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
1939年的初秋，正是黄金季节的昆明，一阵大雨之后，天空马上出现太阳，照得城市的树木花草格外鲜艳夺目，空气也特别清爽。这正是我们抗敌后援会宣传队外出活动的最好时机。这天下午两点钟，我们在办公室集合时，我非常要好的小姐妹匆匆走来找我，在我耳边说，余先生下午三时在大众电影院前等我。我按要求到了影院门前，余先生已在那里等我了，他要我跟他到朋友家看一些材料。这位朋友姓蒋，过去在集会时曾经见过两次面，他留着普希金式的长发，对人热情和善，平时行动很神秘。到他家刚刚坐下来，他就从办公桌下面的箱子里拿出来两三本破旧的介绍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生活、学习、劳动、抗战的画报给我看，虽然这些画报吸引我，但我一面看一面心里总在思考：难道余、蒋两位先生约我来就为看画报吗？我知道当然不是的，当我看完画报递给蒋先生时，他问我喜欢吗？我说：“当然，我非常喜欢，那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接着，蒋先生严肃地对我说：国民党省党部黑名单上有你的名字，看来，昆明是待不下去了，组织上决定送你去延安学习，你愿意吗？我马上表态：十分愿意。余先生很快接上来说：“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能回家了，在蒋先生家里先住两天，组织上正在买车票，安排妥当后给你送来，和你同行的还有一位陆小姐。”（到延安后，我才知道余先生是昆明地下党做交通工作的，他也去延安了）当时我还说，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蒋先生说，今天晚上陆小姐会给你送生活用品和衣服之类的东西来，余先生临走时再三嘱咐，绝对不能外出。就这样我放心地留下来了，当时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简单、淳朴，互相信任。至于蒋先生和余先生他们个人的情况我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我只有一种直感，他们是代表组织的，因此我非常信任他们。
当天夜里，陆小姐没有来。第二天晚饭后陆小姐终于来了（她比我大两岁，让我叫她陆姐）。她提来一只小皮箱，内装一些换洗的衣服及生活用品，并有两张从昆明至贵阳的长途汽车票及组织介绍信。这天晚上陆姐没有走，和我住在一起，做了一些临行前的准备工作，把组织介绍信折成小长条，缝在旗袍下摆边角里。这一夜我们都没有睡着，第二天清早天蒙蒙亮，我们乘坐两辆人力车到昆明长途汽车站。当时我们的心情极度紧张，表面装得很轻松，说说笑笑。这天我们化妆都很艳丽，活像国民党的官太太，陆小姐后来还拿着一套小娃娃衣服，一直等到汽车开出站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从昆明到贵阳整整三天，经过无数险坡和七十二湾，白天行车，夜宿旅馆，沿途虽然辛苦，可我的心情像一只刚刚出笼的小鸟。因为在昆明时，我生活在一个被旧礼教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极其封建、腐朽的家庭里，现已冲出牢笼，我觉得汽车就像我的翅膀，它带着我自由飞翔，奔向光明的未来。
到了贵阳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看了组织介绍信后，把我们安排在地下室住。五天后，我们换上国民党兵的草绿色军装，胸前和肩上都有军队的番号，我是上士护士兵。我们乘坐的卡车下面，全是运往解放区印刷用的纸张。因为这是一辆军车，所以从贵阳开往成都、重庆一路上都很顺利，没有发生受阻或检查之类的事情。从重庆再出发时，我们的队伍可就扩大了。我们到重庆办事处时，已经有许许多多男女青年在那里等待了。40多人分乘九辆卡车，我们这辆车，除司机和保卫人员外，坐在卡车上面的是四个女同志，我和田夫、徐克立、杨烈，另外坐在卡车最后面的是个碧蓝眼睛、黄头发的年轻外国人，他就是几十年来和我们中国人民共生死的汉斯·米勒大夫。当时他穿一套灰蓝色的西服，结领带，怀里揣着一个二尺来长的圆筒，筒里装的是一张医科大学毕业文凭，一句中国话也不懂，可我们一路上相处都非常融洽，有时也拿这个外国人开开心。
因为路上不太好走，常常是走走停停，不知经过多少日日夜夜，终于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是10月初了，我们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才算真正得到了休息和整顿。当时八路军办事处是完全公开的，不过在办事处周围国民党布置了许多便衣特务，专门收集情报和盯梢进进出出的人们。到达后第二天，每人发了一套灰色粗布军装，也发了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番号的胸章和肩章，我们马上脱下国民党的草绿色军装，换上八路军的灰军装，心里真不知有多高兴。我们所有女同志都在一间大屋子里睡通铺，这里是进入解放区的咽喉，所以每天都有人从解放区来，也有像我们从大后方来，准备进入解放区的，招待所热闹极了。我们20多个女同志住在一起，一会儿工夫全都熟悉了，当时住在我旁边的两位女同志，是从延安出来到外地去开展工作的，一位姓朱，大家都叫她小朱，长得很清秀、活泼，特别好逗乐；另一位姓王，身体很壮实，头发剪得短短的，长得像个男孩子。有一天她们逗着玩，小朱强迫王同志坦白交待与马海德的恋爱关系，而王又拼命否认，两人在通铺上滚来滚去难分难解，逗得大家开怀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坦白交待”的新词句，同时也是第一次知道延安还有一个外国人，名叫马海德。因好奇，我曾经问过马海德是何许人？小朱详尽地介绍了这位传奇式的人物，是个医生，医术高明，延安所有的人都找他看病，上至毛主席，下至勤务员，甚至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真没有想到，以后他竟成了我终身的伴侣。
我们同路来的48人在西安住了不到一星期就准备出发了，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人包括陆小姐被分配到三原青训班去学习。我们这一卡车的四个女同志和汉斯·米勒大夫同车到了延安，那已经是10月中旬了，正是秋收的季节。一队一队的男女青年们劳动收工回来，肩上扛着锄头镰刀，有些人手里还提着大南瓜，我们从车上探出头来，和他们打招呼，大喊大叫，他们也以歌声、笑声回答我们，我们兴奋得不能克制自己，每一个人的脸都涨得红红的，恨不得立刻跳下车去参加队伍的行列。
到了组织部后，工作就做得更细致了，当时的组织部长陈云同志找我们挨个谈话，根据我们每一个人过去所从事的工作以及现在的愿望分配我们去学习。我的三个女朋友分配到女子大学学习，我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大概组织上考虑我在大后方一直是搞戏剧的缘故吧！只要是在延安，不管是在哪个单位学习或哪个部门工作都是一样的，生活总是那样紧张有序，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同志之间的关系非常单纯、友爱，而且互相信任。虽然那段生活离现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总使人不能忘怀，回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1940年，这是我们到延安后的第一个春节，旧历除夕晚上天气特别晴朗，满天的星星十分耀眼，我和几个第一次在根据地过年的女同志一起，心情都很兴奋。在学院里我们先会餐，吃了猪肉烧粉条和大馒头，那时这就是最好的饭食了。我们的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是解放区的最高学府，也是解放区艺术干部的摇篮，共有四个系：文学、戏剧、音乐和美术，外加一个评剧团，当我们毕业时又增加了一个实验话剧团。当时根据地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都是我们的领导和教师。鲁艺的院址在城东的桥儿沟，过去这里是一座天主教堂，礼拜堂成了学院的活动场所，我们上大课、集会、听报告以及开晚会都在这里，礼堂后面一排排的砖窑做了学生的宿舍。除夕那天刚吃完晚饭，就听见礼堂里锣鼓敲得震天响，不知是谁在门外叫着：快走，快走，晚会开始了！我和林兰提着马扎跟着人流跑去，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有的坐在凳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还有人站着，台上锣鼓起劲地敲着。我抬头一看，舞台中间是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医生，他穿着五颜六色的戏装，龙袍、玉带，正在跳加官，这是传统戏剧里过大年才演的吉祥剧目，是祝贺人们来年加官晋爵的意思。马大夫脚下蹬着高底鞋，脸上画着大花脸，两只大眼睛闪闪发光，他随着锣鼓点子，往前走几步拜拜天，又退两步向左拜和向右拜，就看他一个人在台上亮相。这时评剧团的乐队也更加来劲了，全场像开了锅似的，有的人大声喝彩叫好，有的人又拍手叫喊，同志们开心极了，我也笑得喘不过气来。当我向前再看时，我发觉毛主席和中央几位首长坐在第一排的长凳上，也笑得前仰后合，非常高兴。
加官跳完了，观众还不让他下台，他只好憋着嗓子唱一段《桃花江是美人窝》的流行歌曲，大家被逗得更大声笑起来，有人大声喊再来一个，他站在台上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观众觉得实在太难为他了，也只好让他谢幕。紧接着是评剧团的《打渔杀家》，我对京戏不感兴趣，就到宿舍去了，但马大夫的精彩表演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马大夫当时是军委卫生部的顾问，又是边区医院的医生。在延安城里、延河边上、宝塔山下，我都看到他背着药箱，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就在路旁或是山坡听诊开方给人看病，他也是我们学院的校医，我刚刚到陕北时不适水土，也少不了头痛脑热，都曾得到他的治疗。这个高鼻子大眼睛的马大夫，平时和我们一样穿着灰布军装，腿上打着绑腿，那时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有时胡子满腮，和一些久经战事忍饥挨饿的红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他满口中国话，夹带着陕北的地方口音，时不时就冒出几句俏皮话来；他待人随和，笑口常开，是个受人尊敬而又讨人喜欢的人物，今晚的表演，更增加了人们对他性格的了解。
当我再次回来时，礼堂里已经开始跳舞了，人们双双起舞，我独自一人悄悄地站在大柱子旁边看热闹。不一会儿，马大夫带着一个舞伴从我面前跳过去，温文尔雅地跟我打了一个招呼，他跳舞的姿势美极了。下一支乐曲开始时，他就过来约我跳舞，我说不会，他说没有关系，便带着我跳起来。最初我踩了他脚几次，慢慢地就跟上步子，跳得合拍而且很有兴趣，一圈又一圈，一直跳到深夜舞会结束。他说今晚不回城里去了，将在萧三那里过夜。萧三是著名诗人，也是我们文学系的老师。他一个人住一孔窑洞，在东山上，那里一排大约20个新挖的土窑，都是教员们住的。我们四个系的学生，都住在礼堂后的几排砖窑洞里，我和林兰同住一个窑洞，里面有个较小的套窑，住着一位怀孕的李大姐。
我上了床，却无法入睡，我的耳边久久回响着马大夫的声音。忽然，套窑里的李大姐呻吟起来，我和林兰忙披衣点灯进去看望，原来是她临产了。我们慌了手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忽然想起了马大夫今晚住在萧三那里，便提出请他来帮助。我和林兰先把邻居的同志们叫起来，然后两人结伴上东山去请马大夫。
漆黑的冬夜里，我们翻过了两座大山坡，两个手电筒，电池已用光了，山沟里不时传来狼的嚎叫声，我们心里既着急又害怕，虽是大冬天，两人都出了一身大汗。经过一番奋斗总算爬上了东山，可是所有的窑洞门都关得紧紧的，一点灯光也看不见，我们不知萧三老师住在哪一个窑洞里，没处询问，也不敢敲门，急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旁边的门响了一声，里面出来一个人，定睛一看，正是我们要找的马海德大夫。我抹眼泪，说有个大姐要生孩子了，快救人去吧。他有些犹豫地说，他不是产科医生。我不由分说，让他穿上衣服，拉着他就走，一路小跑，很快就到了我们窑前。这时窑洞门前站满了人，马大夫进门看了看李大姐，作了初步的检查，然后让几个男同学烧开水，安排消毒，又要了一把剪子、布片之类的东西，并把闲人都打发走了，他自己脱下军衣，挽起袖子，留下我和林兰给他做助手。所谓助手，就是我们一左一右拉着李大姐的手。站一阵之后，我们都不行了，满头大汗，几乎要倒在产妇身上了。李大姐很体谅我们，不用劲拉我们的手，她和医生也很配合。马海德医生更是称职，他完全像一位妇产科医生，很镇定地帮助产妇克服一阵又一阵疼痛。经过一个困难的长夜，在黎明前，一个小女孩终于顺利地降生在人间了，李大姐高兴地流出了幸福之泪。站在门外的人听见婴儿啼哭声，一下子冲了进来，有道喜的，有给孩子取名字的，大家兴奋极了，最后还是李大姐自己给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集体”，这是1940年除夕之夜我们系里的最大收获。
收拾完了一切，我端起炭火盆上剩下的一点热水，请马大夫洗了洗手，这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清晨了。
人们都去睡觉了，我请马大夫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他却说：“你看天亮了，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看日出好吧？”我同意了。
出了院门，向右拐个弯上了马路，再向前走一百来步就到了延河边上，这是我们鲁艺师生常来的好地方。晚饭以后，大家总来这里散步，交流思想，许多人谈情说爱，但是清晨的情景却是我很少感受的。我发现那天边的朝霞，抹着一片红色，映照着河边上和山坡上黄色的沙土，确实很美很美，一夜的劳累，似乎都消失了。
我们沿着延河边慢慢走着，谈着。从当前的生活、学习、工作，谈到了彼此的家庭与身世。
他告诉我，他的祖籍是黎巴嫩，父亲从小移居美国，是个炼钢工人，他自己出生在美国，在那里上学，在瑞士日内瓦医科大学结束学业，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23岁那年，为了研究东方热带病到了上海，来延安参加革命已经三年多了。他没有说起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因为那时在延安，党员的身份也不是公开的。
我对他了解得越多，心里越是觉得和他亲近，看他是那样的淳朴、可敬、可爱。我也告诉他我的老家在浙江舟山群岛，从小在上海读书，来延安之前曾在上海拍过电影、演过话剧等等。他夸我的手特别美，像象牙雕刻出来的，又夸我动作敏捷，劝我改行学医，他还说我的性格也像人一样的美，既开朗又温柔……就在这个晴朗的春节早晨，年轻的马海德大夫向我倾吐了爱恋之情。我一直清楚地记得，他的言辞虽然质朴，但是感情确实深挚并且热烈，他态度既认真又亲切。温馨与甜蜜的感情，逐渐充溢着我的心头，当他低头亲吻我的时候，我腼腆而乐意地接受了。就在延河边温暖的阳光下，我们俩人心心相印，忘记了一切，沉醉在幸福之中。
道别的时候，他说，他马上去向组织请求批准我们结婚。后来我听说，他骑着马一口气跑到了王家坪，冲进门去找到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开口就说他要结婚了，谁也没有想到他找的是我。因为他常骑马来鲁艺，有人曾问他知不知道鲁艺有个刚从大后方来的漂亮姑娘叫苏菲。他说，见鬼，我怎么没有见过呢。结婚后他坦白告诉我，他认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怕知道的人多了，别人来追求，他就难以成功了。过去他曾向另一个女孩子表示过爱恋之情，但因为他是外国人而遭到了拒绝。
他认认真真地向组织写了一个报告，只过了两天就得到了批准，而且消息传开了，我们决定很快结婚。他拉着我要去边区政府办理结婚登记，那时在延安，我们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人，结婚都是向组织打报告，批准了就行，没有别的手续，但是马大夫认为不够，坚持要去政府登记。那天，他硬是把我拉到边区政府所在的山坡窑洞里，大概是叫民政厅，当时在根据地老百姓中间宣传新的婚姻法，要废除买卖婚姻，所以鼓励结婚时办理登记。这个结婚登记处只有一张方桌和两条长凳。一个小鬼大约也只十六七岁，正在那里工作，他一看来了一个大鼻子新郎官要登记，不敢同意，也不敢拒绝，呆了半天，只说让我们在长板凳上坐一会儿，他自己却跑了，又过了好久他进来笑着说：“你们登记吧。”于是办了手续，结婚证是用最普通的纸印刷的，上面写着马海德30岁，周苏菲21岁，于1940年3月3日登记结婚，下面带有证婚人、主婚人姓名，证上还盖着边区政府的大印。当那小鬼把证书交给我们时，马大夫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结婚证是两联的，应撕开男女各保存一张，可是马大夫不让撕开，他说我们一辈子也不要分开。
在此之前，结婚报告得到批准后，马大夫立刻给正在重庆的路易·艾黎打了电报。艾黎是他1933年来中国以后在上海结识的新西兰朋友，是马大夫思想上的启蒙者之一，他于1978年12月在北京去世。马大夫一直把他看作最爱戴的兄长、朋友和导师。这一次，马大夫的电报只有几个字：“要结婚，请汇款来。”
我们很快就收到32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他要请客，我们就在松关合作社办了10桌酒席。客人当中，有中央首长、长征老干部，也有病人和青年朋友，平时帮助照料生活的勤务兵王德牛被邀请坐在上席，像自己家里的长兄，这一天很多人都来道贺，并照了结婚相片，过得很热闹。
洞房之夜，窑洞里点上了洋蜡，机关供给部给我们发了一床红绸面的新棉被子，那是当初红军打土豪从老财家没收的，窑洞里一片喜庆的气氛。
可是真躺在床上时，我的心里却很不是味儿，我想着自己三个最要好的朋友没有来参加酒宴。本来我们是一同怀着爱国热忱来延安参加革命的，一路上千辛万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曾天真地相约，不到革命成功不恋爱结婚，没想到我却一下子被爱神的箭射中了。就在马大夫向我求婚以后的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四个女友结伴去后山游玩，我正要开口向他们交待自己的爱情大事时，突然遇到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赶紧趴在山坡上，飞机一直在我们头顶上旋转，我们在地上趴了好久好久，我终于忍不住了，就大声说：“我要结婚了！”三位朋友一骨碌全坐了起来，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问：“是谁？是谁？”我一五一十说了来龙去脉，她们异口同声地反对，说他是外国人，举出种种理由说他靠不住，长不了，他家里有妻子你也没有法去调查，以后他要回国了给你丢下一个孩子怎么办……她们劝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她们，最后她们说结婚时，她们一个也不来参加。结婚那天，我左等右等，她们真的一个也没有来，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朋友，又想到朋友们的劝说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越想越害怕，心里十分难过，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马大夫百般爱怜，想方设法给我安慰和抚爱，我虽然对他深切依恋，却总也止不住痛苦的泪水，他频频为我擦眼泪，诚恳又严肃地说：“我知道你的心情，对外国人有隔阂并不奇怪，这是帝国主义的压迫歧视造成的，他们在中国作恶太多了。现在如果你后悔了，我们可以分开，你还是自由的。”他的这番话深深震动了我的心，他的温存、耐心与诚挚的劝慰，使我感到温暖与力量，我转身投入了他的怀抱。这时，蜡烛已结上了一朵大大的烛花。
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始终相亲相爱，历久弥笃。从延安到北京，马海德大夫作为中国广大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为人民革命与建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力与智慧。我们的家庭也因为他而有无尽的欢乐与幸福。我作为他最亲密的生活伴侣，对他了解得越多，也就爱得越加深切，从他身上，我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当他在抗日前线和根据地为军民大众出色服务受到夸奖的时候，当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心灵感受赢得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对中国的赞佩与友谊的时候，当他为在我国消灭危害人类的种种恶疾而努力工作、广受赞誉的时候，以及当他提出“消灭麻风，为国争光”的口号，并代表国家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将在本世纪末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时候……我都和他一起感到欣慰和自豪，而当马大夫向朋友们夸耀他和我的美满结合是中美合作的早期成果的时候，我也自然欣喜赞同。
和他共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同他在一起我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他为人正直，性格开朗，并且非常的幽默，他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燃烧自己给别人带来信心和力量。“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全家也遭受很大冲击，就在这个时候，他对党也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的，他总安慰我说：“亲爱的，我相信以后一定会纠正的。”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俩的思想、对事件的认识常常是一致的，对党和党的事业一直是无限的忠诚和信任的。
1988年10月3日，我终身的伴侣马海德同志丢下了他最心爱的事业、心爱的家庭离开了我们，但在我看来，他并没有故去，他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将在中国人民心中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地奋勇前进。
在全国解放以后，马大夫首先参加领导消灭性病的歼灭性战斗，20世纪70年代又转入防治麻风病事业上来，他提出要在20世纪末在全国范围内消灭麻风病的宏伟目标。确实，在别人看来，马大夫有许多比防治麻风病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可他为什么又偏偏以其后半生致力于麻风病的防治呢？他经常对我说：“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为广大人民造福，雪里送炭很重要。”他认为麻风病是一种穷病，穷苦人得病最多，而麻风病人所受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压力是其他人体会不到的。确实是这样，要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医疗和社会救助，不但帮他们治好病，减轻痛苦，并尽力使他们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与防治麻风病工作有缘分也是得到马海德大夫的启发和熏陶，他的这种要在全面范围内消灭麻风病的决定以及不惜一切代价救助病人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在我跟随他到各地麻风病院、村实地调查治病时，看到的实际情况使我深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从而使我觉得为麻风病人做点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在马大夫故去后，我接替了他未完的事业，成为防治麻风病战线上的一名战士。不懂我学，有机会我就参加各种防治麻风病的学习班、研讨班，阅读各种防治麻风病的宣传、教育材料，参加各种防治麻风病的会议，到各省基层的麻风病院、村调查、访问。我现在的职务是全国麻风病防治协会副理事长，又是马海德基金会理事长。在我有生之年，将为防治、消灭麻风病尽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