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7年巴菲特的投资事迹传入中国后，市场对巴菲特的反映是趋之若鹜，甚至顶礼膜拜，但真正对巴菲特的投资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投资者并不多。许多人对巴菲特的了解仅来自于投资者之间只言片语式的“道听途说”，结果对巴菲特的投资思想不是机械照搬，就是断章取义。在投资出现失误以后，不是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认真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了巴菲特，进而对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产生怀疑甚至出现抵触情绪。
诚然，并不是巴菲特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科玉律，更何况国情不同，巴菲特某些具体的投资思想也并不都完全适用于我国的股票市场。全盘否认不对，不加区别地全盘接受同样也不可取。巴菲特最值得中国投资者学习的是他在投资时表现出来的超乎寻常的理性和他对自己制定的投资原则言出必行、始终如一的忠实遵守。
巴菲特的成功与他的独特和反传统的投资思想密不可分。他在总结自己的投资哲学时说，他的投资哲学来自于格雷厄姆的教诲，基本内容就是他时刻牢记的两个规则，规则之一：永远不要损失；规则之二：永远不要忘记第—条。
巴菲特说：“我认为，格雷姆有三个基本思想观点，足以作为你智力结构的基础，我无法设想，要想合乎情理地做好股票投资，除了这些思想观点你还能求助什么。这些思想观点没有一个高深莫测，也不需要数学才能或者与此类似的深奥知识，你应当把股票看成许多细小的商业部分，要把波动看做你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投资的最为重要的几个字眼是：安全边际。我认为，这些思想观点，从现在起百年之后，将仍然会被认做合理投资的基石。”
他同时还说，当适当的气质与适当的智力结构相结合时，你就会得到理性的行为。他多次忠告投资者，投资股票不要冒风险。否则就会给未来的成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巴菲特坐出租车的时候，经常被某些自认为“艺高人胆大”的司机吓得胆战心惊。有一次，在途中，车子的速度是每小时100公里，他忍不住请司机把车子慢下来：“突然碰到一个人甚至是一辆车怎么办？”“意外总是有的，走在路上也可能被楼上掉下的花盆给砸了。”司机说。“这可能是许多司机的想法。”人生有许多意外是避免不了的，可开车时若发生意外，很可能意味着毁灭，所以，尽管有时道路格外宽敞，我认为还是应该遵守路标规定的时速驾车。
巴菲特的投资哲学要点之一也是如此。他曾说过，从其导师格雷厄姆那儿学到的，主要就是投资的安全性。2000年证券市场发生的事情可以很好地来印证巴菲特的观点。
2000年上半年很是戏剧性。首先是朱利安·罗伯森的“老虎基金”关门让人震惊。而在前几年，很多机构投资者都十分羡慕“老虎基金”的业绩。同时，巴菲特掌管的柏克夏公司的股价从1999年到2000年的3月下跌了近一半，每股的账面价值增长率创下35年来的最低，仅为0.5%。
4月，美国股市开始大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近30%，而巴菲特在这个月中却赚了5.7亿美元。这样，他在4月29日的股东大会上免去了麻烦。因为据《纽约时报》报道，有一名股东原本准备用西红柿砸向巴菲特的。
就在前一天，与“老虎基金”同样大名鼎鼎的索罗斯“量子基金”也要消失了，老板索罗斯同时宣布该基金的管理人退休。“老虎基金”的失败在于投资所谓的传统股票，而这原本被认为是最安全的。“量子基金”的失败在于投资科技股，先是大赢后是大输。很明显，若我们还是执着前一阶段有关“传统股”和“新经济股”谁值得投资谁是泡沫，就没把握住问题的重点。
“在马拉松比赛中，你要跑第一的前提是必须跑完全程。”巴菲特经常用类似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投资风格。“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曾取得过投资市场这个马拉松的阶段性第一，但未跑完全程。
巴菲特从格雷姆在早期尤其是30年代美国股市大崩溃的挫折经历中，悟到了股市中形形色色的圈套。1919年，格雷姆才25岁，那天在他家附近的哥伦布广场上竖起了一个大霓虹灯。夜幕中先闪出“SAV”（萨吾），然后又闪出“OLD”（奥尔德），最后将它们拼在一起，便组成了“SAVOLD”（萨吾奥尔德）。格雷姆一打听，原来萨吾奥尔德公司准备将生产专利授予各州的分公司，而这些分公司也将一一上市。
果然，萨吾奥尔德公司的两个分公司相继上市，且股价表现出色，使得在—级市场买入这两家公司股票的格雷姆尝到了收获的喜悦。紧接着又传来了宾夕法尼亚州萨吾奥尔德也将上市的消息，但是这时母公司的管理层宣布改变以往的计划——这将是最后一家要上市的公司，且这家公司拥有纽约和俄亥俄州以外全国的生产经营权。这意味着最后的一次机会。格雷姆投入了6万美元申购。
其实这些都是公司管理层设下的骗局。当宾夕法尼亚州萨吾奥尔德股票规定的上市日期到来之际，突然之间，所有萨吾奥尔德股票全线下跌。格雷姆被搞糊涂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几个月后，萨吾奥尔德公司在市场上消失了，似乎根本没有存在过。
到这个时候，格雷姆仍对萨吾奥尔德究竟是怎样一家公司毫无所知，调查之后，他得出一个令人悲伤的结论：“萨吾奥尔德事件中唯一真实的，只有那座矗立在哥伦布广场上闪烁着公司名字的霓虹灯。”
很难想象这位后来成为“证券分析之父”的人物在年轻时是如此冲动和莽撞。但正是这次创痛，才让格雷姆和其后的巴菲特对投资圈的反复无常乃至卑鄙恶劣保持警惕，并进行了有力的系统的批判。他终于知道，在种种圈套与欺骗之后，企业内在的价值才是投资时真正可以考评的对象。
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先生在总结巴菲特投资哲学时。将其归纳为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时刻牢记一个企业的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是有区别的；第二，投资的基础是内在价值；第三，作为一个所有者去投资。
何谓“内在价值”？巴菲特的定义是：“它是一家企业在其余下的寿命中可以产生的现金的折现值。”而“账面价值”，顾名思义，便是通过会计方法记录在公司账簿上的价值。
巴菲特曾通过对大学教育作为一种投资形式的分析，来说明什么是内在价值。教育的“内在价值”（不包括非经济效益）的表述为“我们必须估计毕业生在他的整个一生中拥有这种教育所获得的收益估计值。这给了我们一个超额的盈利数值，因此必须按一个适当的利率将其折现至毕业日：这样计算出的收益等于教育的内在经济价值。”
如何计算“内在价值”，是每位投资者的必修课。当分析报告的结论是内在价值远高于市场价格时，就应买入；反之，则卖出。
如果投资者阅读不同分析师有关同一家公司的报告，会发现有关“内在价值”的评估结果相差悬殊。因为它取决于每个人对未来利率的变化和现金流量的估计，这两个变量有时会差别极大，更要命的问题可能是“公司余下的寿命”。由于每个人对企业内在价值的估测值相差悬殊，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内在价值”的估测顶多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它需要其他外在的调查和直觉。但牢记“内在价值”尤其是它与“账面价值”、“市场价值”有区别，有助于指导人们的投资行为。《格雷姆自传》曾讲述—个格雷姆利用“内在价值”与“账面价值”赚钱的故事。
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下今解散具有垄断性质的标准输油管公司，这个拥有31个公司的巨大联合体中，有8家公司脱颖而出。当时它们都是很小的输油管经营者，负责把原油从各个油田输送到炼油厂。但没有人了解这些企业的财务状况。它们公布只有一行字的“收入账”，记载着当年的净利润以及一份最简略的资产负债表。
有一次，格雷姆浏览了一份州际商业委员会（ICC）的年度报告，想从中得到一些关于铁路公司的详细资料。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他发现了输油管公司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格上注明这些数据“来源于公司上报给ICC的年度报告”。格雷姆很快搭上开住华盛顿的火车，到达ICC，进了档案室，查看这八个输油管公司1925年的年报。使格雷姆惊讶的是，所有这些公司都拥有巨额的最好的铁路债券。其中几家公司仅这些债券的价值就超过了其股票的全部市值。而且他还发现，油管公司总的业务规模较小，但利润率很高。公司根本不需要这些债券投资。以北方输油管公司为例，它每股股价仅为65美元，每股支付的股息是6美元。但公司每股股票包含的现金资产就多达大约95美元。在格雷姆看来，公司不应该把现金资产投资于债券，而是应该把这些资产的大部分派发给股东。
于是，格雷姆在市场上购买北方输油管公司的总共4万股股票中的2000股，使他成为继洛克菲勒基金会（持股比例大约为23%）之后的第二大股东。凭借股东身份，格雷姆向管理层提出了公司应向股东多派发股息的建议，并就公司从事与其财务需要无关的债券投资的不合理性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但管理层认为，他们比格雷姆更懂得输油行业。并且告诉格雷姆，要是不喜欢，可以卖掉手中的股票。
建议被否决后，格雷姆并不灰心。1927年1月初，他参加了北方输油管公司的股东大会，那次的与会者包括5名公司职员和格雷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司的年报还没有准备好，通过它的议程却已经完成，格雷姆再一次空手而归。
但格雷姆并不沮丧，反而准备了下年的作战计划。他一方面买入更多的该公司的股票，一方面利用了当时不为人知的情况：北方输油管公司注册地宾夕法尼亚州已通过法律，要求公司通过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这样，通过把所有的代理选票全部加投到一名董事上面，即使只有少数人支持的股东也能确保自己的当选。按照北方输油管公司的5名董事的小型董事会规模，只要有六分之一的股票代理权就可以选一名董事，只要有三分之一代理权就可以选两名。
格雷姆亲自向100股以上的股东游说，最终控制的代理权超过1.5万股。在1928年1月的公司股东大会上，格雷姆与3名律师终于让管理层屈服，通过了向股东多派发股息的议案。
一项合理化建议经历几次波折才被接纳，原因是格雷姆的持股比例没有达到控股的程度。这件事使巴菲特很受启发和教育。
早些时候，《商业周刊》曾有一篇关于巴菲特控股企业的报道。他给人的印象一半是个实业家，一半是个金融家：事实确实如此。虽然巴菲特认为控股或100%地收购一家企业与在市场上购买股票没有什么区别，但通过控制公司及管理层，他保持了自己的主动权，不必像格雷姆那般辛苦和被动。
巴菲特曾在柏克夏公司的年报中，详述过自己的收购战略：第一，对象是大公司，至少有10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第二，经过证明有持续盈利能力；第三，在少量举债或不举债时，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状况良好；第四，管理得当；第五，业务简单；第六，明确的价格。同时，他不会从事敌意收购，并偏向以现金方式收购。
除此之外，巴菲特还对这些标准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比如，他在第二条中就强调自己对“预测”未来不感兴趣，对“扭转”局面也不感兴趣。巴菲特似乎对“扭亏为盈”有种类似美国老兵陷入越战泥沼后的焦虑。
巴菲特的确有过自己的“越战”。巴菲特合伙公司在1965年买下柏克夏公司的控制权时，它的账面资产净值只有2200万美元，而且全都投在了纺织厂上。1967年，巴菲特又用纺织业务产生的现金收购了国家赔偿公司而进入保险业。随后，柏克夏的经营越来越多样化，纺织厂在整个公司中的比重逐步缩小。
尽管到了1978年，纺织厂已成“鸡肋”，巴菲特仍恋恋不舍：“一、我们的纺织厂在其所处的社区中是非常重要的雇主；二、管理人员在汇报问题时直截了当，在解决问题时劲头十足；三、在面对普遍的问题时，劳资双方合作顺利，关系融洽。相对于投资，纺织厂应当能产生适量的现金。只要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希望如此——尽管有更加吸引人的资金投向，我们仍会继续支撑我们的纺织品生意。”
1979年纺织厂还略有盈利。但是从那以后它就一直在消耗大量现金。到了1985年7月，巴菲特终于决定关闭工厂——自1980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50家纺织厂关门歇业。
巴菲特对此做了一个经验性总结：“一匹能数到10的马是杰出的马，但不是杰出的数学家。”“与此同时，一家能在本行业内富于效率的纺织品公司是杰出的纺织品公司——但不是杰出的公司。”
虽然巴菲特在纺织公司的投资上经受了挫折，但这时巴菲特对重点持有的可口可乐与吉列等大公司具有无与伦比的自信。他依据的是这些公司过去的辉煌业绩。在1996午的柏克夏公司年报中，巴菲特说自己正在研究可口可乐公司100年前的年报（1896年），而那时可口可乐刚问世约10年。当时的总裁坎德勒说道：“大约从今年3月1日开始，我们雇佣了10名与办公室有系统联系的旅行销售员，这样我们就几乎覆盖了整个合众国的领土。”当时可口可乐销售额才14.8万美元，到了1996年就已增至大约32亿美元，巴菲特对当时领导人的雄心与努力一直赞叹不已。而且，他乐观地认为，未来10年，这两家公司庞大的市场份额仍会增加，“所有的征兆表明，在下一个10年中他们会再创佳绩。”
巴菲特不是不担心“伟大公司的管理人员”会出错，尤其是当他们失去公司的基本目标时。“一次又一次，我们从导致管理人员的注意力离开正道的傲慢或者无聊的想法中，看到企业失去活力。”他知道，几十年前可口可乐曾培育过小虾，而吉列曾钻探过石油。“但是，那不会再在可门可乐和吉列出现，从他们当前和未来的管理人员来看，可以肯定这一点。”巴菲特强调在评价企业时，必须注重对企业历史的分析。但他也曾反复重申“不能仅凭过去看未来，否则图书馆管理员都是大富翁了。”
巴菲特年事已高，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他未来不会犯错误，事实上，1999年5月1日至2000年3月，他所持有的可口可乐在美国股市市值位居亏损第一的位置。而且，由于新兴市场对饮料的需求正处在一个相对饱和的时期：加之来自瓶装水、天然果汁等饮料的冲击（可口可乐并没有做出及时的调整），使可口可乐在几乎保持了20年7%的年收益率之后，1999年公司的全球销售额只增长了1%，而其营业利润猛跌20%，仅为39.8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长期持有可口可乐是否正确，显然是个深思的问题。但是，瑕不掩瑜，从100美元起家至今拥有超万亿美元的资产，这种在风险市场上近乎神话般的卓越成绩，足以为他的个人投资史画上圆满的句号。
他在投资上取得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他所坚持的投资哲学思想，他的投资哲学的核心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在有效回避风险的前提下去获取收益，通过安全边际约束和长期投资对短期股价变功风险的排除和过滤，把期望的投资增值建立在安全可靠的基础之上。这种安全第一、朴实无华的投资思想对许多投资者来讲并不陌生，但是，这正是我们许多人所忽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