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陈楚平
东东
1980年12月22日下午，66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著作研究组组长陈楚平，在紧张的工作中猝然病逝于办公桌前。在同志和亲友向她作最后告别之时，邓颖超同志送来的一束白菊花放在她胸前鲜红的党旗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声泪俱下地诵读了悼文：“……陈楚平同志像顶风抗寒的白菊花，纯正洁白，坚贞耐霜。她出生在中国苦难的大地上，在党的阳光和人民的抚育下成长。她以一颗火红的心，一心一意地把全部力量贡献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朴实无华求索光明
陈楚平原名婉琴，1914年11月20日出生于嘉定县一个贫苦的小职员家庭。父亲经常失业，家中入不敷出。大哥只念了一年中学就辍学当了学徒，16岁即挑起生活的重担。大姐在纱厂做工，艰辛的劳作和恶劣的环境，使她患了肺病，终因无钱医治而早逝。陈楚平小学毕业后，也因家中拮据，无力升学。1928年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成立，免费供给膳宿，陈楚平考进该校。1931年，她在孙益初等老师的鼓励、资助下，考进江苏省立南通中学高中部，一年后又转学到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在学校里，陈楚平受到左翼作家张天翼的影响，和徐兰寅等进步同学组织读书会，阅读了大量辛克莱、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从中受到许多启示，特别是苏联进步小说《母亲》、《铁流》、《毁灭》、《士敏士》等著作，使她加深了对旧制度的不满，憧憬于苏联十月革命、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火热斗争。
1934年夏，陈楚平结束了中学生活，同时收到了医科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经历过因没钱就医、痛失大姐的悲苦，陈楚平曾立志学医，为民众救死扶伤，但家庭已无力供她再读大学。无奈，陈楚平只得选择免收学费、供给衣食的中央政治学校。入校后，她仍经常和徐兰寅等参加校外进步学生的读书会。1935年，在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影响下，南京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大学均有人参加，唯独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控制严密的死角。徐兰寅的哥哥徐兰延想到了陈楚平，吸收她参加了学联。此后，陈楚平和进步同学杨亦欢等一起，在校内组织起读书会、歌咏团，传播爱国进步思想。抗日救国的火种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点燃，招来了反动派的迫害和镇压，1936年冬，陈楚平和杨亦欢终于被校方开除。
那时，正是国难深重、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反动派对提出抗日救国纲领的中共进行军事和文化“围剿”，对外族的侵略却实行不抵抗主义，丧失北方大片疆土。加之苏北连年水灾，饥民遍地，而反动政府的官员却纸醉金迷，骄奢淫逸。因爱国而被开除的严酷事实，使陈楚平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反人民的本质，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为了抗日救国，追求真理，献身革命，她决心到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北平找党。
在北平，陈楚平和杨亦欢合租了一间便宜的住房。每天或是在北平图书馆读书，或是到北大、清华旁听，或是参加党所领导的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和社会调查。在一次下矿井了解煤矿工人的生活后，陈楚平在给家中的信中写道：“亲眼看到煤矿工人的劳动是那样繁重，生活是那么艰苦。他们赤身露体，肩上套着绳索，在狭窄的令人窒息的坑道里匍匐爬行，把一筐筐沉重的煤块拖上地面。而在这黑暗的‘人间地狱’屈辱、挣扎一天，换来的只是几斤棒子面！”残酷的阶级剥削的现实，使陈楚平受到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坚定了她为推翻旧制度而斗争的决心。
在北平仅仅半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侵略者铁蹄的践踏，爱国的热血青年再也不肯平静地坐在书桌前。陈楚平和杨亦欢等同学好友乔装难民挤在轮船仓底，躲过敌伪警宪的搜捕，从塘沽乘船到山东，辗转千里，于1937年10月徒步到达延安。联系的同志让她们改名字，杨亦欢改名杨惠群，陈楚平改名成群，意指成群结队矢志革命。
纯正洁白坚贞耐霜
找到了党，陈楚平就像初绽的春蕾，满怀激情地迎向阳光，她先后在陕北公学第一队、第五队，如饥似渴地学习谋求民族解放、社会解放、阶级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战争和民众运动的知识，积极参加歌咏队、办壁报、挖窑洞和军事训练等各项活动，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生活。她在给亲友的信中极力宣传陕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介绍陕公提倡忠于抗战、忠于革命，培养造就抗日先锋队、革命先锋队的宗旨；描述陕公平等、民主、五湖四海、用人唯贤的团结风气，艰苦奋斗、严守纪律、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陈楚平所宣传的延安精神和沸腾生活，不仅吸引了她的妹妹陈燕琴（到延安后改名成也竟）投身于革命熔炉，也鼓舞了她的不少朋友走上了抗日第一线。
1938年5月，飞来横祸使正在陕公高级研究班攻读马列原著的陈楚平身陷囹圄。一个被疑为是日本特务的人，诬陷指证因办墙报、指挥唱歌较为引人注目的陈楚平是同伙。在同仇敌忾的抗日根据地，“日本特务”使她立即受到边区保安处的审查。一夜之间，一个渴望光明、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竟成为自己所热爱的党的阶下囚，这对刚到延安半年多的陈楚平，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关在窑洞里，陈楚平思绪万千，她回忆起在家乡失学的日子里，共产党员陆默深、廖家祁对自己所进行的革命启蒙教育。陆、廖两同志在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嘉定县党部的青年部长和干事。陈楚平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学习和活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陆、廖两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斩首示众。在赴刑场的路上，他们向战友、学生、熟人含笑点头，像是告别，又像是嘱托，然后从容就义。共产党员为真理而英勇献身的高大形象，在少女楚平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仰慕。她又想起进入陕北公学不久，长征干部黄克功因求婚未遂而枪杀女学员刘茜的案件。党把这起案件交给群众讨论，在讨论时，群众中有两种意见，很多人认为黄杀人是错误的，但他是立过战功的团长，年轻有才干，杀了可惜，可以让他到前线戴罪立功。更多的人认为，无论什么人，杀人就应偿命。陈楚平是赞成第二种意见的。但是当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将黄处以极刑时，她仍然受到深刻的教育。在旧中国，当官的草菅人命，官官相护是寻常事，有几个绳之以法？黄是有功之臣，出生入死的战友多是党的领导干部，抗日前线也急需猛将。但是他身为共产党员触犯刑律，破坏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党就坚决依法制裁。这样大公无私的党是完全可以信赖的。陈楚平终于想通了。延安是革命根据地，人民热爱它，敌人也会破坏它。昔日首长和同志们对自己的教诲、关心、呵护和帮助，是革命大家庭的友爱；今天自己因冤案受到的鄙视、斥骂、审讯甚至逼供，都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出于对敌人的仇恨。热爱党，就应无条件地接受党的考验，帮助党弄清事实真相，相信党最终会明辨真伪。忍人所难忍之事，行己所欲行之路，陈楚平怀着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牢狱生活。
在狱中，面对各种压力，深受诬陷之害的陈楚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轻言无据之词，她最苦恼的是战友们都是为抗日救国奋斗，而自己却无力报国。她便把狱中的一切劳动都看作是对革命事业的点滴贡献，自觉自愿积极苦干。当时，在反动派封锁下，延安党政军民的生活都十分艰苦，糙食陋衣不言苦，孤独病痛不叫难，陈楚平把这一切都当作党对自己的考验，始终乐观地默默承受。她利用一切时间刻苦地学习和坚持锻炼身体。她认为具备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保持健康的体魄，是将来重新为革命工作的本钱。
一天，在延安解放社工作的妹妹成也竟获准探视陈楚平。也竟看到，姐姐独居的窑洞里除了一些借来的书报，几乎一无所有。入狱时的旧军装，补丁摞补丁地仍就穿在身上，擦脸的毛巾上各种颜色的补丁厚厚的一叠，已经看不出原来毛巾的布料。她握着像草鞋底却洗得干净的“毛巾”，不由得鼻子一酸，扑向姐姐抱头痛哭。三年多第一次见到胞妹，陈楚平也激动得泪流满面。她向妹妹解释说，这都是自己要求这样做的。在狱中不能为革命多做些事，能节省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也是好的。她把妹妹拉到窗前，说：“也竟，别哭了，快让姐姐好好地看看你！你也抓紧讲讲你的情况和外面的世界！”当听到妹妹因出色的工作很快入党，并在大生产运动中当了劳动模范时，陈楚平感奋地说：“也竟，姐姐对不起你，让你受连累了！姐姐更感谢你，咱们家终于有了共产党员！今后你在外面，我在里面，咱们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期待着在外面重逢的一天。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共产党员！”
1942年6月，陈楚平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先在延安城边的一个合作社当售货员，后又分配到延安警政学校当教员。1943年秋，陈楚平被调到延安行政学院参加整风，任小组长，但在“抢救”运动中，以前的“日特”一案，又被翻了出来。所幸中央及时纠正了“左”的偏差，有长期敌占区工作经验的帅孟奇同志调阅了陈楚平的全部案卷，亲自同她谈话，经过反复深入的调查审理，作出了“×××口供无事实根据，不可信”的结论。
经历了反复的磨难和严峻的考验，1945年10月，在她找党的第十个年头，陈楚平终于在延安大学担任文科预科班主任期间，实现了孜孜以求的理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成为共产党员的陈楚平，得到党组织的充分信任。1946年夏，陈楚平调到中央妇委工作。从1947年到1957年，她担任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并先后担任过北京市妇委副秘书长、全国妇联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及研究室副主任。陈楚平常说，她参加革命后所从事的两项主要事业，即文教和妇女工作，都是从延安起步的，而延安时期的特殊经历，使她获得终生受益的两件珍宝，就是对党的忠诚和实事求是。
扎根沃土坚忍不拔
陈楚平在1946年调到中央妇委工作后，即参加了陕西佳县神泉堡和河北阜平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工作深入细致，积极培养农村女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成长。全国土地会议中有关妇女问题的材料，都是她记录和整理的，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有价值的史料。这段经历，使陈楚平又获得两件珍宝：调查研究和联系、关心群众。调查研究，使她不断得到真知；联系和关心群众，使她汲取不尽的营养和力量。而在邓颖超和周恩来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身边工作的十年，成为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两位良师益友的高尚品格及革命风范，成为她终生学习的楷模。
1947年10月，陈楚平随邓颖超同志领导的工作组，参加了阜平县二区细沟村的土改复查工作，工作组成员还有黄华、何理良夫妇，朱德的儿子朱琦、赵力平夫妇和邓大姐的警卫员成元功。陈楚平和邓颖超同住在一间农民的房子里，八个月的朝夕相处，陈楚平从邓大姐夙兴夜寐忘我工作、严格掌握政策、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中，学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工作态度。从邓大姐关心群众疾苦、体贴入微地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时时处处维护党群关系的言传身教，陈楚平具体地懂得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
阜平县农村早在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土地改革指示后，普遍进行了土改，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土改中发动群众不充分，加上蒋介石调动大批军队进攻解放区，有的农民怕变天，不少地主盼变天，土改不彻底。1947年5月，阜平县进行土地复查运动，这次群众发动极为充分，但又出现了“左”的偏差。邓大姐带陈楚平等一行再次进行土改整党，就是要纠正“五月复查”中的“左”的错误。在访贫问苦、摸清情况以后，邓大姐让楚平帮助写一份自我批评的检讨报告，楚平想不通，觉得这又不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要自己来检讨？邓大姐没有批评她，却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她。邓大姐亲自拟定了讲话提纲，在群众大会上当众作了自我批评，把责任承担起来，同时宣传了党的政策，干部群众打消了怕“翻烧饼”的顾虑，土改整党运动迅速健康地发展起来。这件事对陈楚平教育很深，使她懂得了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应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不该计较个人的得失。在日后的工作中，她也是努力这样做的。
解放初期的北京，国民党遗留下来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还不可能很快恢复，市面还很萧条，一到晚间，街上灯光昏暗。一天晚上，陈云打电话告诉周恩来：“王府井的霓虹灯亮了！”霓虹灯亮了，说明市场在向好的方面转变。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带着陈楚平等人来到王府井百货公司，可是一到那里，看到营业人员正在把顾客往外撵，原来是商店知道总理要来，作出这样的安排，以保证首长的安全。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生气，对随行的人员说：“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国民党统治区，我们生活在群众之中，什么都不怕，群众为了保护我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现在全国解放了，人民群众更加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我们就该更加相信和依靠群众，怎么能因为我们要来就把群众驱散，对群众如临大敌呢？要知道，我们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像安泰离开了大地，鱼离开了水一样，会失败，会枯死、涸死的！”“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涸死！”周恩来的这句话，从此成为陈楚平的座右铭。
1957年秋，组织上为了照顾陈楚平与林迪生（兰大校长）的夫妻关系，调她到兰州医学院任党委副书记。一次党委会研究改进党的工作，陈楚平重点强调党组织和党员都不能脱离群众的问题，主张从联系群众入手改进工作。有位同志不以为然地说：“怎么头脑里全装的是群众？”他认为改进党的工作的关键是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陈楚平笑着说：“这两条固然重要，但党组织脱离群众，就没有战斗力；党员脱离群众就不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会后，她从马列主义教研室挑选了一批党员教师兼任各年级学生的级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这些教师取得学生的信任，被选为党支总书记和总支委员。接着又挑选一批党员专业教师担任学生班主任，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促进了教学相长。还通过建立宣传部、党支部和团委的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掌握和分析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倾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陈楚平号召党组织和党员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自己也身体力行。一年元旦前夕，兰州市流行麻疹合并肺炎，一昼夜间，兰州医学院幼儿园100多个孩子中有24人被传染，其中两个患儿昏迷不醒，危在旦夕。当时兰医附属医院儿科病房已无空床，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心急如焚。陈楚平得知后，立即找医院领导研究应急措施，开辟临时病房，隔离患儿，给健康儿打防预针，并从医务人员和幼儿园工作人员中抽调责任心强的党员组成抢救小组，全力救护。她代表学院党委提出要求：以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参加抢救，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救治，力争不让一个孩子出问题。经过她与医护人员废寝忘食的工作，终于在全市患儿死亡率最高的这一年使医学院的患儿全部脱险。有位女学生因寡母和妹妹生活困难，要求退学，陈楚平知道后亲自联系，为该生的母亲安排了工作，使这位学生得以完成学业。有位从农村来的学生，家境贫寒，请求利用课余时间找点工作以济父母之困，陈楚平立即给予了切实的支持。由于她率先垂范，医学院党组织形成了关心群众的风气，党群众关系日益密切，党组织的威信也更高了。
1960年，陈楚平调任甘肃省妇联主任、党委书记。她到职抓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毛泽东1947年给《中国妇女》杂志的题词“深入实际，不尚空谈”为指导思想，改进省妇联的工作作风。她逐个谈心，帮助她们端正思想，振奋精神。
她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干部，给她们压担子，把干部的注意力引导到妇女事业上来。她常说：妇联是党领导的妇女群众组织，而不是妇女的“衙门”；如果妇联组织脱离了妇女群众，就不能代表她们，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她以身作则，在省委统一组织下，带领省妇联全体中级干部和大部分同志深入到静宁县的社队去，她跑遍了大沟小岔，深入到农舍，访贫问苦，和群众一块挖野菜，试制代食品，渡过饥荒，把抢救浮肿病人的“康福散”一家家送到群众炕头。她始终和群众同甘共苦，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特殊。一次到农社食堂就餐，管理员切了一个萝卜，用盐腌了一下端上来，她一筷子未动就叫端了下去，说：“乡亲们正在受苦，我们不能比群众多一丁点儿特殊。”
陈楚平一再提倡，妇联干部要和妇女群众建立亲姐热妹的关系。要了解她们的所思所想，要像亲人一样关心她们的疼痒。一次兰州大学请陈楚平给女大学生讲讲正确对待恋爱与婚姻问题。妇联的同志准备了讲稿，她看了以后说：“你们的道理讲得并不错，但没有和青年人平等交谈的态度，不了解青年人的思想感情，有点官腔。”她自己动手写了一篇讲话稿，报告时一开始就引用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爱情，不是月下花前的散步，也不是长板凳上的叹息，有泥泞，也有雨雪……”她的讲话像慈母对女儿的谆谆教导，如知心女友间的谈心，以大姐对小妹的经验之谈，整个会场被她吸引住了。她的讲话在女大学生中引起共鸣，引起深思，兰大团委特地组织了热烈的讨论，效果很好。
陈楚平长年坚持下基层，她把调查研究和联系群众作为开展妇女工作的主要方法。在基层，她亲自总结公社、大队妇代会工作方法，编写了基层妇代会工作条例。她挖掘了一批妇女工作的典型在全省推广，敦促、帮助健全妇女组织，配备妇女干部，培训妇女骨干，并向党政机关推荐一批优秀妇女干部担任领导职务。陈楚平下乡，总是随身带着各种常用药，有时还给妇女针灸，很多妇女管她叫“陈大夫”。她常说，这是1947年土改时从邓大姐那里学来的联系群众的本领。当年，邓大姐经常让她和成元功给乡亲送药。有一年陈楚平在临泽县蹲点，发现一位妇女右胸部患乳腺炎，脓和血沾在衣服上，十分痛苦。她就坚持每天给这位妇女找药，直到患者痊愈。在她的推动下，各级妇联都涌现出一批密切联系群众、受到妇女爱戴的“贴心人”、“娘家人”。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陈楚平仍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文化大革命”中，她疾病缠身，但仍坚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此，她曾有两次因病重不得不被抬回城里，但她只要病体稍好，便主动下乡，乐此不疲。她对同志的关心远远超过对自己病痛的注意。她和老伴林迪生都是领导干部，工资不低，但大多用来救助他人，自己的生活却克勤克俭。她的家中，除了组织上配备的家具外，几无多余之物，老两口常被讥为“苦行僧”。“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陈楚平支持老伴林迪生将补发的万元工资交了党费，使兰州大学的党员教师每人得到一套《列宁选集》。
1978年1月，陈楚平被调到北京。她在困难的条件下，和近代史所的同志一道孜孜不倦地收集和积累资料，开始进行《周恩来年谱》的编写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调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把全部心血和力量倾注在编辑《周恩来选集》上。她参加了从文稿收集、选编、调查核准直到制图像、定版本等方面的全部工作。当《周恩来选集》上卷即将出版时，她早已重病缠身。她不顾医生要她全休的嘱咐，夜以继日地赶写体会文章，决心把自己毕生效仿的周恩来的准则“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介绍给读者。就在这篇呕心沥血之作刚刚脱稿，她正在向全国妇联的同志介绍这篇文章的主旨之时，突然，她手握电话倒下了……
在周恩来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发行了。成为陈楚平最后遗言的学习体会文章——《共产党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在1981年《中国妇女》杂志第一期首篇发表，并随即被国内外许多报刊转载。编辑部在《悼念陈楚平》一文中说：“那纯正洁白顶风耐寒的白菊花，象征着陈楚平同志高尚的品德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楚平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她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深深怀念陈楚平的邓颖超，在陈楚平逝世的一年里四次写信给她的亲属，表达她的无尽怀念：
“……我虽是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对于革命的友情并存，并不矛盾。可能由于她离开我们太早、太快、太突然了……我了解她，比她更了解她。她是我能谈心的战友啊。……现在一切都成过去了。但我觉得可以告慰她和我们大家的，就是她曾为之倾注心血、孜孜不懈、付出巨大辛劳的《周选》已出版，总算使她能稍感欣慰。”
“常言道：‘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对此言我们要做唯物主义来对待它。的确死者是‘已矣’了，但生者不能‘何堪’，而是要活得更好，更有战斗性，为我们和死者的共同事业、伟大的信仰和理想而继续不懈的奋斗，把悲痛变为动力，这也是对死者更好的怀念和纪念。虽然如此，但由于失去楚平的突然，数十年相交的同志加知友，以及对她的才能和优秀品质、坚强的党性，使我不仅感到深切的痛惜，并且在短暂的时期内，心中悲痛难释，往往感到若有所失！”
“她把要做的、所知的、要说的完全带走了，未留片言只字。但我相信我们和许多同志能为之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