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柏
1915年，我生于安徽省合肥市一个地主家庭。每当回忆那备受封建折磨的苦难生涯，我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中国共产党挽救了我，使我终于有了新的思想，学习和掌握了革命基础理论，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朝曦读书会
1931年，我17岁，初中毕业考上了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师范部。
当时，在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压榨下，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欺压凌辱下，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的热血青年义愤填膺，深感个人前途渺茫，国家命运危难。一颗颗救亡图存、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出路的种子，已经深埋在人民心中。
我的级任老师谢立惠（中共党员）是一位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进步教师。他利用各种机会，启发我们去探求革命真理，培养我们热爱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信念。他在批改我的日记时，发现了我心底的苦处。母亲是个逆来顺受备受折磨的苦媳妇，生我那年，正是虎年，而我又是个不睁眼睛的女婴，因此，祖母百般责骂母亲，说她是“祸星”，竟然在虎年生下个“瞎丫头”，准是只“瞎虎”，一定会伤人，威逼母亲用柴草将我压死。幸好外祖母是个慈善的老人，她把我送到我二姨娘家喂养，七天后我才睁开双眼。经过外祖母的几番周折和多次交涉，祖母才允许我回到蔡家。一年后，狠心的祖母不准母亲给我喂奶，要把奶水留给五叔。母亲不得不又把我送到二姨娘家，靠二姨做针线活计养活两个姨妹和我，直到我10岁时，外祖母因迫于生计帮工于蔡家，才把我带了回去。后来母亲又生一胎，还是个女孩，祖母硬逼着她把妹妹活活溺死。从此，母亲在大家庭里的地位更低了，所受的虐待就更加深重。
我爱母亲，我为母亲在家庭所受的不公正遭遇感到愤怒和不平，然而，我这个弱小女子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种状况呢？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只有发愤读书，将来自己挣钱养活母亲。初中三年级时，我白天半工半读，晚上当家教，挣些钱来为母亲治病。这就是我那篇日记的主要内容。
谢老师非常重视我的这篇日记，他不仅自己认真批阅了，而且把这篇日记送给提倡新文化的语文老师董策三和王气钟看。他们从这篇极为平常的日记中，发现了一个旧社会弱小女子发自心底的斗争呼声，他们抓住了这微弱的呼声以诱导和指教，使我的思想受到启发，逐渐认识到，所谓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都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母亲受迫害，女孩受歧视，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整个旧社会吃人礼教造成的恶果。我开始懂得，光靠我发愤读书、个人奋斗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靠整个民族的觉醒、全体妇女的解放。
1932年的秋天，谢老师和李静一（原名李仁，中共党员，她是学校里觉悟最早、有胆识、有能力的同学）介绍我和同班同学朱子杨参加了“朝曦读书会”。读书会以《我们的信条》作为纲领，其内容大意是：努力读书，反对读死书、死读书；关心国事，抗日救国；坚持真理，不怕牺牲，不烫发、不抹粉；反对一切旧礼教，要做新女性，取得妇女的真正解放；坚持劳工神圣等。信条具有反封建、爱国、提倡男女平等的精神，为读书会起到了积极的指导性的作用。参加读书会是我终生难忘的最愉快和最有意义的事情。
读书会指导老师是谢立惠和李仁。这是我党领导下培养教育群众的青年组织。主要活动是阅读进步书刊，召开讨论会。阅读的书刊大部分由两位指导老师谢立惠和王气钟指定，由校图书馆董策三先生提供，经费由校长叶为真提供。主要有鲁迅、茅盾、老舍、田汉、曹禺等人的著作，还有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等刊物，还有一些苏联书籍，如《莫斯科印象记》、《五年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母亲》、《被开垦的处女地》和《毁灭》等等。我们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这些书刊。它是启发我们思想觉悟的最珍贵的精神食粮。学习讨论会常在寝室里或王气钟老师家里举行，会议由他主持，由他作总结发言。谢立惠老师经常给我们进行认真细致的辅导和精辟的讲解。他满怀爱国救亡激情，用大量事实批驳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叛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主义的本质。讨论会上我们就国家前途命运以及人生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探讨妇女如何解放，宣传男女平等，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要独立思考。读书使我们受益不浅。大部分读书会会员正是从这里出发，迈出了走向革命的第一步。
读书会的会员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例如九一八、一二·八、五卅纪念活动，在合肥卫街大关广场举行集会，会员朱子扬常在大会上讲演，她以出众的才华和活生生的事实慷慨陈词，号召民众起来抗日救亡。第六女中的同学常在读书会会员的带动下上合肥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焚烧日货等。李仁常在深夜贴标语散传单，传播我党抗日民族解放的主张，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所有这些行动，启发和提高了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开阔了同学们的眼界，在同学们之中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在不少同学的心中播下革命的火种。党领导下的朝曦读书会，对我们从蒙昧到觉醒、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接受革命道理、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啊！
拆庙办学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党的抗日主张和其他各项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读书会决定扩大组织和活动范围，把活动地点从乡村的卫扬小学再转移到城里。
这时，我们听说合肥准备创办一所女子完全小学，就把这块阵地夺过来，为我们所用。关键在于争得校长的位子。组织上考虑我的条件比较有利，主要是我们蔡家的社会影响较大（叔父蔡荫曾任合肥二中校长，伯父蔡诚基民国初年曾任舒城、芜湖县县长），同时，还得到六女中老校长叶伟珍先生的支持。经过多方努力，合肥县教育科终于同意把筹备女子小学的工作交给我负责。之后，又正式委任我为合肥县忠源完全女子小学校长。
1937年1月，谢立惠老师因事要离开合肥，行前他嘱咐我要尽力把女子小学办好，作为抗日救亡的坚强阵地；要保持同上海汤镛同志（中共党员）联系，设法从筹建经费中节余些钱，通过关系到上海生活书店购买一批进步书刊，进一步开展读书会活动。
谢立惠老师走后，我们便全力投入女子小学的筹建工作。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校址问题。我们反复商量，认为只有找到一处不花钱的空房，才能解决问题。我和完义珍跑遍了全城，终于在西门大街找到了两座私人祠堂。一座是“江忠源祠”，一座是“昭忠祠”，这两座祠堂相邻，虽然不是破烂不堪，但却荒芜冷落，从无人供奉香火。我们把两座破祠堂上拆下来的大理石、琉璃瓦和上等木材用作建校材料和教学用品，剩下来的作为木工和泥工的钱。经过多方奔走、各方支援以及舆论压力，合肥县长终于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拆祠办学。
拆祠办学，这在当时来讲算是一件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妇女解放的大事。拆祠堂那天，泥瓦工师傅们由于思想封建迷信，不敢上前，我们就自己动手。除我校的老师郭绍淮、郑为凯等人外，叶伟珍和董策三先生也赶来支援我们。大家一齐动手，很快就搬掉了供牌，拆除了祠坛。这样，我们几乎分文未花，一所崭新的女子忠源小学诞生了。
忠源女子小学的建立，使我们手中有了一块可以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朝曦读书会的活动也更为活跃。我们利用忠源女子小学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传播革命思想，广大师生、家长和进步青年们通过阅读这些进步书刊，提高了思想觉悟，激发了抗日救亡热情。图书馆还秘密地代售各种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萍踪忆语》、《萍踪寄语》、《生活月刊》、《抗战三日刊》以及上海“七君子”获释前后写的文章等。这些书刊一寄到学校，便被争购一空，进步青年多么渴望这些书刊，老师们把教学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然而，这种局面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十分惶恐和不安，他们不断进行各种各样的阴谋破坏。国民党合肥县党部勾结合肥第六师范的反动校长王家猷对我们进行暗中监视，伺机破坏，斗争复杂而激烈。我们在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也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和捣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忠源女子小学至今仍屹立于故乡合肥西门的大地上。
抗日逃亡宣传团
平津逃亡学生抗日宣传团和河南学生抗日宣传话剧团先后来到合肥进行抗日宣传，他们找不到住宿之处，我们主动给他们安排了食宿。白天他们在街头漫画、讲演、唱革命歌曲；晚上演出活报剧和小型话剧《三江好》、《秋阳》、《八百壮士》、《放下你的鞭子》等。他们到各个学校进行活动，控诉日寇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残杀人民群众的滔天罪行。他们唱出的悲壮歌声，使许多同学掩面抽泣，感奋不已。当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南京时，许多男同学毅然走上最前线，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行列，有的同学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
逃亡团的抗日救亡活动使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不安。一次，他们准备大打出手，幸亏我的好友郑为凯及时送来情报，才得幸免。那天清早，她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善芳，善芳（我原名蔡善芳），不好了，我听杨为川（她丈夫、叛徒、特务）说，区党部要对逃亡团下毒手，要破坏他们的演出，要抓人、抄学校。”并说：“千万别说是我讲的。”听到这个情况，我马上到逃亡团的负责人那里研究对策。逃亡团的同志决定提前离开合肥。为了避免反动派找麻烦，把原定夜晚演出改为白天进行，把戏台移到人多众广的卫街大关广场，这样既扩大了影响，又使国民党顽固派不好下手。演出结束后，逃亡团就匆匆乘火车离开了合肥。朝夕相处，共同战斗，使我们与逃亡团的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我们全体师生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上了火车。站台上大家不由自主地同声高唱《大路歌》、《新女性》、《毕业歌》、《逃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唱了一支又一支，大家都难以抑制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车上车下的群众无不为之感动。
奔赴延安
1937年春天，在湾址小学任教的读书会领导人之一李仁同志写信告诉我，上海的汤镛同志（中共党员）不久要到合肥找我。9月底的一天，从上海来了一位叫李亚群的同志（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公开身份是受上海教育救国联合会委派。他暗中告诉我，听汤镛同志说这里需要人，才派他来的。李亚群带来了党的指示，我十分高兴，感到党真关怀我们，我们有了依靠。几天后，我们以聘请新教师为由，把李亚群同志安排在忠源女子小学任教。他对我们进行抗日救亡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同时还和我们共同研究，准备鼓励动员一批有觉悟的进步青年同他一道去延安。经过一段的工作，10月间，一批同志先行离开合肥到延安去了。由李亚群带队，有会员鲍有荪之妹鲍有芬、袁玉音（中共党员）、兰健（中共党员），进步教师朱禹模（现名朱节）、王泽恒（会员王泽惠的弟弟，现名王飞）、蔡善余（现名蔡健，我的弟弟）等人。李亚群同志临行前把董必武同志介绍我去延安的介绍信给了我，我欣喜若狂，这是我人生旅途的转折点，使我终于找到归宿。
我把忠源女小的善后工作安排给郭绍淮先生办理之后，就准备启程，但由于没有凑足路费，便步行到六安，搭便车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完了到延安的手续，和妹妹蔡善英共同看了叶伟珍校长。他送了我40元大洋，作为路上零用。我配了一副眼镜（我一只右眼自小被压坏了），这副眼镜一直用到今天。随后又去西安。到达西安后，住在龚兆庆、朱子扬夫妇家。在他们夫妇的掩护资助下，我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取得联系，终于在1937年底到达了中国革命圣地、全国抗日的中心——延安。延安是革命的中心、圣地，是吹响人们觉悟的号角，是照亮人们的爱国灯塔，是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是播撒抗日救亡革命火种、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堡垒。正是延安这所大学校培养和造就了无数革命的先锋战士，我们现在才能有这样美满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