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吉
我生在沈阳。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初中读书，兵荒马乱，不得上学。我们几个同学合计，不能念书了，怎么办？当时有钱人匆忙外逃，穷人也要寻找出路。我们不能当亡国奴，听说往北平去的火车有几天不要钱，可以碰一碰。我家是城市贫民，父亲过世不久，家中生活困难，靠母亲做点针线、奶奶外出当佣人赚点钱勉强维持生活。母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要离开，实在舍不得。但想到家破人亡，流离失散，不但不能念书，生命也无保障，能走就走吧！母亲忍痛让我同四个干姊妹（同学）一块坐火车走了。到北平后，我们成了逃亡学生，吃救济饭，做旁听生。学校教师知道我困难，暑假期间将我介绍到别人家做家庭教师，三个月收入60元钱。我有了钱，暑假后考入北平崇慈女中，后来又考入东北大学补习班，全是公费，念了一年，又考入东北大学家政系。
我们东北逃亡学生对国家大事非常关心，我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双十二事变后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展开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一系列斗争中，我的觉悟不断提高，深感国家危亡就没有国民的任何前途，读书是次要的，抗击日寇是重要的、第一位的。
我离开东北大学到西安，在宋黎领导下，开展救亡工作，写传单、印传单、散传单、宣传抗日救国。当时的强烈愿望就是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到全国抗日的革命中心寻找抗日救国真理，直接投入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我们几个同学一块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告诉我们去延安的人太多，去不了，先去陕西三原云阳青训班学习，然后再去延安。我们听了也十分高兴。1937年10月，我们几个一块儿在云阳青训班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学习中国革命的基础知识。我们毕业后又回到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我们的成绩，又要求到延安去，并表示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办事处的同志见我们决心要去延安，终于批准了我们去延安的申请。我们几个同学相互拥抱，欢呼雀跃。虽然被批准，但怎样去还没着落。办事处只有两辆大汽车，去的人多，坐车排不上，就得等着。我们心急如焚，恨不能插翅飞去，于是决定步行去延安。
那一天，朝霞染红了长空，我们每人背一个背包，告别了西安，踏上了北上延安的路。风尘仆仆，风餐露宿一共走了几天。我们个个的脚都磨出了红泡，腰酸腿疼，筋疲力尽，但谁也不叫苦，每天都是唱着歌，高高兴兴往前走。我们走到延安城下，远远见到宝塔山，它仿佛在向我们招手；我们见到了弯弯曲曲的延河水，仿佛向我们歌唱。我们高兴地把一路上的疲倦全忘了，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1938年3月抗大四大队第四期开学，我被分配到四大队政治队学习（城内师范学校旧址）。我们穿上了军衣，打上了裹腿，可高兴可神气了。学习三个月毕业，我又被分配到四大队女生队八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知识等。学习六个月毕业，我又到军事队学习，由队长李辉、指导员于瑞英介绍，加入伟大的共产党，在一个小屋向党宣誓。当时党是秘密的，自己已成为共产党员，是多么光荣呀。军事队毕业，我又被分配到组训班学习，学习三个月又分配到中央党校女生队学习。1939年，延安女大成立，中央党校两个女生班全部搬到女大，我在一班。1940年在女大托儿所任所长，后来又到中央妇委工作，1942年春到延安民族学院当教员，于1945年5月离开延安到晋西北。
我在延安七年来，由一个政治上很幼稚的学生，经过党的培养，有了革命觉悟，加入了共产党，并初步学了些马列主义理论、革命的基本知识。我在延安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得坚强起来。我在以后的几十年的工作中，一直保持着延安精神，保持着延河水给我的滋养，不忘党的教导。所以，延安是我的母亲。
延安精神伴我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