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道一
新中国外交界最杰出的女性、外交部建部44年来任期最长的司长龚澎女士出身安徽名门望族。不过到了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原名龚振鹏）那一辈却很穷。龚澎的母亲徐文女士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龚镇洲被任命为陆军第三十五旅（即“铁血军”）旅长，统率江淮五百子弟，转战在长江流域。“铁血大将军”的美名传遍江淮大地。“二次革命”失败后，因遭袁世凯明令通缉，乃于1914年初偕夫人徐文和刚满月的长女龚普生亡命日本。
1914年10月10日，龚澎在东京湾西岸、日本最大的海港横滨出生。因为出生在旧中国的国庆节，她最初起名“庆生”，后来改为“维航”，直到大学毕业。
深得父亲钟爱的龚澎最初是在美丽的南国城市广州度过她的安定、幸福的童年。即使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之中，龚镇洲也不忘对自己的女儿道德感化和思想熏陶，他常常给龚澎讲述自己20多年来难忘的革命经历。那些永远也说不完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令龚澎十分入迷，不胜神往。父亲身材高大的形象以及他的许多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像烙印一样留在龚澎幼小的心灵里，对她的一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4岁时，龚澎和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姐姐龚普生（前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首任驻爱尔兰大使、杰出外交家章汉夫的夫人）在1928年同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
地处旧上海梵皇都杰司斐尔路的圣玛利亚女中是一所圣公会办的教会中学。时代潮流的强烈冲击，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龚澎很快成为圣玛利亚女中闻名的“异教徒”。1933年夏，龚澎考取了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这对龚澎一生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她翻开了自己历史的崭新一页。
一二·九游行的那一天，燕京大学出动了六个大队（每队90人），一如其父性格豪爽、办事风风火火、在学生中拥有极高威望的龚澎是大队长之一。当国民党军警在高梁桥阻拦学生游行队伍时，龚澎带头大喝一声“冲啊”，一下子突破了军警的防线，真可谓女中豪杰。一二·一六大游行前夕，燕京大学成立“敢死队”，第一个报名的就是龚澎。一二·九游行后，学生自治会又成立了课外活动委员会，下设华北专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青年问题座谈会和宣传处共五个机构，龚澎是课外活动委员会的主席。
经过一二·九的战斗洗礼，在晚清太傅陈宝琛的孙子陈洁（即陈矩孙）的介绍下，龚澎于1936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由于持不同意见，燕大党支部没有参加北平学生第五次游行。中共北平学委对燕大支部此举非常恼火，认为燕大支部拒绝上级党的指示，闹独立性，不能容忍，就把燕大支部成员开除出党。陈洁、龚澎等10名学生就这样被“集体开除”了（1938年陈洁、龚澎等到达延安后才恢复党籍）。1937夏天，龚澎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
在沪滞留的六个月中，龚澎在圣玛利亚女中教书，并兼任赈济工作，龚澎最后还是决定离开家庭，奔赴延安。早就支持她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父亲虽然感情上难舍难分，但没有阻拦，以默许支持了女儿的选择。
龚澎在延河水边、宝塔山下度过的时间约一年。她1938年春到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22队学习，随后转至延安马列学院一班学习。在短短的几个月的学习中，龚澎有幸亲聆中共一大批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的教诲，这对她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的提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龚澎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也使她崭露头角，她经常参加一些翻译工作，甚至为毛泽东充任英语译员。鲜为人知的是，早在燕大时，龚澎就译过《西行漫记》。
1938年9月，龚澎打起背包，扎好绑带，告别延安，跟着彭德怀将军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本来她是去沁县后沟村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龚澎就停留下来——她被留下了，分配到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
龚澎于1940年8月底奉党中央之命离开晋东南前往重庆，来到了被费正清幽默地称之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交错组成的三明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到了周恩来身边。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她不无遗憾地告别这个世界，龚澎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30年！在山城重庆，龚澎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但是她的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会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龚澎还是周恩来的秘书和第二任英语译员。1945年春，直到已故资深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章文晋来到重庆成为周恩来第三任英语译员时，龚澎方卸去此任。
龚澎在重庆的工作驾轻就熟，卓有成效。她的外表形象和精湛一流的工作奠定了她作为“寰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和后来光彩照人的外交生涯的全部基础。龚澎学的是历史，也钟情于历史，但是她在新闻发布工作方面却表现出少有的天赋。其实，龚澎的新闻发布经历可以追溯到六年前的12月。
1935年一二·九学生示威游行后，根据斯诺的建议，在举行一二·一六大游行之前，为扩大影响，制造舆论，龚普生、龚澎姐妹于12月12日在临湖轩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除斯诺以外，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还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华北明星报》（天津）、《亚细亚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记者。尽管和龚澎后来在中国外交部、日内瓦主持的外国记者招待会相比，这六位记者的规模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是龚澎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亦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不朽生涯的令人难忘的“源头”！
当时，欧美记者云集重庆，都住在巴县中学内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招待所里。龚澎向这些记者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从而击破了反动派的反共谣言。龚澎发布的新闻消息不断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很多记者很清楚龚澎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自然是为共产党讲话的，龚澎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是龚澎的话得到了时间的验证，因而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每与龚澎交谈，必有所获，记者们不仅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也扫清了心中的疑团。对一些为反动派宣传所蒙蔽蛊惑的外国记者，龚澎极为冷静，不卑不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耐心说服。龚澎所做的一切，很自然地赢得了记者们的敬重、钦佩。
龚澎的性格和为人，她的充满青春活力，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坚贞与忠诚，再加上她对重庆的西方记者的了如指掌和她具有一般女性少有的幽默感，不仅仅是吸引了费正清，几乎那个时期的所有驻重庆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怀有好感。他们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备至。这些记者在自己的通讯作品以及后来的回忆录里都毫无例外、相当突出地写到龚澎。
龚澎得了痢疾，《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把她送到海军医生那里诊治。并非只有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感受到龚澎的那股奔放的热情，“我发觉她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驯服功能”，费正清这样回忆，“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塞瓦赖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善于同人交谈的特长。”
前外交部副部长、中美大使级会谈首任中方代表王炳南的德籍夫人安娜博士在其长篇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的末尾写道：“……聪明的龚澎，她就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合作，但并没有个人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
诚然，龚澎美貌绝伦，极富女性魅力。但是，龚澎主要是靠勤勉的工作，靠真诚的为人，靠几近严酷的自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来征服外国记者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一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这是一位对中国颇为友好的外交官——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事实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爱泼斯坦饶有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这是炉火纯青的艺术！这就是龚澎的魅力！
许多外国记者赞叹地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这真是一语中的，入木三分！龚澎所以在重庆新闻界众望所归，其原因盖出于此也！
彼时重庆传媒界曾流传一种说法：“龚澎有外国记者替她保镖。”话虽然过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她的工作成绩和效果。费正清曾写道：“龚澎他们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尽是共产党骂国民党的东西……这位令人赞赏的使者给了我几本（一半是她译的），然后告诉我：由于国民党认为她在外国人中散发宣传品太多，正在准备绑架她，她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出来了。我于是向她保证，她的工作对象可以很容易就组织起一个车队来保护她。”虽是应酬时的笑话，但也说明“保镖”一说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她和她的伙伴们就在这种随时有可能被捕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不论是这儿，还是别的地方，他们一直是这样生活的。”费正清正是从龚澎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那种舍生忘死、不怕任何艰难，为国家民族、为劳苦大众奋斗的最可宝贵的牺牲精神和崇高品德。
就在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中的灾难却接踵而至。
1942年春，龚澎因注射针头感染造成并发症，住进医院治了半年。在此期间，她的亲爱的父亲在凄凉境况中去世，身边并无亲人。
抗战中期，上海孤岛形势日益险恶，敌伪嘱意龚镇洲，汪精卫亲笔致函，敦请龚出任国民党六大中央委员，龚不就；随后又以“军政部长”相诱，也为大义凛然的龚镇洲坚拒。无奈，龚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匆匆逃离上海，绕道安徽屯溪抵重庆。虽然陪都国民政府委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虚职，但龚却抱病奔走于桂、渝、昆之间，宣传抗日救亡。1942年初，龚澎已为卧病桂林的龚镇洲赴渝治疗妥作安排，谁料六七月间日机狂轰滥炸桂林，传染病流行，龚突染霍乱，旋以败血病恶化病故。噩耗传来，久染病榻的龚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而此刻，她还根本不知道，她新婚29天就匆匆分别的丈夫已先于父亲两个月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充满了哀伤和美丽的动人故事。那是1938年，太行山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整个山区笼罩在一片银白色的世界里。龚澎刚到八路军前线司令部不久，一天，朱德总司令在太行深山一个小村庄（潞县所辖）里告诉龚澎和秘书处其他同志，有一新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要来参加秘书处的工作。朱总言罢，显得很兴奋，20年前他亦曾留学德国啊！和大多数工作人员一样，龚澎是怀着非常好奇的心情等待这位甘心吃苦的海外学子的。
1939年旧历除夕那一天，秘书处移防，在一个老乡家里，龚澎第一次见到了颇有英武之气的刘文华。“他那时候很结实，脸上透露着黑红色的健康光彩。”龚澎后来回忆道。刘文华是河北大兴县人，生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唐山交通大学水利工程系。1932年赴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继续他所醉心的水利工程。他很快就和温朋久（中国首任驻日内瓦总领事、外交部前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陆达（前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朱江户（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一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刘文华是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的中坚分子和核心领导成员，所以刘文华早在1936年在柏林就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反帝大同盟主席王炳南的领导下，刘文华在海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还和温朋久等人一起主办深受旅欧侨胞欢迎的《中国出路》和《抗日救亡》两个油印刊物。他俩写稿编稿，又刻又印，起了很大的鼓动宣传作用。抗战爆发后翌年1月，刘文华跟随杨虎城将军一起回国，经香港、武汉到达西安。即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仅仅一个月，刘文华就从繁华的柏林、巴黎来到抗日最前线。他很快适应了这种反差，不久就调到前方司令部秘书处，担任朱德、彭德怀的秘书。
也许是前世有缘，初次相见，龚澎就感到刘文华并不陌生。刘的弟妹是龚澎燕京大学的同学，两人的出身经历也颇相似：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受的大城市教会学校的教育……在一个特殊的战争环境里，彼此朝夕相处，很容易接近、交流，也容易获得共识。半个世纪后，笔者在刘文华当年的同窗、战友陆达先生厚厚的相册里看到了青年时代的刘文华：架着一副不深的眼镜，方圆的脸上微露出一丝笑意，天庭饱满，十分帅气。清秀的脸庞让人感到有一种书生气。刘文华才华横溢，绝顶聪明。扎实的文学功底使得他落笔成文，出口成章。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甚至外国文学名著中的词句烂熟于心，不少篇章背诵如流。龚澎后来赞叹地说：“他的聪明，对事物的了解和分析能力是我稀见的。”让龚澎芳心暗许的主要原因还是刘文华对革命的忠诚、坚定和成熟以及他的崇高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
龚澎在获悉刘文华去世的噩耗后写给吴青的回信中深情地写道：“我初到山西，还不过是23岁的青年，带着浓厚的过去的生活习惯，还不太会适应新处的环境，显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我都具备了。我时常伤感自己不为同志们了解。他们忽视我所珍贵的短处。只有文华了解我，他对我的弱点很严厉地加以纠正。有时候，我不愿在他面前低头，我和他争吵起来。但是静下来想一想，我总是接受他的批评的。就是这样，他给我的帮助真不少啊！”“我爱他的才，而我更爱他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否定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残余意识，同时力求和工农出身的同志生活打成一片，以加强自己无产阶级的意识。他和上级下级同志相处非常融洽，赤诚地爱护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个人生活方面，他从来未要求过舒适，穿着一套土布做的、被太阳晒成非黄非灰的军衣——我们笑他连友军（指国民党军队）的伙夫也不如——代表十八集团军出入于友军司令部，他从未希望过穿得好些。今年年初他给我信中提起最近有些进步，就是对同志的缺点能够坦白直接指出，诚恳帮助他们纠正。他说这方面受彭德怀同志的影响不浅（刘文华深得彭德怀的器重）。以前多少还有些‘少管闲事’的态度，只要是党的工作，事不分大小，他都一样认真严肃地做。他教过伙夫、饲养员的功课，也帮助过文化程度低而经验比较丰富的同志学习。对我，他时常督促我读书。那时候，他很仔细地读过联共（布）党史两遍，敌后环境可能找到的参考书也都看过；而我呢，却差得远！在任何生活上的问题，他完全服从我，爱惜我。但是我的懒，对我小资产阶级性发作，他却是毫不放松地和我争辩不已。他的为人非常实际，他并不希望将来有丰功伟绩，但愿能做一个好党员。记得有一次，他的软铁米达尺和对数尺——紧随着他身边的水利工程学生时代的纪念品——已经成为我的消遣物了，我问他：‘你六七年学的东西丢光了！现在做的事和工程师毫无关系，将来你还是改行吧！’他不同意我的话，‘我将来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工程师。现在我正在锻炼自己党的意识和提高自己马列主义的认识，这不能说和工程师无关’。”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经过朦朦胧胧、若即若离的短暂迟疑，爱情的幼芽便乘着敌人“大扫荡”前短暂宁静的“缝隙”钻出了头。但是龚澎没有马上答应和刘文华结婚。在婚姻问题上，龚澎是很严肃慎重的。还是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位新闻系的男生发狂似的追求被誉为“校花”的龚澎。最后，这位痴情的“无冕之王”一直追到延安。但是，毕竟是“道不同，不相与谋”，那位后来当了中央社记者的男生见龚澎不为所动，“精诚所至”，金石不开，只得怏怏回到武汉，最后郁郁病逝。这回，经过一年零八个月“漫长”的反复“考验”、仔细“考察”后，当周围的同事都认定刘文华和龚澎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时，龚澎把自己和刘文华的关系告诉了远在上海“孤岛”的老父、慈母和姐妹、弟弟，让亲人们一起分享自己的欢乐。
1940年8月1日，龚澎和刘文华宣布正式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喜宴。龚澎和刘文华在自己所在的小村落旁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找到一棵小杨树，用全部的挚爱和柔情在树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和结婚的日子，作为永久的纪念。两人满怀美好的憧憬，希望自己忠贞爱情和美满的婚姻能够和小杨树一起生长和发展。年轻的夫妇当时想，倘若三五年后有机会旧地重游，该有多么欣慰、多么幸福！
但是，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新婚燕尔，蜜月未满，这对缠绵恩爱、充满柔情蜜意的夫妻便依依不舍地匆匆分别了。因工作需要，龚澎于8月30日离开太行前往重庆南方局。整整两年了，这里有她青春的足迹，忠贞不渝的爱情，还有难舍难分的新婚丈夫！临别前的那一天夜晚，年轻的夫妇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刘文华后来告诉陆达，龚澎当时整整哭了半夜，清泪涟涟，枕头都湿透了半边。谁无儿女柔情？刘文华也是血肉之躯。但是，为了不影响龚澎的情绪，他极力克制自己的伤感，好言劝慰道：凡是党需要的地方，就应该毫无牵挂地去。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分手的时候终于到了。刘文华和左权将军站在山坡上一直目送自己的夫人龚澎、刘志兰渐渐远去，消失在弯弯太行山道两旁的密林深处。龚澎、刘志兰出发后在一个苹果园憩息，每人买了一堆苹果，找人带给自己的丈夫。
分别之后，刘文华按照夫妇俩事先的约定，每10天必给龚澎一信，而且依次编了号。这位多情的留德学子还特意把那棵“证婚”的小杨树下一片飘零的残叶连同从树干刻字处用钢笔拓印下的纸片一并寄给了远在巴山蜀水的爱妻龚澎。而在山城重庆的龚澎每逢刘文华生日、结婚纪念日，必展开粉红信笺，写满了自己的满腹思念、魂牵梦绕。可恨的是烽火三月，关山阻断，很多信都没有收到。不久，深得彭德怀将军赞赏的刘文华调任太行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秦基伟将军共事。一次行军路上，斑疹伤寒初愈随军作战的刘文华因盲肠炎突发，迅速转为腹膜炎，碍于医疗条件，得不到及时诊治，溘然长逝。在难忍的疼痛而引起的剧烈抽搐中，刘文华提笔，颤颤巍巍地给龚澎写下读之肝肠寸断的遗书：
“我现受着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的痛苦。倘若我是普通的人，我宁愿自杀；但对共产主义者，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觉，就是在与民族敌人苦斗面前，我一定会苦斗到最后一息。就是死，我也不愿违背共产主义者的美德。我相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相信坐镇华北抗战的彭德怀同志，相信党的土地政策、‘三三’制政策，相信新民主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我爱我的同志，我亦有时怪他们，那是为了帮助他们。但是我恨仇敌。我的妻子我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的……”
后来捧读着这封遗书，龚澎的心都碎了，潸然泪下……
周恩来接到刘文华病故的消息，没有马上告诉龚澎。当初，周恩来获悉龚澎新婚别夫时，曾很歉意地说：真对不起，把你们夫妻拆开了。嗣后，他一直向华北方面提议调刘文华来重庆，终因前方工作需要，路途遥远，无法南来。当龚澎病愈出院后收到吴青来信（此时左权、何云均已牺牲）时，读着读着就感到非常恐惧和不安。战争年月，很多夫妇都如此敏感。虽然吴青并没有直言刘文华已去世，她只是推己及人地写道：“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算什么呢？”吴青是自慰，也是慰人——也许是给龚澎透点风吧。可是晋东南战事激烈。“扫荡”频仍，龚澎读了一遍又读第二遍，越读越感到不妙，越读越感到吴青太行来信的沉重。急促的呼吸，沸腾的热血，联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和不测，龚澎愈发不能自持。她找到周恩来，请求他告诉自己，是否已得到了刘文华的不幸消息。龚澎其实只是问问，并无精神准备。她期待着周恩来笑自己愚蠢和神经过敏。龚澎紧张地盯着周恩来那张非常熟悉的脸庞，迅速捕捉着这位敬爱领导的任何变化。面对龚澎的单刀直入，周恩来猝不及防。他知道没法再瞒下去了，脸上顿时失却了往日的温和与微笑。眉宇紧锁的周恩来严肃而沉痛地说：“龚澎同志，刘文华同志已经在五六月前患急性盲肠炎因医药设备条件所限而病故了。我收到电报也迟了些，你在病中又遭父丧，……到目前为止，你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我不忍心加深你心中已有的创痛，所以一直瞒着你……”
什么都不用说了！一切都明白了！犹如晴天一声霹雳，龚澎呆立半晌，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有两行清泪顺着双颊滚滚滴落下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两年前太行山道上的分别竟是永别！三八妇女节收到刘文华的那张颇为雅致的明信片，竟是他们恩爱夫妻的诀别！那时他是多么乐观；在叙述自己在敌后的生活和工作后，含情脉脉地告诉妻子，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希望很快打垮希特勒，然后打倒日本鬼子，“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相见了！”这突如其来的痛苦，“像几卡车的装货，上面标记着‘悲痛’、‘失望’、‘惊恐’、‘苦恼’，要我一下子容纳下来，并且把它们消化，随着我的血液，流输到身体每一个细胞。你说这是什么滋味？”龚澎这样告诉吴青。
但是龚澎没有垮下去。作为女性来说，她有柔弱的一面；但是，作为革命者来说，她是坚强的。“幸而接到文华的噩耗是在父亲逝世之后”，龚澎这样写道：“——当我被逼对人的生死已经作过一个比较彻底的思考之后。”抹干眼泪，便是冷静的思索：“人有生长也有死亡，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人的生死既不单纯由自己主观决定，也不能由爱他的人决定。人和爱他的人宝贵他的生命是希望他在生的旅程中多做点事。而且和他相处多些，可以多得到他和给他一些爱护和帮助。纵使由于体贴和注意，人的生命可以延长，但是长生不老的人并不存在。物质的形体必归还物质——人化剩骨，骨化为土，一切都在变动中。像父亲、文华这样充满着生命力和战斗意志的人，不也是按着这规律而消逝在大自然中了吗？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放下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龚澎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情：“亲爱的朋友，我和你一样地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坚持抗战和敌人作殊死战的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要靠他们来保卫这块土地，替成千成万和我们遭遇相同的姐妹们复仇的。你放心，我会顽强地接受文华遗留下来给我的责任。我会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几年，但愿能在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党的事。在这大时代中，我绝不会被私人感伤所湮没，因为这便不是父亲教养成人的我，也便不是文华所期望的我。”
在这封1942年11月29日深夜里写给远方与自己相同遭遇的吴青的长信最后，龚澎请求女友：“假使他安眠的那块地，不被战争的炮火所毁损，还在我们队伍保卫之下，待明春雪融冰化的时候，我恳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种植一些树秧；让他知道这是在辽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
斯人不再，逝者长已矣！龚澎很快从失父失夫的痛苦中挺立起来，用更紧张的工作来缓解那绵绵不绝的哀痛和悠悠长长的情思。差不多在此前后，龚澎认识了刚来重庆的乔冠华。
1942年9月下旬，乔冠华在韶关安然送走邹韬奋以后，经桂林赴重庆，谁料途经贵州娄山关下“七十二回”处翻车，乔冠华九死一生。当他出现在老友冯亦代先生面前时，一副狼狈模样，连眼镜的“腿脚”也折了，只好暂且系根绳子挂在耳朵上。
乔冠华和冯亦代是在香港相识的老朋友，乔一度还睡在冯家楼上。自1938年夏天两人在香港第一次见面后，到现在已有四个年头了。只是冯亦代早在年前2月离港抵渝。故友阔别重逢，别提有多高兴。乔冠华还是住在冯家。夫人郑安娜为乔搭了一张行军床。但是好景不长，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很快警觉地嗅出乔冠华的行踪，并亲自上冯家“调查”。乔冠华无可奈何，只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搬到纯阳洞的新华日报社宿舍去了。在此之前，郑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忽然与龚澎在重庆街头不期而遇。暌违多年，郑安娜明显感到老朋友变化很大：成熟、老练、更加朴素。龚澎很快到枣子岗垭重庆印刷厂宿舍来看望郑安娜和冯亦代。龚澎饶有感慨地说：现在自己已没有时间看书了。郑安娜问及婚事，龚澎不由得低下头，轻声地说：“丈夫死了，现在就是一个人……”
龚澎走后，郑安娜就和冯亦代议论开了。“你还记得我在香港跟你说过的话吗？我说龚澎和老乔是天生的一对，一个是才女，一个是才子。”郑安娜对冯亦代说。冯亦代当然记得，只是当年他还没见过龚澎。先前流寓香港时，乔冠华是自己家的常客。自从见过乔冠华后，郑安娜经常感叹地说，如果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蛮般配的。其实当初也不过是说说而已。郑安娜那时根本不知道龚澎人在何方。“现在可好了，两人走到一起了。”郑安娜又动了旧念。于是，冯亦代夫妇分头征求龚澎和乔冠华的意见。不想他们亦有此意，却缺少一个当面说情或点破的人。冯亦代夫妇挑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周恩来后来获悉此事，十分高兴，说早该如此，安娜、亦代做了件好事。
1943年11月，龚澎和乔冠华毫不声张地悄悄结婚了，没有惊动任何同事朋友。老友徐迟颇为不快，大大地发了一通议论：“这在事先我们全不知道。事成以后，我们感到惊喜。但是，和当时的任何婚事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们的婚礼竟然什么礼仪形式一概没有的。我也反对一般的繁琐的礼节，但认为有一定的朴素的礼节还是应当的。他们这样的做法却连我都感到太不习惯、不可理解了。”
乔冠华到重庆后，照例承袭了在香港的惯例，在神仙横街新华日报社租住的一间屋子继续举办读书会。结婚后，乔冠华不再唱“独角戏”，而是开“夫妻店”了。冯亦代两年前还曾饶有兴味地回忆当年愉快的情景：“老乔照例做总结发言，但是龚澎常有质疑，两夫妻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他们的争论，我们其他参加的人很难提意见，一是他们理论水平高，二是他们看的材料多，而龚澎看的材料和她得到的时局消息，特别牵涉到国际问题，使她说来头头是道，我们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老乔也看书多，而且特熟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主张，对世界大战的形势研究有素。听他们的争论，对于我们听者常是一种快感，因为他们言必有据，决不信口下结论。我看当时能参加他们争论的也只有胡绳、杨刚两人，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他们的争论往往把复杂的形势、暧昧的外交辞令用几句话就说清楚了，揭穿了那些所谓政治家的谎言。我想我们这些人在抗战时能够对世界及国内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谠论是分不开的。”而那时，小小的一间房屋前后竟布满了特务，他们如同恶狼一般的眼睛闪着绿光，监视着室内人员的每一个举动！
1944年秋，龚澎在山城重庆一家简陋的医院里生下了第一个小孩，他就是现在继承父业的中国驻朝鲜大使乔宗淮。
龚澎临盆之际，适逢同窗郑安娜也有孕待产。也许是人生的“第一回”，母亲又不在身边，不免有些慌乱失措，连婴儿的衣衫尿布等杂什都未及准备。大约是福人自有天助，正当乔冠华夫妇一筹莫展之际，忽然有人从“孤岛”上海带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冯亦代大儿冯洁襁褓时所用的旧物。乔、冯两家皆大欢喜，遂一分为二。后来龚澎分娩之时，乔冠华始终精心侍奉在侧。为了照顾好母子俩，乔冠华就在产房席地而卧，一时传为美谈。
满月不久，龚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就把宗淮丢在“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帮忙照看，哭了抱，饥了喂，忙得不亦乐乎，同志们都说这个“仔仔”福大命大。
乔冠华和龚澎尚有一女，名“松都”（即松松）。朝鲜停战谈判时，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顾问随志愿军代表团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一向善解人意、体恤属下的周恩来曾命龚澎前往探视夫婿，故有“松都”之名。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随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作为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成员，龚澎比以往更为忙碌。张彦先生在龚澎逝世12周年写的一段回忆，反映了龚澎当时的工作状况和精神风貌：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时间是1945年9月……”“当时我刚刚跨出校门，迈向生活。凭着地下党的一封隐蔽在牙膏里只有半寸长的介绍信，来到了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接待我的，就是龚澎。她显然已经很了解我的底细和来意，一见面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战斗！’我顿时感到热乎乎的。虽然初次见面，却在她面前丝毫也不感到拘束。她俨然是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在为我这个还不知如何迈步的小兄弟安排着前途。”
“这时，她从外面劳累了一天回来已经很疲惫了，却仍然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到深夜。她谈到当时重庆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谈到正处在斗争最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她也谈到，在外国记者中，她和同志们怎样去争取那些正直的，警惕那些别有用心的。他们巧妙地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通过不同类型的外国记者，把中国斗争的真实情况及时传播到全世界去。这种冒着风险的虎穴里战斗的生活，在她嘴里却成了一个个十分风趣的故事，个人安危似乎根本不在话下。她的语言，她的表情，都让人感到，她已经把自己融化在这种特殊的战斗生活中了。”
龚澎的这一夕谈，在张彦先生的生活道路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抗战胜利以后，乔冠华、龚澎这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夫妇在中共对外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是周恩来麾下的两员得力干将。作为唯一的女性，龚澎和夫婿乔冠华（研究处处长）、章文晋（秘书处处长）、陈家康（联络处处长）还是以周恩来挂帅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委员会的四员大将。
龚澎还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长，这是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的军调部国民党、美国、中共三方所有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性。龚澎在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黄华（前外交部长、驻联合国大使）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与公众的联络事务。龚澎再一次成为外国新闻记者注意的中心。《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尔·波特称，龚澎“俊美潇洒，身穿蓝色旗袍，头上却是烫着美国发式”。龚澎自己幽默地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对北平居民的挑战”。显然，这位波特先生也像重庆国际新闻处外国记者公寓里汉子们那样，对龚澎的才智品貌竭尽推崇渲染之能事。在最初那一阵颂赞声沉寂下去以后，北平军调部开始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龚澎在军调部散伙前夕回到上海。
1946年四五月间，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反人民的内战已迫在眉睫。为了更有效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随中共代表团东下的龚澎，一到上海立即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力量，千方百计以最快速度出版了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家设在上海大法马路（今金陵东路）23号的16开本的宣传刊物又是一家“夫妻店”，主编就是乔冠华，龚澎担任该刊发行人。遗憾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刚出版到第三期，就被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了。
国共和谈破裂前夜，为了暂时将核心骨干力量储存起来，根据周恩来指示，乔冠华、龚澎夫妇以及夏衍于10月底离沪前往相对安全的香港。行前，周恩来特地在福州路一家饭店为乔冠华等人饯行，飨以有名的上海大闸蟹，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作陪。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要负责人的一次酒会。三年后，夏衍、陈家康分任亚洲司正副司长，乔冠华在夏衍未到任视事时任代司长。席间，周恩来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以后再见面了。”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香港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与海外世界联系的一个窗口。党在这里展开了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配合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浴血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条件。乔冠华、龚澎始终并肩战斗在外事工作的最前列。乔冠华是章汉夫为书记的中共香港工委外事委员会的主持人，待夏衍离港后，他又出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乔冠华还是新华社香港（华南）分社社长。
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真实情况的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Digest）在香港正式出版。这家由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上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激烈斗争，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论，揭露蒋管区的民不聊生和白色恐怖……刊物一问世，各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雪片般飞来。这位“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张彦先生回忆：“龚澎既是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又是和大家滚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员。每期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写、她编或者她译的，且不说她还要审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时事评论《观察家》专栏，几乎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屋里的打字机声，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两周一次的编辑会上，她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她很注意让每一个同志都有一份贡献。”
两年后，乔冠华、龚澎奉命离港北上。新中国外交部建部后，乔冠华出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等职；龚澎出任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这一重要职务非她莫属。龚澎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的唯一女性（其胞姐龚普生出任国际司副司长）。作为外交部的第一个女司长，她在情报司（后为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这在外交部是空前绝后的。从此以后，龚澎一直与新闻发布为伴，这对她来说真是驾轻就熟，老马识途。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和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亲自提名，龚澎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龚澎多次以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欧。
龚澎继前外交常务副部长刘英（张闻天夫人）之后，成为第二个女部长助理。本来，她是最有希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理想人选，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龚澎惨遭迫害，英年撒手而去！圈内人士无不扼腕叹息！
有一天，被揪走的乔冠华秘密打来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自己写材料怎么办？龚澎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再进家门。”真是掷地而作金石声。诚然，乔冠华虽然恃才傲物，锋芒毕露，但对夫人龚澎，30年来却是恩爱笃深，言听计从。在很多问题上，乔冠华总是习惯向龚澎请教、拿主意。除了各自个性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综观龚澎数十年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她一贯严于律己，时时解剖自己，平时注重提高理论修养。特别是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朝夕相处，耳提面命，获益匪浅。同时，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使她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最彻底的根除，具备了别人少有的革命坚定性。龚澎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真正的共产党人。
周恩来终于知道了龚澎的处境。在一次外交部的集会上，周恩来亲切地让龚澎坐到前排来，似问非问地对龚澎说：“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显然，这是说给“造反派”听的。一天龚澎病了，医生开了两天病假，但蛮不讲理的“造反派”却将假条撕毁。周恩来获悉此事，立即通知外交部有关部门，让龚澎休息四天。
龚澎终被“解放”了。但是，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忧郁，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970年5月，龚澎在获悉韩素音将来中国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在她去卫生间的时候，突然跌倒在地，不能动弹。乔冠华赶紧将她送到医院，主治医生却不在。大约过了十来个小时龚澎才获得诊治。后来确诊，龚澎患的是脑动脉血管破裂症，不仅如此，龚澎的脑溢血是大面积的，颅内的另一根血管也已破裂，失去了思维能力。她的脑子的上半部完全被破坏了！
从5月以后，龚澎一直处于完全昏迷之中。像所有失去思维能力的人一样，她也是靠机器维持呼吸，维持生命。人虽然还活着，但龚澎那充满智慧的头脑已经成为一片空白。
乔冠华含着眼泪向韩素音讲述所发生的一切。医院里的情景使他黯然神伤；龚澎蜡黄的脸露在被子外面，身上插着很多管子……一切都已无法挽救。
周恩来对龚澎的病情极为关注。他在会见伤了胳膊的韩素音及其丈夫陆文星时，甚至温和地指责韩素音：“病得厉害的是龚澎，不是你！”周恩来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他说：“我们必须保持冷静，要尽最大的力量为龚澎治疗。”其实他自己也知道，纵有回天之力，不省人事的龚澎也无法苏醒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了最好的医疗小组，实行24小时值班。但是在动不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专家们分歧很大。事情又反映到周恩来那儿。尽管第二天将启程访问朝鲜，周恩来还是匆匆赶到医院。周恩来的到来使医护人员惊喜交加。周恩来轻轻走到龚澎的病床前，长时间深情地凝视着这位跟随了自己数十年的优秀部属。外交部建部20年来，周恩来最为欣赏的女外交官就是龚澎以及前些年去世的杨刚。被采访的数十位资深女外交官员告诉笔者，周恩来言必称龚澎，他说龚澎是外交部女性的一面旗帜。如今，这位女中豪杰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洁白的床单覆盖在她那为革命、为人民奔波30余年的充满活力与青春的活生生的血肉躯体上。清瘦苍白的脸上毫无血色，紧紧阖起的大眼睛失去往日的光泽和美丽，灰蒙蒙的头发向枕上四周散落飘零……神色凝重的周恩来良久默然无语，他真想哭。接着周恩来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在龚澎那只枯瘦而全无知觉的手上把脉，“太虚了！”他老人家微微摇头，像喃喃自语地长叹一声。
周恩来认真了解有关情况，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最后果断决定立即施行脑颅手术。明晃晃的手术刀在龚澎美丽的脸庞上来来回回毫不怜惜地横行，即使满脸绷带也遮不住那无情的钢刀留下的痕迹。昔日光彩照人的龚澎已永远不复存在。当周恩来再度来医院探望时，无限痛苦地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就难过……”那一次周恩来流出了眼泪：“以后我再也不来医院看她了……”泱泱大国的总理用最浅显的语言说出了最沉痛的情感。
但是，周恩来依然想留住龚澎微弱的生命。那时，民进中央主席、前教育部长马叙伦作为植物人已经活了12年，他躺在床上像正常人一样。周恩来受到启发，特意让自己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和北京医院业务组的马普远到马叙伦家了解，为什么马老先生能活那么久？护理工作是如何搞的？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以供护理龚澎时作参考。
周恩来的决策和种种努力使龚澎的生命延续了几个月，1970年9月20日，龚澎终于走到了她生命旅程的尽头，像一只燃尽了的蜡烛，化作了缕缕青烟。23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龚澎的讣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
“龚澎同志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曾前往医院看望她。”
龚澎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左侧就是一年前去世的前卫生部副部长伍云甫（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的骨灰盒，不是部长级高干而能享有如此哀荣的，龚澎为第一人（第二人是她右侧的铁人王进喜）。整个骨灰堂里只有两位女性，另一位是前卫生部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
周恩来没有参加龚澎的追悼会，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对来访的龚澎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沉痛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乔冠华在八宝山公墓礼堂号啕大哭，一如他以往的大笑——毫无顾忌。闻者无不为之动容，唏嘘不已，乃至同洒伤心之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