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动荡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伙伴”胡适转向，“新伙伴”张东荪也转到了对立面。陈独秀的《谈政治》之中，点了胡适的名，也点了几个月前还在新渔阳里六号高谈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名。
就在《谈政治》刚刚发表，英国的一位名人受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叫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他成为名人，由于他同兼三种身份：他是道地的数学家，曾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三卷。他的“罗素悖论”对20世纪的数学产生过颇大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创立“中立一元论”，在当时被誉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他又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判刑下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赞颂。这么一位大名人光临中国，自然引起一番热闹。
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Guild，亦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亦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
张东荪是梁启超的“老伙伴”，一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同创“研究系”。当这位由梁启超请来的贵客前往湖南讲演时，张东荪便专程奉陪。
返沪之后，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11月6日，又发《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两文蓦地引起一番论战，空前的激烈。
与张东荪的论战，除了此前《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论政治》，早在1920年5月16日，《星期评论》第50号便已刊登署名汉俊（即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批驳了张东荪在5月7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一文，尖锐地指出张东荪“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算起来，这一回是第三次向张东荪开火，那火力格外的猛烈。
张东荪的文章刚一登出，马上引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注意，决定立即组织反击。因为他的文章鼓吹：“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行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就在张东荪文章发表的翌日——11月7日，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连发两文，批驳张东荪。两文的作者分别为望道（陈望道）和江春（李达），言辞空前尖锐激烈。
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那话火辣辣的，指出张东荪“转向”了：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
“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沈（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旧路吗？”
“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沈（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
李达的文章比陈望道更为尖锐，笔下毫不留情。文章的标题便叫《张东荪现原形》：
“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
“他作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时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总之，张东荪是文坛中一个‘迎新送旧者’。”
李达翻出张东荪过去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与张东荪的“新作”相对比，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了张东荪的“前言不顾后语”。
紧接着，11月8日，《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也亲自披挂上阵，发表《再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邵力子毕竟是报人，跟张东荪是同行，话说得温和一些，但摆出一层层道理向“东荪君”“请教”，“请东荪君仔细想想”。
二十多天后——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干脆把张东荪通盘端了出来，刊登了张东荪的文章和驳张东荪的文章，还刊登了陈独秀与张东荪的往来信件，共十三篇。陈独秀在这组文章之前，加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醒目标题。这一批判不仅仅只是批判张东荪，陈独秀还发表了致罗素的公开信，对这位“世界名人”进行批判，劝他不要“贻误中国人”——因为张东荪的文章中贩卖的是罗素的货色。
此后，李达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梁任公即梁启超。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当年中国的名人、张东荪的盟友梁启超了。
经过这番大论战，张东荪这个曾在新渔阳里六号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物，向右转向。1934年，他与张君励在北平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来改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不过，这个“国家社会党”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他便先后去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当教授。他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参议员。后来，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常委。
1949年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