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慎
你知道吗？电影《祖国啊，母亲》中的英雄洪戈尔，小说《茫茫的草原》中的女政委苏荣，曾在辽宁阜新地区巡回演出的京剧《驼山风云》中的女支队长等，均以乌兰为原型。乌兰的传奇故事在内蒙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在时代的洪流中
1922年9月15日，乌兰出生在辽宁朝阳县凤凰山下的一个村子里，原名叫包力格（蒙语，泉水），参加革命后，改名为乌兰。乌兰在蒙语里是“红”的意思。她喜欢红色，说红色象征革命、热情和成功。
东北沦陷后，她随家人流落到北平。不久，进蒙藏学校和东北职业学校读书。乌兰酷爱文学。她利用文化古都的有利条件，常常跑到北京图书馆看书。在这里，她阅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从这些书中，她了解了历史和现状、社会及人生，从中汲取了营养和力量。
在学校，她还受到进步老师的影响。蒋介石叛国求荣的卑劣行径更使她愤恨不已。她跟随大同学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觉悟。1937年3月，乌兰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交通。这期间，她与民先的同学结识了一位名叫王森的女地下党员。王森常给他们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讲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向他们解答西安事变为什么不杀蒋介石等问题。这使乌兰及其伙伴们顿开茅塞，他们十分感谢和敬重这位诲人不倦的长者，昵称她为“mother”（英语，母亲）。日寇侵占平津后，在mother的领导下，乌兰成了爆破小姐的成员。她常与好朋友于兰（著名演员）、林兰搭伴，去炸日本人的洋行。她们炸过田野洋行、中原公司，炸过铁路、桥梁，连日本人运送军需物资的船只也吃过她们的“苦头”，把日本鬼子炸得焦头烂额。
敌人连遭暗算，气得暴跳如雷，他们加强了缉捕、侦破工作，京津地区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1938年7月，在北平参加爆破的一个小组被敌人破获了，田学昭和杨英被捕。林兰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到天津去找以纺织女工身份作掩护的乌兰。她们商量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深造。领导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当年8月17日，乌兰、林兰及另一位大同学由天津登英轮时，又遇上两位有志青年，他们一行五人绕道香港，经深圳乘火车到了广州八路军办事处。稍事停留，他们又赶到了武汉、西安。
从西安到延安还有900里，怎么办？乘火车吧，没有；搭汽车吧，又怕暴露身份。走！乌兰及其同伴索性迈开双脚，跋山涉水，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延安。啊，延安！多么熟悉而又亲切的字眼！潺潺延河水，巍巍宝塔山，这里吃的是小米，扛的是步枪，住的是窑洞，一切都是那么普普通通。然而，这里犹如一块磁石，吸引、聚集了多少民族精英啊！展现在眼前的新人、新事、新天地，使乌兰耳目一新，浑身充满了活力。在抗大，她担任了救亡室主任；在女大新闻系学习时，又担任了党建课课代表。由于她举止大方、豪爽，颇具男孩子的气质，同学们昵称她为“二哥”。
从女大毕业后，组织上派她到国统区的内蒙伊克昭盟当交通。为了便于接近群众，她以放牧为掩护，发展组织，对群众进行通俗的宣传教育，其间受过不少苦难。就在那时候，她与未来的伴侣、在蒙藏学校时的高中同学克力更重逢了。
党既重视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少数民族干部，更注意在理论修养上充实、提高他们。1941年7月，乌兰与克力更同返延安，进了西北局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在蒙民问题小组，乌兰系统地学习了《蒙古史》、《蒙古源流》等史书，了解了我国蒙族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在抵抗外来侵略、统一中国方面的历史作用。她为本族同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贡献感到自豪，同时也意识到作为一名党所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肩上担子的分量。
组织的重托
在苏联宣布对日宣战以后，党中央立即派遣大批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乌兰是党派到东北的少数民族干部之一。
1946年春节刚过，东蒙工作团的刘春团长就把随团抵达赤峰的乌兰找去。身穿绛紫色蒙古袍、腰系蓝色腰带、脚蹬黑色长统靴的乌兰坐在屋中央的一条木凳上，静听着刘团长向她交代一项艰巨的任务。当她听到要自己去蒙民武工队工作时，蓦地站起身来，连声叫道：“好哇！好哇！”刘团长微笑着看了看她，转而严肃地说：“蒙民武工队是一支曾受过党的教育、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民族武装，但思想基础不牢，困难会很多的，你有把握完成这个任务吗？”“有！”响亮的回答掷地有声。刘团长注视着眼前这位英姿勃勃的女青年，不禁从心底发出一声赞叹。任务领受完毕，乌兰激动地向刘团长敬了个礼，转身跑出屋子。塞外的寒风掀动着她的长袍和头巾，乌兰的鼻下、嘴边泛起团团白雾。一阵清脆激越的歌声随风飘荡：“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肉去拼掉敌人的头……”
几天后，乌兰偕同冀热辽军区马载同志受到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同志的亲切接见。程司令员严肃地向乌兰介绍了敌情：热辽地区是我军东北战场的前沿阵地。现在，国民党匪军已控制了铁路沿线的一些小城市，他们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热辽地区首当其冲。从民族问题上讲，热辽地区又是蒙汉聚居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拉拢蒙族上层、制造蒙汉民族矛盾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汉族主义、挑拨民族关系，民族矛盾在这个地区表现得异常尖锐复杂。程司令员还嘱咐乌兰，武工队是建立蒙民武装的基础力量，要对武工队进行八路军的传统教育，提高武工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现在有了蒙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带领同志们认真学习并付诸行动，使武工队和群众很快建立起鱼水相亲的军民关系。程司令最后强调要把部队伙食抓好。
乌兰一听还要抓伙食，不太理解：“红军长征还嚼皮带呢，现在搞武装工作，老是吃啊吃的，太不够劲啦！”程司令员耐心地开导乌兰：“陈毅同志说过，搞好伙食是巩固部队的一个好办法。你办不好伙食，人都跑了，光剩这个（指枪）有什么用呢？”
谈话结束的时候，程司令员拿出一本《古田会议决议》和苏联军事家苏沃洛夫著的《统帅兼士兵》郑重地递给乌兰：“你靠这个发家吧！”乌兰有感而作诗一首：“司令赠军书，《统帅兼士兵》；开卷韬略广，灭蒋见威风。”
整顿蒙民武工队
蒙民武工队的前身是热辽地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李东冶于1945年9月组建的蒙民工作宣传队，翌年3月扩建为蒙民十一支队。队长叫王景阳（蒙名“新那勒”），北票黑城子人，出身于中农，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中年人。他代王爷收租时，照顾蒙族老百姓；收汉族老乡的租子也敷衍了事，因此触怒了反动王爷沁布道尔济。沁王爷让王景阳给哈巴狗下跪，气得他疯疯癫癫，群众对他非常同情。我军到北票了解到王景阳这一情况，又见他热心于组织蒙民武装，便委任他当了武工队长。蒙民武工队刚成立时只有28个人，大都是煤矿劳工、王府奴隶、下层喇嘛、小学教员等。为了建立领导核心，武工队将其中一些骨干力量培养发展为党员，并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上级认为这支队伍是发展民族武装的好苗子。
但幼苗根基尚浅，经不起风吹雨打。1945年冬，沁王爷率匪兵上千人伙同国民党正规军向我北票一带军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我军为了保存实力，避其锐气，组织了有计划的撤退。蒙民武工队也随军由北票黑城子转移到了敖汗旗的小河沿。形势逆转，敌焰嚣张，加之沁匪的大量反动宣传，武工队的军心发生了动摇。有人风言风语地说什么：“八路军待不长，要把我们这伙蒙古人带到关里去。”“共产党好是好，但跟着他们进了关，将来死了连魂儿都飞不回来，有长城隔着。”
队员的思想波动引起了新任政委乌兰的警觉。她马上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反复讲上级党委对武工队的要求和希望、武工队所面临的任务及发展前景，学习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引导每个党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接着，又召开支委会，要求领导核心带头坚定“跟着共产党去获得全民族的解放”的决心。随后，组织武工队全体成员集中学习《论联合政府》、《愚公移山》、《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等，明确人民武装的宗旨，让每个队员都明了为谁扛枪打仗。
通过学习，队员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牢骚风言销声匿迹。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天，队长王景阳找到乌兰问：“乌兰巴克西（先生），蒙古人在共产党里有没有达拉（大首长）？”
“有啊！乌兰夫同志是20年代的老党员，现在是中央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主席，是内蒙全面工作的领导者呀！”
“可人家说共产党是汉人的党。”
乌兰耐心地向他解释说，马克思、列宁都是共产党的领袖，他们也不是汉人嘛！沁布道尔济是国民党的保安司令，能说国民党是蒙古人的党吗？要分，不能从民族上分，应该从阶级上分。汉、满、蒙、回、藏、苗、彝……哪个民族都有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人民，共产党就是为这些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各个时期都强调民族平等，所以是代表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党。
乌兰的话拨开了王景阳心中的迷雾，不几天，这些观点就成了他的口头禅：什么党要从阶级上分，不能从民族上分啦，什么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优待照顾，延安还有民族学院和成吉思汗纪念堂啦，好像他亲身到过延安似的。
蒙民支队经过战斗实践，打出了威望。士气上升，老乡拥护，敌人畏惧。新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矛盾。事情发生在部队回敖汗贝子府休整期间。一天，王景阳喝得面红耳赤，骂骂咧咧地闯入支队部。一进门，他就冲着乌兰嚷道：“黄毛丫头，你、你懂什么？还没我闺女大呢，为啥听你的？应该听我的！……八路军什么都行，就是政委制度不好，给我们支队派来个母政委！”
正在伏案起草战斗总结的乌兰见状先是一愣，但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王巴克西，你这是干什么？！”乌兰放下手中的笔，表情严肃地问道。王景阳竟然掏枪对着乌兰：“你说干什么？我崩了你！”
中队长韩廷道尔济暗示乌兰下令绑起王景阳。站在一旁的几个战士也怒目注视着他。这时，乌兰只须点点头或使个眼色，王景阳立即就会被绑起来，但她未这样做，只是摆了摆手，示意战士们走开。随后走到王景阳跟前，厉声喝道：“同志，不许胡来！”
有的战士悄悄叫来了王景阳的母亲和媳妇。“你混透了腔！”老太太浑身哆嗦着夺下了他的枪。
他媳妇一个劲地劝乌兰：“他是混蛋，你别理他，你对我们好……”
乌兰二话没说，飞身上马径奔军分区司令部去了。
王景阳为什么这样对待乌兰呢？其实，乌兰非常注意与他团结合作，发挥他的特长。连他的家属，经组织批准，都是特别关心优待的：在后方，为他们一家安排了一辆胶皮轱辘大车，可以随军行动；到前方，允许他住在家里，与亲人团聚。可是王景阳封建意识严重。他虽承认乌兰的胆识与才干，但对比他小20多岁的女同志当政委，而且威望比他高，总有点不服气，嘴上又无理可说，因此才借酒撒疯。
“谁惹你生气啦？”军分区陈文彪政委见乌兰噘着个嘴，笑眯眯地问道。
“我要求调工作，不当这个母政委……”陈政委等乌兰平静下来，才对她说：“王景阳的情况我们了解，对他也要辩证地看嘛！要经受得住委屈。你和他妈妈、媳妇的感情很好嘛！”
最后陈政委问：“你服从组织吧？”
“服从。”“那么组织上调你到内蒙人民自卫军第十一支队继续担任政委。我们相信你会把工作做好，你去不去呢？”
“去！”乌兰说完就往外走。
“吃了饭再走嘛！”“不吃了。走马上任！”话音未落，乌兰已飞身上马，走远了。
回到队部，乌兰见王景阳已摘掉军帽，脱去军衣，用绳子将自己绑上，伫立在门外。
“乌兰巴克西，我妈妈骂我了，我媳妇说我了，我错啦，你把我送到军分区去吧！”
“快把他解开。”乌兰命令战士给王队长松绑，随后和蔼地对他说，“我们知道你诚心跟着八路军打沁匪。”
王景阳听罢更加悔恨交加，一个劲地扇自己的嘴巴，并向乌兰发誓：“我错了，今后一定听你的。”
乌兰纠正道：“不是听我的，咱们都听党的。”
智擒惯匪“打一面”
“打一面”是一个惯匪头子的绰号，意思是，不管和谁打仗，只要子弹充足，他一个人就可以“独当一面”。他手下有80多个“弟兄”，其中多数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20多人自日伪时期就是散在沙坨子里的惯匪。
在我军有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1946年4月初，“打一面”派人向十一支队投诚了。来人手拿我军为争取敌军起义散发的传单，并带来了“打一面”表示向我军投诚的亲笔信。信中说：他们也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不愿再和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愿意诚心归顺。
乌兰代表军分区答复来人：愿意投诚我们表示欢迎，来一个不嫌少，来一百不嫌多，希望“打一面”做蒙古的高树勋。并通知他们按指定地点集合，等候收编，来人胆怯地问：“长官，我今天能走吗？”乌兰听罢大笑：“你马上就可以走。我们不会扣你的。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嘛！”
时过不久，“打一面”带着手下80多人按我军指定地点集合待命了。分区决定由乌兰和北票县支队政委王云带一个警卫班去接收。
“打一面”站在队列前面，乌兰等刚到，他便诉起苦来。说在那边很受气，国民党、沁布道尔济都排挤他们。他们是杂牌的杂牌，人没地方睡觉，马没草没料。他还说，我军接连不断地散发宣传品，打动了他们弟兄思念亲人的心啦！
乌兰听罢“打一面”的话，对投诚者们说，你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是为着民族解放到这儿来的，我们表示诚挚的欢迎！为人民而打仗，是最大的光宗耀祖！今后，大家都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老百姓搞好关系。乌兰还特意告诉他们，蒙民十一支队和北票县支队就住在附近几个村子里，以后可以组织同志们去联欢，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我们这次来接收你们，周围有部队保卫着呢！
讲完话之后，给投诚者们发大烟。乌兰说，有言在先，今天每人发三包，第二次发两包，第三次发一包。三次以后就不发了，因为人民军队是不准抽大烟的。
发完大烟，教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我们的红旗》等歌曲，安排他们以后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接收完毕，乌兰和王云等同志在“打一面”部属的目送中，大大方方地骑着马出了村。路上，乌兰笑着对随行的同志们说：“此行敌众我寡，真有点险哩，出了村脖颈儿上还冒着凉气呢！”
一席话，逗得大家都乐了。
不久，攻打北票县城的命令下达。上级交给蒙民十一支队的任务是：坚守北票通往我军后方的咽喉地带——蒙古营子，打击南来北往之敌；保护前沿抬下来的伤员和缴获的军用物资。接受任务回来，王景阳吞吞吐吐地对乌兰说：“我妈妈就我一个儿子呀！”乌兰扫了他一眼，拍拍胯下的盒子枪，爽快地说：“那你就留下来保卫后方吧！我带队伍到前方。”
乌兰请示地委和军分区，准备把“打一面”的人调到后方。不料他们表示愿意参战，要求给个立功赎罪的机会。领导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乌兰将“打一面”和他的下属编为一个中队，派往地势较好的左翼阵地，只担负防止敌人窜逃牤牛营子方向的任务。
5月13日22时整，我军主力十七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北票守敌发起了猛烈地进攻。
接火两个小时，伤员被抬了下来。乌兰一面指挥部队迎敌，一面动员妇女抓紧时间安排车辆往后方送伤员和战利品。
第二天拂晓，敖汗旗的一个中队赶到蒙古营子，队员们散坐在老乡家里抽烟、喝水。乌兰带着韩廷，手拎撸子挨家挨户去找，找到一人就督促一人进入阵地。她还动员大家准备迎敌，说：“好汉不怕死，怕死非好汉！”
阵地上，乌兰手握双枪左右开弓。她和韩廷、温都素等同志带领十一支队、敖汗旗中队，在一个小时内，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接着，她率队追击。不料，在北票阵地上遇见了敌人的援兵，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不少人还以为乌兰牺牲在阵地上了。
当天，我军攻占冠山和北票县街，将守敌压在南山舍宅。同日上午，敌机向地面空投弹药，引起了敌我双方的激烈争夺。“强将手下无弱兵”，十一支队战士在乌兰的带领下，利用火力掩护匍匐前进，接近降落点，抢到十多箱子弹。
战斗总结时，上级表扬“打一面”坚守住了左翼阵地。随后，“打一面”与乌兰等到承德受到了乌兰夫主席的热情接见。上级还任命“打一面”为中队长。
此时，“打一面”摸清十一支队不如他的80多人实力强，自己却连个副支队长都未当上，心中愤愤不平。他对我党我军的信任、鼓励、诚恳相待并不感激，相反却打起了恶毒算盘。返回敖汗旗，他就安排心腹陈海龙在他的这伙弟兄们中间散布流言蜚语：“八路军尽耍嘴，哄咱们给他们卖命！”他开始暗中与沁匪联系。从承德回来不过三四天的工夫，“打一面”就差蒙族老乡往北票送了三封密信。信皮上写的是“北票×××收”，内容却是写给沁布道尔济的。大意是：八路军后方空虚，十一支队有所虚夸，不足为惧。请沁王速派“三弟”相见。
“打一面”万万没有料到，蒙族老乡把信悄悄地交给了我们。地委、分区司令部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掌握的确凿证据，决定立即将“打一面”逮捕，下掉他们的枪，重新整编。这一任务又落在了乌兰身上。
乌兰清醒地认识到：解决“打一面”，就像拆掉埋藏在前沿阵地上阻挡我军前进的地雷，既要有勇，又要有谋。一旦出了差错，就会使群众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乌兰镇定自若。她亲自请“打一面”去司令部“赴宴”。
“打一面”满心欢喜地赶来赴宴。一到司令部，乌兰就亮出他写给沁匪的信问道：“老乡说这些信是你让送出去的，我们不懂是什么意思，有劳你给讲讲。”
“打一面”一见阴谋败露，抠开盒子就要抽枪。乌兰手疾眼快，大喝一声：“晚啦！”话音刚落，两支黑糊糊的枪口已对准了“打一面”的脑袋瓜儿。“完啦！”“打一面”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只好束手就擒。
逮住了匪首，下一步就是下掉他那伙弟兄的枪了。乌兰先派人通知“打一面”中队的人以班为单位在住处集合，等着发大烟土。随即和军分区参谋等同志，一个班一个班地去下枪。每到一处，乌兰就对他们说：“今天发最后一次烟，以后不发了。革命队伍哪有老抽大烟的呢？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是句下手的暗号。有人想摸枪反抗，乌兰亮出双枪，对准妄动者：“不准动，都到一边去！”众匪徒被逼到墙角，守候在外的十一支队战士便进来收枪，解押俘虏。
村南头是“打一面”的拜把兄弟陈海龙的班。陈海龙被枪逼住，无法反抗，急得又哭又嚎：“唉呀，你好心黑呀！没想到老子扛了半辈子枪，今天栽到你这黑心娘儿们手里啦！”
乌兰厉声呵斥道：“心是你们的黑！你们在阴谋搞叛变！”乌兰将“打一面”的黑信摆在众匪面前，他们个个面面相觑，无言可对，只好顺从地听候处理。
80多人，终于区别对待。逮捕了少数几个恶棍，留下五六名表现较好的参军。其余的经过教育，发给证明及路费，派人遣送回乡。
女司令名扬草原
1947年9月，热辽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工作。乌兰根据地委的指示，于10月份先在蒙族人较多、土匪较少的哈东旗搞土改试点。不久，她将试点中的情况及时汇报给地委、省委，为领导机关制定蒙汉聚居区的土改政策提供了经验和依据。
10月末，冀热辽中央分局在五家煤窑召开土改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在二十军分区指挥剿匪的克力更同志也到了五家煤窑，乌兰方能与爱人又一次见面。1942年元旦在延安结婚以后，这一对年轻夫妇一直是这样：不开会见不着面，开罢会又要分手，整个身心完全投入到各自分担的工作中去了。在当时那种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彼此通封信也很不容易。1947年4月，乌兰接到丈夫从剿匪前线写来的信，喜不自禁，当即挥笔赋诗一首，以抒情怀：
暮秋别君去，阵地度寒冬。
春令东风舞，带来鸿雁声。
此次相逢，乌兰决定把前方缴获的一匹高大壮实的枣骝马赠送给克力更。一个多月的相聚，又要分离了。夫妻俩按辔徐行在洒满银霜的村头小道上。突然，乌兰骑的青马一个劲儿地甩鬃、嘶鸣。克力更一语双关：“它大概是舍不得枣骝马吧？”乌兰深情地答道：“它要是知道枣骝马也是去参加战斗，才不会叫呢！”
土改工作会议之后，组织了土改工作团。土改东团（亦称北阜义土改工作团）团长叫彭涛，乌兰任副团长。团部设在旧贝营子，乌兰住在额登大娘家，她常常工作到深夜。
当时阜新一代的群众很难发动，其主要原因是这里盘踞着200多个土匪。匪首姓梁名省三，被群众称为“老梁队”。他们以北票阜新交界的莲花山为巢穴，经常小股活动，骚扰、抢掠、残害当地老百姓。乌兰及工作队的同志认为，消灭这股土匪，是发动群众、顺利完成土改任务的关键。
为了使同志们尽快适应这一恶劣的环境，一有空，乌兰就带领大家察看地形，熟悉情况，让大家练骑马打枪。当时工作队队员们不论男女，其枪法和骑术都不如乌兰。她身上常常带着三四把枪。上马时，先打起马来再跨，叫“旋上”，这样起跑快，为防止土匪打黑枪。
为了掌握敌情，做到知己知彼，乌兰亲自审问被捉来的小土匪，亲自到匪巢莲花山一带侦察敌情。同志们怕她出危险，劝她另换人去。她说：“我不去，咱别的同志就得遭害。我们要早日解放这里的百姓，就得深入虎穴。”她见大家还有些担心，就笑着拍了拍盒子枪说：“放心吧，有这个呢！”
有位老农，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被老梁队弄死了。还有个儿子也被打成残废。乌兰亲自登门慰问。老大爷说，这帮土匪不好对付，几十年了，这一带的大小土匪、各股的头子都在莲花山里窝着。他们心狠枪黑，都有双家伙，一打就跑，连国民党、小日本都打不了他们。老大爷建议乌兰用精悍的部队巧攻。他说，光堵前后门还不行，因为还有相当多的通道。最好在夜间打，先把他们打乱，然后赶到河槽里打。乌兰根据老农提供的线索，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她还通过关系了解到许多内情。
莲花山的战斗打响了。我方利用匪徒的活动暗号里应外合，把土匪赶到沟里，一下子就包围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匪，并且全部击毙。配合乌兰部作战的，有毕云龙连长的加强连和当地民兵。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一定代价。
把梁省三一消灭，北票、阜新以至更大的范围内，都知道有个文武兼备、善于骑马打仗的女司令率兵打垮了老梁队。群众议论说，共产党里有这样的女能人，确实了不起。从此，群众对共产党更加信服了。老梁队危害乡里几十年，抢男霸女，无恶不作。铲除了这个地头蛇，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
纵马追击匪特
爆竹声声，彩灯高挂，1948年春节到了。为了让大家欢度这个传统节日，团部给每个工作人员发了一斤肉。房东大娘与乌兰商量着做一顿糖醋里脊吃。当时乌兰已有孕在身，但除夕之夜也不消停，还要去巡岗查哨。糖醋里脊只好放在初一早晨吃。
次日清晨，乌兰和大娘刚刚围着炕桌盘腿坐定，外面就传来了枪声。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来禀报军情：还乡团带了四五十个人窜到韩家店北山，偷袭抢劫我旧贝营子一带的粮仓。
枪声就是命令。乌兰抬腿下炕，疾步来到院子里。她立即召集工作队的同志，讲明敌情，布置战斗任务，随即飞身上马，向枪响的方向疾驰而去，身后腾起阵阵尘埃。
大娘跟着跑出院子：“唉！连口糖醋里脊也没吃上。”老人望着乌兰的背影，眼眶里涌出滴滴热泪。
此时，大娘与乌兰的关系已不是一般的军民关系，也不光是为着她的双身板，这泪水中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情感。
不久前的一天半夜，乌兰和大娘刚刚合上眼，院门忽然“呱嗒”响了一声。两人被同时惊醒。“会不会是敌人摸进了院子？”乌兰边摸边抄起枕边的枪，准备出去看个究竟。不料，大娘一把将她拽回，争着往外走。
“这怎么行呢？”乌兰赶紧把大娘拽回来，掩在自己的身后。“孩子，你不能出去！”大娘边低声劝阻，边夺路抢在前面……
两人正撕拽着，一个黑影倏地从门杠上穿过，又弄得“呱嗒”一声——原来是只猫在捣乱！她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大娘，您没枪，争着往外跑不危险吗？”
“我快入土的人了，死了不要紧，留着你有用！”
“阿妈！”乌兰像女儿似的扑到大娘的怀里。
现在乌兰又舍生忘死地奔向枪声，大娘心里怎能不牵挂呢。
敌人向海州方向逃窜。“追！”乌兰边令队友加快速度，边策马疾驰在前。转过韩家店，又追向三家子。刚瞄见人影，乌兰抬枪就撂倒一个。其余匪徒又向山沟钻去。乌兰率兵快马追上，伸手一抓，把个吓麻了腿的匪徒拎了起来，横担在马鞍子前面，俘虏回营。
这次追击，前后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毙敌两人、活捉八人。老乡们见他们平安凯旋，敲着铜盆当锣鼓，列队在村外迎接。
胸如千里草原
1949年5月20日，乌兰怀着十分眷恋的心情告别了部队。此后十多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她长期抓全自治区的妇女工作，并担任内蒙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委员，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八大代表。她经常深入草原、蒙古包和工厂，交下了无数朋友。作为中国妇女的使者，她曾六次随代表团分别出访匈牙利、丹麦、日本等许多欧亚国家，促进了与各国妇女的交往和友谊。
1984年，当记者去首都医院访问乌兰，请她具体地介绍一下她的亲身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她却没有满足记者的要求，她不愿多谈自己，她说：“战争年代领导上十分放手使用我这样年轻的少数民族女干部，自己只是在党的培养下做了点具体工作。”
热情、豪爽、谦逊，这就是乌兰的品格。
不幸，1987年4月5日，乌兰却离开了我们，时年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