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的惨败
自徐达兵伐北京，推翻元朝统治后，元朝残余势力逃往北方，后逐渐分裂为三支，瓦剌为其中最强大的一股势力。明永乐末年以来，瓦剌部的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开始对明朝虎视眈眈。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部首领也先大举入侵，发生了著名的土木之变，明军大败，英宗被俘，此次事变与英宗重用宦官王振有直接的关系。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
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蔚音yù）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赌博输了钱，债主追债，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非常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谁敢得罪他，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强大起来。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
这一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大败。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大同离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邝埜（音kuàngyě，埜同野）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明英宗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音chéng）王朱祁钰（音yù）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邝埜等官员一百多人，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赶去。这次出兵，本来就没好好准备，军队纪律涣散。一路上又遇到大风暴雨，没到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刺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一天。
过了几天，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刺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到了这时候，王振感到情况危急，才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宗到蔚州去住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那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今河北怀来）再休息，瓦刺军赶来，也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到，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土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路，口渴得像火烧，但是土木堡没有水源。离开土木堡十五里的地方有条河，已经被瓦刺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深，也没找到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刺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一打听，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兵士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明军兵士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的和被乱兵踩死的，不计其数。邝埜也在混乱中被杀死。
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吓得直发抖。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这个奸贼，气愤地说：“我为天下百姓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抢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脑门一锤砸去，结束了王振的性命。樊忠自己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中枪倒下。
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五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明王朝元气大伤。瓦剌首领也先却更加骄横起来，抓到皇帝的也先，一面用明英宗作人质，向朝廷要挟勒索；一面加紧带兵南下，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南宫之变于谦被害
土木堡之变后，瓦剌首领想利用英宗来要挟明朝割地赔款。于是，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也先挟持英宗，率军进攻北京城。此时的北京城中，只有老弱残兵约10万，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故而，当也先兵临城下之时，城中一片惶恐，许多官员主张都城南迁，只有兵部左侍郎于谦力主坚守北京。此时，英宗的长子，2岁的朱见深被皇太后立为太子，并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郕王非常赞成于谦的意见，下决心坚守北京，迎击也先，他将于谦提升为兵部尚书，由他指挥北京保卫战。
于谦，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字廷益。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进士。生性刚直，不事权贵。这次他亲临战场指挥战斗，抱着与京城共存亡的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经过于谦严密的军事部署，战士们顽强的抗击敌人，加之明朝百姓的积极配合，瓦剌军连战连败，不得不仓皇而逃。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于谦立下了汗马功劳。大败而回的瓦剌再使阴谋，以送英宗回京为条件，要求与明朝议和。此时郕王已即位登基，是为景帝，史称“代宗”。明朝拒绝与瓦剌议和言好，也先无计可施。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在景泰元年8月将英宗送回北京。回京后的英宗当了个名义上的太上皇，被幽居在南宫。
景帝即位不久，就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料，一年后，朱见济夭亡，他又是景帝的独子，再也无人可以继立为太子了。大臣们纷纷请求恢复英宗的儿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景帝不予理睬。对幽居在南宫中的哥哥，景帝也并不放心。一天，御史高平上言，说南宫院墙边有一排大树，万一有人帮助英宗爬树逾墙而走，后果不堪设想。景帝深以为然，马上派了若干士兵，扛锯持斧，将那排大树尽数伐倒，明英宗得知景帝如此猜忌他，心中极为恐惧。
谁知到了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景帝竟一病不起，皇太子又尚无人选，朝廷上下，一片混乱。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密谋迎取英宗重登大位，如果得逞，他们必然前程似锦。于是，他们紧张地筹划复辟事宜，正月16日，他们秘密征得英宗应允，然后又齐去徐有贞家中，制订详细计划。一向以善观天象自负的徐有贞爬上屋顶，仰观星相，然后急忙下来，对众人说：“星相表明，事成就在今日，机不可失，赶快行动！”一伙人连忙商量发动政变的具体方法，苦于没有借口带兵进入皇宫。正在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有边疆官吏进京报警。徐有贞一听，大喜过望，忙说：“简直是天赐良机！咱们就以此事为借口，假称为了加强戒备，带兵入宫！”
半夜时分，他们偷偷开了长安门，率领1000多名士兵潜入宫中。在夜幕之下，徐有贞一伙直奔南宫而去。南宫厚重的大门紧紧关闭着，怎么敲也敲不开。徐有贞断然命令士兵们抬来一根巨大的木头，照准南宫大门猛力撞击，一部分爬进宫墙里的士兵，与外面的人合力毁墙，一会儿，终于墙毁门开。徐有贞、石亨等人急忙一路小跑，进宫拜见英宗。请英宗坐上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车子，一行人簇拥着车子，飞快地向皇宫推去。
奉天殿里，龙座闲置在一旁，众人迅速地将它推到大殿正中，将英宗扶到座前。重新又坐上龙椅的英宗环顾四周，恍如梦中。英宗刚在龙椅上坐稳，东方已经破晓。上朝的百官们发现今天的皇宫不同于往日，都很惊讶。这时，只见徐有贞来到百官面前，趾高气扬地高声说道：“太上皇复辟了！百官速来朝贺！”一听此言，百官大为震惊，呆立片刻，又不敢不从，纷纷前去拜贺。就这样，明英宗又成了大明天子。这场宫廷政变，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
病床上的景帝又恢复到从前郕王的身份，他定的“景泰”年号也被改为“天顺”。景帝被抬入西宫，没过几天就病逝了。
英宗复辟后的第二天，得势的徐有贞、石亨等人就急不可待地怂恿英宗下旨逮捕于谦、王文、陈循、商辂、俞士悦、范广等文武官员。原来，这个策划南宫复辟的徐有贞就是“土木之变”后极力主张迁都南京的徐珵。因为南迁的建议受到于谦的强烈反对和众人的耻笑，自知名声不好，才改名为徐有贞。后来，他又曾要求于谦在景帝面前推荐他当国子监祭酒，于谦举荐之后，景帝觉得徐有贞太奸邪，故而未用。徐有贞对于谦就更加忌恨。
另一个发动政变的石亨，本是一名犯罪的军官，因于谦的起用而被赦出狱。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战功，被升了官。他自知功劳不及于谦，却被晋封为侯，心中感到惭愧，就上疏为于谦请功，推荐于谦的儿子为千户。于谦坚辞不受，并上疏说：“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及私恩。且石亨身为大将，不闻举荐一个贤才，提拔一个军人以补军国，而唯独推荐我的儿子，于公议过得去吗？臣子军功不能凭借侥幸，绝不敢给我的儿子滥加功劳。”因为这件事，于谦惹恼了石亨，使他深恨于谦。此外，石亨的侄子石彪贪婪横暴，胡作非为，受到于谦的弹劾，石亨对于谦更加怀恨在心了。
宦官曹吉祥平日受到制约，不能为所欲为，对于谦也深为不满。这帮小人在英宗复辟后，以迎复功高，大受英宗宠信。他们趁机打击报复、欲置于谦等忠臣于死地。
为了陷害于谦，他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罪名，诬蔑于谦、王文图谋迎立襄王（英宗叔父）之子为太子，这是“谋逆”的死罪。因为毫无证据，便以“意欲”二字定案。
英宗本来还犹豫未决，认为于谦有功，不忍杀害。徐有贞在一旁怂恿道：“不杀于谦，今日之事就显得毫无理由了。”英宗就决意将于谦杀掉。
临刑那天，于谦等人被押赴刑场，当众斩首。百姓们蜂拥而上，群情激愤，怒斥奸臣陷害忠良，刑车被愤怒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徐有贞等人见势不妙，连忙加派兵士，强行驱散百姓，然后急冲冲地将于谦等人开刀问斩了。
于谦被杀害后，家属发配到边疆充军。他的家也被抄了，除了一些书籍之外，家徒四壁。所住的房舍破旧不堪，仅能遮风蔽雨而已。景帝曾赐给他府第，但被他拒绝了。
于谦死后，天下百姓无不为之痛心。有一位叫陈逵的官员，感念于谦的耿直和功绩，不畏徐、石之流的淫威，冒死收殓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将灵柩运回他的故乡杭州，安葬在风景秀美的西子湖畔，旁边紧挨着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祠墓。后人来此，无不感慨万千，有人作“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来悼念含冤而死的民族英雄。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数百年来，人们传诵着于谦年轻时候写的这首《咏石灰》，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不问政事的朱厚照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第十位皇帝，他的父亲是宪宗朱见深。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八月宪宗皇帝去世，由他儿子朱祐樘继位，年号为弘治。朱祐樘18岁登基，作了18年皇帝。他好读书，性情温和，政治上比较清明。史书上认为明朝皇帝中，太祖、成祖是创业的皇帝，仁宗、宣宗是守成的皇帝，再其次便是这位孝宗了。史书称他“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孝宗皇帝病死。由太子朱厚照继位，定明年（1506年）为正德元年。
朱祐樘临死之前，把太子托付给众臣，说他虽然聪明，但好玩成性，请众大臣务必辅以正道。“知子莫若父”，朱祐樘既了解儿子的毛病，又没有很好教育他，任他被周围的人随便摆布。当时，朱厚照作太子时，他周围有八个太监来伺侯他。其中为首的一个叫刘瑾。入宫前，他本是兴平（今陕西兴平）的一个小流氓。刘瑾教太子玩掷骰子、玩骨牌、呼卢喝雉，把个东宫的书房变成了赌场。
朱厚照15岁即位，正是懂事又不懂事的年龄。每天便被司礼监王岳唤醒，催他上朝。他睡眼惺忪地坐在硬梆梆的御座上，前仰后合，听那些大臣的奏章。对他们讲的那些事情，他既不明白，也不感兴趣，只好随口应着：“好，好，准啦！”退朝以后，还有一大堆枯燥无味的奏疏本章要他看。孝宗皇帝还有一个制度，那就是“经筵”，让翰林院的学士们给皇帝讲读经史。更有都察院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所谓的“谏官”，专门挑皇上的毛病，这些程序，朱厚照都腻烦透了。这时，刘瑾等人就告诉他，他是皇上，是谁也管不了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看谁不顺眼就可杀谁的头。朱厚照认为刘瑾说得有理。
从此，朱厚照可以随意不上朝，也可以把奏疏交给内阁大学士或司礼监，让他们去办。至于谏官们上的谏章，随意一扔就算了。他要刘瑾他们陪他玩，要玩得尽兴，玩得痛快。开始他骑马射箭，领着人带着鹰犬，跑出几十里地去打猎；后来又喜欢上了歌伎舞女。那时候他白天跑出去玩，晚上在宫里玩。有时候还要换上便装，偷偷地溜到街市上去逛。朱厚照不问政事，就给刘瑾等一伙人创造了机会，他们渐渐干预起政事来了，横行不法。于是人们便给他们八个太监起了一个总外号，叫做“八虎”。这八个太监是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邱聚、高风。他们沆瀣一气，把持朝政，谁敢反对他们，便假借皇帝的名义，不是处死，就是下狱，再不就调往外地，整个朝政成了“八虎”的天下。
那刘瑾给皇帝造安乐窝，让他整日沉醉在酒色安乐之中，无暇去过问政事。他在宫外建造了一座穷奢极侈的“豹房”。刘瑾认为，皇宫内究竟属于禁地，各色人等出入十分不便，于是就把“豹房”建在皇宫外边。豹房由一座几层高的宫殿作中心，两厢设了许多密室，栉列串连，如同迷宫。刘瑾又派人去全国各地，召来一些美女、妖僧、幻术士等人，天天伺侯皇上淫乐。
刘瑾并未太走运，他后来被大臣杨一清用计向武宗揭发他的罪行，这朱厚照作了件好事，杀了这个对他有功的太监。
刘瑾死后，太监江彬又受到朱厚照的青睐。朱厚照在京城玩腻了，便换上一套军装，自称“镇国公”，由江彬陪着，带几百名奋武营的健卒当随从，悄悄出京，跑到宣府游乐。那江彬早有准备，半年前就在宣府为皇帝建了一座府第，供皇帝居住。还在府门上悬了“镇国公府”的匾额。别人只知这里住着一位高官，却不知便是皇帝。朱厚照时常让江彬领着，夜间闯入老百姓家，看到美貌妇女便抢回“镇国公府”，供他蹂躏，连地方官的妻女也不例外。有一天，朱厚照打扮成一个军官模样，一个人跑到郊区的梅龙镇上，见一酒店当垆的小姑娘生得美貌，便走进店去假做饮酒，加以调戏。小姑娘不从，小姑娘的哥哥拿起钢叉要扎朱厚照。这时江彬带人跑来，硬把小姑娘抢进镇国公府，终被朱厚照凌辱。
从正德十二年到十四年，朱厚照玩乐的瘾头越来越大。他觉得以皇帝的身分出游，十分拘束不便，于是就取了个假名叫朱寿，又自封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命江彬为“威武副将军”。他们频繁往来于京师和宣府、大同之间，又从大同渡黄河，经榆林、到绥德，然后抵达太原。所到之处，居民只得将家中女人藏起来，以免被强征去。北方玩够了，便想到南方去玩。正德十四年九月，朱厚照到了南京见到江南景色自是与北地不同，不禁留连忘返，少不了还要广征佳丽，骚扰民间。
九月，朱厚照一行人走到一个叫积水池的湖泊，朱厚照见有许多渔人在湖里打鱼，他又来了兴致，让人弄来一条小船，他也要当一会儿渔夫。大臣们劝谏不听，朱厚照迳自下到小船上，船夫把船摇到湖心，朱厚照便高高兴兴地站在船头上，举起网来，张开胳膊撒了出去。可惜他的身子被酒色淘空了，一时站立不稳，竟随着那网儿一起落进水中。等捞上来时，连淹带吓，话也说不出来了。
朱厚照从此得病，辗转床褥半年，于正德十六年三月死于豹房，年仅31岁。纵观其荒唐的一生，即位以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仅仅为了自己的娱乐而出游各地，胡作非为，自古以来，则只有商纣王、隋炀帝及明武宗几人而已。
杨一清计除刘瑾
土木之变以后，明王朝开始衰落。明英宗以后的几代皇帝，都昏庸腐败。他们不可能吸取王振误国的教训，一味依赖宦官。宦官专政的局面越来越严重。明宪宗朱见深（朱宗的儿子）在位的时候，宦官汪直专权，在东厂以外，又设了一个西厂，冤死不少好人。
公元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他身边有八个宦官，经常陪伴他打球骑马，放鹰猎兔，为首的叫刘瑾。明武宗贪图玩乐，觉得刘瑾等称他的心意，十分宠信他们。这八个宦官依仗皇帝的势，在外面胡作非为，人们把他们称为“八虎”。
一些大臣向武宗劝谏，要求武宗铲除“八虎”。刘瑾等得到消息，就在武宗面前哭诉。明武宗不但不听大臣劝谏，反而提升刘瑾为司礼监，又让刘道两个同党分别担任东厂、西厂提督。
刘瑾大权在手，就下令召集大臣跪在金水桥前，宣布一大批正直的大臣是“奸党”，把他们排挤出朝廷。刘瑾每天给武宗安排许多寻欢作乐的事，等武宗玩得正起劲的时候，他把大臣的许多奏章送给武宗批阅。明武宗很不耐烦，说：“我要你们干什么？这些小事都叫我自己办？”说着，就把奏章撂给刘瑾。
自这以后，事无大小，刘瑾不再上奏。他假传明武宗的意旨，独断专行。刘瑾自己不通文墨，他把大臣的奏章全带回家里，让他的亲戚、同党处理。一些王公大臣，知道送给明武宗的奏章，皇上是看不到的。因此，有什么事上奏，就先把复本送给刘瑾，再把正本送给朝廷。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北京城里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刘瑾怕人反对，派出东厂、西厂特务四处刺探；还在东厂、西厂之外，设一个“内行厂”，由他直接掌管、连东厂、西厂的人，也要受内行厂监视。被这些特务机构抓去的人，都受到残酷刑罚，被迫害致死的有几千人，民间怨声载道。
刘瑾还利用权势，敲榨勒索，接受贿赂。地方官员到京都朝见，怕刘瑾给他们的找麻烦，先得给刘瑾送礼，一次就送二万两银子。有的官员进京的时候没带那么多钱，不得不先向京城的富豪借高利贷，回到地方后才偿还。当然，这笔钱最后仍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的。
公元1510年，安化王朱蜫鐇（音zhìfán）以反对刘瑾为名，发兵谋反。明武宗派杨一清总督宁夏、延绥一带军事。起兵讨伐朱蜫鐇，派宦官张永监军。
杨一清原是陕西一带的军事统帅，在训练士卒、加强边防方面立过功。因为他为人正直，不附和刘瑾，被刘瑾诬陷迫害，后来经大臣们营救，才被释放回乡。这回明武宗为了平安化藩王叛乱，才重新起用他。
杨一清到了宁夏，叛乱已经被杨一清原来的部将平定，杨一清、张永俘虏了朱蜫鐇，押解到北京献俘。杨一清早就有心除掉刘瑾，他打听到张永原是“八虎”之一，刘瑾得势以后，张永跟刘瑾也有矛盾，就决心拉拢张永。
回京的路上，杨一清找张永密谈，说：“这次靠您的大力，平定了叛乱，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铲除一个藩王容易，内患却不好解决，怎么办？”张永惊异地说：“您说的内患是什么？”杨一清把身子靠近张永，用右手指在掌心里写了一个“瑾”字。张永一看，皱起眉头说：“这个人每天在皇上身边，耳目众多，要铲除他可难啊！”
杨一清说：“您也是皇上的亲信。这次凯旋回京，皇上一定会召见您。趁这个机会您把朱蜫鐇谋反的起因奏明皇上，皇上一定会杀刘瑾。如果大功吉成，您就能名扬后世啦！”张永心里犹豫了一下，说：“万一不成功，怎么办？”杨一清说：“如果皇上不信，您可以痛哭流涕，表明忠心，大事一定能成功。不过这件事一定要动手得快，晚了怕泄漏事机。”
张永本来对刘瑾不满，经杨一清一怂恿，胆子也壮了起来。到了北京，张永按杨一清的计策，当夜在武宗面前揭发刘瑾谋反。果然，明武宗命令张永带领禁军捉拿刘瑾。刘瑾毫无防备，正躺在家里睡大觉，禁军一到，就把他逮住，打进大牢。
明武宗派禁军抄了刘瑾的家，抄出黄金二十四万锭，银元宝五百万锭，珠玉宝器不计其数；还抄出了龙袍玉带，盔甲武器。明武宗这才大吃一惊，把刘瑾判处死刑。
刘瑾虽然被杀，但是明武宗的昏庸腐败却是无可救药的。他杀了刘瑾之后，又宠信了一个名叫江彬的武官，在江彬的教唆下，他多次离开北京到宣府（今河北宣化）寻欢作乐。把朝政大权交给江彬，江彬又趁机贪污受贿，排斥好人。
由于明王朝的腐败统治，土地兼并不十分严重，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负担更加繁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公元1510年，北京附近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两年，起义军横扫河北、山东、山西等八个省；四次逼近北京，给腐朽的明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
唐赛儿造反
唐赛儿是山东省蒲台县（今东滨县）人，祖上世代行医。她从小也学会医术，练过武功。长大后嫁给同村农民林三。后来加入了白莲教，当了“佛母”，经常无偿地给农民治病，所以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永久十八年，山东蒲台一带瘟疫流行，有许多人来找唐赛儿医治。唐赛儿和她的丈夫无偿地给乡亲们治病。唐赛儿在给人治病时，夹杂上宗教色彩，说这些治病的药物是弥勒佛所赐，于是许多病人在好了以后纷纷加入白莲教，当了教徒。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来找唐赛儿治病和入教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地方，疫病流行严重，唐赛儿还要亲自去施医舍药。不久，“唐佛母”的大名在这一带几乎尽人皆知了。
唐赛儿外出治病时，她的丈夫林三便在家里舍药。他本来医术不高，只跟妻子学了点医治疫病的方法，不小心自己也染上了瘟疫。邻居董彦杲看林三染病，急忙跑到青州府把唐赛儿找了回来。等到唐赛儿跑回家一看，林三已经死去了。唐赛儿痛哭流涕，索性在林三灵柩前把头发剪了，作了尼姑。
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唐赛儿丈夫死了，大家认为都是因唐赛儿一心只顾为别人治病，没能及时医护丈夫，才作了寡妇，又听说她已出家为尼，大家对她又怜惜、又感激。林三出殡那天，许多人不约而来，给林三送殡。这蒲台县的一个小村庄，竟聚集了几千人。一时香烟缭绕，铙钹齐鸣，大家齐声口宣佛号，抬着林三的灵柩向墓地缓缓前进，气氛倒也肃穆庄严。
送葬队伍刚出村口，便见大道上来了十几名捕快，个个手拿铁尸锁链，拦住了送殡的人群。一个捕头模样的人喊道：“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董彦杲走过去说：“尊差，我们村的林三死了，这是出殡。”
“出殡干嘛来这么多人？这林三是多大的官儿？”
“林三就是个农民。”
“得啦！县里的大老爷早就听说了，你们这是白莲教，想借出殡的机会聚众闹事。”说着一指唐赛儿，对手下的捕快说，“那就是为首的妖妇唐赛儿，把她锁了押进县里去！”
一个捕快来到唐赛儿面前，抖出手中的铁链便往唐赛儿头上套。旁边一个叫宾鸿的大汉忍无可忍，大吼一声，把捕快的铁链夺下，顺手一轮，正砸在那捕快头上。那捕快“嗷”地叫了一声，头破血流，极时倒地不动了。
拒捕伤人，这是杀头的罪名。宾鸿豁出去了，手里的铁链飞舞，又有一名捕快被打倒。捕头一面拔刀一面大喊：“反了，反了！”腰刀刚刚出鞘，董彦杲就一把夺过。捕头拔腿便跑。前面一个打幡的孩子用幡杆一栏，捕头“噗”一声被绊倒在地。董彦杲赶上前举刀砍下，眼看捕头腿儿蹬了几下，也不动了。
其他几名捕快见到这个情景，纷纷把腰刀和铁尺举起来，干咋呼了几声，扭头就跑。激忿的群众追上去，抡起幡杆槓子，一阵乱打。几个腿快的逃掉了，另外几个倒在了血泊里。
唐赛儿见事情闹大，跟董彦杲和宾鸿商议，只好一不作，二不休，就势造起反来。大家推举唐赛儿为首，董彦杲和宾鸿为副，组织起了“白莲军”。当场参加的便有500多人。
当地的穷苦百姓，被那些贪官污吏盘剥压迫，早就群愤激昂。现在唐赛儿登高一呼，一些农民纷纷来投，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上万人。
唐赛儿带着“白莲军”到处攻城破县、杀贪官，开仓济贫，受到群众拥护，队伍越发展越大，不但有农民参加，连城市贫民也来参加，声势越来越大。
特别是那些打了败仗后逃回去的官兵，为了推脱责任，更把“白莲军”大加渲染，说唐赛儿能剪纸为马，撒豆成兵，呼风唤雨，役使鬼神。弄得附近各州县的地方官，惶惶不安。只好把告急文书，申奏朝廷。朱棣接到各地申报大怒，下令山东都司和各卫所驻军合力围剿，如有失误，一律问斩。
山东省都司和各卫所将领，接到朱棣旨令，哪敢大意，便都各调所辖兵马，联合作战，对“白莲军”前堵后追，全力围剿。
“白莲军”将士作战虽然英勇，但起义的大都是当地农民，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几个主要将领，也是平民出身，没学过什么兵法，不懂得领兵打仗。打仗时只凭硬打猛攻，没有明确目标，只知攻城济民，打了就走。一次在占领即默在赴莱阳途中，中了官军的埋仗，全军被击溃。唐赛儿、董彦杲和宾鸿等几个主要首领侥幸没有被捉住。但这次起义却失败了。
白莲军起义，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但轰轰烈烈，在胶东中部一带，纵横数百里，打击了明朝的统治，唤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意识。特别是唐赛儿，以一个年轻的寡妇，登高一呼，竟能聚集起几万人来反抗朝廷，更是对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挑战，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响马”举义旗
明英宗的时候，政府强迫京都附近地区的老百姓养马，以供军用。政府是按百姓家中的丁田分派任务，把这些人家称做“马户”。每年政府都要征收小马，如果是种马死了或者小马的数量不足，马户都得赔补。在当时，一些田地都被官员霸占去了，草场一天比一天少，饲料十分短缺，马户苦于这种孳养，可是地方官又时刻催逼，老百姓实在是走投无路，在这种状况下，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河北农民展开了反抗这种苛政的斗争。
起义军的首领杨虎，是一个著名的“响马”，多次受到官军的追捕，而刘六、刘七哥俩都是当时的贫苦农民。他们起义后推杨虎为首领，攻打京城南面的州县。因为起义爆发在军马寄牧的京城附近地区，许多马户都参加了起义，起义军拥有许多马匹，这样，行动速度就比较快。官军因兵弱马少，对他们无可奈何。地方州县的官吏不是闻风而逃，就是开门献城。
起义军声势浩大，攻下文安后，转着弯儿杀去，回旋在河北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地方官不是开城纳款，便是望风而逃。从正德六年正月到三月，三个月的时间，义军便像一阵旋风那样，在博野、饶阳、南宫、无极、东明、滨州、临朐、监淄、昌乐、日照、蒲台、武城、阳信、泰安等州县畅行无阻，还攻下了孔子的老家曲阜。可惜义军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只是为反抗压迫，提出的也仅仅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这样的绿林口号。攻下城池后就开仓分粮，没收县库，然后就离开。因而始终也没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明朝廷看义军声势日渐壮大，便派张伟任总兵、马中锡任提督军务，率京营两万人南下征剿。
义军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刘氏兄弟带领，一路由杨虎和赵风子带领，一东一西，既分兵又呼应，牵制官军。刘六、刘七一队首先攻掠山东、接着又进入河南，便南下抵达湖广、江西地区，然后仍由原路杀回来，回到霸州。几个月时间，转战数千里。另一股义军在杨虎和赵风子率领下，从河南转入山西，纵横几千里，所向披靡。义军打起仗来，骑兵像潮水一般，直陷敌阵，个个骁勇。
后来两路义军在武安（在今河北）会师。稍事休整，又合兵北上，直逼北京。正德皇帝令兵部尚书何鉴急调三路人马保卫京都。这三路人马，一是各地卫所驻军，二是守卫京都的京军，三是各边镇的边兵。
义军打到信安镇（天津以西），看北京守卫太强，便又分兵南下，一去山东，一去河南。明廷一看义军退走，便以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定为监军，率领三路大军，撒开大网，向义军围剿过来。此时官军人数超过义军几十倍，形势对义军很不利。
正德六年十一月，杨虎在河南夏邑县渡过小黄河时，遭到伏击船只沉没，杨虎因不会游泳，溺死在水中。杨虎死后，义军在赵风子主持下，改变过去“响马”式的组织结构，组成28个营的正规军，推杨虎的结义弟兄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自己任副元帅，树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的大旗。说明义军从单纯的反抗压迫，变为要决心推翻明朝的统治了。
正德七年二月，赵风子部已有步卒13万人，骑兵5000了。当年闺五月，赵风子义军在河南南召与官军大战，义军寡不敌众，全军溃败，义军将领或阵亡或被擒。
杨虎、赵风子一路义军被官军消灭了，官军便集中全部力量来围攻刘六率领的义军。当时刘六等想去塞北，但北边各关口都被严密封锁，只好又折回头来南行，辗转来到湖广。这里多是江河湖泊，骑马很不方便，义军只好弃马登舟。但北方义军长于骑战，却多不识水性。在一次战斗中，刘六不慎中箭，他不愿作俘虏，投江自杀了。
八月，刘七义军被官兵逼到狼山。狼山在通州（今南通州）城南，背靠大江，险峻高耸。在山颠峰麓，义军与官军死战，官军越战越多，有时竟是几十名官军拚战一名义军，最后义军全部英勇战死了，刘七也投江而亡。
刘七站在山颠，满身血迹、横刀微笑，他转身一跃，宛如一只黑色的燕子，直朝下面的大江坠去。
明廷为对付河北农民起义军不得不调集各地卫、所，京营和边兵几十万人，耗军费数百万两。明政府把抓住的义军都进行残暴狠毒的处治，有的义军将领处以残酷的剥皮之刑。
“响马”起义军被镇压下去了。但他们在两年的时间里，转战河北、河南、江南七个省，袭破几十座州县，杀了上千名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把反抗的种子播撒在人们心中。
杨继盛斗严嵩
明世宗即位后，看到明朝逐渐衰落，一开始，还在政治上进行了改良，对税收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对宦官的权力加以限制，但都没有多大效果。后来明世宗竟迷信道教，在宫内设置仙坛，也就没有心思料理朝政了。大学士严嵩因为祭神文书写得好，获取世宗的好感，很快被提拔为内阁首辅（即宰相）。
严嵩当了首辅后，除了对世宗进行拍马奉承，还跟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干尽了坏事。许多没有血性的朝廷官员都投靠严嵩，为自己找个靠山。朝廷里的官员有30多个是严嵩的干儿子，这些干儿子各把持一个重要部门，朝廷里的大权就操纵在严嵩的手里了。
瓦剌部落强盛后的几十年里，北方蒙古族的鞑靼部落也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蒙古各部，对明朝构成极大的威胁，严嵩却不练兵、不备战，反而大量地贪污军饷，边防兵士受冻挨饿。鞑靼首领俺答经常带兵侵扰边境，几次打到内地，明军不战而退。俺答长驱直入，不费一兵一卒就打到北京郊外。明世宗慌忙派仇鸾指挥。仇鸾是严嵩的同党，严嵩怕他打了败仗以后自己不好交代，就指使仇鸾不要与鞑靼兵交战。结果，十几万明军一箭未发，坐视鞑靼人烧杀掳掠，抢走大批人口、牲畜、财物。
仇鸾不仅不抵抗，而且暗中勾结俺答，相与之议和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情。仇鸾的行为激起了大臣们的义愤，一致反对议和，其中最反对最坚决的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
杨继盛是保定容城人，家境贫寒，七岁时丧母，继母偏心，待他不好，很小就叫他放牛。当他每次经过村里私塾门口的时候，看到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都在快快活活地念书，心里非常羡慕。父亲见他人小志气大，就让他一边放牛，一边读书。杨继盛很聪明进步很快，老师很喜欢他。后来考中了进士，到京城里做了官，很多大臣都很赏识他的才能。
杨继盛是一个正直的朝廷官员，对严嵩、仇鸾的丧权辱国行为，切齿痛恨，就上奏明世宗，反对议和，在奏章中写到：“我明朝人多地广，只要朝廷发愤图强，发展生产，精选强将，苦练精兵，就不怕打不败鞑靼。”明世宗一开始还很赞同杨继盛的看法，后来又禁不住仇鸾的花言巧语的劝谏，说同鞑靼议和有多少多少好处。明世宗不仅没有采纳杨继盛的建议，反而听信仇鸾谗言，把杨继盛贬职到狄道（今甘肃监洮）做了曲史小官。
到了狄道，杨继盛还是一样信心十足。狄道是临洮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人都不识字，对外很少联络，所以这里非常贫穷落后。杨继盛第一件事就是办学校，选了一百多名青少年到学校念书。有些孩子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学，杨继盛就把夫人的衣物和自己的马卖掉，救济他们。老百姓看杨继盛对他们这样好，都很爱戴他，尊称为“杨父”。
杨继盛遭到贬职以后，明世宗接受了仇鸾议和的主张，明朝与鞑靼停止了战争，但俺答又常来侵袭边境地区。明世宗一看同鞑靼协和，明朝并没得到什么好处，还没等他降罪下来，仇鸾就吓得得病死了。这时候，明世宗才想起，当初应该接受杨继盛的建议，于是又把杨继盛调回京城。
严嵩见皇上这样信任杨继盛，就想来拉拢杨继盛，杨继盛却越发痛恨严嵩。他回到京城没几天，就上奏世宗，要求惩办严嵩，并揭发严嵩十大罪状，条条都有确凿的证据，他在奏章中说，严嵩十大罪状，妇孺皆知，唯有皇上一直受他的蒙骗。那是因为还有“五奸”，就是严嵩在朝廷上下的间谋、爪牙、亲戚、奴才、心腹。杨继盛的这个奏章，足可以致严嵩死命，严嵩又气又急，跑到世宗那里，一边为自己开脱罪责，一边诬谄杨继盛，说杨继盛如何如何对朝廷不忠。世宗听了大怒，第二天上朝时，把杨继盛打了一百廷仗，打入大牢。
杨继盛被打得体无完肤，腿上的肉被打开了，鲜红的翻过来，惨不忍睹，连狱卒看了都差点流泪。但杨继盛是条硬汉子，一点也不在乎。亲友给他送来蛇胆治伤，他却笑着说：“蛇胆，用不着，我自己有胆。”杨继盛被关了三年大牢，一直也没打听到他有什么罪证。一些大臣想营救他，严嵩也觉得没有理由再关他。可是严嵩的同党害怕把杨继盛放出来，又会跟他们过不去，就跟严嵩说：“杨继盛不杀，将来总归是我们的一条祸根。”严嵩一想，杨继盛要是放出来，对自己的威胁太大了。于是下了狠心，撺掇明世宗把杨继盛处死了。
由于严嵩长期把持朝政，各要害部门都有他的爪牙、亲信，明世宗对他也感到厌烦了。一天，明世宗请道士蓝道行扶乩，就是求神仙，这位蓝道士对严嵩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深恶痛绝，就借神仙的口叙严嵩的罪状，劝世宗除掉严嵩。世宗下不了决心，御史邹应龙平时也最恨严嵩，得知此事后，认为应该借这个机会攻击严嵩，杀杀他的威风，一想到杨继盛为此而招来杀身之祸时，又犹豫了。想来想去，决定先从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下手，上奏皇上惩办他，只要严世蕃被治罪，严嵩一定会受到牵连。
主意已定，邹应龙就向世宗上了一道奏章，明世宗果然惩办了严世蕃，充军到雷州，同时勒令严嵩辞官回乡。
严世蕃及其同党根本没有到雷州充军，却偷偷溜回老家，收罗江洋大盗，勾结汉奸和倭寇，准备叛逃到日本，御史林润得知此事，又向世宗揭发。
昏庸的明世宗看到林润的奏章，大为震惊，这才完全明白严嵩一伙的行经。便立刻派人捉拿严世蕃及同党，一律斩头示众，并对严嵩给予削职为民的处罚。
汤显祖“一生四梦”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秋节前夕，江西抚州临川镇的一家书香门第内，传出刚落地的婴孩的呱呱哭泣声。这个婴孩便是后来的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
汤家及书香门第，共藏书4万余卷。汤显祖一出生，进入他视线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书。到了弱冠之年，他几乎读遍了家中的所有藏书，能够出口成章，素有“临川大才子”之称。21岁时，风度翩翩的汤显祖便中了举人。
万历二年（1574年）春，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庇护下，其长子张敬修考中进士。万历五年（1577年）春，朝廷将如期举行会试。张居正事先想出一个既可以使次子张嗣修一举及第、又可以掩人耳目的好办法，即搜罗部分海内名流，到时候让其次子与他们同时入选。张居正早就听说汤显祖、沈懋学是天下才子，就命人想方设法邀他们进京。沈懋学被张氏父子拉拢过去，结果，他考中状元，张嗣修名列第二。
万历八年（1580年）岁首，张居正三子张懋修和同乡王篆登门拜访汤显祖。张懋修刚一落座，便直截了当地说：“希望与汤公同时参加会试！”汤显祖仰头狂笑了一阵后，一语双关地说：“我还是当我的处女，不敢失身！”坐在一旁的王篆被汤显祖笑得脸上阵阵出火，他连忙上前拉起张懋修，当他们刚刚走到门外时，只听客厅里的汤显祖又发出一阵狂笑声。
当年三月，张懋修考中状元。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张居正已死去一年，汤显祖才考中进士。
万历十二年（1584年）春，汤显祖带领家眷，携万余卷书，去南京任太常博士。
万历十九年（1590年）闰三月的一个夜晚，天空出现彗星，神宗由此颁布诏书，严厉指斥谏官未能尽职尽责。汤显祖趁机呈给神宗皇帝一篇《论辅臣科臣疏》，其中写道：“谏官难道都不称职吗？其实，事出有因，陛下的权力被内阁大臣所窃取，谏官要看着他们的脸色行事，也就不敢表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御史丁此吕首先站出来告发嵇应科、陆檄、戴光启等考官在乡试、会试的过程中，偏向张居正三子。去年，御史万国钦揭露一些边地将帅丧师辱国等罪恶行径，却被申时行赶往剑州。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谁就遭到各种打击和迫害。于是，那些不知廉耻之徒，只知道向执政者献媚求崇。他们得到高官厚禄后，只是认为是执政者赐予他们的。纵然他们将来落个臭名，可是，今日已享尽荣华富贵。给事中杨文举奉诏赈济灾民，不料，他得到地方官的贿赂累计百巨万。他抵达杭州后，每日在西湖上举行宴会。给事中胡汝宁攻击敢于揭露科场舞弊事件的饶伸，充当权门的鹰犬。陛下刚刚下诏责备谏官不敢犯言直谏，可是，内阁大臣仍继续干着欺上瞒下的勾当。我请求陛下立即免去杨文举、胡汝宁的官职，以此为内阁大臣敲敲警钟。”神宗看了他的奏疏，说道：“此人假借议论国事之名，攻击内阁大臣，让他到广东的徐闻县当典史去吧！”
徐闻县城，地处天涯海角。从早到晚，云雾弥漫；一年四季；阴雨连绵。皇帝把汤显祖贬谪到这里，汤显祖并不后悔。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敢于向君王进逆耳忠言，尽到了一个臣子应尽的责任。
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春，朝廷任命汤显祖为遂昌知县。他一到任，就为当地百姓除掉两大害：捕杀伤人的猛虎十几只，处死打家劫舍的大盗100多人。
令具有诗人气质的汤显祖最感到欣喜的是：身在遂昌县城，四处都能望到碧绿的梧桐树，望到蜿蜒起伏的青山。用他的眼光看：这里虽然不象大都市那样人口稠密，可是，村落相连，也足凑成上千家。他每日一觉醒来，就匆匆地到衙内处理公务。有时，他趁着月夜，到长桥边饮酒、赋诗；有时，他乘着春风，到田野里听牧童、村姑唱山歌。一天，他站在高处向四周一望，自言自语地说：“山城到处有可以耕种的园田，用不着象陶渊明那样，非得辞去彭泽县令，回到故乡，才能从事农业生产。”
万历二十六年（1597年）春，汤显祖退出官场，回到故乡。他的新居建在临川的沙井巷内。他在新居前种植了一株白山茶花，因此，他将整个新居命名为“玉茗堂”。在玉茗堂内，他首先开始了《牡丹亭》的创作。牡月亭描写杜丽娘死而复生，终于与柳梦梅结为夫妻的爱情故事。一日，家人突然不见了他的踪影。到处寻觅，才发现他卧在庭院的柴堆上，用衣袖遮脸，在低声哭泣。家人惊问其故，汤显祖说：“当写到二十五出‘赏春香还是旧罗裙’一句时，情不自禁，以致如此。”
这年秋天，汤显祖写完《牡丹亭》。万历二十八年（1599年），他写出《南柯记》。次年，他又写出《邯郸记》。这三部传奇和他以前在南京时与朋友共同创作的《柴钗记》，被人们合称为“临川四梦”。因为它们都描写到人物进入梦境的情节。汤显祖生前说过：“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他把《牡丹亭》看成是自己的戏剧代表作品。
万历四十四年（1615年）六月十六日，汤显祖在临川病逝。
海瑞刚正不阿
海瑞，字妆贤，回族人，原籍广东省番禺县，祖上迁居海南岛，他出生于琼山。4岁那年死了父亲，母亲节衣缩食，供他上学，海瑞发愤苦读，于嘉靖二十八年中了举人，被派到南平（今福建省南平市）当教谕（县学校长）。自号刚峰的海瑞在任教谕期间，又得了一个外号叫“笔架博士”。
原来，那时常有上司和御史来县学观察，一些学官为了讨好上司，一见面就全身趴在地上磕头。耿直的海瑞认为学校是教书的地方，不是官府衙门，见面除作揖外，没有跪拜一说。因此，不管谁来，他都是只作揖，不下跪。他是教谕，站在中间，两边的学官趴在地上，看起来像是“山”字，又像个笔架，因此百姓送了他一个“笔架博士”的外号，为他的刚直不阿叫好。那些上司对他这种作法虽心怀不满，但也毫无办法。
四年以后，海瑞升为淳安知县。上任后，海瑞千方百计减轻百姓负担，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税负，对上司的额外摊派，海瑞坚决抵制，从不屈服。在他的治理下，淳安县吏制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对他由衷地信赖和爱戴。
在此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足以证明海瑞不畏强权，一心为民的崇高品质。一次，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胡大公子路过淳安。胡宗宪是辅相严嵩的大红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的儿子依仗父势，为非作歹。途经淳安，他嫌驿站的官吏招待不周，竟命手下将驿吏头朝下倒挂在房梁上拷打，将无辜的驿吏打得死去活来，围观者敢怒而不敢言。有人将此事告知了海瑞。海瑞一听，怒不可遏，立即带着衙役赶到驿站，下令抓了拷打驿吏的几个狗腿子，并严厉斥责了胡大公子，没收了他所带的数千两银子。如此惩治了骄横的胡公子，人们拍手称快，但同时又替海瑞捏一把汗，万一胡宗宪追究起来怎么办？
海瑞成竹在胸，他利用胡宗宪曾说过的一句空话，写信给胡，信中说：大人曾经谆谆教导下属，凡事必须节俭，不许铺张浪费。现在淳安来了个姓胡的人，自称是您的儿子，却嫌招待不周，还毒打了驿吏。这和您大人的明令不符，此人一定是假冒的，因此，我已惩办了他，请您放心。胡宗宪看完信后，又气又恼，又不能声张出去，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后来，海瑞被调到北京，任户部主事。此时，昏君明世宗只知修道求仙，整日在西苑求神斋醮，妄图长生不老。
有一次，世宗在秘殿中扶乩（音jī），听说服用灵芝可以延年益寿，于是派人四处收集灵芝。地方官吏纷纷进献，宫中灵芝堆积如山。有个叫王金的逃犯，贿赂了宦官，得了一万株灵芝，制成一座“万岁芝山”，又将一只乌龟涂上五彩，冒充祥瑞之物，一并献给世宗，世宗大喜，廷臣纷纷上表称贺，逃犯王金由此摇身一变，成了太医院的御医。
明世宗迷于仙道，不理朝政，致使奸臣专权，朝纳紊乱，百姓的疾苦，无人过问。曾有一些正直之士上疏皇上不要崇信鬼神，要关心国家和民众。结果都被一手遮天的严嵩父子陷害，不是被处死，就是遭贬谪。御史杨爵上疏直言，结果被投入狱中八年，差点送命。此后，几乎无人再敢上疏劝谏皇上了。海瑞目睹国家如此混乱的局面，忧心如焚，满怀着一腔激愤之情，写了一篇历数世宗种种错误，劝他改过自新，重新治理国家的奏折。
朋友们得知了此事，纷纷前来拦阻海瑞，劝他不要呈递，免得招惹杀身之祸。
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海瑞在下笔之前，已令管家去订好一口棺材，并且遣散了家人随从。他又拿出20两银子，交给在朝中为官的一位姓王的同乡，对他说：“我这次上疏，凶多吉少，看在同乡的情份上，一旦我遭不测，请你拿这笔钱将我埋在老家，我就十分感谢您了。”他的同乡含泪答允了他的请求。一切交待完毕，海瑞就义无反顾地到通政司（专管接收奏章向皇帝呈递的机构）递交了疏稿，然后，便到朝房等待治罪去了。
奏折到了世宗手中，他从头看起，只见上面全是指责自己的文字：陛下以为可以得道成仙，就一意修炼，耗尽了民脂民膏，滥兴土木，20多年不理朝政，法纪全部废驰……致使贪官污吏横行霸道，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遍地。如今百姓都在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百姓穷困到了极点。陛下试想想如今的天下，还成个什么样子……陛下的过错太多了，最主要的在于斋醮求仙。斋醮为了长生不老，可是，历代方士哪个存活至今呢？陛下以陶仲文为师，学习他长生不老的法术，可是，陶仲文已经死了，他自己都不能长生，陛下怎会求得呢？至于那些仙桃天药，更是怪诞不经……
世宗看完，气得浑身乱颤，大发雷霆，将奏折掷到地上，大声吼叫着：“快给我把海瑞抓来，别让他跑！”立于一旁的宦官黄锦说：“此人素有痴名。听说他上疏时，料到会触犯圣上，该当死罪，所以先行买了一口棺材，诀别妻子儿女，他自己正在朝房待罪呢！”
世宗闻言，愣了好一会。半晌，又把奏折捡起来，再三诵读，疏中之言，虽很刺耳，但句句在理，海瑞的一片赤诚之心袒露无遗，世宗一时之间也深受感动。但是，不久他又认为海瑞的奏疏是辱骂，到底还是下令将他逮捕，问成死罪，关在狱中。
两个月后，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12月，一心祈求长生的明世宗，终因服食过多的丹药而病死。他死后，海瑞被释放复职，继续为民操劳，直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去世。海瑞死时，因没有儿子，御史王用级为他经办丧事，只见他家徒四壁，清贫至极。王用级不禁伤感地流下泪来，海瑞没留下一文私产，还是王用级筹了一笔钱将他安葬了。
出殡的那天，京都市民休市一天，以悼念他们深深爱戴的清官。灵柩抵达江边，两岸哭声震天，百姓们一律穿上白衣，戴上白冠，扶老携幼，自发前来送葬。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大清官的海瑞，又被百姓称作“海青天”，冒死上疏怒斥嘉靖帝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戚继光驱逐倭寇
明世宗的时候，有一批日本的海盗经常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他们和中国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倭”就是矮个子的意思，百姓恨透了倭寇。
公元1553年，在汉奸汪直、徐海的勾结下，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登陆，分成许多小股，抢掠了几十个城市。沿海的官吏和兵士胆小怯弱，不敢抵抗，见了倭寇就逃。倭寇侵略气焰越来越猖狂，使躲在深宫里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叫严嵩想法子对付。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一个主意，说要解决倭冠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防范倭寇，保佑沿海一带。明世宗居然相信赵文华的鬼话，叫他到浙江去祷告海神。
后来，朝廷派了一位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音yóu）去抵抗。俞大猷一到浙江，分析了敌情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不久，浙江总督张经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沿海的防务没人指挥，倭寇的活动又猖獗起来。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山东蓬莱人。他的父亲戚景通是一个正直廉明的人，从小戚继光深受父亲影响。17岁时，他承袭了登州指挥佥，25岁时已上任都指挥佥事，负责整个山东沿海的防卫。戚继光在军中很有威望。
他到了浙江沿海地带，先检阅那儿的军队，发现那些军队纪律松散，根本不能够打仗，就决心另外招新军。他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有一批吃够了倭寇之苦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抗倭的地方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发展到四千人。
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懂得兵士不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他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在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戚继光开始演习“鸳鸯阵”。一个鸳鸯阵由几个人组成，最前面是队长。队长身后每个士兵都拿藤牌，遮挡箭支、刀砍，掩护其他战友。他们身后是身持长竹尖刀的士兵。这样既可以独立作战又可以组成大阵。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就在远近传开了。
过了几年，倭寇又袭击台州（今浙江临海）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儿是戚家军的对手，交锋了九次，戚家军一次次都取得胜利。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呆不住，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冠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
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第二年，他们又到福建沿海骚扰。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了，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继光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那儿四面是水，地形险要。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明军也不敢去攻打他们。
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道既不宽，又不深。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到了横屿对岸，把干草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了一条路来。戚家军兵士踏着干草铺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倭寇大营。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盘踞在岛上的二千多个倭寇全部被歼灭。
戚家军攻下横屿，立刻又进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继光传出命令，说：“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
这些话很快传到敌人那里。牛田的倭寇真的相信戚家军暂时停止进攻，防备也就松懈下来。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兵毫无准备，匆促应战，禁不住戚家军猛攻猛冲，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残兵逃到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一连攻下了敌人六十多个营寨，消灭了溃逃的敌人。到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进兴化城。城里的百姓才知道附近的倭寇已被戚家军消灭。大家兴高采烈，纷纷杀牛带酒，到军营来慰劳。
第二年，倭寇又侵犯福建，攻下兴化。这时候，俞大猷已经复职。朝廷派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两个抗倭名将一起，大败倭寇，收复兴化。公元1565年，俞、戚两军两次配合，大败倭寇。到这时候，横行几十年的倭寇被基本肃清了。东南沿海的人民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记着俞大猷、戚继光的功绩，称颂他们是“抗倭名将”。
李卓吾“离经叛道”
在明朝嘉靖年间，正当全国道教泛滥的时期，朝中出现了一位“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同情百姓疾苦，被当时一些人称为“离经叛道”的学者李贽。
李贽是明代者名思想家，号卓吾，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幼年家道清寒，七岁丧母，跟随教书的父亲读书识字。嘉靖三十一年考中举人。因生活困难，无力再考，只好当了河南共城县教谕，后改任礼部司务。不久父亲去世，停职丁忧。守孝三年服满，回到北京等待重新安排职务，但他一无门路，二没钱打通关节，只好干等，一等就等了一年零八个月。这期间他只好以教书糊口，有时一天只吃一餐。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使他逐渐认识了人生，得到了磨炼。
后来，他终于分配到国子监当博士了。博士又叫五经博士，是向学生讲授“五经”的教官。李贽从小就不信学（学，指的就是儒学），却又让他讲“学”，这个教官还能当好吗？
他去给监生们上课了，他幽默地说：“有人讲：‘天下生仲尼（孔子），万古长如夜’。怪不得羲皇时候的人，白天还要点着灯笼走路呢！”监生们忍不住“哈哈”大笑。
李贽讲：“有人宣称孔子是‘圣人当中的圣人’，是‘至圣至贤’。不管干什么都得照着孔子的去作，凡事‘不可不依仿，不能不依仿，不容不依仿’。那么孔子以前的人又去依仿谁呢？”他又接着讲：“天生一人，便有一人的人格。全靠依仿别人而生活，你个人的人格何在？前人之是非是一是非，然而今日不是前日，前日之是非又怎能作今日衡量是非的标准呢？”
李贽是五经博士，是要他向学生讲授“五经”的，他倒跟“五经”唱起反调来了。国子监赶忙请吏部把他调走。因此，李贽只教了三个月的书，便被调到南京任刑部员外郎了。
南京刑部的职务清闲，使李贽有时间读书，也使他有时间写书。他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有人赞同他，有的人反对他。但他毫不在乎，仍然我行我素，坚持他自己的学术见解。
到了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李贽50岁了，才被任命为云南姚安知府。不过李贽当知府的时间并不长，只两年多他就不干了。因为他受不了上级的勒索和送往迎来的繁文缛节。他把头发剃光了，僧不僧，俗不俗，就那样往大堂上一坐，问起案子来，一时舆论哗然。
巡抚把他叫了去，问他：“你这种打扮，成何体统！难道想当和尚吗？”
“非也，天底下并不是只有和尚才准许剃头的。而且朝廷只对各级官阶的朝冠、绶带和官服的服色、绣文作了规定，却没规定各级官员头发的长短。因此下官此举，只是个人的癖好，似乎与官衔无关。”李贽的一番话，气得巡抚嘴唇也哆嗦了。
李贽回到任所，知道巡抚不会放过他，便主动离职，并从此不再作官。他觉得作官太不自由，束缚了他的个性发展。万历十二年，他把妻子儿女送回老家泉州，自己来到湖广麻城（在今湖北省）周思敬的家里。他看到这儿有一处叫龙湖的湖泊很美，便准备在这儿定居好著书立说。于是，他便给朋友写信，要求得到“半俸”的帮助。他那时已有许多朋友，其中不乏高官。不久，援助的款项来了，他便在龙湖畔的青山上建了一座寺院，称为“芝佛院”。
芝佛院并非正式的寺庙，因为他没在县里的宗教衙门“僧公司”或州的“僧正司”以及府里的“僧纲司”任何一处登记，因此只能说是私人的佛堂。芝佛院中有一座正殿，供奉着佛祖；左右有偏殿；还有一排专为招待来访客人的房舍。因为李贽那时的朋友上至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进士举人、县学生员，这些人常跑来向他请教。他自己则住在山顶的一间精舍里，他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和《史观评要》等著作，大部分是在这里写成的。他把他的书起名为《焚书》，意思是说，他书中的观点一定会有人反对，说不定那些人气急了便把书付之一炬，因此叫焚书。
李贽是在穷困中长大的，深知民间的疾苦，他同情人民，憎恨官府的腐败，特别是对那些盗匪，他认为大多数是被官府压迫得无法生存，才铤而走险的。他曾说：正是由于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不戚，直驱为盗也！”
李贽不信学、不信道，主张个性自由发展。他本人也放荡不羁，不拘小节、不恤人言。因此，他的作法和主张，都是和当时的封建礼教传统道德相悖的。因此，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是对整个上层社会的公开挑战，当权者岂能容他自由自在的存在。那些反对李贽的人买通地方上的无赖，晚上放火将芝佛院烧毁了。而李贽也被锦衣卫逮捕入狱。
负责审问的李官员大金吾未能从李贽身上获得什么口供，他打算将李贽遣回原籍。过了几天，圣旨也未下达，李贽在狱中作诗读书自如。一天，李贽叫侍者为他剃发，待侍者离开后，李贽拿剃刀朝自己的喉咙割去，自尽而死。那年是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
李贽虽然死了，但他的著作却未能焚毁，被他的亲友保存下来，一直在人间流传。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是蕲州（今河北蕲春）人，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蕲州有名的医生。父亲李闻言对药草很有研究，他所开的处方和配制的草药，治病疗效很高。李时珍从小就受到父亲的熏陶，父亲每次采药回来他都要问问这个药草叫什么名字，那个药草有什么功效，能治什么病，还经常同伙伴们上山采药。日积月累，各种草药的名称、采摘、炮制方法及其作用、效力，他都掌握了。他的医药知识也不断地丰富了。
在封建社会，民间医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上流社会的人根本看不起医生。李时珍的父亲虽然自己是医生，却不想叫李时珍再当医生让人瞧不起，就要李时珍读书应科举考试，走科举这条路能取得功名，光耀门楣。其实李时珍对医药兴趣浓厚，哪想去读书做官呢？但父命也不能违抗。在父亲的督促下，李时珍十四岁中秀才，后来三次参加举人考试都落榜了。别人都说：“这么聪明好学的孩子没考取，真太可惜了。”而李时珍却没有灰心丧气，一心想当个好医生，为穷苦百姓治病，对医道和药方的钻研更加刻苦。
几次乡试落榜以后，李时珍就正式跟着父亲学医了。正好在这一年，家乡闹了一场洪水灾害，水退了之后，疫病流行。李时珍父子日夜奔忙，救治百姓。生病的大多数是穷人，李时珍父子对穷人都有一片同情心，穷人找他们看病，总是精心治疗，不计报酬。老百姓对他们高明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满口称颂，都说他们父子是穷人的好医生。
李时珍一边行医治病，一边钻研医术，他阅读了大量的医药书籍，从中汲取了丰富营养。明朝以前，古代医书就已经有不少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这些书还满足不了李时珍的需要，他借经常给一些王公贵族看病的机会，从这些藏书比较多的人家借阅图书。他的医学知识不断丰富，医术越来越高明，名气也越来越大，请他看过病的人，到处宣传说李医生人好医术高，附近州县没有不知道李时珍的，有个大病小灾的都来请李医生去看。
有一次，封武昌的楚王的儿子得了抽风病，楚王府的医官治不好，楚王急得不得了。后来有人告诉楚王，说李时珍能治好这种病。楚王听了就赶快派人去请李时珍。李时珍来到王府，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看看王子的脸色，号了号脉，确认这是因肠胃不好引起的。找到了病因，就好对症下药，李时珍开了一个药方，王子没吃两剂，病就好清了。
楚王对李时珍感激不尽，经过三番五次的挽留，把李时珍留在王府。
明世宗一共在位45年，但很少关心国事，只是整天尽情享乐，可又怕自己将来会老死，享受不到这快活的日子，那真是太可惜了。于是他就设法寻找长生不老的药方，并信了道教，想借神仙的力量帮助自己实现愿望。
为了使自己不会老死，明世宗于1556年下讼叫各地官员向朝廷推荐名医。这时李时珍正好在楚王府里，楚王为了向明世宗讨好，就将李时珍推荐给朝廷。这一年，李时珍被调到京城太医院医官。
明世宗虽然招罗了天下各地名医，但对医学并不重视，还是想做道场、炼金丹，认为这些才是使自己长生不老的真正途径。李时珍对明世宗这一套不信科学、只讲迷信的做法看不惯，而且自己本来的意愿是要为穷苦百姓治病，呆在太医院里实在没意思。因此，一年多后，他就辞官回乡了。
李时珍在回乡的路上，顺便到许多名山大川去游览。他并不是到各处去欣赏景色，而是为了他的医学，为了对草药的研究，要把他所掌握的草药的药用性质都搞清楚。一天他到了武当山（在今湖北境内），听说山上出产一种叫榔梅的“仙果”，吃了可以使人返老还童，宫廷贵族都当作宝贝，当地老百姓不得采摘，地方官每年都要将这里的“仙果”千里迢迢送到京城，进贡朝廷。李时珍不相信会有那么大功效的“仙果”。为了弄个明白，他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悬崖绝壁，采到一颗榔梅。把他带回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榔梅跟一般梅子差不多，只不过是一种鲜美可口、能够止渴生津的水果。
李时珍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科学资料，他发现一些医书上的记载有不少是错误的，经过许多年代，人们又陆续发现不少古书上没有记载的药草，他就决心重新整理编写一本更加实用可靠的药书。从太医院辞职以后，李时珍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编写书上，对药草的功效一个一个地验证，有的不好拿病人做试验，就自己亲自尝试，有一次误尝了一种毒草，险些丧了性命。经常尝试验试后李时珍将其逐一地记下来。对搜集来的药方进行一个个地筛选整理。共花了近30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著名的医药著作《本草纲目》。书里共记载了1892种药草，一万多个药方，为我国乃至世界医药科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本草纲目》是我国医药宝库中一颗璀籼的明珠，成书以后，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拉丁文等多种文字，成为世界研究医学的经典著作。
张居正辅政
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公元1572年，穆宗死去，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穆宗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
张居正，字叔大，湖广江陵人。张居正很早就走上仕途，曾任翰林院编修东阁大学士等职。他性格沉稳，很有胆略。穆宗在世时，很赏识他。明神宗即位后不久，张居正成了首辅。张居正根据穆宗的嘱托，真的像老师教学生一样，辅导年方十岁的明神宗。他编了一本有图有文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帝鉴图说》，每天给神宗讲解。神宗看到这本书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听张居正讲解。有一次，张居正讲完汉文帝在细柳劳军的故事，就说：“陛下应当注意武备。现在太平日子长了，武备越来越松驰，不能不及时注意啊！”
明神宗连忙点头称是。
又有一次，张居正讲完宋仁宗不喜欢用珠玉装饰的故事。明神宗就说：“做君王的应该把贤臣当作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呢？”张居正见十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很高兴地说：“贤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轻视珠玉。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珠玉这类东西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啊。”
张居正对神宗教育十分严格，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看待，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太后和宦官冯保的支持，朝政大事几乎全部由张居正作主。
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掌握实权以后，就大刀阔斧地在军事、政治、经济几方面着实作了一番整顿。
那个时候，沿海的倭寇虽然已经解决，但北方的鞑靼贵族还不时侵入内地，成为明王朝的很大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继光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三千多座堡垒。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二三十年明朝和鞑靼之间就长期没有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
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大批农田被淹，影响农业和运输。张居正任命专治水利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运输通畅，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来，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却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多少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花了十年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充足，足够支用十年。但是这些改革自然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不服从，背地里对张居正恨之入骨。
在张居正执政的第五年，他的年老的父亲死在江陵老家，按照封建的礼法，他必须守孝三年。但是张居正怕他一离开，正在进行的改革受到影响。在明神宗和一些大臣的挽留下，他让他儿子奔丧，自己留在京城任职。这一来，就有不少人抓住张居正父死不奔丧的事，大做文章，纷纷向明神宗上书弹劾，有人甚至在大街上揭贴告白攻击张居正，闹得满城风雨。后来，明神宗不得不下令，再反对张居正留任的一律处死，攻击才平息下来。
张居正的权实在太集中了，明神宗渐渐长大起来，反而闲得没事干，就有一批亲近的太监在内宫用各种办法给他取乐。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这件事让太后知道了，马上把明神宗找来，狠狠地责备一顿，还叫左右拿《汉书·霍光传》叫神宗读。霍光传讲述西汉霍光辅政的时候，不是有个昌邑王刘贺即位后，波太后和霍光废掉皇位的事情。现在的张居正的地位就像当年的霍光一样，神宗想到这里，吓得浑身哆嗦，跪在太后面前求饶。
后来，张居正作主，把一些引诱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起草了罪己诏（皇帝责备自己的诏书）。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明神宗对张居正，已经从惧怕发展到怀恨了。
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自执政。原来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居正专横跋扈。第二年明神宗竟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后来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大儿子被拷打后自杀。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开始走下坡路了。
宠郑妃耗资修定陵
公元1573年穆宗朱载垕去世，太子朱翊钧即位，年号为万历。明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前有武宗世宗相继胡作非为，国家元气大伤。
朱翊钧当皇帝时才10岁，是个不懂政务的小皇帝，但有先皇的老师张居正等老臣辅政，他的母亲慈圣太后对他的要求也很严，因此开始时是个不错的小皇帝。后来，张居正去世了，朱诩钧解除了精神上的束缚，母后也因为他已成年，便不再管教他，所以朱翊钧也就比较随便了。
朱翊钧拼命追求财货，作为封建社会最大的地主，却带头掠夺百姓的土地。神宗在大量霸占土地的同时，在宫中过着荒淫的生活。
19岁那年冬天，他偶然来到母后的宫中。母后不在，只有一个宫女迎接他。他一时高兴，便跟这宫女发生了关系。后来这姓王的宫女便有了身孕，第二年八月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长子常洛，而那宫女也被封为恭妃。可他对王恭妃并没什么感情，当时只是一时冲动；而对待皇后也不感兴趣，觉得皇后就像他读了一遍又一遍的经书一样，让人索然寡味。在众多的嫔妃中，朱翊钧最喜欢的就是郑嫔。他觉得她有女人的味道，因此有些心事也愿意对她讲，对有些事情郑嫔发表的见解，他也爱听。当然这在宫中是不允许的。不过他们都是单独在一起时才悄悄说的，因而也没人察觉。
人们把妻子叫“内助”，因为她能帮助丈夫，所以好的妻子被叫做“贤内助”。古代人们常常把一些昏庸皇帝的暴政，归咎于他所宠幸的女人，这虽然不尽公平，却也不是没有道理。假如郑嫔能够规劝皇帝，让他多关心点民间百姓疾苦，朱翊钧也许是会听的。然而恰恰相反，那郑妃好穿戴、爱打扮，尽管皇帝已给了她很多珠玉、宝石、金银首饰，但她仍然贪心不足，希望皇帝给她更多的珠宝，供她玩赏。她的欲望越来越大，朱翊钧只好到国库索钱，派太监去采买。有一次朱翊钧派太监出去采购珠玉，一下子就花去了2400万两银子，这些银子等于全国六年的田赋收入。
万历十四年，郑嫔为皇帝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儿子。于是朱翊钧就把郑嫔册封为贵妃，而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的王恭妃，却没得到这种优待。册封贵妃的礼仪十分隆重，似乎比册立皇后还热闹，国库拨出50万两银子才勉强够开销。
朱翊钧也很迷信，不过跟他祖父嘉靖皇帝不同，嘉靖想长生不死，而他却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相信人死之后魂灵还在，也还要跟生前一样吃喝玩乐。所以他要在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陵墓修筑好，为自己死后的享乐作准备。为此，他亲自带领文武大臣、钦天监的官员和从民间请来的专会看风水的术士，来到天寿山，寻找“吉壤”。地点采定之后，立即开工，并起名为“定陵”。
在建陵园的时候，郑贵妃给朱翊钧出了不少主意。朱翊钧决定在陵墓的寝宫里，留出三个人的位置，他不能把皇后抛开，因为这是办不到的。但他多留出一个位置来，是想将来让郑贵妃也睡在他身边，两个人能够仍像活着时候那样，玩乐在一起。
陵墓建筑得辉煌、宏丽，在明朝13座陵园中是最壮丽的一座。建这座陵墓，共用了六年的时间，参加营建的军官兵、匠人和民工每天有3万多人。石料都是从相距100里外的房山县大石窝采来的，木料则是由云、贵、川等地采集的楠木和杉木。许多采石工人和伐木工人累死了，特别是南方伐木的民工，到深山老林里采树，那里野兽出没，毒瘴遍地，进山的人半数不能生还。
建这座陵墓共耗银800万两，大约相当于万历当时全国两年田赋的总和。
修陵园要钱，给郑贵妃采买珠玉要钱，册封贵妃要钱，这些钱都要国库支付，国库拿不出，朱翊钧就自己想办法。他派出太监去替他搜刮。大兴皇庄，强占农民的土地；在大城市里开皇店，进行盘剥；他还把全国的矿藏全部占有，不许百姓开采，由他独自垄断；最大的财源则是增加税赋，他派出税使，在全国各处设立关卡，诸凡庐舍、舟车、粮舍、油盐、酒茶、禽畜等等，无一项不征税。
当时凤阳巡抚李之才上疏说：“征榷之使（税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上下相争，唯利是闻。”
他警告朱翊钧：“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快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但朱翊钧根本不听，只是一味的横征暴敛，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终于在万历二十七年，山东临清爆发了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接着湖广荆州地区，驱逐税使陈奉。嗣后各地反抗税使的斗争，此起彼伏。这些斗争，虽然最后都被明廷镇压了，但反抗的火种却留在民间。
明神宗见民众的反抗日趋激烈，于是在万历42年下令减去各地税额的三分之一，以缓和矛盾，平息民愤。但老百姓的负担并未有所减轻，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地在明末爆发了。
葛贤痛打税监
明神宗追求享乐生活，没完没了地搜罗金银珠宝，把国库都挥霍空了，就千方百计向民间搜刮。
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逐步发展，在东南沿海一带商业也繁荣起来，在苏州，丝织业特别发达，富裕的机户开始开设工场，雇用机工，城里的机工总共有几千人。
这种商业城市的繁荣情况，使明朝统治者认为有利可图。为了榨取更多钱财，明神宗就派了一批宦官到那些城市去收税，这种宦官就叫做税监。税监不但征收苛捐杂税，还向百姓敲榨勒索，把百姓害得好苦。
公元1601年，明神宗派税监孙隆到苏州征税，孙隆一到苏州，就跟当地地痞土棍勾结，在苏州城各处设立关卡，凡是绸缎布匹进出关卡，一律征收重税。商贩交不起税，就不敢进城做买卖。这一年，正好又碰上一连两个月阴雨，苏州闹了一场水灾，桑田淹没，机户停工。孙隆一伙还要向机户收税，规定每台织机收税银三钱；每匹绸缎，收税银五分，这一来更逼得许多机户倒闭，机工失业。
有一天，织工葛贤（又名葛成）路过葑门，见到孙隆手下几个税棍，正围住一个卖瓜的农民痛打。葛贤一打听，才知道那瓜农挑瓜进城的时候，税棍逼他交税，交不出就抢他的瓜；等瓜农卖了瓜，买米出城的时候，税棍又抢他的米顶税银。瓜农不答应，就遭到税棍的痛打。
葛贤平日对税监的压迫剥削，本来怀着满腔气愤，看到这情形再也忍不住了，他挥动他手里的芭蕉扇，高声呼喊打坏蛋。路边的群众一呼百应，像湖水一样涌到葑门税卡。税棍黄建节想要逃跑已经晚了。群众把他包围起来，拾起乱石、瓦片向黄建节扔去。这个作恶多端的恶棍，被乱石打得头破血流，丧了性命。
这时候，群众越聚越多，反抗情绪也沸腾起来。葛贤看到大伙打死了黄建节，知道事情闹大了，就和群众一起，到玄妙观开会商量。大家一不做，二不休，推举葛贤等二十多人当首领，找税监孙隆算账。
葛贤等分路找到十二个税棍的家，点起了一把火，把他们的家全烧了；另一路群众浩浩荡荡来到苏州税监衙门，捉拿孙隆。一时间，呐喊声震天动地，孙隆吓得魂不附体，爬出后墙，狼狈逃到杭州去了。
孙隆逃出苏州以后，苏州知府下令捉拿参加暴动的人。葛贤得到这消息，怕连累大家，自己跑到苏州府衙门，说：“带头的就是我一个人，要杀要剐由我顶着，不要牵连别人。”
知府正为这个案子抓不到为首的人发愁，见到葛贤挺身出来投案，就把他关进监狱。
葛贤进监狱那天，成千上万的苏州市民含着眼泪为他送行。葛贤进了监狱，又有上千个人络绎不绝带着酒饭、衣服来慰问。葛贤再三推辞不收，大家还是不肯带回去，葛贤就把大伙慰问的酒饭等分给监狱里被押的难友了。
明朝统治者看到这情况，没敢杀害葛贤。葛贤坐了两年牢，终于被释放。明政府不得不对征税的陋规作了一定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税监的胡作非为。
宦奸魏忠贤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神宗和明光宗在不到两个月内相继病死。以杨涟、左光斗为首的一班东林党人扶立朱由校为帝，是为明熹宗，改年号为天启，自此，东林党人倍受重用。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1604年，官僚顾宪成被革职还乡，他在无锡开办东林书院，进行政治性讲学，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各种政治人物一时聚集于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当时被人们称为东林党。在天启初年，国家要职基本都被东林党人所把持。东林权势，盛极一时。
可惜好景不长，朱由校不爱读书，目不识丁。宦官魏忠贤不久赢得熹宗的宠幸，以他为首的“阉党”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他们得势以后，操纵朝中一切大权，排挤迫害东林党人，东林党人的处境每况愈下。
魏忠贤，明朝隆庆二年（1568年）生于河北肃宁县，初名进忠。家境贫寒，却好逸恶劳，整日东游西逛，无所事事，唯一的嗜好就是赌博。走投无路，魏忠贤咬牙自己给自己施了宫刑，然后进宫当了一名太监，改换姓氏，叫作李进忠，从此，开始了他的太监生涯。
魏忠贤想得到皇帝的宠幸，但初为太监之时，只被分配做些杂役。但他善于逢迎拍马，很快巴结上了不少太监中的权贵，不久经人引荐，当了后宫王才人的办膳太监。王才人就是后来的熹宗朱由校的生母。由此，他有了接近那位未来皇帝的机会。魏忠贤哄得这位不喜读书的朱由校十分惬意，他成了朱由校最信赖的人。
朱由校从小生活在冷漠孤寂的皇宫深院，朝夕与奶妈客氏相处，感情自然不同寻常。加之不久王才人去世，丧母的朱由校更加依恋客氏。狡猾的魏忠贤将目光对准了熹宗的奶妈客氏。魏忠贤就对客氏大献殷勤，没过多久，两个人终于勾搭上了。熹宗即位以后，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当然也提拔了客氏经常夸赞的太监李进忠，升他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让他恢复魏姓，并赐名忠贤。魏忠贤目不识丁，按理没有资格当秉笔太监，但因有客氏这层关系，所以稳居其位，找了两个识字的太监为他处理事务。他则进一步笼络客氏，尽力讨好皇上。终于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兼掌东厂，权势更大。
魏忠贤掌握了东厂之后，与锦衣卫的都督田尔耕相互勾结，利用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田尔耕认魏忠贤为义父，二人狼狈为奸，开始大规模地排斥与陷害阉党的对立面——东林党人。当时，从朝廷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无不遍置魏忠贤死党，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大小爪牙，这些人专干窥人隐私，陷害忠良的罪恶勾当。
明熹宗年少，不爱过问朝政，偏偏喜欢干木工活。他经常自己动手，劈、锯、刨、或油漆木器，成年累月，乐此不疲。魏忠贤就利用他这一个特性，每逢熹宗正兴致勃勃地做他的木工活计时，魏忠贤就拿出一大堆奏章请他审批，惹得熹宗很不耐烦，头也不抬地就说：“我知道了，你看着办吧。”如此一来，大权渐渐地落到魏忠贤手中，他更加擅权专道，为所欲为了。
魏忠贤独揽朝中大权，经常伪造圣旨，斥逐正直之臣，重用私党，其弟侄亲朋，一个个平步青云，官高禄厚。他自己更是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每次出门，必坐在装饰华丽的车子中，青蓝色的羽盖、旌旗飘飘扬扬。四匹高头大马驾着车子，疾驰在道中。左右夹护的卫士都身着锦衣玉带，脚蹬锃亮皮靴，腰佩着利刃，加上随从的厨子、戏子、车夫、总共达数万人。所到之处，士大夫跪倒一片，口中还得呼“九千岁”。
他的胡作非为，引起了正直官员的强烈不满。东林党人杨涟为伸张正义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斗争。天启四年，东林党人领袖，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24大罪，大胆揭发了魏忠贤的奸恶，句句刺中要害。魏忠贤大为恐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诉辩解，客氏又从旁为他说好话，昏庸的熹宗竟偏听偏信，不但没治魏忠贤的罪，反而下旨痛责杨涟。接着，朝中七十多名官员又冒死联名上疏，弹劾魏忠贤。由于阉党权势遮天，皇帝昏愚糊涂，魏忠贤仍然逍遥法外，毫毛未损，而揭发他的主要人物杨涟、左光斗在这年的10月反倒被罢了官。
自从遭到这次弹劾之后，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切齿痛恨，下决心将他们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恨。阉党首先编造黑名单，将不趋附魏忠贤的官员全部开列在一张单子上，统称之为东林党人，然后罗织罪名，逐一施以残酷的迫害。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张开了他的魔掌，令爪牙逮捕东林党著名领袖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诬陷他们收受贿赂，交给锦衣卫拷打追赃。锦衣卫都督魏忠贤的义子田尔耕对这6个人进行5天一次的拷打逼供，手段之残恶毒辣，闻所未闻。田尔耕设立了许多刑罚的名目，有所谓的全刑，即让犯人备受械、镣、棍、拶、夹棍5种酷刑，还有枷、断脊、堕指、刺心，甚至煮沥青剥人皮。6个人每次拷打时，都是杻、拶镣、夹、杖等刑罚轮番施用。旧伤未愈，新创又添，审讯到后来，一个个都无法跪起，只能戴着桎平卧堂下。6个人中除顾大章自杀外，其余5人全被折磨死于狱中。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令人惨不忍睹；左光斗被炮烙，面额焦烂已不可辨……。
第二年，魏忠贤再兴大狱，逮捕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7人。这次的特务侦缉比前次更加严密，从被捕人的家乡到京城内外，都布满了东厂的特务于大街小巷。凡是与被害人有关的都被特务盯梢。周顺昌的好友朱祖文打算进京设法营救，刚从苏州出发，就被特务盯上，一路遭缉查盘问数次。到了北京，亲朋好友都紧闭门户，谁也不敢留他住在家中，投住旅馆，连老板都是阉党的眼线，对他百般查问，弄得朱祖文整日躲躲藏藏，营救之事根本无从谈起。这次被抓的7个人都惨死在狱中。历史上对这两次大狱中受难的东林党人称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
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打击迫害已到了疯狂的地步。有一个东林党人叫李三才，早已病死，但对一个死人他们也不能放过，宣布消除他的官籍，追夺封诰。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人的同时，魏忠贤全翻“梃击”、“红丸”、“秽宫”这三大案，修《三朝要典》定所谓三案是非。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阉党意见不和、发生争执的官员一概惨遭迫害，无一幸免于难。如首先对“梃击案”中张差疯颠质疑的王之肕被投入监狱，惨死狱中。而“红丸案”中的元凶献红丸，使光宗腹泻而死的李可灼，本被充军，魏忠贤却赦免了他的罪过；当初为光宗开泻药的内医太监崔文升，本被贬放南京，阉党却重用他当了漕运总督。为所欲为的魏忠贤就是如此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残酷迫害，最后发展到凡是不顺从自己的、或与他有过仇隙的人，都被他加上个东林党的头衔，重则砍头，轻则罢官、充军。东林党已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名，谁一旦被冠以东林党人的头衔，就表明他死期不远了。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8月，23岁的熹宗因荒淫无度而过早丧命，他做了7年皇帝。魏忠贤如丧考妣，他预感到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果然，即位的思宗朱由检早就对魏忠贤深恶痛绝了。他刚即位，就将熹宗的奶妈客氏赶出宫中。不久，数十名官员大胆上疏揭发魏忠贤。思宗见惩处魏忠贤的时机已到，就将他召来，令人宣读了弹劾他的奏疏，魏忠贤听得冷汗直流，浑身乱颤。思宗下令将他发往安徽凤阳看守明祖先陵墓。
魏忠贤还想图个富贵晚年，将他搜括来的财宝尽数带往凤阳，由上好马千匹驭运，七八百精壮之士护送。思宗闻讯，急令逮他回京问罪。魏忠贤闻讯后；畏罪自杀了，这个奸邪之徒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他的侄儿，侄孙等人也被处死了。
崇祯二年，思宗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分别定了罪，同时又给遭受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了名誊。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明王朝政治越来越腐败，边防也越来越松弛，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它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死去；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小伙伴在一起，在莽莽林海里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捡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去卖掉，挣钱维持生活。抚顺的集市很热闹，女真人常在那里用山货跟汉人交换铁器、粮食、盐和纺织品。努尔哈赤接触了很多汉人，学会了汉文。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残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25岁那年，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勒寨探望孙女。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努尔哈赤痛哭了一场，葬了他的祖父、父亲，但是想到自己的力量太小，不敢得罪明军，就把一股怨恨全集中在尼堪外兰身上。他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他，但不肯交出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十三副盔甲，分发给他手下兵士，向士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人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继续追击，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
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灭了尼堪外兰，声势越来越大。过了几年，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有个叶赫部最强。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听到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安安稳稳睡起觉来。
第二天，建州派出的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尔哈赤就解释说：“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二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一百骑兵迎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士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也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
为了有利于作战和生产，努尔哈赤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即红、黄、蓝、白、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分别以不同的旗帜颜色命名和作为标志。作为军队最高统帅努尔哈赤还亲自统领黄旗、镶黄旗，其余六旗由其子、弟统领。同时在经济和文化上，也都有所建树，开矿冶铁、制造兵器，发展手工业、放养柞蚕，种植粮食，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称为满文。
1608年起努尔哈赤停止向明朝进贡。万历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原是建州县，在今辽宁新宾）建都，自称大汗，定国号为后金，年号天命。1618年，努尔哈赤召集八旗首领，商议如何对付明朝的大计，尔后与将誓师，宣布与明朝为敌，说有七件事同明朝结下了冤仇，叫做“七大恨”。这第一恨就是明朝无端挑畔，杀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因这最大仇恨，要与明朝不共戴天，决定出兵讨伐明朝。
萨尔浒大战
努尔哈赤誓师以后，他很快亲率两万兵马进攻抚顺。当时的明神宗已30年没有临朝，边备废驰，无丝毫战斗力可言。到了抚顺，努尔哈赤先写了一封信，劝明军守将投降。
明军守将李永芳见后金军来势凶猛浩大，不敢前去应战，见努尔哈赤写来了劝降书，就此不战而降。后金军没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抚顺，掳掠人口、牲畜30多万。辽东巡抚派兵救援抚顺，半路上被后金军截住，明军战败，努尔哈赤命令把抚顺城毁掉以后，带着战利品回赫图阿拉去了。明神宗得知李永芳投降，抚顺城被毁的消息，大发雷霆，派杨镐任辽东经略使，率兵去讨伐后金。杨镐接了圣旨，急忙调兵遣将，集中了10万人马，分兵四路进攻赫图阿拉。中路左翼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右翼由辽宁总兵李如柏率领，北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南路由辽阳总兵刘铤率领。杨镐坐镇沈阳指挥，为了虚张声势，对外宣传把10万人马说成40万大军。
努尔哈赤的八旗军总共不过6万人，一些将士听说明军四十万，感到悬殊过大，自己力量太单，都害怕起来，跑来找努尔哈赤，献计献策，努尔哈赤镇定自若，对大家说：“不要怕，不管他分几路兵来，我们都是一路去应战。”努尔哈赤的探马回来报告，说杜松的中路是杨镐的主力，已经从抚顺出发往这边打过来了。努尔哈赤就集中了全部兵力，迎战杜松。
杜松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次却失算遭到惨败。他从抚顺出发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气候非常恶劣。由于想抢个头功，就冒雪进军，首先攻占了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山口，没有停顿就分兵两路，一半扎营萨尔浒，又挑选出一半精兵攻打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见杜松兵力分散，暗自高兴，先不去救援界藩城，而是集中全部兵力，截断杜松后路，一鼓作气攻下萨尔浒的明军大营。明军留在大营的将士多为残弱，禁不住八旗兵的突袭猛攻，一兵一卒也没剩下。攻下大营，努尔哈赤又调头去救援界藩城。杜松到了界藩城下，刚刚发起攻击，手下将士听说给后金抄了后路，都无意攻城，军心开始动摇。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守军，从山上冲了下来，如猛虎下山，杜松被杀得溃不成军。正好努尔哈赤也率援兵赶到，后金军两面合围，把杜松军围得水泄不通。杜松奋力拼杀，被乱箭射中头部，从马上翻下来，栽死了。主将战死，明军大乱，后金军包围圈缩小，明军被杀得横尸成堆。杜松率领的中路左翼军全部覆没。
马林率北路军从开原出发，开往赫图阿拉，刚到离萨尔浒四十里的地方，听说杜松全军覆没，吓得不敢前进，就地扎营，挖了三道濠沟，准备依山守卫。
努尔哈赤仍然使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以攻为守，杜松军被歼之后，努尔哈赤又率八旗兵赶回萨尔浒，攻破了马林军营，马林见势不妙，慌忙撤回开原，刚到开原，马林军就被后金军打散了，第二路明军又是惨败。
坐镇沈阳指挥的杨镐，正等待明军从前线传回各路的捷报，没料到一连两天接到的是两路明军覆灭的噩讯，把他给吓晕了。知道自己战略上的失误，十万兵马，分成四路，一路只有两万多兵力，努尔哈赤虽然只有六万人马，但他兵力集中，对付杨镐的每一路军都是三比一，想到这里，连忙快马传令叫另两路军停止前进。可是良机已经错过，调整战术，为时已晚了。
李如柏本来就胆小，他率领的中路右翼军行动最缓慢，采取的是观望态度。还没出兵，接到杨镐停止进军的命令，就急忙撤退了。在山上巡逻的后金哨兵，远远看见明军撤退，一起击鼓呐喊，明军兵士以为后面追来了大批的后金军，顿时大乱，兵士们拼命逃路，踩死踩伤无数，李如柏的右翼军也溃散了。
最后只剩刘铤率领的南路军。刘铤是明军中有名的战将，一把一百二十斤重的大刀，在他手上却觉得轻如横草，人称刘大刀，努尔哈赤也怕他三分。当杨镐停止进军命令发出的时候，刘铤已经率军深入后金军阵地，没有接到命令，也不知道其他各路明军失败的消息。刘铤军纪律严明，兵士训练有素，加上武器火药也多，进入金阵地以后，勇猛冲杀，连拔后金军几个大营。
努尔哈赤对刘铤的骁勇善战，早已听说，分析了一下敌情，作了对比，认为后金军连续作战，已经很疲劳，刘军气势旺盛，硬拼是不行的。于是他心生一计，选了一个明军降兵，冒充杜松部下，把努尔哈赤以杜松名义写的一封信送给刘铤，说杜松已经到达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合力攻城，抄了努尔哈赤的老窝，不要恋战小股敌人。刘铤信以为真，生怕杜松夺去头功，马上收兵，命令火速进军赫图阿拉。这里山高坡陡，涧深路窄，兵马不能并列前行，只有改成单列进军，刚走不远，忽听杀声四起，努尔哈赤设计埋伏在这里的后金兵，从四面八方向刘铤杀来。刘铤军难以招架，且战且退。努尔哈赤又派一队后金军全副明军打扮，慌称是杜松军来接应的。刘铤又大上其当，把人马带进了努尔哈赤的包围圈。后金军里应外合，杀声阵阵，刘铤军难以抵抗。刘铤挥舞大刀，左杀右砍，砍杀了不少后金兵。但毕竟寡不敌众，被金军砍成重伤，落马身亡。
从杨镐出兵到结束，这次大战只经过五天时间，明军十万兵马损失一大半，文武将官战死三百多人，损失惨重，明朝大伤元气。历史上把这次战争叫做“萨尔浒大战”。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迁都沈阳，将沈阳改称盛京。
袁崇焕横戈戌边
当魏忠贤的阉党把明朝朝政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后金大汗努尔哈赤正不断在辽东进攻明军。萨尔浒大战以后，明王朝派了一位老将熊廷弼出关指挥辽东军事。熊廷弼是个很有才能的将领，可是担任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的王化贞却认为熊廷弼出关，影响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挠熊廷弼的指挥。公元1622年，努尔哈赤向广宁进攻，王化贞带头逃进关内。熊廷弼无法抵御，只好保护一些百姓退到山海关内。
广宁失守，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把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打进大牢。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榨勒索，要熊廷弼拿出四万两银子，才免他死罪。熊廷弼是个正派人，严辞拒绝了。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把他处死。
明王朝杀了熊廷弼，派谁去抵抗后金军呢？掌管军事的兵部衙门正在着急，恰恰在这个时候，一个刚从福建调入兵部任主事（官名）的袁崇焕忽然失踪。衙门里的人找到他家里，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去向。过了几天，袁崇焕才回来，原来他看到国事危急，单独一个人骑着马到山海关外视察去了。
袁崇焕详细研究了关内外的形势，回来向兵部尚书孙承宗报告，并且说：“只要给我人马军饷，我能负责守住辽东。”
一些朝廷大臣正被后金的攻势吓破了胆，听袁崇焕自告奋勇，也都赞成让袁崇焕去试一试。明熹宗批准给他二十万两饷银，要他负责督率关外的明军。
关外经过几年战争，一片荒凉，遍地都是死亡兵士的尸骨，加上冰天雪地，野兽横行，环境十分艰苦。袁崇焕出关后，带着几个随从兵士，连夜在荒野上骑马奔驰，天没亮就到了宁远（今辽宁兴城）的前屯。他在那里收容难民，修筑工事。那里的将士对袁崇焕的勇气和毅力，没有一个不钦佩的。
袁崇焕在关外，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决心派兵进驻宁远，在那里修筑防守工事。他把他的主张报告朝廷后，立刻得到孙承宗的支持。袁崇焕在宁远筑起三丈二尺高、二丈宽的城墙，装备了各种火器、火炮。孙承宗还派了几支人马分驻在宁远附近的锦州、松山等地方，声援宁远。袁崇焕号令严明，受到军民的爱戴。关外各地的商人听说宁远防守巩固，从四面八方拥到宁远来。辽东的危急局面很快扭转过来。
正当孙承宗、袁崇焕守卫辽东有了进展的时候，却遭到魏忠贤的猜忌。魏忠贤唆使阉党说了孙承宗不少坏话，孙承宗被迫离职。魏忠贤派了他们的同党高第指挥辽东军事。高第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后金军太厉害，关外没法防守，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
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他说：“边关御敌，我只知进，不知退，已经收复的地方，怎能轻易放弃！”高第硬要袁崇焕放弃宁远。袁崇焕气愤地说：“我是宁远、前屯的守将，死也死在任上，决不后撤。”
高第说不服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在宁远，却下命令要关外其他地区的明军，限期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匆匆忙忙地退兵，把储存在关外的十几万担军粮丢得精光。
努尔哈赤看到明军撤退的狼狈相，认为明朝容易对付，公元1626年，他亲自率领十三万大军，渡过辽河，进攻宁远。
那时候，守卫宁远周围几个据点的明军都已经撤走，宁远城只剩下一万多兵士，处境十分孤立。但是袁崇焕并不气馁。他咬破指头，写了一份誓死抗金的血书，给将士们看，并且说了一番激励大家的话。将士们听了，都感动得热血沸腾，纷纷表示一定跟着袁将军一起死守宁远。接着，袁崇焕命令城外百姓全部带了粮食、用具撤进城里，把城外的民房烧掉，叫后金军队来了没有粮食和房屋。他向城里的官员分派了任务，有的管军粮供应，有的清查内奸。他还发信给山海关的明军守将，如果发现宁远逃回关内的官兵，要他们就地处斩。这几道命令一下，宁远的人心都安定下来，大家除了一心一意守城杀敌之外，没有别的念头。
没过多久，努尔哈赤带领后金军气势汹汹地到了宁远城下。大批后金兵士头顶盾牌，冒着明军的箭石、炮火，猛烈攻城。明军虽然英勇抵抗，但是后金兵倒下一批，又来一批。在这紧急的关头，袁崇焕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大炮，向后金军发射。炮声响处，只见一团火焰，后金兵士被轰得血肉横飞，留下的也被迫后撤。
第二天，努尔哈赤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攻城。袁崇焕登上城楼了望台，沉着地监视后金军的行动。直等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才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集的地方发炮。这一炮使后金军受到更大伤亡。正在后面督战的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下令撤退。
袁崇焕听到敌人退兵，就乘胜杀出城去，一直追赶了三十里，歼灭后金官兵1万多人，才得胜回城。
努尔哈赤受了重伤，回到沈阳，跟他的部下说：“我从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他又气又伤心，加上伤势越来越重，拖了几天，就咽了气。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接替他做了后金大汗。
皇太极巧施反间计
努尔哈赤受重伤死去以后，袁崇焕为了探听后金的动静，特地派使者到沈阳去吊丧。皇太极对袁崇焕窝了一肚子的怨恨，但是因为后金刚打败仗，需要休整，再说也想试探一下明朝的态度，所以，不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还派使者到宁远去表示答谢。双方表面上缓和下来，背地里都在加紧准备下一步的战斗。
到了第二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明军。后金军分兵三路南下，先把锦州城包围起来。袁崇焕料定皇太极的目标是宁远，决定自己留在宁远，派部将带领四千骑兵援救锦州。果然，援兵还没出发，皇太极已经分兵攻打宁远。袁崇焕亲自到城头上督率将士守城，用大炮猛轰后金军；城外的明军援军也和城里内外夹击，把后金军打败了。
皇太极又把人马撤到锦州，但是锦州的明军守得严严实实，加上天气转暖，后金军士气低落。皇太极只好退兵。
袁崇焕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魏忠贤阉党却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反而责怪袁崇焕没有亲自救锦州是失职。袁崇焕知道魏忠贤有心跟他为难，只好辞职。
公元1627年，昏庸的明熹宗死去，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就是明思宗，也叫崇祯帝。
崇祯帝早就了解魏忠贤作恶多端，民愤太大。他一即位，就宣布了魏忠贤的罪状，把魏忠贤充军到凤阳。魏忠贤自己知道活不成，走到半路上自杀了。崇祯帝惩办了阉党，又给杨涟、左光斗等人平反了冤狱，很想振作一番。许多大臣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崇祯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事。崇祯帝还亲自召见袁崇焕，问他有什么计划。袁崇焕说：“只要给我指挥权，朝廷各部一致配合，不出五年，可以恢复辽东。”崇祯帝听了十分兴奋，给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
袁崇焕重新回到宁远，选拔将才，整顿队伍，军纪严明，士气振奋。东江总兵毛文龙作战不力，虚报军功，不服从袁崇焕的指挥。袁崇焕使用尚方剑，把毛文龙杀了。
皇太极打了败仗，当然不肯罢休，他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决定改变进兵路线。他作好一切准备，公元1629年十月，率领几十万后金军，从龙井关、大安口（今河北遵化北）绕到河北，直扑明朝京城北京。
这一着可出乎袁崇焕的意外。袁崇焕赶快出兵，想在半路上把后金军拦住，已经来不及了。后金军乘虚而入，到了北京郊外。袁崇焕得到情报，心急火燎带着明军赶了两天两夜，到了北京，没顾上休息，就和后金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其他各路明军，也陆续赶到，投入战斗。
后金军突然进攻北京，引起了全城震动。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
崇祯帝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个又说：“听说刚才骑马来的两人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
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赶快跑回皇宫，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帝听了也信以为真，竟将袁崇焕逮捕入狱。
袁崇焕一被捕，部下将领深恐牵连，武将祖大寿等带着军队逃出了山海关。袁崇焕指挥的军队，本是明朝抵抗后金军的主力，也只有他，在军中享有极高威信。朱由检无可奈何，只好叫袁崇焕写信劝说。身陷囹圄的袁崇焕，以大局为重，亲笔写信要祖大寿听从朝廷命令，不要轻举妄动。祖大寿接信后向将士们宣读，全军都痛哭了起来。祖大寿年逾八旬的老母问明情由，劝大家杀敌立功，求崇祯皇帝保全袁督师的性命。将士们当天就回师入关，奋勇作战，收复了关内数城。
这时，皇太极因估量一时攻不下北京，已引军向东北撤离。关内局势有了好转，魏忠贤的余党又连上奏章，请杀袁崇焕。朱由检于1630年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的罪名，残酷地用磔刑将袁崇焕杀害了。
皇太极用反间计除了对手袁崇焕，退兵回到盛京。打那以后，后金越来越强大。到了公元1635年，皇太极把女真改称满洲；崇祯九年（公元1640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把女真族改为满族。皇太极就是清太宗。此后，皇太极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了。
徐光启研究西学
杨镐统率的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几乎全部覆没，满朝文武大臣都十分震惊。大家齐集在营门外，呼吁明神宗增加兵力，调拨军饷，抵抗后金。翰林院官员徐光启，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认为要挽救国家危局，只有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明神宗听说徐光启熟识军事，就批准他到通州练兵。
徐光启是上海人。在他出生之前，上海沿海一带遭倭寇骚扰十分严重。徐光启小时候，常常听他的父亲谈起当地人民英勇反抗倭寇侵略的情景，心里滋长起爱国的激情。
徐光启长大以后，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南京，听说那儿来了个欧洲传教士利玛窦（音dòu），经常讲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南京的一些读书人都喜欢跟利玛窦结交。徐光启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利玛窦。他听利玛窦讲的科学道理，都是自己过去在古书上没有读到过的。徐光启因而对西方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利玛窦传播科学知识，主要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他觉得要扩大传教，一定要得到中国皇帝的支持。那时候，明朝是不让教士到北京传教的。利玛窦要地方大臣在明神宗面前帮他说话，他还到了北京，通过宦官马堂的门路，送给明神宗圣经、圣母图，还有几只新式的自鸣钟。明神宗不懂得圣经，但是对新式自鸣钟，倒很感兴趣，命令马堂把利玛窦带进宫来。
明神宗接见利玛窦的时候，请利玛窦谈谈西洋的风俗人情。利玛窦本来是意大利人，为了夸耀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大西洋国”的人。有人一查万国地图，找不到什么“大西洋国”，就怀疑利玛窦来历不明，要明神宗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不听这个意见，倒赏给利玛窦一些财物，让他留在京城传教。有了皇帝的支持，利玛窦跟朝廷官员们接触就很方便了。
万历25年（1597年）春，36岁的徐光启考中举人，也到了北京，在翰林院做官。从此，他家里的经济状况逐渐有所好转，但他研究农业科学的兴趣却未降低。他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对国家富强有好处，就决心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各方面的科学知识。
有一次，徐光启到利玛窦那儿去学习。利玛窦跟他谈起，西方有一本数学著作叫《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可惜要翻译成汉文很困难。徐光启说：“既然有这样好书，您又愿意指教，不管怎样困难，我也要把它翻译出来。”打那以后，徐光启每天下午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那儿，跟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那时候，还没有人译过国外数学著作，要把原作译得准确，可不是件简单事。徐光启花了一年多时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终于把前六卷《几何原本》翻译完成。
除了《几何原本》之外，徐光启还跟利玛窦和另一个西方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翻译过测量、水利方面的科学著作。后来，他又在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当时欧洲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科学知识，使得他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徐光启不但爱好科学，还十分关心民间疾苦。有一年，他父亲死去，徐光启回到上海守丧。那年夏天，江南遭到一场水灾，大水把稻、麦都淹了。水退之后，农田上颗粒无收。徐光启为这个心里挺着急。他想，如果不补种点别的庄稼，来年春天拿什么度荒呀？恰巧在这时候，有个朋友从福建带来了一批甘薯的秧苗。徐光启就在荒地上试种起甘薯来，过了不久，长得一片葱绿，十分茂盛。后来，他特地编了一本小册子，推广种甘薯的办法。从此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就移植到江浙一带来了。
这一回，徐光启提出练兵的主张，得到明神宗的批准，他满怀希望，想尽快练好新兵，加强国防，哪料到朝廷各个部门腐败透了，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徐光启要人没人，要饷没饷，闲得没事干。后来，好容易领到一点军饷，到了通州，检阅了那儿招来的七千多新兵，大多是老弱残兵，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二千人，更说不上精选了。他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
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也接着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这就是明熹宗。徐光启又回到京城，他看到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又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了这件事，跟兵部尚书发生矛盾，徐光启被排挤出朝廷。
徐光启回到上海，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他本来对研究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回到家乡后，又在自己的田地上，亲自参加劳动，做一些试验。后来，他把他平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作，叫作《农政全书》。在这本书里，对我国的农具、土壤、水利、施肥、选种、嫁接等农业技术，都有详细的记载，可以称得上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
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八日，71岁的徐光启病逝于北京。徐光启死后，思宗向徐家索取他的遗著，他的儿子徐骥将《农政全书》献了上去。崇祯十二年（1639年），经过陈子龙、张密等人的增册整理后，《农政全书》公开出版发行。
徐霞客游神州
徐霞客名叫徐弘祖，别名霞客，江阴（今江苏江阴）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地理学家。他从小在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地理历史一类的书籍。他对儒家经书不怎么感兴趣，但也学得不错。
他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当时明朝廷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国力衰退，民不聊生。徐霞客对此十分不满，他不愿应朝廷科举考试，也不谋求做官，决心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一番，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但一想到母亲年迈，没有人照顾，也就一心一意留在家里。
毕竟是母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她早看出了儿子的心思，就教导儿子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哪能为了照顾我就留在家里呢？那就像篱笆下的小鸡、马圈里的小马一样，是没有出息的！”母亲这样体谅和支持他，他当然更加坚定了远游的决心。
母亲为他准备了行装，还为他缝制了一顶远游冠。徐霞客22岁的时候，正式离开家乡，到大自然中游历去了。这一次，他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如太湖、洞庭山、天台山、雁荡山、泰山、武夷山、五台山和恒山等。每游历一阵就要回来探望一次老母亲。每次游历回来，总要跟亲友乡亲谈他的远游历程，各地奇特的风俗，和他游历中经常遇到险情的奇景，有时说到惊险处，大家都被吓得直伸舌头，母亲却在一帝听得津津有味，不断地夸奖他，鼓励他。
后来，老母亲去世了，徐霞客就更集中精力来从事他的考察事业了。到50岁的时候，他又进行了一次长途游历，他整整用了4年时间，遍游了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省的山山水水，一直到达边境腾冲。他冒着严寒酷暑，跋山涉水，到过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其中的艰辛和险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他攀登悬岩峭壁，考察奇峰异洞，从不停歇。有一次，他到达越南香甸，经过一座突兀高耸的山峰，发现悬岩峭壁上有一个岩洞，看看四周，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到上面，看来是没有人上去过的。他冒着生命危险，像壁虎一样，贴着悬崖边，一步一步爬了上去，对洞内进行了一番考察研究。
还有一次，他到了湖南茶陵，听当地老百姓说山上有个洞，洞里有神龙妖精会吃人，只有懂法术，能够降妖捉怪的人才敢进洞，其他常人进去了，就不会再出来。徐霞客听了不相信，他出了高价从当地雇了一个人给他做向导，他要进洞考察去。刚刚来到洞口，还没进洞，向导问他是不是能够降妖捉怪，徐霞客笑着说：“我哪里会那一套，这洞里不会有什么妖怪的，我是读书人，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妖怪。”向导听了，吓得要往回跑，直摆手说：“我不干，我还以为你是个法师呢，原来你是个读书人，我才不跟你进洞送死哩。”
徐霞客没有退缩，他毫不犹豫地点上火把进洞了。村里老百姓听说有人敢进洞去，认为一定是脑子有毛病，都跑到洞口来看热闹。徐霞客在洞里考察很久，一直到火把快烧没有了才出来。拥在洞口看热闹的老百姓看到他安全地出来了，一个人惊呆了，好奇地说：“我们等了很久，以为你一定被妖精吃了哩！”大家亲眼见到徐霞客从洞口进去，又安全地出来，这才相信，洞里根本没有妖精。
徐霞客远游南方时，除了一个仆人，还有一个和尚，法号静闻，同他做伴。一天，渡湘江乘船时，强盗抢走了他们所有的行李财物，静闻和尚同强盗搏斗受了重伤，半路上就死去了。最后，连仆人也逃走了。这些挫折都没有削弱徐霞客的意志，还是坚定地向前探索考察。
徐霞客的旅行、考察、探索整整花了30多年的时间，从22岁出游以后，就基本上是常年以云雾为伴，与山水为伍。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他在旅途中，每天晚上休息之前，都要把当天的见闻都详细记录下来，不论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他都坚持写日记。
崇祯十二年，徐霞客55岁那年，即1641年，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他留下大量的日记手稿，都没来得及整理成卷。到清兵入关以后，他的家乡同样遭到劫难，这些手稿大都散失了，过了一百多年后，他的后裔才将他残存的1070天的日记编刻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徐霞客游记》。经过徐霞客的实地考察，纠正了过去地理书上的错误记载，增加了许多过去没人记载过的新的地理现象。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长江的上游就是岷江，徐霞客是第一个弄清楚长江的上游是金沙江的。黄河发源于昆仑山之北，长江发源于昆仑山之南。游历中，他考察研究最多的是岩溶现象，他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考察和记述石灰岩溶蚀地貌的人。
他的著作《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一部古代地理学上的宝贵文献，也是一部文笔生动的的散文著作。
闯王李自成
明朝末年的几位皇帝昏庸无道，政治极端腐败，赋役苛重，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当时聚居在东北地区的满洲人不断趁乱骚扰边界。明政府为加强边防军备，不断向农民征收捐税，称为“辽饷”。到了崇祯年间，为镇压农民起义，又加派“剿饷”和“练饷”。三项加起来，比往年正常的税收都多。农民不但要交纳正常的租税，还要同时交纳“三饷”，到了无法生存地步。再加上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北方大旱，蝗灾泛滥。严重的地区如陕西延安府，连续几年庄稼颗粒无收。澄城知县张斗耀仍带领恶吏催迫租税，农民别无生路，只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他们攻府城、杀官僚、抢粮仓，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其中以闯王高迎祥领导的一支军队，力量最强，起义不久，李自成就加入了高的队伍。
李自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体力过人，又善于骑射。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闯王李自成小时候的传说。他原名鸿基，13岁的时候，有一天约了几个小伙伴到村头关帝庙前去玩。他见庙前有一座70多斤重的大铁炉，就对众人说：“咱们来比比谁的力气大！”说罢，双手一用力，忽地就把这座大铁炉举了起来，还举着它绕着关帝庙走了一圈，然后才稳稳当当地放回原地。其他小伙伴也不示弱，争着要举举看。结果没有一个能举得动的。庙里的道士看见了，惊叹道：“你的父亲有你这么有劲儿的孩子，真是积了德呵！”小鸿基自信地说：“大丈夫当横行天下，如果只是守着父亲的基业，还算是男儿吗？前几年，我梦见一位大将军，他喊我李自成。现在，我就改名叫自成，号鸿基！”
随着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壮大，明朝统治者加紧派兵镇压。洪承畴出任三边总督后，派曹文诏追剿陕西义军。高迎祥、李自成率部转战在陕西和山西境内，形势十分严峻。1634年7月，李自成等败退陕西，误入兴安县的车箱峡。峡长40里，山势陡峭，明军用石头封住了山口，并不断从山顶向山下扔石块、放箭。又碰上大雨连绵数10天不停，弓矢湿烂脱落，马匹缺料死亡。处境十分危险。这时，李自成想出一条妙计：叫众人诈降！明军首领陈奇瑜本来还有点怀疑，但手下人早被李自成买通，一致说服他接受了义军的投降。于是陈奇瑜派人押送农民回家务农，每100个农民派一个安抚官押送。行到半路，农民军起而反抗，杀了安抚官，攻下了附近州县。李自成的计策挽救了起义军。从此他声名大振，大家都知道起义军中有个李自成。
1635年，大部分义军转战会集于河南省境内。明廷又派洪承畴东山潼关入豫，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围剿中原义军。为了制订统一的作战计划，打破明军的围而剿之的战略，起义军在正月举行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参加会议的13家72营义军恭推闯王高迎祥为首领。这次会议上，李自成还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战略方针，得到与会义军首领的称赞，表现出卓越的勇气和军事才能。第二年，闯王高迎祥不幸被洪承畴所率部队俘获，惨遭杀害。李自成继承闯王的称号继续与明军作战。他以凤阳为主攻方向，从明军东部防线突破，攻下了凤阳，烧毁了明朝皇帝的祖坟，给明军以重创，达到了突破围剿的目的。
1637年，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策划了一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企图彻底剿灭农民军。所谓“四正”是指陕西、河南、湖广、江北这四个主要战区；“六隅”是指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省区，作为辅助战场；这10个省区由10个巡抚指挥，则是所谓“十面张网”。为了筹集军饷，明廷开始向人民征收“剿饷”。在明军猛烈围攻下，许多起义队伍被消灭，有的投降了明朝。作为起义军主力之一的张献忠部也为了保存实力，在湖北谷城接受了明政府的“招抚”。这时，李自成部也遭到了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廷的联合进攻。经过一场浴血奋战，仅李自成和刘宗敏等18人突出重围，在陕西商洛山中隐伏下来。农民起义暂时转入低潮。
李自成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一面总结起义以来的成败心得，一面聚集散失的旧部，整顿人马。经过两年的休整，农民军重又活跃起来。1640年，李自成率部转入河南。当时河南正遭受着罕见的蝗灾、旱灾，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起义军的到来使饥民如鱼得水，纷纷投在闯王旗下。举人出身的李信和牛金星就在这时参加了义军。李信是杞县举人，对当时河南的情况比较熟悉。针对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苛重的状况，他为起义军制订了“均田免粮”的纲领，并把它编成童谣，在老百姓中广泛流传。“迎闯王不纳粮”传遍了远近州府。同时在李信的极力主持下，农民军建立了严格的纪律，禁止打扰居民，践踏庄稼。不久李自成的部队被训练成一支军纪严明，富于战斗的劲旅。
1641年，李自成杀进了洛阳，俘虏了崇祯皇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这位横行一时的皇亲国戚死在了农民起义军的刀下。通过这次战役，李自成的队伍由小到大，发展成一支有100多万众的义军。于是，他乘胜三打开封城，杀死了3个明朝总督，消灭了几十万明军。摧毁了明朝在河南的军事力量。此后，起义军进入湖北，攻下了襄阳。然后北上攻下西安。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立“大顺”国，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并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制度，具有初步的开国规模。
1644年2月，起义军乘胜渡过黄河，然后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发。李自成亲率主力经大同、宣城而下。3月，攻下了北京门户居庸关，这样明朝灭亡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卢象昇战死巨鹿
当李自成等十八人正在商洛山区休整的时候，明朝东北边境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自从熊廷弼、袁崇焕被冤杀以后，明朝在东北没有得力将才。后金军曾一再派兵进关，掠杀人口和牲畜。公元1638年，清太宗派亲王多尔衮等率领大军第四次远征。清军直达北京外围，京城形势危急。明王朝内部意见分歧，有的主张抵抗，有的主张讲和。崇祯帝也拿不定主意，一面召号全国兵马援救京师；一面又让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宦官高起潜秘密派人去东北找清朝试探求和。他听说总督宣府大同地区军事的卢象昇是个将才，就把卢象昇召到京城，命令他总督全国援兵。
卢象昇到了北京，崇祯帝立刻召见，问他该怎样对付清军进攻。卢象昇早就听说朝廷正在秘密议和，他直截了当对崇祯帝说：“陛下要臣督师，臣只知道打仗，不知道别的。”
崇祯帝听得话里有刺，很不高兴地说：“议和是一些大臣的议论。朝廷从没讲过要和。”他要卢象昇跟杨嗣昌去商量对付清军的办法。
杨嗣昌对卢象昇阻挠他的和议，心里恼恨，让高起潜担任总监，把各路来的四万援兵分成两半，一半由高起潜指挥。这样，卢象昇名义上是统帅，实际上只掌管两万兵马。
清军分八路进军，长驱直入。一路打到高阳，原来支持袁崇焕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已经告老在家，听到清军打来，带领全家十几口上城抵抗。高阳城被清兵攻破，孙承宗全家都壮烈牺牲。
卢象昇带兵开到保定，正在抵抗清兵，崇祯帝却听信杨嗣昌的诬告，责备卢象昇指挥不当，撤了他的职，要他戴罪立功。杨嗣昌还把卢象昇仅有的二万人马又分出一半给别的将领管辖。卢象昇到了巨鹿，兵力只剩下五千了。那时候，高起潜带领的人马就驻在离巨鹿只有五十里的地方，卢象昇派人向高起潜求援，却遭到高起潜的拒绝。
卢象昇孤军作战，十分困难，由于杨嗣昌的破坏，粮饷也接济不上，将士们饿得发慌。一天早晨，卢象昇走出营门，向四周将士作揖说：“我们受国家的恩，只怕不能为国牺牲，不要怕活不了。”将士们听了，个个感动得掉泪。卢象昇把两千残兵分成三路，命令将军虎大威、杨国柱分别率领左右军，他自己带领中军，和清兵激战了一阵，杀退了一批清兵。
到了半夜，明营四周响起了觱篥（音bìlì，古代一种管乐器）声，几万清军骑兵把明军围得水泄不通。虎大威带兵突围，被清兵压了回来。卢象昇大声喊道：“虎将军，我们为国尽忠的时刻到了！”
将士们齐声响应，喊杀震天动地，战斗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卢象昇身上中了四箭，受了三处刀伤，杀得像血人儿一样。他还拼命格斗，杀了十几名清兵，终于倒下。
高起潜没等卢象昇那边战斗结束，早就拔营逃走了。多尔衮率领清军一直打到山东济南，带了大批战利品，才撤回关外。
清太宗几次伐明，每次都打了胜仗，但没有在中原立足，主要是宁远、锦州等关外重镇还在明军手里，怕孤军深入，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在第四次退兵以后，清太宗才决心先攻锦州。
公元1614年，清军围攻锦州，崇祯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带领十三万人马援救锦州。明军才到松山，清太宗又亲自率领大军包围松山，断绝明军的粮道。到了第二年，松山城被攻破，洪承畴被俘，锦州守将听到松山失陷，也投降了。
洪承畴被押解到了盛京，清太宗派人劝降。一开始，洪承畴表现得很坚决，不管怎么劝说，他都不答理。过了几天，清太宗亲自去看望，还向洪承畴问寒问暖，把自己的貂皮大氅解下，披在他的身上。洪承畴腿一软，跪下投降了。
清太宗收服了洪承畴，十分高兴，赏了金银财宝不算，还演戏奏乐，表示庆贺。清军将领对太宗这样重视洪承畴，想不通，清太宗对将领们说：“大家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打仗，为的是什么？”
将领们说：“还不是为了想夺取中原？”
清太宗笑着说：“我们要进中原，好比瞎子走路，现在找到个带路人，我怎么不高兴。”
松棉大战以后，山海关以北，全被清军控制。清兵要进中原，只差宁远和山海关大门了。正当清太宗雄心勃勃，想攻打山海关的时候，他突然得病死去。他的年才六岁的儿子福临即位，这就是清世祖，又称顺治帝。顺治帝年幼，由他的叔父、亲王多尔衮和滚尔哈朗辅政。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关内的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张献忠智取襄阳
1637年，由于明军的猛烈围攻，张献忠当初在湖北谷城接受明朝的招安，他并不是真心投降，而是暗暗积蓄兵力，准备东山再起。明朝将领发现张献忠的不轨图谋，便准备派兵镇压。
张献忠先发制人，于公元1639年5月，在湖北谷城再一次起义。他先杀掉在谷城的明朝县令，焚毁了官衙，重新打起了起义的旗号。不久，罗汝才也起兵响应。
接着，张献忠又将明朝总兵左良玉率领的进攻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左良玉带着余下的几百名残兵败将没命地逃回去了。崇祯皇帝恼羞成怒，气得将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崇祯皇帝又派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杨嗣昌率领十万人马，一路雄纠纠、气昂昂地来到襄阳。他派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起来。张献忠被迫转移到玛瑙山，这时起义军队伍里混进了奸细，情报被杨嗣昌掌握，起义军陷入包围圈中，最后被左良玉军打败，张献忠的妻子、儿子也被明军俘虏。
张献忠带领一千多骑兵突围出来，从湖北转移到四川。杨嗣昌跟踪追击，来到四川重庆，到处张贴告示：有谁能抓住张献忠，赏给黄金万两，并封他为侯爵。谁知第二天，在杨嗣昌的住处，就发现许多标语，上面写道：“有谁能斩杨嗣昌的头，赏白银三钱。”杨嗣昌气急败坏，派出大批官军到处追剿。
而张献忠起义军却行踪不定，忽东忽西，使官军捉摸不透。直到第二年正月，明军才在开县追上起义军。这时的明军将士已被拖得疲惫不堪，起义军却绕到背后，发起猛攻，全线崩溃，将领刘士杰被起义军杀死。
公元1641年，张献忠乘明军襄阳兵力空虚，率精锐部队直取襄阳。杨嗣昌在重庆得知消息后，连夜派使者传令，命襄阳明军严加防守。使者走在途中被起义军发现后抓了回来，并在他身上搜到了盖有杨嗣昌行辕的大印和文书。
张献忠安排他的义子李定国打扮成杨嗣昌的使者，带了几名“随从”和令牌、文书，大模大样地混进了襄阳城。混进襄阳城的兵士趁夜间人们安睡之际，分开在四处放火，惊醒了熟睡的百姓，顿时全城乱作一团，起义军趁机打开城门，大队人马赶到，一举攻克了襄阳城。张献忠一面派人打开监狱，救出被俘的兵士和家属，一面直奔襄王府，活捉了襄王朱翊铭，并下令将朱翊铭斩首示众。
襄阳一战，缴获了明军储存在那儿的大批粮饷兵器，又将襄王府金库里的十几万两银子分发给当地的饥民，老百姓们听说张献忠处死了恶贯满盈的襄王朱翊铭，都载歌载舞，杀鸡饮酒，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杨嗣昌在重庆得知襄阳的消息后，寝食不安，丧魂落魄地从四川又逃窜到湖北。脚跟还没站稳，又听说李自成起义军趁河南兵力空虚的时候，攻破了洛阳，并将福王朱常洵杀死。杨嗣昌如五雷轰顶，像丧家之犬，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便抽出战刀，刎颈自杀，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崇祯景山自缢
公元1627年，文盲皇帝朱由校死了，葬于德陵。他没有儿子，遗诏由他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便是大明王朝的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个皇帝崇祯。
崇祯帝很聪明，很有心计不轻意地相信别人，因而好独断专行，他很想搞好朝政，使朝纲振兴起来，但又不肯听取大臣们的意见，连皇后的意见也不听，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朱由检是个不走运的皇帝，他一登基就处在东边的大清国，西南面的起义军的夹缝中，如果他能听取大臣意见，能够任用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忠臣良将，也许还能挽救败局。然而他不听别人意见，自认为聪明，了不起，结果造成大错，把像袁崇焕、洪承畴那样的军事家，杀的杀了，降的降了，致使局面越来越糟，弄得国库空虚，义军蜂起，大顺军威胁京师。当时有人劝他迁都南京，有人劝他速召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回师勤王，他都迟疑不决。
直到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已兵临城下，他才在皇宫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现在南迁已经来不及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也没赶到。兵部点齐了城内的守军，一共还有5万多人。北京内城外城一共有15.4万多个城堞，守军全部上城，一人得摊3个，这能守得过来吗？再说也不能白天晚上连轴转呀！皇上没办法，只好在十八日那天，先下个《罪己诏》，承认以前都是自己不好，请老百姓原谅。接着又下诏停征“三饷”。跟着又下第三个诏书，乃是《亲征诏》，诏书说：“朕今亲率六师以往，国家重务悉委太子。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器械、骡马、舟车悉指军前听用。”还答应偿还“决不食言！”
十八日下午，李自成坐阵彰义门，开始对北京城全面进攻。
当天晚上，朱由检无法入睡。他登上皇宫后面的万岁山（即景山，又称煤山），遥望四面城外的满天炮火，他在山顶徘徊了一阵，回到乾清宫。吩咐太监把太子朱慈和另两个儿子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分送给外戚周氏和田氏家。这时周皇后走来，垂泪对朱由检说：“妾事皇上一十八年，一句也听不进去，致有今日。”说完便自杀了。
长平公主已经六岁了，她牵着父亲的衣襟，眼泪不停地流着。朱由检咬咬牙，叹口气说：“你为什么偏偏生在我家！”他把公主推开，拔出墙上的宝剑，左手用袍袖掩面，右手举剑砍去，砍下了公主的左臂。公主惨叫着摔倒了。朱由检还想再砍，但手软无力，只好作罢。这时他身边还有几十名太监，为首的是王承恩。朱由检手执三眼火铳，大家骑上马，拿着斧头，直奔东华门。守门的卫士不认识皇上，准备抵抗。一伙人只好又奔到安定门，但这座门已经封闭，无法开启。这时远处近处都传来喊杀声，太监们都丢下马匹逃散。朱由检也只得下马，看看身边就剩下王承恩一人。王承恩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朱由检问他：“你带笔了吗？”
“奴才随身带着。”
“好，你随我来！”
君臣二人又登上万岁山。朱由检见城内也已经到处是闪耀的火光，便脱下外服，要过王承恩的笔来，借着月光，在白缎衣里上写下了他的最后一份诏书：“朕自登基十有七年，东人三侵内地，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衣冠，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
朱由检把衣服挂在树上，将冠摘下，解散了头发，披在脸上，这才在山脚下的一棵树上自缢而死。王承恩对皇帝的尸体拜了三拜，吊在了另一棵树上。
崇祯皇帝直到临死，仍然不思自责，将国破家亡的罪责，全都推到众多文臣武将身上，而摆出一副代人受过的样子，其实，他自己的罪责最大。
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死了，北京被李自成攻破。传国276年（公元1368-1644年）的大明王朝覆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