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梦馥 柏海林
1917年农历八月初九酉时，她来到了世上。她的出生，没有给破落的地主家庭带来半点欢愉，增添的却是烦恼。奶奶借着煤油灯光，皱着眉头，站在旁边唉声叹气地说：“又是个小妮子！”说完扭身走出屋去。母亲见状，心里憋气，真想一下子把她掐死。妈妈伸出无力的手，刚碰到她的头，小妮子便哭个不停。母亲心在颤，手在抖：“好歹都是自己身上的肉啊！”于是，这个生不逢时的小妮子幸存下来。她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王瑞珍（柏宇）。
1937年7月7日，有良知的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一夜间，日军占领了卢沟桥，后又侵吞了北平。日寇飞机在空中盘旋，发出刺耳的怪叫，重炮坦克车在城内横冲直撞，有人眼见着一个12岁的女孩活活被轧死。商店关门，学校被迫停课，家家封门闭户，人人躲入屋里，日本浪人在街上肆意乱窜，监视着学生的抗日活动。古老文明的北平城陷入了恐怖之中。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关头。
王瑞珍与丈夫孙直元商量着今后的去向。
俩人商量来考虑去，日寇横行，国难当头，别无选择，只有去延安，投奔共产党才有出路。但是，走，无路费；进关，火车不能，那也得走。瑞珍把衣物被褥送进了当铺，换回可怜的一点点钱作盘缠。8月初，她和孙直元及几个同学乘上了北平通往天津封锁后的首次火车。过丰台站后，他们从车窗望见，各站站长都换上了日本人，一片杀机。到天津出站口，两边站满了日军，个个耀武扬威，穷凶极恶。他们对行人逐个检查。好在瑞珍她们几个身上没带啥，才被放行。到天津后，住在法租界的一个小楼的走廊里，满视野都是逃难的人，已无立锥之地。
他们从天津《益世报》上看到，“大批共产分子纷纷逃往天津”，天津也不是久留之地。再往前不通火车了，他们只好买了张去山东济南的船票。此船是个汉奸开的运货船，船主把人塞在中仓不许外出。瑞珍乘船晕得厉害，便到甲板上想凉快一下，这时，只见一艘日本船从远处朝这条货船驶来，船主把她推到仓里。日本人到近前，见船头挂着面黑旗，以为是条货船，便放行了。
一路颠簸到了济南后，大批逃亡学生住在了一块儿。没路费，没住处，怎么办？北平学联的一个同学受党的委托，以“平津逃亡同学代表”的名义找到山东国民党政府主席韩复榘，与之交涉，让韩承认平津逃亡同学会在山东的合法存在，允许大家免费乘车奔赴各地。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政府给每人发了三元钱，还允许大家乘车奔赴各地，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样，他们几人经过济南去了徐州，同年8月，到达了西安。
到西安后，他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处长接见了几位学生。简单地谈了几句话后，派人用汽车将他们十几个人送到了三原。三原住有部队，汽车还没停稳，就有几个战士迎上前来，一面热情地问：“同志们好！”一面帮着大家拿东西。瑞珍平生以来第一次听人管她叫“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顿时感到自己的夙愿实现了，终于走到了有远大理想和亲情的充满阶级友爱的革命队伍中来了。
在三原小住几日，9月初的一天，八路军的两位同志带他们向延安进发。经过几天跋涉，一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山高路滑，走一步退两步，越往上越难走。那两位带队的同志就用铁锹在前面挖两个坑，大家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往前挪。哗哗的雨水顺着头顶往下淌，衣服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大家全然不顾，仍不歇脚地向前跋涉。走饿了，就吃一点自带的干粮；渴了，就找路旁的泉水喝。快到七里铺时，雨过天晴，大家抬头远望，巍峨高耸的宝塔，玉带般蜿蜒的延河，雄伟秀丽的凤凰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分外妖娆。
走进城内，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大家的眼前：街里没有破衣褴衫、拄拐要饭的人，工作人员都穿着灰色粗布衣，脚穿草鞋，互称同志，分不出谁是兵谁是官。军队和老百姓也情如手足，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互助，安居乐业。这一切使她感到无限新奇和亲切。瑞珍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里到处都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一扫过去国统区反动统治者横征暴敛，百姓逃荒要饭、卖儿卖女那种腐败的死气沉沉。军民、官兵、师生关系是那么和谐、亲切而又严肃，大家同甘共苦，互相帮助。在这儿，我像长了双翅膀的无忧仙子，可以生活在美丽幸福的乐园里了。”
1937年10月初，王瑞珍和孙直元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
陕北公学是党中央决定成立的。毛泽东主席把成仿吾从中央党校教务长的岗位上调到陕北公学当校长。这所学校集聚了祖国四面八方数以千计的进步青年，是深为世界进步青年敬仰的一座革命熔炉。
王瑞珍在陕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从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又有了深刻的认识。有一天，班里的刘茜找她谈话。问：“你想入党不？”瑞珍直率地说：“到延安不就是党员了吗？”从刘茜的表情中，瑞珍看出了其中的奥秘。过了段时间，瑞珍努力学习和工作，当了女生班班长。通过学习认识到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组织、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到两个月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当时形势的需要，男学员都上了前线，部分女生被分配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瑞珍被分到第二团，主要是排戏、演戏，唱抗战歌曲。她演的第一个角色是个小丫头，尽管台词不多，但能为宣传抗日尽一点力，她感到十分高兴。后来不知前方有啥变化，服务团不去前线了，瑞珍被分配到抗大学习。
1938年2月，瑞珍来到了抗日军政大学。校部设在延安城内的府衙内。接待她的是一位男同志，先问家世、经济状况，然后拿出考试题让她答。顿时，她心中忐忑不安起来，“考不上怎么办？反正来了，考不上我就赖着不走。”一个多小时后，她交了卷，在门口等了一会儿，那位同志出来说：“你考上了！”并给了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分配你到抗大第四期女生队二区队学习。”她终于来到了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摇篮，真不知用啥话表达出当时激动之情，她三步并做两步，飞快地走向女生队，开始了火热的新生活。
抗大的教育很重视转变青年学员的思想。队部常给学员们介绍一些思想教育的好经验。有一次，指导员向大家介绍，政治部的干部外出捡柴时又渴又饿，回来路过老百姓的柿子树，休息时，一位女同志见落在地上的柿子已经沾满了泥土，便顺手捡起来擦擦就吃了。这件事被主任知道了，他很严肃地指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军的纪律和传统，干部要带头遵守。吃个柿子是小事，影响了干群之间的关系，这就不是小事了。”事后，他又召开漫谈会，进一步让大家提高对遵守纪律的认识。严肃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大家克服了许多私心杂念、自由散漫的习气。吃饭时谁掉了饭粒，或有谁讲究点吃穿，都会得到同学们的热诚帮助，尽管有时为一点芝麻小事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大家仍和睦相处。
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使同学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因为大家懂得，上这里来学习不同于读私塾，不是为了仕途，而是为了民族的前途、人类的解放，才自愿艰苦奋斗的。
在学习期间，因瑞珍表现突出，队部让她兼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分队长，主要是负责救亡室配合学校开展各项活动。比如，布置救亡室房间、办壁报，节假日排练节目、组织演唱等活动，瑞珍学习工作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同学的拥护和领导的信任。
60多年过去了，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38年4月9日一大早，校部来了两位同志找她谈话，问她想不想入党（当时入党尚未公开）。瑞珍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我早就想入党，怕是不够条件。”来人讲了些有关党的知识后，便让她填了表。不久，在队部窑洞里，指导员宣布王瑞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举行了入党仪式。面对鲜红的党旗和面带微笑的毛主席像，王瑞珍眼含热泪，双唇翕动半天不知说啥好。最后，她举起右手，只说了两句话：“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共产党员承担，我坚决把誓词中的每句话都落实到行动上。”
王瑞珍在抗大的学习尚未毕业，队里就为她提前安排了工作，尽管她满肚子的不情愿，也只好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抗大校园。
第二天，她来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报到，被分配去做检查员工作。听科长周月华介绍，这项工作保密性很强，不同科室的人都不能随便谈工作情况。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搞锄奸、反特，工作比较艰苦，没有星期天节假日，每人每月比其他人多两元钱津贴。
王瑞珍在工作中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凡事守口如瓶。开始，每天早来晚走进行安全检查，工作干得还蛮有劲。过了个把月，她嫌工作环境太单调，没意思，就悄悄地跑回抗大，找吕瑛指导员要求回校继续学习。吕指导员针对她的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工作不是一般的工作，是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工作。调你去是党组织对你的信任，有困难是对你的更好的锻炼，应安心工作才是”，“我们在白区做秘密工作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平日里，自己生活贫困，还要攒点钱给党组织做活动经费。有时饭都吃不上，还要装出阔佬、阔太太相，以此作掩护，便于搞好工作。为啥？不就是为了改造人压迫人的旧世界，也包括改造我们自己。”吕指导员的一席话，又严肃又诚恳，顿时，瑞珍脸上感到一阵阵地发烧，一肚子委屈顿时全消。从此后，瑞珍安下心来工作，下决心克服自己的缺点，尽快适应新环境，尽快让工作达标。为了顺利完成工作，她积极向老同志学习，向书本学习，业务水平提高很快，工作从来未出现差错。两年后，她被评为妇女模范工作者，参加了边区政府机关召开的表彰大会，得了个大奖状。
王瑞珍工作的地方，在延安城内的凤凰山上，住在城南，和毛主席住的地方遥遥相望。她经常能见到毛主席穿着粗棉布衣，裤腿上两块长方形的大补丁，走在大街上，和蔼可亲地与人们打着招呼，人们非常拥戴他。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常常看见毛主席的窑洞里灯光亮到深夜，数不清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在为人民辛勤操劳。他是伟人，可他却和大家一样，吃的是小米饭、南瓜汤。
1938年10月20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王瑞珍和几位同志像往常一样到城内平房办公。大约10点钟左右，突然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连续的鸣枪声（当时延安尚无防空警报器），大家意识到，敌机来轰炸了。简陋的平房顶不住敌机的狂轰滥炸，大家都赶紧收拾东西向外走。当瑞珍顺着墙刚要转身时，不知不觉地跌倒趴下了，开始尚觉得身上压东西，很沉，想起也起不来，渐渐地便动弹不得，失去了知觉。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瑞珍被两位素不相识的男同志从破砖瓦堆中扒出来时，太阳即将落山了。瑞珍两眼睁不开，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恍恍惚惚地看到房子好像塌成一片，窑洞门槛上躺着一名满脸是血、手中还紧紧握着一块砖头的男同志。猛然间，她想起了毛主席，就大声地说：“毛主席他在哪儿？”扶着他的那位那同志说：“就是毛主席给公安局打电话，叫组织救护队来抢救你们的。毛主席的窑洞周围也丢了不少炸弹。”毛主席不顾自己安危，对人民、对同志无限关怀、爱护之情，使王瑞珍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单位领导陈石奇见她热泪满面，不解地问：“我可从来没见你哭过，这是为啥？”她只说了句：“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我呀！”说完又泣不成声。
那次敌机轰炸了一天，把个延安炸成一片瓦砾，死伤百余。和她一起工作的雍晋丙同志躲在山坡底下的防空壕里，被敌机扫射打中了右肩，那颗仇恨的子弹一直也未取出。
第二天，鬼子飞机又来轰炸，延安的全体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挖防空洞的工作。王瑞珍因头疼目眩起不了床，未能参加挖洞活动而心急火燎，同时又庆幸自己没被敌机炸死，能为革命添砖加瓦，休息一周后，头疼尚未消失，她就强撑着身子上班了。
1945年8月15日傍晚，收音机里传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地投降的喜讯。同志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边区窑洞门前、凤凰山下，人头攒动，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民朝思暮想的抗战胜利之日来到了！干部战士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延安人民杀猪宰羊，庆祝胜利。凤凰山下、延河之滨，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调兵遣将企图抢占东北。党中央于1945年9月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争取东北”的全国战略方针。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先后调10万大军、2万干部进入东北。王瑞珍和爱人孙直元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觉报名申请到东北去工作。
1945年的东北，虽说已经光复，可是，受日本人14年凌辱的东北同胞，仍处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贫困交加之中。社会治安异常混乱，日伪残渣余孽仍蠢蠢欲动，随时想推翻人民政府。
为了更好地投入新的工作，王瑞珍改名柏宇，孙直元改名沈仑。同年9月2日，他们离开了生死与共的延安人民，离开了多年朝夕相处的战友，与两万名干部踏上了奔向东北的征途。
为了抢在国民党出兵东北之前赶到东北，他们开始了长途跋涉。
干部团的同志们从延安出发，一天以百十里路的速度，爬山过河，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因当时马匹很少，只能用来驮小孩、有病的同志和部分档案材料。
他们从延安出来，顺着晋西北走，到山西同浦时，遇到了敌人封锁线。白天无法通过，只有夜间才能悄悄前进，当时天还下着蒙蒙细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在右胳膊上系条白毛巾，以便联络。附近不时传来鬼子的枪声。走着走着，就听前面“扑通”一声，有人连人带马掉进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坑里，大家赶来牵马拉人，擦擦脸上身上的泥土，继续前进。一天两天还走得了，天长日久，许多同志的脚上磨出了血泡，走起路来，血泡沾着鞋底，真是疼痛难忍。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咬紧牙关，坚持着，继续赶路，没有一个掉队的。
一天，大家走过了热河，到了“无人区”，当地百姓管它叫“部落”。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隔断党和人民的联系，彻底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从1940年起，在华北、鲁中、东北等地区，实行集家并村制，将每10个左右自然村的居民驱赶到一个村庄，成为一个“部落”，四周围起寨子，严格搜查他们随身携带的粮食衣物。离“部落”2.5公里以外，为无人地带，老百姓如擅自出入，就以“通匪”罪名予以杀害，致使大批田园荒芜，林木被焚，房屋破烂，人烟稀少。能见到的人大多蓬头垢面，衣不遮体，大姑娘有的都没裤子穿。当干部团的同志走进“部落”时，大姑娘小媳妇吓得都躲起来了。干部团的女同志就主动上前找她们，并告诉她们：“我们是八路军，是抗日救国的队伍……”慢慢地躲起来的人回来了。因无吃无喝，缺医少药，许多人饿得面黄肌瘦。有位老太太咳嗽得让人揪心，干部团的同志就给了她点药，感动的老太太眼泪汪汪地说：“你们可真好，啥时还能来啊！”干部团的同志安慰她：“全国解放了，我们就回来！”
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整整走了两个月，于1945年11月2日，他们才到达沈阳。东北局社会部同志看过柏宇和沈仑的档案后，分配他俩到长春工作。
沈阳去长春尚不通火车，他俩在车站等了一天一夜，等得好心焦。这时，偶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两位同志，他俩要去哈尔滨，四人便挤上一辆苏联红军乘坐的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车后，他们不敢声张，便悄悄坐在紧靠火车头后面的联节过段上。不巧，半路上被司机发现了，见他们几个穿着灰衣服，军不军民不民的，不知何方人士，便叫来带队的苏联人，气呼呼地把他们四人连东西带人一起往车下推。当时，柏宇心想，长途跋涉都没死，这下就这么被摔死了，也太冤枉。于是，她双手紧紧地抓着扶手不放，这时，鲁艺的两位同志灵机一动，用俄语说：“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苏联红军举起大拇指说：“毛——泽——东，хорошо，хорошо！（好）”他们四人这才幸免于难。可惜的是，苏联人把他们的背包、行李都丢到了车下，里面装的照片、在延安时听毛主席报告的记录本、奖状、抗大结业证书等，俱无一存。事后，柏宇对人风趣地说：“真是大难不死，又借了一次毛主席的光。”
当时的长春是伪满的首都。他俩来到长春后找到公安局副局长李俭珠，为了便于行动，换了身缴获日军的黄军服。11月中旬，正赶上苏联红军撤退，国民党接收大员陆续运往东北之时，局势不稳，柏宇转移、搬家频繁。在长春只呆了两天，就又撤到了长春郊区拉拉屯、赵家岗子。那时的东北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季节。步行时雪沾在鞋底上都冻成老厚的冰块；坐在马车上，脚冻得猫咬似的疼。头戴着皮帽子，漏一点小缝儿，耳朵就冻得红肿，碰一下，火刺燎的疼。就这么撤撤停停，最后撤到永吉县岔路河村（省委机关临时驻地）。组织上分配柏宇到吉辽省（后改为吉林省）边界区保卫部担任二科副科长，负责检察长春、吉林两市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有无违禁品、爆炸物等工作。
1946年初，沈阳、长春、吉林等大中城市都被国民党占领，地方武装、土匪等活动猖獗。保卫部从岔路河迁到桦甸县城，刚站住脚，就接到群众密报，黄昏时候，发现一伙土匪在大庙附近聚结。保卫部一侦察员潜入庙里侦察，不幸被土匪杀害。为了尽快清剿这股土匪，保卫桦甸县的安全，打击武装匪徒的气焰，保卫部协同桦甸县公安局的同志们，经一昼夜的激烈战斗，全歼匪徒十余人，平息了暴乱。
同年4月14日，苏军最后一批军队撤离长春，我军当即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18日，攻克长春，保卫部协调公安局机关侦缉盗匪，搜捕了汉奸、特务，收容了散兵游勇，稳定了治安局势。
由于我军攻占长春时间很短，对国民党各派地下武装、特务还未来得及彻底打击，国民党军队就又占领了四平，进逼长春。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指示：“让出长春，实行北撤。”于是柏宇等人连粮食都没带出来，就仓促地离开了长春，向吉林市走去。当他们一行人来到岔路河时，天刚亮，两架敌机已飞到了他们的头顶上轮番轰炸，同行的一位战士背着步枪和柏宇急忙卧倒，滚到大路旁边的土坑里，炸弹落地离他们只有半米远。泥土沙子落得他俩满身。敌机刚过，他俩马上转到另一个地方隐蔽，又一次成了幸存者。不幸的是，跟随他俩同行的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女同志在敌机扫射中牺牲了。
1946年年末，柏宇被任命为蛟河县公安局局长。
1947年3月，柏宇乘坐汽车从延吉去蛟河报到。东北的3月正是春寒料峭之际，大片的黑土地尚被白雪覆盖，开始解冻的冰排在江中漂浮，黑土地仍在沉睡中。
柏宇坐在车中，晃晃悠悠地走了一宿，一觉醒来，见车窗外的蛟河火车站被敌机轰炸的弹痕累累，修复工作尚未开始，她心中默念着：“艰苦的工作又在等着我哩！”
蛟河县城是解放战争时期敌我双方交战的拉锯地带。当时虽然建立了人民政府，但与敌占区仅一山之隔。老爷岭以西就是国民党占领地区，白天常有敌机轰炸，破坏我铁路等重要目标，扫射无辜百姓。伪满时期的残渣余孽、地下建军分子、敌地土匪等，仍时不时地乘机骚扰、破坏。有的敌特分子由公开转向秘密，有的由暴露转向隐蔽，有的以合法掩护非法，有的潜入我内部，妄图东山再起。柏宇到任后，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带领全局同志为维护治安、稳定社会做了大量工作。在深入调查社情的过程中，她发现公安局的内部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治安股长抽大烟，工作不负责任；总务股长当过伪满木梆把头，曾依仗日伪势力欺压林木工人。后来，她又发现局内潜伏两名国民党地下建军分子，一名是行政股员，一名是原公安队队长，埋藏着国民党地下建军委任状……于是，她开始着手清理内部工作。经过艰苦的工作，先后清洗调出七名不称职人员，整顿了内部，纯洁了队伍，提高了全局整体作战的能力。同年10月间，她又带领人员破获了一起地下建军案。主犯华振东曾是国民党地下建军团长。他的公开身份是蛟河县城一家杂货店的老板，曾秘密往来于蛟河与敌占区吉林市进行阴谋活动。一天，他在吉林市与国民党特务分子接头时被公安处情报科长沈仑发现。沈仑立即赴新站公安分局，通知任国才局长：“华犯到新站，立即把他捕起来。新站捕后，押往蛟河县公安局。”柏宇根据案情，迅速带人到华犯住处进行搜查，查出两枝手枪，并连夜对其进行了审讯。华犯在押期间，由于看守人员麻痹大意，一天傍晚时分劫枪越狱而逃。柏宇立即通知拉法区中队：“尽一切力量向华犯可能逃往的必经之地——老爷岭一带追剿。”当时柏宇已怀孕七个月。她不顾身体虚弱，通宵守在电话机旁指挥战斗。她通知区中队分两路堵截，决不能让华犯漏网。区中队队员们被局长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动，不怕严寒冰冻，踏着一尺多深的大雪，终于在老爷岭一带将华犯就地枪决，缴回了枪支。
柏宇是一把永不卷刃的钢刀，不管在白色恐怖下，还是在和平环境中，她始终为党的事业而拼搏，并不断闪射出灿烂的火花。这火花激励着我们新一代的女性坚贞不渝地向着我们所钟爱的事业永不停歇地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