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极高的文学天赋，但他的人生追求，首先不是成为一位文学家，而是要成为一个能够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他在少年时期，就通过读石介的《庆历圣德诗》了解了庆历新政的概况，对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这四位庆历新政中的“人杰”十分敬仰。但庆历新政失败后的二十余年间，无人再提改革之事，苏轼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非常不满，渴望社会改革。早有“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在其应制科考试时所进的《策进五篇》中就说：“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卤莽因循苟且之所取也。”力劝仁宗励精图治，革新政治。但当他为其父守丧期满，第三次出蜀入京时，正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轻气盛的宋神宗启用已久负盛名的王安石实行“熙宁变法”。
王安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农业、治安、科举等各个领域推行一系列新政，而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他将社会上“有立法之弊”和“有用人之失”的问题归结于新政本身，并写下了《上神宗皇帝书》，洋洋万言，全面批评新法。他的意见不但没有被神宗和王安石接受，相反，王安石的圈子里有人就暗中罗列一些不实之词弹劾苏轼。据《宋史·本传》载：“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由于没有拿到过硬的证据，未能整治苏轼，但苏轼已深感处境危险，自己难于在朝廷自安，于是力求放外任。不久，即出为杭州通判。此后又知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和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由于他对新法不满，在地方官任上又看到新法所产生的弊端，于是一些批评、讥讽之语，屡见于其诗文。“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dǎn）、何正臣摭（zhí，摘取）其表语，并媒蘖（niè，借事诬陷构罪）所为诗以为讪谤”（《宋史·本传》）此三人断章取义，整了苏轼的材料，以诋毁新法的罪名，于元丰三年（1079）在湖州将苏轼逮捕，入御史台狱，欲置之死地。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汉代的御史府中有柏树，常有乌鸦数千只栖息于其上。故御史台又称“乌台”。由于缺乏过硬的罪证，加上宋神宗的怜爱，连已退休的王安石都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因此得以出狱。苏轼于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入狱，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在狱历时一百三十天。这次的结案判词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周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团练副使已是闲散官员，又明令他不许办公，可见处罚还是很重的。
此后苏轼又任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十岁的哲宗继位，由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不赞成新法，启用旧党，司马光、吕公著等入朝主政，全面废除新法。旧党认为苏轼在新政时期遭受诬陷，于是调其入京，颇受器重。“曾未周岁，而阅三官”。不到一年，三次升官，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但此时旧党实行“元祐更化”，全盘废除新法。作为朝廷近臣的苏轼，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新法中的“裁减皇族恩例（限制皇族特权）、刊定任子条式（人才任用）、修完器械、阅习旗鼓（加强武备）”等措施不应废止，对新法应该“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这又与司马光等人产生了重大争议，受到程颐等人的猛烈攻击。司马光死后，旧党分裂加剧，斗争激烈。苏轼深感自己难在朝廷立足，于是又故伎重演，以臂疾请求出知外郡。遂于元祐四年（1089）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又分别出知颍州、扬州和定州。其间曾两次被短期调京任职，以元祐七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出任端明殿学士翰林院学士充礼部尚书，为其平生最高官职。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变质的新党上台，章惇、吕惠卿等人执政。苏轼又被当作旧党要员加以排斥和迫害。绍圣元年（1094），他们以苏轼起草诏诰“讥斥先朝（神宗）”“语涉讥讪”的罪名，先后将苏轼贬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县），又于绍圣四年再贬为琼州（今海南省）别驾，到了当时荒僻之至的天涯海角。直到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才于靖中建国元年（1101）北归，不久病逝于常州。
可见，苏轼的一生，正好掉在了新旧党争的夹缝之中，而苏轼本人又性情刚直，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新党执政，他不苟合，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旧党上台，他反对全盘否定新法。他不会见风使舵，不愿意苟合取容，所以他早晚都是持不同政见者，都处于和执政者对立的地位，备受两党的排挤与迫害。
自古文人多坎坷，但坎坷之多，莫过于东坡。东坡一生宦海浮沉，可谓大不幸；然正因如此，才成全他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又可谓不幸中之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