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静
抗日去
“你们留下一个吧！”
1938年旧历的除夕夜，妈妈流着泪几乎是哀求似的看着我说。我知道这是要我不要走。大姐早已出嫁，二姐大我三岁，能独立生活，出去他们放心。而我在家娇生惯养，除了念书什么也不会。何况我再一走，妈妈相依为命的两个女儿一齐远走高飞了，她将孤苦伶仃……
我沉默，我流泪，表示我的抗议。
父亲在一边不说话。他是个“秀才”，略知天下事，眼看日寇步步逼近，担心一旦鬼子打来，兵荒马乱地领上两个大闺女可往哪里跑！还是走了好！再说招人的是山西新军，那个部队的头头叫韩钧，是我们老乡，他在北京上大学，回家时，曾在我家住过。“乡里乡亲靠得住！”父亲信得过他，至于对我的走与不走，当着妈妈面他不好明说。
“我不留下！”我哭着说。我要抗日，这个乌烟瘴气的地主家庭，我一天也不愿待下去……
1937年我初中毕业，捧着吴芝圃老师代周校长写的同学录序言，走出了洛中校门，牢牢记着其中的嘱托：“现在我们别无目标，只有以民族解放为目标；别无生命，只有以民族解放为生命”，“妇女问题是社会的一环，整个社会没办法，妇女问题绝没有单独解决的可能。在目前的中国，民族解放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枢纽。因此，妇女为谋得自身的解放，便应当挺身做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卫”。……暑假我考上了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女中，一进校门，就发觉气氛不对。这个学校奉行的是“读书救国、莫谈国事”的宗旨，阻止学生参加民主活动，阻止学生参加星期农村服务团，进步学生受监视……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受得了？而且正遇敌机轰炸，学校要搬迁。去你的吧！我不上了，抗日去！……
延安给我多少情
1938年春节刚过，15岁的我终于辞别了妈妈，和二姐一起去了山西赵城，加入到韩钧为司令员的决死二纵队。我们被编入随营子校的妇女儿童队学习，在队里我的文化最高，年纪较小，读过的书也较多，能讲出点道道。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有些作难。太原失守，形势吃紧时，学校从赵城搬往汾西。行军时，我走不动，骑毛驴，上山时从驴背上往驴屁股上滑，下山时又从驴背上滑向驴脖子，一路上还得姐姐前后帮扶。这怎么得了，自己也觉得不光彩，我决定自己独立去闯。这时恰好看到延安抗大的招生广告，我喜出望外：延安啊，我早已神往的圣地！我非去不可！领导上支持我，我和两个男青年搭伴，于1938年10月开始了我人生旅途上的第一次长途跋涉。我们不顾生命危险，闯过同蒲路上敌人的封锁线，一步一步地走到延安。
我被编到抗大三大队九队，由于来时路上背不动，衣物边走边扔，除了一床破被子、一套换洗衣服外，我真正是一无所有了，而有的却是一身一头的虱子。小组长陈波，一个热情豪爽的东北姑娘，发现我总在身上抓挠，急了，当天晚上就跑下山去提桶热水上来。她先为我洗了头发，又帮我擦了澡，换衣服时，她把我的衣服扔在窑洞外边，拿出她的白棉毛衫、彩条绒长衬裤、干干净净的灰军装，甚至连她的袜子、鞋都给我装扮上了。一会儿工夫，我变成一个精精悍悍的小女兵。她把小油灯端到我的跟前，把我左右端详了好一阵，又招呼小组的同志：“喂，你们快来看呀！看咱们多神气的小鬼！”她高兴得如同见了个得意的布娃娃。这是我在延安上的第一课。我受到延安精神的洗礼，顿时心里热乎乎的，不觉眼眶有些湿润。以后她把我的衣被都洗了，用开水烫了，还三天两头帮我洗头、用篦子刮虱子，没多久，当那些讨厌的小生灵被彻底从我身上清除时，她拍手大叫：“乌拉！我们为小组除了一害！”
我不能老穿陈波的衣服，但我的衣服已破破烂烂。从山西走时，姐姐给过我一块草绿色斜纹布，让我到延安做套新衣穿。在延安抗大招待所住时，我拿出布去做衣服，那时延安城里还很热闹，靠东城墙边是一排裁缝铺。我怯生生地走进一家，拿出布，量了尺寸，出门就走了。到取活时，这家说没接过我的活，出门看看，几家的门脸儿都差不多，我也弄不清到底是在谁家做的，挨门问了个遍，都说没有这回事。我做衣服不知道要个手续，如今没凭没据，只好自认倒霉，忍气吞声地悻悻而归。天冷了，我连件厚一些的衣服也没有，更不要说毛衣了，小组的小宋衣服也很少。陈波就把她母亲给她的一件黑缎子面羊羔皮皮袄，加上一块灰布，送到裁缝铺，做成一灰一黑两件军装皮袄，给我和小宋一人一件穿上，好漂亮、好暖和的衣服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皮袄。发下新棉衣时，我们把棉衣的棉花掏出，作为罩衣套在皮袄上面，干净、暖和，我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倒霉的事又落到我头上了。新挖的窑洞潮湿，别人都没事，偏偏我又生了疥疮，其痒难忍，特别是晚上，弄得我坐卧不安。医生看了，给了药膏，让我自己去擦。背后我够不着，小组同学们抢着要帮我，最后陈波同意把这个任务交给年龄较大的张克和罗珣。张克当过小学教员，会关心人，以后我们都叫她“妈妈同志”。罗珣是一个十分淳朴、善良的四川姑娘。每晚自习后，她们都同我从山下打来热水，抱来一捆干草（谷草），到附近一眼破窑洞，用草帘子挡住门，按医生的嘱咐，为我擦澡、涂上硫磺药膏，然后烧起干草为我周身烘烤。月黑夜，没有星星、月亮，更没有路灯、手电，凭感觉在坡路上一步步来去。我抱干草摔倒了还没什么，她们提热水的，一摔倒，不仅水要洒出，水桶还要滚到山下去，弄不好还得烫了手脚。罗珣是个近视眼，为了保护她那副深度的近视镜，总是先摘镜子后下山，她深一脚浅一脚的，瞎摸着上上下下，换个别人她还不干。特别是雪夜、结冰时，路滑得一桶水常要往返几次才能打上山来。就这样冰雪无阻，她们亲切、和蔼地为我治了两个多月，才彻底治好了我的病，我的精神怎么能不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那时陈波的父亲是陕西渭南的邮政局长，有时寄几个钱给她。她一有钱，除了给小组同学们买日用品，就是带大家到抗大合作社吃一顿，什么“三不沾”、“蜜汁咕噜荷包蛋”，延安的小吃让大家吃个够，花完拉倒，没钱不花。平时，每人每月发一块钱的“抗大票”，全小组十来个人凑在一起，也到合作社去解馋。
组长很关心我们的学习，给我们讲解上课时我们没听明白的地方，组织小组讨论，启发我们发言，还推荐我为课代表，让我帮文化水平低、记不下笔记的同志补笔记，帮不会写发言稿的同志修改发言镐，帮助她写小组学习小结。组长培养我、锻炼我，我提高了。由于她抓得好，小组的学习也上去了，为此常常受到队上表扬。
多好的组长啊！多好的同学！当我知道别的小组也和我们小组差不多时，我就想到多好的延安！这年年底，陈波以一个进步青年的身份出现，私下和我交谈党的知识，征求我的意见：“我想参加共产党，你想不想？你要想的话，咱俩一块儿去找找门路怎么样？”当我表示完全同意、只是不知怎么找时，她说她有办法。原来她早已是共产党员了。不久，她介绍我入了党。15岁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小组同志们不知道，只见我一天高高兴兴的，能自己洗衣服了，也知道关心小组的学习和生活了。罗珣亲切地抚着我的脸蛋说：“多好呀！咱们小许长大了！”
延安的生活苦也乐
面对日寇和国民党的袭击和封锁，延安人的物质生活真是穷得丁当响，那种窘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凭着一颗年轻的心、一双灵巧的手，不仅生活过来了，而且还过得多姿多彩。
我记忆犹新的是女大开学典礼晚会上的那件舞衣。洪红等四个同学排练了一个很美的瑶族舞蹈，冼星海同志亲自为舞蹈配了舞曲，一切齐备，只欠舞衣。舞衣应是用非常华丽的丝绸精工制作而成，但是学校没有钱，哪里去找？有同学搜寻出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花衣服，有的同学要拆下自己的绸被面，都满足不了四套舞衣的要求。同学们终于急中生智，异想天开地想到树叶。7月的延安，正是枝繁叶茂的季节，她们把梨树的叶子采下来，一片片缀起，做成衣裙，穿在身上，灯光下，碧绿、闪亮，伴着优美的音乐旋律，配上她们手脚上的铃铛，发出有节奏的韵律，再加上她们婀娜的舞姿，顿时震惊了台下的观众。但谁也不知道她们的舞衣是什么做的。谁见过树叶做成的舞蹈服装？这不是童话，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创造奇迹的人们在古今中外舞蹈史上写下的新篇章，是空前的，大概也是绝后的一笔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生活虽苦，也很爱美，尤其是女同志。女大不是军事院校，没有严格的军风纪要求，穿戴就较随便。有时戴顶帽子，也要稍歪地戴在后脑勺上，帽檐边还常别个小飞机、小五星之类的装饰品。衣服，一般情况下每年发一单一棉两套，对那些男女一个样、长短不一的四个兜军装，总要想法改一下。不少人将上装的兜拆掉，改为两腰旁插兜，还将单衣的袖口、下摆改为紧口，就成为一件时髦的夹克衫，把宽大的单裤脚用小绳子从里面一抽，就成为一条宽松的灯笼裤。夏天，用花色布条，加以艺术的编排搭配，钉在一双旧鞋底上，就是一双漂亮的凉鞋。发下的傻大黑粗的老布鞋，经同学们稍稍一改，就是一双可观的一带鞋或丁字鞋。后来也有同学自己做鞋穿。高二班的吴敬和以群同学，就自己用破衣服做成鞋底，请老乡纳了，自己做好鞋帮，找人加工绱起，做成可脚的新鞋。她们还不止一次地给我做过。当我穿上那白白的大帮圈的布底、黑黑的细布面、舒适、漂亮的新布鞋时，我的脚都舍不得往地上踩。冬天为了俏，我也学着不穿棉裤。吴敬的爱人霍然同志是延安毛纺厂工程师，吴敬从他处买来延安的土造毛线，给我织了件红毛裤。我很得意，我在家时还从未穿过毛裤呢！
1940年的三八节，女大在延安实在是大出了风头。
为了迎接三八，学校决定把当年同学们的单衣做得漂亮些。边区政府特意拨来了白洋布，染成既不是延安惯有的灰色，也不是前方来人穿的草绿色，而是亮丽的浅浅的蓝灰色。什么样子呢？既不是四个兜的传统的军装式，也不是旧式的短袄、旗袍，而是类似列宁装式的套头、翻领、紧袖口、两个插兜、束腰带的新装。演变到后来，就成为开身、偏襟、宽袖口的式样，解放前后很流行了一阵子。许多外衣还保留着它的痕迹，这不能不说是开了一代女装款式的先河。
学校原准备再给每个同学做件白衬衣，没有布，只好给每人做了一条白领子、两只白袖头，缝在新上装的领、袖里边翻出来，色彩协调，素雅大方，穿在一个个年轻姑娘身上，配上那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儿，嘿！那个俏丽就别提了！简直是一群美丽的“和平鸽”。
三八这天，数百名“和平鸽”在女大门前平缓的河滩上出现了。鲁艺音乐系的时乐濛、徐徐、任虹等同学组成乐队吹的吹、拉的拉，多种乐器奏出悦耳的舞曲，“和平鸽”们在这种优美旋律伴奏下，表演了大型团体操——丹麦操。这是徐一新同志（原外交部副部长）教的。数百人的队伍步伐整齐，舞姿婆娑，队形变来变去，广场上出现了一幅幅矫健、美妙、新奇的图画。这一幅幅画面感染了在场的观众，人们拼命地鼓掌，“好啊”、“太美了”的呼声不绝于耳，人们被陕北大地上第一次出现的这股美的旋风深深地陶醉了！你看，坐在主席台上的毛主席也在笑着招手，林老笑得白胡子都在颤动！……
苦点筋骨一生受用
我最难忘的还有那次开荒。1939年春，我们队编为抗大五大队女生一队，队长丁雪松。大队部考虑到我们女生队劳力弱，缺乏生产经验，便把我们队插入参谋训练队去开荒，参训队女生很少，我被分配到钟毅为组长的小组，与陈慕华同志同组（后来他们成为夫妇）。
每天天还黑糊糊的，我们就吃过早饭，带上四个馒头的午饭，扛上镢头上山了。男同志们走得快，我们在后面紧跟。没有路，踏着野草攀登，露水打湿了鞋袜、裤脚，好凉！有人不小心摔倒了，引起山石滚落，野鸟飞腾，笑声、打趣声融成一片，人声、歌声惊醒了寂静的山谷，引起阵阵巨大的回声。路上走得一身汗，上得山来，风一吹又是透心凉。男同志们放下镢头去放火烧山，一片野草随着噼叭响声变成跳动的熊熊火苗，我们伴着火，唱着，跳着，多少年沉睡的荒山苏醒了，我们沉醉在这片刻的狂欢中，进入战斗后，那将是一场严酷的拼搏。
一组人横排成行，每人一把镢头，齐头并进，向着前面画的任务线挖去。虽然领导上有交代，女同志能挖多少是多少，但在那种气氛下谁肯落后！我也鼓着劲大干，谁知镢头越来越沉重，慢慢地举也举不高了。不知多少年生长的草木根系与泥土板结在一起，硬邦邦的，用劲砍下，镢头跳起老高，地上最多留下一道浅浅的印儿。好几镢头才能砍下一个土坨。遇到了树根，就更是难攻的堡垒，要费更大的精力和时间。没一会工夫，汗湿透了衬衣，不争气的胳膊抬也抬不起来了。抬头看看，男同志们早已挖到尽头，连身边的陈慕华同志也离尽头不远了，没想到她人精明，劳动起来也那么能干。人们在呼喊着为她加油，而我离任务线还很远，正不知怎么才能赶上去的时候，钟毅组长过来了，他让我不要急，量力而行。说话间男同志们已从我对面挖着迎过来了。一天下来，我手上打了血泡，腰酸腿痛，浑身骨头像散了架，男同志帮我扛着镢头，我勉强回到队上，饭不吃、水不喝就瘫倒在炕上了。以后我咬牙坚持，终于一天比一天感到轻松，最后我居然能完成每天任务的一半。看看一片片黑褐色松软的大地，闻着热腾腾泥土的芳香，我心里甜滋滋的。啊，这里流有我的汗水！这里将要长出茁壮的禾苗！我将第一次吃到我们亲手种下的粮食。
秋收时，我们队已编入女大，成为女大的三班。拔了一天谷子，下午背着谷子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口中渴得冒火。伙房正在做饭，没有开水，上山到组里也没有水，我不顾一切地挨门去找，见指导员窑洞的地上有个水壶，提起就往嘴里倒，咕咚咕咚两口下肚，一股难闻的气味翻上来，我才察觉那是点灯的煤油。我难受极了，想吐又吐不出来，同学们吓坏了，她们陪我到卫生所，医生用支鸡毛捅我的嗓子眼，我才呕吐出大部分。
经过开荒，我亲自尝到了“粒粒皆辛苦”的滋味，对小米有了种特殊的亲切感，爱它一直到现在。至今我看不得浪费粮食的现象，对掉在桌上的饭粒不由自主地总要捡起吃了。因为出现在我脑子中的不是它值多少钱而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那血泡，那汗水，那像是要散的骨架……艰苦磨炼了我的意志，不管战争时期吃糠咽菜饿肚皮、吃黑豆拉不出屎以及啃窝头咸菜和生冷饥饿，我都熬过来了。过去工作中，我也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反对慷公家之慨大吃大喝，甚至不能理解贪污是为了什么，对一些年轻人的超前消费也看不下去……
延安使我有了坚实的脚步
我一到延安，就如饥似渴地学习。在抗大、女大都上了哪些课，我已记不清了，反正除了上课，一见马列书，不管中国的、外国的就抓住不放。大量的理论学习，从多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真理，从而使我的理想更加明确，意志更坚定。但值得重视的另一面，是不管哪一本马列书，我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读去记，不知道去消化，单纯为学习理论而学习理论，我十分敬佩那种能背诵马列条文的人。女大的校长是王明，当时他在延安可真“神气”，除中央的要职外，不知身兼多少职务，连中央妇委书记都是他兼的，好像没有他，天真的要塌下来一样。为了表示对女大的重视，他亲自为我们高级班讲授马列主义课。他一上课，马列学院的研究生、各院校的理论教师、各机关单位的宣传干部等等都来听，小小山沟里一个简陋的大教室早已人满为患了。他往讲台上一站，随从马上将两大摞马恩列斯选集摆在桌上，开讲后他既不翻书，也不看讲稿，便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啊呀，真不得了，他的口才、他的记忆力、他的聪明才智不能不令人倾倒、佩服！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听说他在大后方与国民党打交道舌战群儒，语惊四座。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现在不抓紧多学点，以后如何搞好革命工作？于是我努力读书，马恩列斯选集几乎是一本本挨着读，重点还摘记下来，有时星期日也不出去玩，找个僻静的地方啃《资本论》，弄得头昏眼花，一天也啃不懂一页，感叹什么时候赶上校长的十分之一也不错了！王明成为我学赶的目标，成为我心中的偶像，一心想多背些所谓“万古不变的教条”。
相比之下，对毛主席的书就读得少了。对主席结合中国实际写出的理论著作，未认真读，对其中深入浅出的哲理不太理解，对党的指示不够重视，一般看看。结果，学来学去，是非不分，香臭不辨。毛主席1938年5月即发表了《论持久战》，而王明1940年给我们讲课时还从美国等世界各国的战争历史中论证了各国的解放战争没有超过四年的，中国的抗战当然也不例外，我听了不仅未想到这是与毛主席唱对台戏，还似乎觉得也有道理。历史是无情的，终于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狠狠打了王明一记耳光。
1941年我在女大高二班学习时，还看到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校长的作品嘛，当然恭读无疑。1942年整风学习后，我才知道这是他1930年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提出的更为“左”倾的错误纲领。随着学习的一步步深入，我知道了，我心目中的这位偶像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搬苏联经验推行城市中心论，命令当时幼弱的红军去夺取大城市，命令全国实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很快胜利。他搞小宗派，对不同意见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就是被他赶出中央领导层的……这一段血的历史，使我理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作风给党造成的危害实在太大了，从而了解到毛主席对教条主义“大喝一声”的必要，和《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件的重大意义，初步体会到“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律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从此，我才从教条的俘虏下苏醒过来，懂得要从马恩列斯著作中学习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毛主席的著作就是用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并把中国的革命实践总结上升为理论的。毛主席的书是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列主义著作，毛主席的书必须好好读，认真领会，工作中才能不犯和少犯错误。从此，毛主席挽救了中国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人民，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等等语句在我心中才不是人云亦云的华丽颂词，而是有新感受的由衷之言。听毛主席的话，走毛主席指引的路，知识分子必须到实际中去，与工农相结合，于是1942年夏，我离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到了晋绥工作。
几十年来，我没有为党创下什么丰功伟绩，但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始终勤勤恳恳工作，认认真真做人，不论在什么狂风骤雨下，我都横眉冷对一切邪恶，任你拳脚大棒、关押逼供、诬蔑陷害，在生死未卜中，从未低下我共产党员的头。因为我读了毛主席的书，懂了点毛泽东思想，对党有着坚定的信念。
延安的生活实在太丰富了，绚丽多彩，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犹如万马奔腾，江河滔滔；延安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每人都能写一部巨著。回首往事，我心潮汹涌，顾不得老态龙钟，双眼昏花，仅以这延安女儿的心声，作为对师长和战友的深切怀念，表达我对延安永恒的眷恋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