917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觉内以哈阿兹、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与右派分裂，同左派一起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12月，由于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斯巴达克派与中派决裂，正式成立了德国共产党。所以在大战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三个工人政党。后来，在1922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觉又重新并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
一、大战爆发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演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由于世界领土已分割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想得到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除了通过战争夺取，别无它途。资本主义列强为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疯狂地扩军备战，并且形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同德、奥、意“三国同盟”这两大帝国主义集团。
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长期酝酿的世界大战，终于在1914年8月爆发。战争的导火线是奥国皇太子被塞尔维亚人刺杀的事件。7月28日，奥国以此为借口对塞宣战。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宣布支持奥国；而英国、法国、俄国则宣布援助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3日又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接着又在13日对奥国宣战。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就全面爆发了，后来卷入战争的还有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包括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五大洲的36个国家。
帝国主义各国投入这次战争主要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国际市场和世界霸权。后起的德帝国主义想夺取英国在近东、法国在北非等处的大量殖民地和比利时的刚果，还想从俄国手中夺取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英国则力图击败自己的竞争者德国，还蓄意夺取土耳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想收回早先被德国占去的亚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并夺取德国富产煤铁的萨尔。俄国则力图击败德国，独霸巴尔干和土耳其，谋取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此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沙皇俄国，还想利用战争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绞杀国内的革命运动。所以，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非正义的战争。
战争对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党，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党。它继承了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传统，在第一国际的影响下创建于19世纪60年代。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纲领和策略，并在自身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同反动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袭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经受了错误和挫折的锻炼，取得了积极成果，积累了从事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丰富的经验，对欧洲各国建立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起了表率作用。它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之间起了继往开来的纽带作用，担当了第二国际创建的重任并在第二国际成立后成为第二国际的核心，在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排除无政府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它曾积极地开展反对党内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1898—1903年间的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围绕着伯恩施坦问题展开了辩论，为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反修斗争揭开了序幕。它还曾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它的领导人在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曾多次发言或作报告，分析了军国主义形成的根源，揭示了军国主义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联系，指出了无产阶级对待军国主义应持的正确态度。
在战争危机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积极地参与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1907），哥本哈根大会（1910）和巴塞尔大会（1912）着重讨论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这些大会都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或宣言。斯图加特大会通过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强调指出，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必须在青年中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应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必须“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哥本哈根大会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决议的主要论点，并着重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战争就不会彻底消除”。“各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世界和平的惟一可靠的保障”。巴塞大会上通过的《巴塞尔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制造战争危机的罪行，指明了即将爆发的战争的非正义性，确立了各有关国家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反对战争的具体任务，呼吁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联合起来，利用一切手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帝国主义政府胆敢发动战争，那么整个欧洲无产阶级就要根据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大会业已确定的原则，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德国党的领导人曾积极地赞同上述决议和宣言，也曾在国内组织领导反战工人运动。
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其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贯坚持了革命方向，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
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未能深刻认识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新形势以致不清楚党所面临的新任务；由于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不很得力、不很彻底，以致伯恩施坦主义在党内蔓延滋长；由于迷恋于议会斗争的胜利，致使合法主义的影响在党内不断增长，因而造成党的革命性逐渐削弱。在战争危机年代，党内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左、中、右三派。1913年8月，党的最有威望的领导人倍倍尔逝世后，党的领导权落到了右派谢德曼等人的手中。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蜕变，由革命的党蜕变成了改良主义的党。
二、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的公开背叛
大战全面爆发前夕，即1914年7月25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的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还曾发表一项《反对战争挑拨者的罪恶行动的激烈议书》，号召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立即举行群众性的反战示威，其中写道：“德国士兵决不为奥地利当权者的贪权欲和帝国主义者的利润而牺牲一滴血……统治阶级在和平时压榨你们，蔑视你们，战时会利用你们去当炮灰。必须到处对当权者大声叫喊：我们不要战争！打倒战争！各民族兄弟般的国际团结万岁！”7月28日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还写道：“目前最严重的战争危险不是沙皇制度，而是想作坏事的德国”。在7月26日—30日，为响应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号召，德国许多城市举行了反战集会和示威游行。可是，当德国对俄、法宣战，大战全面爆发后，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首脑们即纷纷倒入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公然背弃了自同意的宣言、决议和诺言，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其实，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们在向工人讲述关于反对战争的宣言的同时，就与政府进行了秘密的勾结。7月29日，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阿·休特古姆在同政府的一次秘密会谈时告知帝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韦克：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战争期间将不采取任何阶级斗争行动，并将在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登载使政府满意的报道。这一许诺是休特古姆同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巴泰尔斯、布劳恩、艾伯特、米勒以及国会议员费舍会谈后决定的。接着，德国首相霍尔韦克于1914年7月30日的普鲁士政府会议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情况下是会奉公守法的。随之，7月30日《前进报》上公然吹捧德皇是“人类和平的忠诚倡导者”。同一天，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施塔姆普费尔发表文章《生死存亡的斗争》，明确提出了“保卫祖国”的口号。7月31日，海·米勒作为党的执委会代表在巴黎同法国社会党人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也声称，威廉二世皇帝和霍尔韦克首相“是真心实意力求维护和平的。”
德国对俄宣战后的第二天，即8月2日，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控制的德国自由工会理事会会议作出决定：支持帝国政府在总动员期间采取的措施；为进行战争立即停止所有争取工资的运动；不再开展新的争取工资的斗争；停止对罢工者的资助；工会联合会的财力和组织机构应为战争服务。公开背叛工人利益。
8月3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召开会议，讨论对国会进行军事拨款表决的态度问题。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左中右三派鲜明地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大多数右派首脑列举种种理由，建议同意批准军事拨款，认为应无保留地公开表示跟政府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站在一起，声称如果拒不同意批准军事拨款，党的组织就会遭到破坏和消灭，而说一声“赞成”就会大大增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位，战争之后，定将出现一个强大的民主浪潮。以卡·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则认为德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为此不仅耍反对军事拨款，而且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战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则采取调和折衷的态度，认为已爆发的战争不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也不是纯粹的民族战争，既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也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主张在军事拨款问题上既不投赞成票，也不投反对票，最好是弃权，或者要求政府保证没有侵略意图，如果政府作出保证就投票同意，如果拒绝作出保证就投票反对。最后表决时，78名议员赞成同意军事拨款，李卜克内西等14名议员表示反对。这就决定了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国在次日议会中表决军事拨款案时的态度。
8月4日的帝国议会上，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对党团内部的少数派用党国纪律进行约束的情况下，公然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法案。党的主席胡·哈阿兹在会上宣读了赞成军事拨款的声明。声明中说：“今天我们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战争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解决为保卫祖国所必耍的款项问题……我们要证实我们一再强调过的话：在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决不置祖国于不顾。”这就完全背弃了1907年斯图加特、1910年哥本哈根、1912年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决议、声明，也是对工人阶级、对民族、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罗莎·卢森保曾尖锐地揭露说：哈阿兹宣读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国的声明，“只不过是国王演说词和首相演说词的回声和余音罢了”。
李卜克内西囿于遵守“纪律”，违心地也投了赞成票，他曾内疚地说明，“基于种种理由，诸如党内的分裂现象还没有明显暴露，事态只象是一时误入迷途，加以党团纪律在我的心目中还有很高地位，因此没有首先同时在国会上进行斗争。”同年12月，帝国议会第二次讨论增加军事拨款问题时，他用实际行动作了改正。
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们在投票支持政府的军事拨款法案的同时，还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在战争期间放弃一切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宣布实行“国内和平”政策，以便“在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战争中保卫祖国”。1914年8月6日，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他们控制的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再次号召党员和工会会员支持战争。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充塞了沙文主义的叫嚷。如《哥姆尼兹人民之声报》写道：“争取世界和平的工作目前停止了……现在我们考虑的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胜利吗？我们回答道，是的！”《汉堡国声报》写道：“现在是铁决定一切！现在是权力决定一切！德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社会民主党的滑稽报《真实的雅可比》以国王威廉的口吻写道：“孩子们往前冲呀！现在只有痛打一顿才有用。”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们的公开背叛，宣告了德国党在政治上、道义上的破产。由于德国党是第二国际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的党，它的背叛对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起了“带头羊”的作用。在德国党的带动下，欧洲各国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相继背叛，也都纷纷转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申辩。第二国际在政治上也宣告破产。
三、大战初期左派的反战活动
当着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们滑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时，德国左派立即起来持反对态度。1914年8月4日晚，刚刚得到有关社会民主党背叛性投票的消息，柏林的海·敦克尔、胡·埃贝莱因、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弗·梅林、恩·迈耶尔、威·皮克等左派在卢森堡的寓所聚会，讨论由于社会民主党国会觉团已赞同军事拨款而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入提出的任务。会上有入提出以退党来抗议国会党团的背叛行为。这项建议未获通过。与会者决定同国内其它地区的左派党员取得联系并邀请他们一起举行会议。罗莎·卢森堡在会上愤怒地斥责国会党团的叛卖行径，认为耍是最激烈地反对他们，放手大胆地“向工人呼吁”。她探索了发动群众的方法，提出一方面成立一个委员会，以便有组织地进行发动；另方面以个人名义通过报刊、杂志和小册子等手段进行发动。她认为，既要通过报刊的宣传鼓动以发动群众反对战争，又耍利用一切机会揭露那些“保卫祖国”的鼓吹者。会议决定开展地下工作，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的反工人政策的斗争。第二天，卢森堡向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左派活动家们分别拍发了近三百份电报，号召他们参加反对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的代表会议。
革命左派妇女运动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坚决响应发动群众的要求。她于8月5日在她主编的妇女杂志《平等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妇女们，准备起来》一文，揭露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目的和危害，号召全世界妇女同世界各国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紧密团结在一起，“在战争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来反对战争”，呼吁妇女们和工人群众，“让我们从工厂和作坊中走出来，从草棚和阁楼中走出来，参加群众性的抗议运动！我们要让统治者和财主们毫不含糊地看到我们的坚定的决心，为自由而不惜牺牲一切，以至战斗到呼吸停止。”她在《平等报》上还发表了其它许多文章，宣传德国左派的反战立场。
为了广泛地进行反战的宣传鼓励，1914年9月，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到德国西部和南部旅行，在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纽伦堡、哥达和其它城市的反兼并保和平的抗议大会上作了演讲，揭露了右派首脑所谓党内意见一致的谎言，谴责了右派首脑的错误政策，要求党实行改组。9月10日，他们同蔡特金、梅林一起署名向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社会民主党右派议员阿·休特古姆和理·费舍在瑞典、瑞士及意大利等国劝说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舆论支持和赞助德国的活动，并表示不能赞同他们关于战争的原因、性质和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说明。声明再次断然驳斥了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把党说成在争取“国内和平”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论调，揭露了所谓社会民主觉领导人对战争的政策“符合于全党的思想和愿望”的骗人的鬼话。
9月下旬，因为李卜克内西揭露了右派首脑们的欺骗行为，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竟然召开会议，追究李卜克内西“破坏党的统一”的责任。会后，李卜克内西针锋相对地给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并要求执行委员会把此信作为李卜克内西的声明栽入会议记录。他在信中强调指出，必须按照革命的原则重建国际，并重申德国党必须实行彻底改组。他说，这场斗争将会相当艰巨，因为它不仅要反对政府和统治阶级，而且要反对党的某些官僚机构，反对今天使党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半官方政府工具的种种思潮（沙文主义、吞并问题、掩盖阶级斗争等等）。
1914年11月，李卜克内西为了给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国少数派在12月2日召开的帝国议会上第二次讨论军事拨款问题时发表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打下基础，起草了关于世界大战的起因和性质的提纲。提纲分析了战争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指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德国帝国主义应负的特殊的战争罪责；揭露了统治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在发动战争时对群众进行的蛊惑宣传；控诉了在德意志帝国仅有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权利遭到了践踏；并且抗议兼并外国领土和压迫外国人民。提纲最后强调：“我们号召德国人民和其他交战国的人民起来反对那种荒谬绝伦的事情，也就是反对为了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利益而洒尽自己的无比宝贵的鲜血。我们以被剥削者和丧失权利者的名义要求停止进行民族之间的屠杀。我们希望，无产者在战场上宣布停火的这个日子，会很快到来。到那时候，他们将在血流成渠的战场上握手言欢，并举起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盘石，把杀人不见血的军国主义势力压得粉碎。”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竭尽全力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来联合那些准备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人，以防止12月2日召开的国会会议上重演8月4日事件。李卜克内西在德国许多城市首先同那些曾在8月3日表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路线的议员进行了磋商。他和卢森堡试图在蔡特金的协助下说服那些动摇的人。1914月11月末，卢森堡特地发表文章，强调即将召开的国会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能引起人们高度注意。然而还未能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内组成反对派。
12月2日，国会第二次讨论增加军事拨款法案时，哈阿兹再次代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声明赞成军事拨款法案。700多名议员中惟有李卜克内西一人投票反对。他在投反对票时庄严声嚷：“我反对战争、反对战争贩子和战争祸首，反对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政策、反对兼并计划，反对战争中的不人道的行为、反对军事独裁、反对统治阶级的像目前所表现的那种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不负赍任的态度，所以，我反对所提出的军事拨款”。他的反对票，“像闪电一样打破了建立在帝国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统一的幻影”，也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机会主义决裂的一个重要步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一个李卜克内西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他的英勇行动，犹如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德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前进道路。也正因为这样，它使得军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十分惊恐。他们千方百计阻止李卜克内西关于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的传播。帝国议会议长，下令禁止将他的发言载入宫方的速记记录中。然而，李卜克内西的声明作为非法小册子却在工人群众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并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短短的几天内，李卜克内西就收到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封书信和电报对他的正义的勇敢的行动表示支持。许多工人、士兵纷纷邀请他到集会上演讲。柏林警察总监的报告也承认：“李卜克内西的行动给人以激进和鼓动的印象，在工人中得到了好评；这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是说明李卜克内西的报告得到了工人越来越多的赞成”。德国以外的许多革命社会党人也都对李卜克内西的行动表示赞扬。法国安纳省社会主义同盟书记尼科表示，李卜克内西“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鲜明姿态将在德国以及全欧洲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所以李卜克内西公开举起的反战旗帜，有力地促进了反战运动。
为了进一步阐发李卜克内西声明中的立场和态度，1914年12月底，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给英国《工人领袖报》发了好几封信，再次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背叛行为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在此原则基础上重建被机会主义者破坏了的国际的必耍性。李卜克内西写道：每一个社会党都有自己的敌人，国际无产阶级的敌人就在本国。卢森堡强调指出：必须把国际和它所属的德国支部业已破产的可悲真象告诉国际工人阶级。虽然他们只提出了重建国际的问题，但他们认为，重建后的国际应当具有与旧的国际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精神。
在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带动下，从1914年秋季起，德国各城市先后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左派小组。这些小组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竭力把工人运动拉回到革命的立场上来。
1914年底到1915年初，左派加强了宣传工作，开始发行第一批秘密的反战传单和小册子，举行辩论会，在辩论过程中痛斥了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战争政策，同时也讨论了各反对派之间进一步的团结和计划地出版定期刊物的问题。左派的力量不断地得到了发展。慑于左派力量的发展，德国执政者和社会民主党领导加紧了对左派的迫害，力图把左派领导人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把他们与群众隔离开来。1915年2月德，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讨论所谓“李卜克内西事件”，攻击李卜克内西“破坏党纪”，会上社会沙文主义者卡·列金竟然耍求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出议会党团，但未获通过。德国政府则于2月7日把李卜克内西征召入伍，企图用严格的军营约束来限制他的革命反战活动，禁止他参加议会以外的政治活动，只有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和普鲁士众议院开会期间才允许他休假，但仍不准离开柏林。卢森堡也于2月18日被捕，以执行一年前被判处的一年徒刑。尽管左派领导人不断遭到迫害，但仍顽强地坚持斗争。
1915年3月5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李卜克内西、梅林、敦克尔、皮克等参加的七个城市的左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出版《国际》杂志，由卢森堡和梅林任主编。这次会议使一些地方的左派之间建立起初步联系。4月，《国际》杂志倒刊号出版，在这一期上，刊登了卢森堡、梅林、蔡特金等撰写的文章。卢森堡写的《国际的重建》一文，深刻揭露了右派领袖拥护帝国主义的背叛立场，谴责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无原则的政策。她强调指出，正是战争期间才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并呼吁在无产阶级国际际主义精神指导下为结束战争和争取和平而行动起来。梅林在《我们已故的大师和党领导机关的政策》中强调指出：“国内和平政策”意味着同马克思主义完全决裂，他要求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工人阶级在任何战争中必须提出自己的阶级政策。《国际》杂志的出版，引起了党执行娄员会领导人的恐慌和强烈不满，他们立即向全党发出通告，说这是破坏“党内统一”的行为。德国反动当局则说它破坏了“国内和平”下令查禁，因此《国际》杂志只出了一期就被扼杀。但它对于揭露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的背叛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左派会议决定出版《国际》杂志，之后，左派被称为“国际派”。“国际派”的形成，标志着左派从一种思潮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派别。
第二节 斯巴达克派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一、斯巴达克派的形成及其反战斗争
1914—1915年的冬天，战争进入了胶着状态，德国速胜的幻想已被打破，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困难日益增大，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渐趋高涨。德帝国主义为了转移人民群众的视线，一方面利用意大利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进一步煽起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另一方面加强对革命左派的迫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们与德国政府相配合，加紧鼓吹社会沙文主义，并在议会中第三次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同时，竭力排挤打击左派，阻止左派反战斗争的发展。
面对这严峻的形势，革命左派坚定不移地继续开展反战斗争，并把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看作反战斗争的一部分。左派认为，最要紧的是唤醒群众的觉悟，使群众对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行径有明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把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争取到反战的旗帜下来，“首先是澄清，然后是多数”，再“通过有组织的群众起来造反自下而上地把党夺回来。”
为了唤起民众，反对反动当局的战争政策，左派以多种形式进行斗争。首先利用议会讲坛，或提出质询，或力陈己见，以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实质，提出左派反战的立场观点，教育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起来斗争。例如，李卜克内西充分利用国会议员的身份，在帝国议会上多次提出质询，揭露了德政府反对和平的本质，谴责了帝国主义秘密外交的反人民性；号召“不论在故壕里还是在国内，工人们应掉转枪口，对准夺走他们光明和空气的共同敌人”。正如卢森堡所说的那样，这些质询和陈述“可以变成一条真正的犀皮鞭子，用它来不停地挥打在帝国主义狗党们的脊背上”。散发传单和小册子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是左派进行斗争的另一主要方式。“国际派”自大战爆发以来，共散发大约一百万份反对战争和反对党的社会沙文主义领导政策的秘密传单和小册子1915年5月27日，“国际派”散发的李卜克内西起草的传单《主要敌人是在国内！》更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召唤作用。传单鲜明地提出：“任何一国人民的主要敌人都是在自己国内！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在德国、德国帝主义、德国的战争派、德国的秘密外交。德国人民必须打倒的是在国内的敌人！”它指出了工人阶级进行反战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维护了工人阶级和民族的利益。这一传单和“国际派”的斗争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在欧洲的许多大党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那些一贯忠于社会主义旗帜的同志们首先发出了响亮的抗议声。我们高兴地读了《光线》杂志和《国际》杂志。我们更高兴地听说在德国散发秘密革命传单，譬如《主要敌人是在本国》的传单。这说明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我们把德国左派看作我们的同志，看作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希望”。
反战斗争的发展促使德国左派进一步团结起来。1916年1月2日，“国际派”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李卜克内西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觉内形势尤其是关于“国际派”同中派的关系的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卢森堡起草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提纲》。提纲谴责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执行的叛卖性政策，强调了开展反帝和平斗争的必要性。提纲指出，由于第二国际已经因其机会主义领袖的背叛而破产，因此，必须建立新的国际来领导各国的革命斗争，新的国际必须建立在下述原则基础上：在各国国内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坚持反帝和反战，实行民主集中制，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会议还讨论了宣传鼓动、罢工和游行示威等问题，决定出版定期刊物《政治书信》，这个刊物后来被称为《斯巴达克书信》从此，便产生了“斯巴达克派”的名称。它是“国际派”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左派的联合和推动了反战斗争。“斯巴达克派”成为全国性的左派派别，客观上向建立独立革命政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
为了进一步讨论唤醒群众和组织群众行动的策略和措施，斯巴达克派于1916年3月19日在柏林再次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们根据卢森堡关于对国际的态度和对即将举行的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态度的报告通过两项相应决议；根据李卜克内西关于德国反对派的任务的报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工人、妇女和青年中进行最广泛的宣传鼓动，以便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战运动，并使已出现的群众运动向自觉反对战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方向发展，决议还要求同任何机会主义政策严格划清界限。三月会议为斯巴达克派组织和领导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指明了方向。在斯巴达克派的支持下，1916年4月，在耶拿召开了大战爆发后首次社会主义青年反对派的秘密代表会议，李卜克内西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国内和平政策”和反对中派分子动摇立场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决议，并成立了青年工人反对派的临时中央会议决议指出：无产阶级青年最重要的任务是利用战争环境，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崩溃，同时要同机会主义划清界限，而且“无情地和完全地在组织上摆脱依附于党和工会当局的青年组织，保持独立性，对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这次会议为反战斗争动员了有生力量。
斯巴达克派在妇女中的工作也是积极而有成效的，1916年3月、5月和11月，蔡特金、敦克尔等多次发动妇女参加示威游行。
斯巴达克派为巩固扩大自己的阵地，在国内各地区组织了五百人秘密地散发《期巴达克通信》等材料，挑选出了斯巴达克派与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之间建立秘密联系的负责人，逐渐地在斯巴达克派周围形成了遍布各地的拥护者的组织。
1916年春，斯巴达克派组织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运动。他们的第一次行动，就是1916年的“五一”游行。斯巴达克派在德累斯顿、耶拿、汉诺威利和桕林等城市组织了一系列的“五一”反战示威游行。事先，李卜克内西起草了号召群众参加“五一”游行的传单《起来庆祝五一》传单中写道：“清除谋杀人民的万恶罪行！打倒包藏祸心，蛊人民。乘机发财的人！我们的敌人不是法国、俄国的人民，而是德国容克、德国资本家和经管他们事务的委员会——德国政府。”卢森堡二月中旬刑满释放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她与李卜克内西一起参加的“五一”柏林示威游行是当时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尽管当局加强了步兵警察和骑兵警察的警戒，这是有一万多人参加了游行。李卜克内西在游行队伍中高呼“打倒战争！”“打倒政府！”顿即遭到警察的袭击和逮捕。卢森堡也险遭逮捕。游行者强烈抗议警察的这一暴行，示威行动在打倒战争！“和平万岁！”“国际万岁！”“李卜克内西万岁！”的口号声中持续了几个小时。
李卜克内西被捕后遭到了审讯迫害，并被判处四年苦役徒刑。李卜克内西在法庭上作了义正词严的申辩并且驳斥了法庭指责他叛国的说法：“叛国从来就是统治阶级、诸候和贵族阶级的一种特权，叛国是他们的最高贵的历史传统。真正的叛国贼今天还没有坐在被告席上，而是坐在重工业、军备企业和大银行的写字间里，坐在容克地主的骑士田庄里……真正的叛国贼是那些把人类推到野蛮暴力的混乱中的人们，是那些把欧洲变成瓦砾和废墟，把欧洲包藏在谎言和虚伪的气氛中，使真理失明窒息的人们，是那些愿意而且将耍继续这种凶残行径、直至流血的、受奴役的各国人民群众都向他们投降为止的人们。”李卜克内西在申辩结尾时大声喊道：“苦役徒刑！荣誉的公民权的丧失！好吧！你们的荣誉不是我的荣誉！但是我对你们说：从来没有一个将军穿着制服会象我将要穿着苦役牢的短衫时有那么多的荣誉。我在这里是为了控诉，不是为了辩护自己！我的口号不是国内和平，而是国内战争！打倒战争！打倒政府！”李卜克内西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立即被印成斯巴达克派的传单秘密地广为散发。
李卜克内西的革命行动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为抗议逮捕和迫害李卜克内西，6月27日柏林波茨坦广场举行了有两万五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次日，桕林最重要的军备工厂五万五千多工人参加罢工。接着在不伦瑞克，不来梅和其它城市也举行了罢工。这些罢工是大战以来德国发生的第一批政治性群众罢工。这表明德国工人阶级的反战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五一”示威游行是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反战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它使前线的士兵、极度劳苦的工人、饥饿的妇女和战争的一切受害者认识到，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进行不调和的反战斗争。斯巴达克派用行动证明它是德国反战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李卜克内西以自己的英勇行为促使反战战斗从议会里扩展到大街上，使少数左派的反战宣传发展为广大群众的革命反战行动。
面对高涨的群众性的反战运动，德国反动统治者加紧了对斯巴达克迫害，企图以监禁斯巴达克派领导成员的手段来扑灭反战运动。继李卜克内西被捕之后，卢森堡于1916年7月8日遭无理逮補，开始了长达两年零四个月之久的“预防性监禁”。斯巴达克派的其他领导成员梅林、蔡特金、迈耶尔、皮克等也相继遭到逮捕、关押或被送往前线，敦克尔被禁止发表学说。但是，逮捕和监禁封不住革命者的声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虽然身陷囹圄，但仍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反战斗争。他们利用一切机会，通过秘密途径与斯巴达克派战友保持着密切联系，向同志们表明对重要问题的看法，提出反战行动的建议和起草反战传单。《斯巴达克书信》刊登了卢森堡在狱中写的传单。她在传单中满腔热情地号召群众起来斗争：“不应当在国会，而应当在工厂、车间、在街头，解决战争与和平、‘国际’的命运和群众饥饿的问题，只有开展积极的群众运动，才能把党从艾伯特——谢德曼之流的手中拯救出来，才能保障和平和自由。”她还向群众揭穿了对李卜克内西卑鄙地起诉的目的：“这是对他在国会和地方自治代表会上的整个行为的报复，因为他是惟一向全世界揭露那场国内和平的血腥把戏的真相的人；这是对他的报复，因为他身在牢房和法庭，戴着手铸和胸镣，却仍然蔑视刽子手，坚贞不屈地捍卫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李卡克内西在狱中不仅关心着德国的工人运动和反战斗争，而且关注着俄国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写了许多传单向工人和士兵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号召他们全力支援俄国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本国帝国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他建议斯巴达克派加强在士兵中的工作。他在狱中还写下了《纵然把我粉碎，我也决不低头！》、《暴风雨，我的伙伴！》等壮丽诗篇，鲜明地表现出他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和渴望搏击暴风雨的斗争精神。
斯巴达克派按照李卜克内西的建议，加强了在士兵中，尤其是水兵中的工作。1917年底，斯巴克达派在威廉港水兵成立的士兵管理委员会中的积极工作，对“路易波尔摄政王号”舰水兵起义产生了积极影响。1918年夏天，斯巴达克派在东方战线广泛地散发传单，号召士兵们不要充当“自由的刽子手”反对工农共和国，而要以俄国兄弟为榜样，以革命方式结束战争，为“自由平等的德意志社会共和国”而斗争。这些传单在士兵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斯巴达克派在极其恶劣的处境中持续不断地进行的反战反军国主义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拯救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荣誉，动员和教育了人民群众，也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列宁所说：“德国社会主义者中一切忠实的真正革命的人，无产阶级中一切优秀的坚定的人，一切义愤填膺和日益具有革命决心的被剥削群众，都是同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派’一起前进的。”
二、斯巴达克派反战斗争的方针政策
斯巴达克派是一个旨在动员工人阶级和德国人民中的一切反战力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斗争的宣传性组织，它没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决裂，还是其中的一派，它不是独立的政党组织，但它是德国真正的革命力量，在反战斗争中有明确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主耍内容是：
1.反战斗争与革命的阶级斗争相结合
当着帝国主义大战的狂潮席卷欧洲、民族沙文主义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斯巴达克探认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批判社会沙文主义，首先要阐明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明确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把反战斗争国革命的阶级斗争相联系起来。
斯巴达克派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时一再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一场资本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我们历来反对的政策所导致的，德国的统治阶级对它负有很大罪责。总的说来，这场故争是由我们与之坚决斗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结果”。并且揭示了引起战争的经济根源，这就是“在对于垄断利用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可靠的投资场所的追逐中，不同大国的资本家集团进入了逐鹿场”。斯巴达克派还揭露和驳斥了机会主义者妄图抹杀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用进攻和防御来区别战争性质的谬论，强调说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所谓“进攻防御”观点，决不能在战争中为工人群众确定方向，而只能在他们肩负长枪时，造成头脑中的混乱。工人阶级对战争的态度只能用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民族利益来确定。
针对反动统治阶级和机会主义者鼓吹“国内和平”、“民族一致共赴外敌”以抹杀和取消国内阶级斗争的企图，斯巴达克派严正指出：
“人们所鼓吹的那种极端片面的国内和平，只不过是戒严状态和莫谈政治这些字眼在修辞上经过加工而已”。“所谓‘国内和平’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无产阶级设置的一种圈套，其目的在于把无产阶级变为推行其政策，的积极的工具”。所以谁接受了国内和平，“便在整个战争期间放弃了阶级斗争。然而它因此也放弃了本身存在和固有政策的基础”。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国内和平”的本质和机会主义者的叛卖实质。
斯巴达克派反复阐明，无产阶级在战争中的任务不是实行阶级和谐与国内和平，而是要进行反对战争的阶级斗争。“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德国，德国帝国主义，德国战争派，德国秘密外交。德国人民需耍同国内敌人进行斗争，进行政治斗争，同其它国家的无产者联合斗争，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者”如果工人阶级不反对本国统治阶级，而去反对谓国外敌人，那就会丧失阶级立场，成为本国政府的奴仆和工具。机会主义者强烈反对“主要敌入是在国内”的观点，认为“想把世界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这是发疯”斯巴达克派严厉谴责这种为德国帝国主义效劳的看法，鲜明地提出“要国内故争，不要国内和平”的战斗口号，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要想摆脱战争恶魔，必须在国内发动革命，“大战不会结束，除非通过群众起义，除非通过国际无产阶级的意志和行动”。
由于斯巴达克派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帝国主义战争应使之转变为无产阶级反对国内敌人的战争；无产阶级应该利用战争引起的政治经济危机发动国内战争，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确定了正确的反战斗争的方向。
2.反战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相结合
斯巴达克派主张，德国无产阶级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应与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战争或社会主义与和平”，二者必居其一，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摆脱战争威胁，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会有真正的持久和平，即使在战场上一方打败另一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由于这种协定必然带有兼并性质，这种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所谓和平只不过是埋下新的掠夺战争的种子，要实现人类持久和平，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精神的和平结束战争。为此，一方面，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相联系，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1916年3月斯巴达克派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明确写道：“社会主义运动既然未能阻止这场战争，那么，在战争期间利用战争及其造成的条件，唤醒民众，从而实现和平并加速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职责。”
斯巴达克派还认为，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具有广泛的国际性，为此，“国际无产阶级要把反对帝國主义提到首位，并把使用全部力量和最大的牺牲勇气为准则的‘用战争反对战争’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实际政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国际无产阶级要“实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进行反对假民族假爱国的阶级和谐的国际阶级斗争，争取和平，争取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斯巴达克派即号召各国工人全力支持苏维埃俄国，不要让帝国主义扼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的失败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失败。同时还号召德国工人学习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发动革命起义，争取实现社会主义。
3.反战斗争与反对机会主义相结合
斯巴达克派在反战斗争中，不断地加深了对机会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本质联系的认识，认为军国主义和机会主义都依存于垄断资本，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也证明，军国主义和机会主义为了共同目的而相互勾结。大战爆发后，党和工会的机会主义领导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使党和工会丧失了革命战斗作用，成为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效劳的工具。德国反动统治者也认识到机会主义对他们维护统治地位和推行战争政策的重要性，千方百计地收买拉拢机会主义者。德国首相巴登亲王曾坦率地对德皇说：“我们没有社会党人，不能有所作为，我们如果抹杀他们，我们将陷入一种军事专政之下，无论用何种手段，我们必须拿住他们”。所以，斯巴达克派确定，反战斗争必须与反对机会主义相结合。
斯巴达克派在反战斗争过程中，同机会主义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认为机会主义者已经背叛无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原则，背弃了第二国际反战决议，所以只有同机会主义者斗争才能真正捍卫觉的纪律和維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批判了机会主义者的所谓“保卫祖国”的虚伪透顶的口号，阐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根本区别。他们强调：“我们同那些站在保卫祖国立场上的人，是不可能合作的。”他们还揭露了机会主义者借口“反对沙俄专制制度”而支持帝国主义大故的实质，指出在大战中不反对本国专制政府和本国军国主义，却去“反对沙俄专制制度”，实际上是为本国政府效劳，是支持本国政府的侵略行径和兼并意图斯巴达克派还同支持德國迸行“防衡战争”并对右派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的中派立场进行了斗争，指出中派无原则地强调统一，采取同右派联合的政策，实际上成为革命反战斗争的重大障碍。斯巴达克派强调说明，首先要澄清原则，然后才谈得上统一。
正是由于斯巴达克派坚持了反战斗争同反对机会主义相结合，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作为反军国主义斗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使得斯巴达克派成为反战群众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两时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危机加深，发生了中派同右派的分裂，斯巴达克派本身在斗争中也得到了锻炼而日臻成熟，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了直接的准备。
然而，斯巴达克派毕竟还是一个宣传性组织，还不是独立的政党组织，因之，它所确定的方针政策没有能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没有能完全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正如列宁所说：“德国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秘密组织来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的任务教育群众。”
三、斯巴达克派参加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斗争
在群众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1915年9月5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一个国家的38名代表，斯巴达克派派遣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中大多是倾向中派方面摇摆的社会党人，但有八名包括列宁在内的左派代表在会议一开始就形成了左派集团，其中有德国的左派代表。左派集团向大会提出了决议草案。决议草案阐明了帝国主义战争实质，进一步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的背叛行为，也批判了社会和平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方针，号召群众把帝國主义战争变成推翻资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战争。虽然左派提出的决议草案未被通过，但左派在会上的发言和活动产生了影晌。大会通过的宣言《致欧洲无产者》，包含了左派提出的若干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宣言指明了当时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谴责了在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并且指出没有革命斗争的和平是一句虚伪的空话；避免战争惨剧的惟一道路，要到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去寻求。宣言存在着许多严重缺点，诸如没有揭露第二国际领导人背叛的原因，没有提到对社会沙文主义的评价和同社会沙文主义斗争的方法，等等。尽管如此，列宁说：“这个宣言在同机会主义作实际的斗争中，在同机会主义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同情战争的牺牲者和被压迫者的决议”。决议赞扬了斯巴达克派的反战斗争精神，对斯巴达克派被迫害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决议写道：“对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军国主义逮捕人狱的李卜克内西、莫纳特、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同志，以及所有为反对战争而遭迫害和被逮捕的同志表示深切的兄弟般的同情”。李卜克内西从前线特地给代表会议发去了贺词，贺词中强调了要坚持国内战争，反对国内和平，坚持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阶级斗争。
这次会议促进了各国左派间的团结，会上形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会后建立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常务局”并出版了机关刊物“先驱”杂志。这次会议所开始的活动，称为齐美尔瓦尔得运动。
斯巴达克派十分拥护齐美尔瓦尔得运动。1916年1月1日斯巴达克派在柏林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向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提出的提纲，提纲表示希望在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工人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新中心，因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及其在关键时刻竭尽全力的思想准备”是获得普遍和平的惟一手段。同年3月，再次召开的斯巴达克派全國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向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提出的决议。决议再次希望重建新的国际，认为“国际的存在和活动不是个組织问题，不是一小批人作为工人反对派的代表达成协议的问题；它是各国正在恢复社会主义原则的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问题”。而“新的画际为了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必须扎根于无产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的士气、行动能力和日常实践之中”。新国际“斗争的主要口号应当是为实现和平而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性行动，只有从这种行动中才能产生新的、有活力的和积极主动的国际。”
1916年4月，在瑞土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昆塔尔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又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共有43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包括斯巴达克派在内的左派代表12名，其余均为考茨基派。
昆塔尔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因为，在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连年战争，使广大群众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面目日益原形毕露，左派的影响大为增长，考茨基派便大力鼓吹社会和平主义。所以，在齐美尔瓦尔得国际内部给社会和平主义以揭露批判，成为当务之急。
斯巴达克派为出席昆塔尔会议作了充分准备，拟定了向昆塔尔会议提出的决议草案，派遣代表在会上报告了在德国反对社会沙文主义领导的情况，说明了愈来愈多的德国工人摆脱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的影响。
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斗争，列宁在会前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会议期间，以列宁为首的左派联名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斯巴达克派代表积极支持草案的立场。但是，由于考茨基派在会上占多数，左派的决议草案未被通过。但由于左派的斗争，会议通过的决议，比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又前进了一步。它申斥了社会和平主义，谴责了第二国际执行局的机会主义立场，提出了停止战争的要求，并且重申了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持久和平的观点。
两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都促进了左派力量的增长和影响的扩大，并使他们逐步形成为独立的派别。斯巴达克派参加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斗争，不仅加强了同国际社会主义者左派的联系，而且促迸了自身的发展，为以后德國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由于考茨基派日益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结成联，致使齐美尔瓦尔得国际不可能担当起建立新国际的使命。十月革命胜利后，由布尔会维克党发起于1918年1月召开了欧美各国社会党革命派代表会议，筹建第三国际。斯巴达克派积极地支持和参加了第三国际的筹建工作。第三国际成立时，在斯巴达克派基础上建立的德国共产党，成为第三国际的主要成员，为第三国际活动的开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节 党的分裂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的建立
一、党内左中右三派的矛盾斗争
大战以来，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地分为三派。以谢德曼、艾伯特为代表的右派公开投靠帝国主义政府，主张“保卫祖国”；以斯巴达克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反对“保卫祖国”，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国内”，以考茨基、哈阿兹为代表的中派则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人调和，主张二者实行统一，他们主要为右派的叛变进行辩护，但有时也向左派靠拢。中派在原则上同右派并无根本分歧，但在策略上则同右派存在着某些分歧，有时候甚至同右派发生激烈的冲突。
由于斯巴达克派有力地开展了同帝画政府、党的右派领导和议会党团多数派的斗争，在群众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广大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其它劳动人民深受战争灾难的痛苦而渴望和平，对党和工会领导人的幻想开始破灭，甚至党和工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公开起来反对党执委会的政策。这时，中派领导人也积极地表示要争取和平，开始反对支持本国政府的军国主义政策。1915年3月15日，中派首领哈阿兹写信给艾伯特，说明他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赞成军事拨款是违背党的决议，也是同倍倍尔生前的观点和艾偏特本人战前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不一致的，表示将投票反对军事拨款。3月20日，帝国国会第三次表决军事拨款法案时，以哈阿兹为首的28名中派议员一致弃权而离开会议大厅。6月，哈阿兹发表了《论国会党团对战爭的态度》一文，指出8月4日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就是“承认我们认为是危险的，导致毁灭的政策，而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战争”。他呼吁社会民主党人为结束战争作出努力。
哈阿兹·胡果（1863—1919年）是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人物。“非常法”时期加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7—1907年和1912—1918年，为国会议员。1911—1916年，任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来又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主席。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时期，他同艾伯特一起出任临时联合政府一一人民代表委员会的主席。他作为德国中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大战进行将近一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内的群众对领导人的不满日益增长。为了维持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缓和群众同党的领袖之间的矛盾，中派领袖哈阿兹，伯恩施坦、考茨基三人于6月19日联名发表了呼吁书《当务之急》，指责兼并政策，要求“在自由协定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呼吁觉为此采取断然措施。然而呼吁书并没有揭露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叛卖行为。
可是，中派这神态度竟为党的领导机关所不容，党的右翼领导对之甚为不满。他们谴责哈阿兹等的行为同他们的身份不相称，“危害了党的统一”。党的仲裁委员会对哈阿兹进行了不信任投票。然而哈阿兹等仍然表示他们是维护党的统一的，继续留在党内，等待下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裁决。不过，他们继续谴责社会沙文主义者提出的公开的、进一步的兼并要求，称这种要求是“资产阶级的”；谴责用暴力侵犯民族自主和独立的政策，并提议国会党团发表一项反对任何兼并要求的声明这一建议遭到拒绝后，他们感到党团少数派在国会里已不能说话，必须在外面寻找出路。
1915年底，当帝国政府再次提出军事拨款法案时，中派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再不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将必然脱离工人群众并为广大党员所唾弃，于是决定采取新策略。哈阿兹、伯恩施坦、迪特曼、累德堡等18名中派议员于12月21日一起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并发表公开明，同时哈阿兹辞去党团主席的职务。他们在《十八人声明》中论证反对拨款前理由时只是说，他们认为德国的国界是安全的，现在德国应当向和平迈出第一步，而没有批判他们的“护国主义”立场，更没有提出反战的革命行动。
1916年，德国各阶层人民由于饱受战争灾难的痛苦而掀起了更高的反战浪潮，甚至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由于反对政府的兼并政策也在组织上联合起来了。斯巴达克派同政府、同社会沙文主义展开了更英勇的斗争。人民群众的反战活动、各界人士的压力以及革命派的斗争促使中派对党的领导机关也采取了更加潋进的策略。18名中派议员在3月24日坚决拒绝政府的紧急预算案并发表了公开声明。声明认为，战争的结局恐怕是“既没有战胜国，也没有战败国，而只有被打败了的、从千百万个伤口中流着鲜血的各国人民”，所以继续进行战争已经毫无意义。但社会民主党右派议员海涅等则起来反对，并对哈阿兹等进行攻击。接着，社会民主党的党团执委会竟把这18名议员从党团开除出去。哈阿兹被迫辞掉了党的主席的职务。被开除的这些中派议员以哈阿兹、迪特曼、累德堡为首组成了单独的党团，称为“社会民主劳动派”。他们在成立通告中声称，他们自1914年8月4日以来在军事拨款等重大问题上同多数派就有分歧，现在他们由于被取消党团成员资格而联合成立党团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劳动派”，以便完成选民委托给他们的任务，他们仍是党的组织部分。他们谴责党的领导人不遣余力地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把广大无产阶级引人歧途，同时又表示希望全体社会民主党议员战后能够重新合作。
“社会民主劳动派”成立后，哈阿兹作为它的代表多次在国会中发表演说，一方面抨击帝国内政的弊端，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潜艇战，要求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进一步以“超帝国主义论”为根据希望国际资本家战后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相互和平共处，达成限制军备的协议，拒絶参加斯巴达克派为这一年5月1日举行反战活动的准备工作。
1916年9月21—23日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右派企图利用这次会议来批准他们的背弃政策。他们事先在选举代表的问题上玩弄花招，造成了有利于右派的多数。在会上中派和斯巴达克派同右派发生直接的冲突。右派极力力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战争政策辩护，警告工人不要罢工，不要采取其它反对战争的阶级斗争行动。中派首领累德堡受一百多名代表的委托宣告，这次会议没有权利作出任何决议。早在会议召开之前，斯巴达克派就认为，按照党章，这次代表会议根本就不能成立。在这次会议上，敦克尔代表斯巴达克派宣布，社会民主党在8月4日已经向民族主义思想投降，她强调，没有原则的统一，也就没有党的统一，这种原则就是承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承认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她还向中派说明，虽不同意中派的政策，“但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打击共同的敌人，而前提条件自然在于劳动派要成为一个有行动力量的真正反对派，要实行有原则的政策，不仅是说，而且要做”。为了对右派表示抗议，斯巴达克派和社会民主劳动派的代表都拒绝参加表决右派提出的关于党的政策的决议。
1917年1月7日，在社会民主劳动派的提议下，党内的反对派召开了一次联合代表会议。斯巴达克派对召开这次会议是赞成的。在会议的前一天，斯巴达克派曾举行一次准备会议，拟定了出席反对派代表会的方针。由斯巴达克派代表恩斯特·迈耶尔提交联合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说明了他们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草案中说：“只要反对派的独立的政治活动不受压制和阻碍，反对派即可保留它从属于目前的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反对派之所以留在党内，只是为了处处对多数派的政策进行讨伐和斗争，使群众不致为披着社会民主党外衣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欺骗，并且利用党作为无产阶级反帝阶级斗争的招兵站”。这就说明，斯巴达克派还不主张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只是想在党内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派组织。
斯巴达党派参加这次联合代表会议的主要意画是想争取劳动派的工人群众。正如约吉希斯（斯巴达克派领导成员）所说的，“他们在思想上是属于我们的，而只是由于同我们很少接触，或者由于不了解反对派内部的实际关系和其它一些偶然性的原因，才跟随了劳动派”。出席这次会议的有157名反对派代表，其中有斯巴达克派的代表34人。考茨基为会议草拟了一个宣言，要求实现“既无战胜者，也无战败者”的和平。但这个宣言由于斯巴达克派的反对未获一致通过。
反对派的这次会议引起了党的执委会领导人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反对派的代表会议实际上已经建立一个单独的組织，因而便已自行脱党。1917年1月18日党的仲裁委员会竟然决定把“社会民主劳动派”和左派开除出党。1月20日，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又向全觉发生了号召书，以维护团结为名，责成一切觉组织必须对反对派“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谁支持反对派，谁就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实际是号召把一切反对派开除出党。这样，被机会主义长期在思想上分裂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也公开分裂了。
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建立
事变的进程迫使中派同右派分裂并联合左派于1917年4月6—8日在哥达城召开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
会前（目4月5日），斯巴达克派特地在哥达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对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问题。卢森堡在狱中未能参加会议。会上经过讨论决定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以便在党内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保持斯巴达克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的议程是：党的状况、组织问题、我们的任务三项。出席大会的有143名代表，其中124人代表91个选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15人是帝国国会议员。哈阿兹就第一项议程作了报告。
他在报吿中自称左派，激烈地谴责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工会，称他们为“政府社会党人”、“工会官僚”、谴责他们“追随政府”、“屈从帝国主义国家”、指出旧的党团支持政府延长战争，党执行委员会独断专行。为此，他再次呼吁全体反对派团结一致为争取和平自由而斗争。他还在报吿中对俄国的二月革命表示祝贺，称颂二月革命是“使俄国和世界走向自由之路的一个巨大进步”。
迪特曼就第二项议程作了报吿。他主要阐述了新党的组织章程，强调说明了所有反对派应该联合起来。大会通过的章程基本上符合社会民主党的旧章程。大会讨论了组织问题委员会提出的“社会民主觉反对派组织原则”的提案。围绕組织名称问题展开了争论，有以下几种名称：
德国国际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最后以77票对42票通过了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作为党的名称。
累德堡就第三项议程即党的任务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过分强调了议会斗争的作用，把议会活动看作是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他从1900—1918年一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1920—1924年又一直任独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首脑。
斯巴达克派代表吕克和黑克尔特分别就前述议程作了补充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议会政治以及群众行动等问题阐述了与中派不同的立场。他们批评了中派的社会和平主义理论，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必须动员国内和国际的全体无产阶级举行群众罢工，用战争反对战争！同时表示斯巴达克派愿与中派合作，但在政治上、组织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自主地执行自己制定的政策。
大会还讨论和通过了考茨基起草的宣言。宣言认为，早在战前党内就存在着两种倾向：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努力捍卫党的国际主义传统，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则企图用民族社会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缚思想，用民族自由主义策略来反对毫不妥协的反对派策略。战争加深了这两部分人的矛盾，并使第二部分人掌握了党的领导机构。宣言表示，反对派联合起来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宣言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与政府合作并没有改变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没有縮短战争期限。宣言要求大赦政治犯，取消书报检查令，要求自由结社集会权，要求废除农业工人、国家工人和雇工的非常法，要求劳动保护和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以及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和直接的选举权。但宣言没有号召工人采用群众性行动达到这些要求，只是要求在议会里提出。宣言还要求工人在战后作好进行反涨价和反失业斗争的准备，然而在战争期间不号召采取群众行动。在对外政策方面，宣言提出了要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恢复国际的活动，希望在一致同意和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缔结和约。对俄国革命表示欢迎，但没有提出应向俄国革命学习并从中得到如何进行革命斗争的结论。
最后，大会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由迪特曼、哈阿兹、累德堡等七人组成。迪特曼和哈阿兹任党的主席。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和赞成军事拨款的强烈不满的表示。它的成员较为复杂，政治态度各异，有社会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激进分子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党内决定政策的是中派首领哈阿兹、迪特曼、考茨基等人，他们是站在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战争，反战态度并不十分坚决，也不准备以革命的阶级斗争来结束趣争。所以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是以中派分子为主的工人党。
作为马克思主义派的斯巴达克派为什么要加人独立社会民主党呢？对此，斯巴达克派领导人曾作了多次说明。长期以来，斯巴达克派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对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但他们感到党内右派和中派的力量相当强大，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如果不在觉内进行争取群众的斗争，斯巴达克派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他们认为在组织问题上一定要采取审慎态度，不能轻率地实行分裂。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卢森堡写了《哥达代表会议的回顾》一文，具体地论述了关于斯巴达克派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她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主义遭到了巨大的世界历史性危机。1914年8月4日事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偶然现象，而是来源于大战前的工人运动的性质。因此，只有同社会民主党的过去进行斗争，才能创立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从这一观点出发，卢森堡认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大会完全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哈阿兹的报告丝毫没有对过去进行分桁，累德堡和迪特曼的报告丝毫没有阐明应当为新的政治任务和組织章程指明方向的方针和路线”。卢森堡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旧党的合法继承”。但是，尽管如此，卢森堡说明斯巴达克派应当参加这个党，她说：斯巴达克派的方针一如既往，“它参加这个新党不是出于某种机会主义的考虑，不是心安理得地同劳动派进行兄弟般的和解，同他们混成一锅粥，成为毫无骨气的‘反对派’。它参加这个新党是在深信普遍社会状况日益尖锐和有意识地对党迸行工作的情况下来推动这个新党，唤醒它的良知，并且表达了处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冲突中的整个工人运动的进一步要求，以承担起党的真正领导。”她在批评不来梅左派要求同中派在组织上彻底决裂的主张时说，不来梅左派忘记了主要的事情，即归根到底忘记了对群众的行动方式正在和将要起作用的客观历史状况。他们忘记了，同中派进行斗争每走一步同时也是同过去进行斗争，同工人运动中的错误进行斗争，而且这本身也是我们所拥有的发动和教育群众的最重要的手段。如果说，劳动派本来是属于导致8月4日破产的党的过去的活生生的一部分，那么，新的运动恰恰必须通过同他们迸行经常不断的批判性斗争才能开辟道路。少数人口袋里装着现成的最好的药方并且早就知道人们应当如何引导群众，这是不够的。群众必须在精神上同过去五十年的传统决裂，从这种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这只能在对整个运动进行经常的、最尖锐的内部自我批评的伟大过程中才能实现。这正是斯巴达克派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所要担负的天职。
所以，斯巴达克派是为了争取教育群众并从党内来改变这个党的路线而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的。
三、德国共产党的建立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8年初，德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斯巴达克派坚决动员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却犹豫动摇，为此，斯巴达克派于1918年10月7日举行全国会议，确定了革命的战斗任务，指出了革命的明确目标，提出一系列革命要求，主要是：
立即释放政治犯，立即取消戒严状态，立即取消后援法令；没收全部银行资本、矿山和冶金工业；大大缩短工作时间，规定最低工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废除各邦以及各王朝。会议通过了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成立苏维埃和坚决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的革命斗争纲领。这样，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迸一步划清了界线1918年11月11日，在柏林召开了斯巴达克派领导人会议，会上决定将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尽管斯巴达克同盟仍留在德国独立社会民虫党组织内，然而它的成立客观上在创建德國革命政党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它具有一个独立组织的某些新特点：设有中央局和各部门书记处，虽不交纳党费，但颁发党证。它把卢森堡在《红旗报》上发表的纲领性宣言《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规定为同盟的纲领。
作为斯巴达克同盟纲领的《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全面地阐明了同盟当前的任务和最终目标以及应采取的政策措施。纲领的第一章分析了1918年11月9日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提条件。第二章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任务，指出这个任务要求在群众自身的斗争过程中彻底改造国家和彻底变革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在反对资本的激烈斗争中，每个企业的工人都可以通过建立常设的代表机构，负起监督生产的责任并最终掌握实际上的领导权。
纲领的第三章分析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纲领否定了与无产阶级革命目的和任务背道而驰的恐怖手段和政治暗杀；同时针对“和平长久”社会主义的幻想，强调指出相信资本家会自愿服从国会的、国民大会的社会主义裁决，相信会心平气和地放弃财产、利润、剥削特权，那简直是异想天开。资本家宁可国家变成一片冒烟的废墟，也不会自动放弃雇佣奴隶制。纲领要求“用铁拳和百折不铙的毅力”去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强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用整个政权的力量把团结一致的劳动人民大众武装起来，解决革命的任务，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到那时才有真正的民主，不欺骗人民的民主。
纲领就当时面临的任务，提出了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
纲领还有一章专门阐述国际主义的任务。纲领提出要立即和各国兄弟党建立联系，以保证在兄弟般的国际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革命。
纲领最后阐明，斯巴达克同盟只是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部分。它每前进一步都要向整个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指明他们的历史任务，在革命的每个阶段都要捍卫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一切民族问题上都要捍卫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利益。总之，斯巴达克同盟的胜利不是在革命的开端，而是在革命的终点，它的胜利就是千百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群众的胜利。
这样，纲领全面地规定了斯巴达克同盟的行动指针。
在十一月革命过程中建立的艾伯特临时政府以“社会主义者”为名，猖狂向革命力量进攻的关键时刻，斯巴达克派日益认识到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1918年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召开全国会议，有来自46个地区的83名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党，并于30日至1919年1月113，在柏林召开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建党代表大会。大会由威廉·皮克主持，李卜克内西作了《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建立德国共产党的必要性的报告》。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斯巴达克同盟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断绝组织关系，成立独立的政党“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卢森堡作了《我们的纲领和政治形势》的报告，肯定德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指出作为德国革命范例的俄国十月革命具有伟大的意义。大会还通过了《致反对被压迫各国的共同敌人的俄国战友》的贺电。大会对《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稍加修改后即以此作为党的纲领。大会规定，党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共利国，消灭资产阶级议会和其它旧政权机关，并将其职能转归工兵苏维埃，根据普选权在全国举行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实行完全的社会平等，废除一切等级特权等大会选举了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皮克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德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德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结果。从此，德国工人运动中有了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使德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列宁说：“‘斯巴达克同盟’……改名为‘德国共产党’，这样，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
原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1988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