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能改造环境，但也需要环境。
“四一二”大屠杀，与其说增强了他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成分，无如说加深了他对中国现实，尤其是革命问题的认识。现在，鲁迅确信，那些平时大叫“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而结果又叫“严办！严办！”的所谓“革命文学”，于革命倒是极其有害的。中国不需要廉价的颂歌。他决定继续其暴露文学的写作，因为惟有它才是战斗的，才能在一个专制的苦难的时代里教人清醒、愤怒、奋起抗争。但是广州不行，太恐怖了。战斗者必须懂得保存自己。最大的痛苦不是溺身于痛苦之中，而是找到了摆脱痛苦的出路以后却动弹不得。于是，他只好每天把自己关起来，整理一点旧作，算是慢慢等待，慢慢吃自己的灵魂。
最先整理的旧稿是《旧事重提》十篇，编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
在不到一千字的《小引》里，他两次提及时局的“离奇”和心绪的“芜杂”。他由离开中大而想及离开厦大，由头顶的飞机而想及在北京时奉军的飞机，无论是阔人的事业或是穷人的生涯，也都前后一样有着惊人的相似。他说：“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虽然自己相信进化论，而时间的长度毕竟不是标尺，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无限期地作恶性的循环。
广州的天气热得早，夕阳射进西窗，逼得他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他就这样伏在书桌上弄他的文字，有时候，便抬头看看桌面的一盆“水横枝”。
那是一段老树，无需泥土，只是浸在水中便有枝叶抽出，青葱得可爱。植物的生命是顽强的，然而，它赖以维持的大地是那般狭窄，给予是那般菲薄，怎么可能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呢？每想到那被压抑的生命，他心里便有一点凄怆的况味，所以写道：“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本来现在就不是整理旧稿的时候。
一天，山上正义来访。
山上正义笔名林守仁，日本作家、诗人和新闻记者。1926年10月，他以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的特派记者身份，来到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广州。今年2月，在鲁迅来粤以后不久，他曾有过一次访问。他是鲁迅的崇拜者，一直认为鲁迅是出色地生活着的中国人，中国文学的勇敢而顽强的引导者。
当此黑暗、血腥的时刻，出于对鲁迅的处境的关心，他又前来寻访了，自然也不无一点职业的好奇心。他想看看，这位已经隐蔽起来的战士，是不是依然保留着昔日傲兀的姿态。
比起大钟楼，这里窄小多了，但因此也显得更为谨严。最触目的是靠墙的一列书架，其上塞满了木板土纸的毛边书，主人就陷入这汉魏丛书和唐宋诗文等古书堆中，以毛笔楷书，默默地翻译随他一起从北京流亡到这里的德国童话《小约翰》。
两个人对坐着，彼此一下子找不出什么可说的话，大约都同时感受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正在这时候，窗外响起一阵急促的号声、口令声和脚步声。他们靠近窗口往下看，原来是一群工人模样的人举着“工会”和“纠察队”的旗子，从大马路上并排走过去。
电杆上，贴着很多标语，写着“打倒武汉政府”、“拥护南京政府”等等；下面，还有因为没有彻底剥光而残留着的“联俄容共是总理之遗嘱”、“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意义完全相反的标语。
“真是无耻之徒！直到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鲁迅果然忍不住说话，语调里包含着一种近乎冷峻、阴暗和绝望的东西。
山上正义不禁回想起初次会见的情景。
那时候，鲁迅初到广州，广州的文学青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欢迎态度，但接着就有人表示不满和失望了。他们所期待于鲁迅的，是要他作为一个实际运动的领导者，同他们一起走上街头，高声议论革命与文学或革命与恋爱的话题，同群众一起摇晃着旗子游行和演说。可是，出现在他们眼中的鲁迅，毕竟不是民元时代的中学教员，而是一位阅历丰富，在高唱三民主义的广州发现危机的严峻的观察家，一个既如饥如渴地追求着光明，又在那光明和学生们的轻率的喧声中预感到未来的黑暗和压迫的怀疑论者。
在大钟楼，山上正义曾问起对广州的看法，鲁迅回答说：“广州的学生和青年把革命游戏化了，在平和的环境里容易受娇宠，使人感觉不到真挚和严肃。倒是从经常处在压迫和摧残之中的北方青年和学生那里，可以看到严肃认真的态度。”
谈到革命文学问题，他还这样说过：“在广州，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尽管有喜悦，有兴奋，但是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
因为鲁迅说久未吃到日本的饽饽，山上正义就带他到英法租界沙面，从一家日本人的店里买了，带到珠江边上的一棵老榕树下，一边吃，一边听他说话。反映在他眼里的广州，乃是一个以独裁代替自由，以群众代替个性，以专政代替平等，以教条代替创造的地方，几乎到处都呈现出与政治宣传截然相反的事实。这不能不使他感觉困惑、焦躁、愤慨，但也分明留有一种很深的创痛。
他对外国朋友显得相当直率，而在公开的演讲里，就谨慎得多了。听着他那无顾忌的议论，山上正义立刻想到：他不会在广州长久呆下去的吧？即使想呆下去，也是无法做到的……
现在，他的种种议论果然得到验证了，而自己的判断，看来也未必是无谓的杞忧。山上正义发现，眼前的鲁迅消瘦多了，仍然穿着灰黑色粗布衫，头发显得特别长。他嘴里含着半截香烟，毫无笑意，不但没有一个预言家的自得之色，反而更加冷峻和阴郁了。
山上只是默默地听着，找不到一句可以安慰的言语。
在这以后，两人还见面交谈过几次。山上觉得，革命与文学，是鲁迅的两个基本视点。对此，他的观察十分独到，而且前后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他说：中国并没有什么新文学运动，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走向死灭。在连使用白话都被视为异端的土地上，是不会有什么文学建设的。
他说：在中国是不能靠搞文学吃饭的。在报纸杂志等没有得到发展机会的中国，就是写了小说也卖不出去。没有哪个书店会出版卖不出去的书。光是写没有出版希望的书，那就只能饿死。
他说：我的小说都是些阴暗的东西。我曾一时倾慕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今后我的小说大约也仍是些阴暗的东西。在中国，能够有什么光明的东西呢？
他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革命，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等词句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可悲的是，我们仅仅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
他并不打算写什么评论之类，说完也就算发表了。在充满着政治恐怖的日子里，能在房子里发发牢骚已经是一种福气，还想怎么呢！
神圣的悲愤，使山上正义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从这时候起，决心翻译他的最富有思想洞察力的作品——《阿Q正传》。记者发现，鲁迅早在十年前就预见了今天的事情，并从中道破了今天徒有其名的革命的罪过和失败的意义。
《小约翰》整理完成，他作《引言》道：荷兰海边的沙冈风景，单就本书所描写，已足令人神往了。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的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只是不见“火云”，时窘阴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这译稿的时候了。此书的开译和整理，均在大屠杀之后，这种巧合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慨。在这里，他既悲愤于世人的隔膜和都市的沉默，但又不甘沉没，傲然宣布自己的存在。他是说：只要不死，我仍然要战斗的！
其实，他从来未曾停止过战斗，只是在他看来，这种发牢骚的话算不得战斗而已。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话不能不说，又不能直说，只好转换为别种不同的方式。譬如写点引言或后记之类，再就是搞点翻译，让洋鬼子替自己发挥发挥。
他陆续译出几篇日本的杂文。其中，《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一篇还写了译者附记，表示同作者不同的意见。作者要书斋生活者和社会接近，使自己知道“世评”，从而改正种种偏宕的思想。他却以为这意思是不完全的，因为，首先得看怎样的“世评”。他说：“假如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则从他所发生的当然只有腐败的舆论，如果引以为鉴，来改正自己，则其结果，即非同流合污，也必变成圆滑。据我的意见，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或被逼死的。”在他看来，舆论是同社会现状密切相关的，它首先取决于权力者的思想，因此，“世评”这东西决不可靠。很显然，他是否定官方当前的各种政治宣传，提醒人们保持应有的批判意识的。
社会明明是腐败的社会，舆论也明明是腐败的舆论，但却不能实指，只能加上一个稳稳当当的“假如”二字来领衔。腐败呵！腐败呵！甚至连“自由”或“不自由”的话也都不能说，如果非说不可，那结果，也便说成了这么一个样子：“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噫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