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敦煌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汉以来一直受到各民族政权的高度重视，使其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华戎交汇的重要经济区。随着这一区域的不断发展，庄园经济亦如内地一样蓬勃兴起，由此而出现了许多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正如王重明先生所言：“颇有稍显于两汉三国之世者。”特别是在五凉时期，由于中原板荡，唯河西独安，敦煌的世家大族，以张氏、宋氏、氾氏、阴氏、索氏为代表，或建立政权，或佐霸主，或仕中朝，成为当时河西政治舞台上一股异常活跃的政治势力，“是封建社会及其制度、文化在中国西部最强硬的捍卫者”。对诸凉政权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本文拟以五凉敦煌著姓氾氏为典型，通过考述其渊源、仕宦，以及与诸凉政权的关系，来进一步揭示敦煌著姓的一般特点。
一、敦煌氾氏的渊源
关于敦煌氾氏的渊源，正史无载，唐林宝《元和姓纂》和清代张澍先生所辑西凉刘昞《续敦煌实录》对所记敦煌氾氏亦未进行考证，唯敦煌文书中S1889号《敦煌氾氏人物传》为此提供了相关的信息。此卷首全而尾残，共九十七行，计氾氏姓源人物11人，起自帝喾，至于十六国前凉氾瑗。据此文书载：
氾氏之先，出自有周，帝喾之首裔也……
武王受命，封弟旦于周，故《春秋左氏传》曰：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享国者七子，凡是其一焉……
当是，其国于周之世，常为诸侯，遭秦乱避于氾水，遂改为氾焉……
中间遗漏，绝灭无依。自氾教已下，至于氾璜，氾毓之徒，虽传芳已久，绝而不录。成帝御史中丞氾雄，直道见弹，河（和）平元年，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代代为生，遂为敦煌望族。
由此可知：（1）敦煌氾氏并非敦煌土姓，是由中土辗转迁徙而来。（2）氾氏之姓最初起自周凡伯所封凡邑，战国末为避战乱，迁至氾水，遂改为氾姓。（3）氾氏家族在济北生活了约两个世纪，到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迁至敦煌。
氾水和卢县在今山东境内。据《水经注》卷7《济水》：
氾水西分济渎，东北经济阴郡南……又东合于荷渎，昔汉祖既定天下，即帝位于定陶氾水之阳。
《汉书·地理志》“济阴郡”条：
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
同书“泰山郡卢县条”：
卢，都尉治，济北王都也。
氾水是济水的支流，在山东曹县北四十里，与定陶县交界。济北郡，东汉始置。由于氾氏在济北生活的时间很长，因此济北卢县就成了氾氏的郡望。《广韵》卷2“凡第二十九”云：“氾，国名，又姓，出敦煌、济北二望。”如《晋书·氾毓传》：
氾毓，字稚春，济北卢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
后来敦煌的氾氏也皆系济北。如P3718号《后唐河西释门故僧政范（氾）和尚海印写真赞并序》：
和尚俗姓范（氾）氏，香号海印，则济北郡寺门首净禅公之贵泒矣。裕相膺胎，时为龙沙人……俗望济北，释内精姘。
P2482号《氾府君图真赞并序》：
晋故归义军节度使内亲从都头兼左厢马步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济北氾府君图真赞并序。
《陇西李氏再修功德碑》：
亡妣氾氏，大夫人龙沙鼎鼐，盛族孤摽，庭训而保子谋孙，轨范而清资不乏，承建家业，荐累代而扬名阀阅，联绵长绪，帝王之室，今乃逝矣，佳誉存焉。
S2113号5V《唐沙州龙兴寺上座德胜宕泉创修功德记》：
敦煌县尉兼管内外都支计使御史中丞济北氾唐述。
P3556号《归义军应管内外都僧统氾和尚邈真赞并序》：
和尚俗姓氾氏，香号福离，泽风祥，敦煌人也。
另俄藏F.32A记有：
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氾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入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
至于在汉成帝河平元年，氾氏从济北迁徙敦煌的原因，《敦煌氾氏人物传》言汉成帝时御史中丞氾雄，“直道见弹”而遭贬迁。氾雄之人史无明载，其获罪遭贬之事更是无从考证。但据姜伯勤先生介绍，池田温先生曾对这件《敦煌氾氏家传并序》残卷进行考证研究，认为氾雄在汉成帝河平元年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不是历史史实。池田温先生是著名敦煌学家，其研究必有其精细考证，应为信然。不过《广韵》卷2“凡第二十九”又云：“汉有氾胜之，撰书言种植之事。子辑，为敦煌太守，子孙因家焉。”氾胜之为西汉著名的农学家，汉成帝时为议郎。据此亦可推断，大约在西汉末，济北氾氏一支徙居敦煌，此后经过代代繁衍，遂成为“冠盖西土，朱紫腾名”的敦煌望族。
至5—10世纪，敦煌氾姓人物不仅频频见诸各类史志文书，而且聚族而居，形成许多村落，如氾家庄、氾法律庄、氾都知庄、氾押衙庄等，广泛分布于敦煌各乡里，如龙勒乡都乡里、悬泉乡宜禾里、慈惠乡、神沙乡、洪润乡、平康乡、效谷乡等，成为敦煌名副其实的大姓之一。
二、五凉敦煌氾氏的仕宦
据S1889号《敦煌氾氏人物传》、《续敦煌实录》、《汉书》、《晋书》和《十六国春秋补辑》，在北魏之前，有姓可查的氾氏人物约22人。这些人物或以为官从政，或以德行超众，或以学术见长而被著录于史籍。其中仅在诸凉政权中为官从政者就达半数以上。现将其仕宦分列如下：
氾瑗，晋时辟主簿治中别驾从事、护羌长史；前凉张轨时为股肱谋主，中都护。
氾腾，前凉张轨时征之为府司马，固辞不受。
氾毗，永兴二年（305年）除郎中、酒泉令、大宰参事，封乐安亭侯，张轨时辟治中别驾。
氾昭，张轨时辟为从事，后迁主簿。
氾漫，张轨时拜临津都尉，张玄靓时以佐命之功，封安乐亭侯，拜凉兴令，后为湟河太守，加凌江将军、转振武将军。
氾续，张轨时任昭武令，张重华时迁小府参军，转右军都尉。
氾袆，前凉张寔时为左长史。
氾存，前凉张骏时都官从事，后擢为儒林郎中。
氾德瑜，西凉李暠时封宁远将军，任西郡太守。
氾称，西凉李歆时任主簿。
氾隽，北凉亡后随沮渠无讳据高昌，以常侍身份奉表诣建康，贡献方物。
从上述敦煌氾氏的仕宦简况可以看出：（1）在前凉、西凉、北凉政权中，敦煌氾氏都有成员担任重要官职。特别是在前凉政权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氾氏家族的成员，势力较强。（2）在后凉、南凉政权中没有发现氾氏家族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两个政权是少数民族酋豪建立有关。像南凉鲜卑秃发氏，虽长期生活于汉族文化圈内，比较熟悉汉文化，也懂得昌明文教以争正朔的道理。但他们更擅长于东征西讨，而视“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致使“礼容弗被，声教斯阻”。因而以“学经通理”、“博学属文”著称的氾氏家族也就不可能真正为之所重用。而在西凉时，由于李暠本人就是一个“通涉经史，尤善文艺”的儒生，十分清楚文教兼设在政治统治中的妙用，更离不开这些以儒学传家的敦煌氏族们的支持。因此，敦煌的世家大族，包括氾氏、宋氏、江氏等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是很自然的。
三、敦煌氾氏与诸凉政权的关系
两汉以来，随着河西经济区的兴起和发展，豪强地主势力日益壮大起来，一大批讲究门望的世家大姓在河西各地形成。同时，中原的许多世族为避战乱，亦纷纷迁入河西。河西遂成为世家大族避难的乐土。这些世家大族一方面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维系着日益遭受战乱而濒临崩溃的河西经济，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自己阶级的代表来管理地方，借以保护自己。因此，在整个十六国时期，凡在河西建立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与当地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心理因素上都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深深认识到，要想建立政权，稳固统治必须紧紧依靠这些著姓势力。因此，诸凉统治者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或在建立政权之后，往往都通过“拔贤才”等各种政策招徕河西的大姓入仕于朝，并委以重任，扩大其统治的政治基础。
前凉政权的创立者张轨，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后，就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氾瑗，字彦玉，西晋时为主簿，治中别驾从事，后被任命为护羌长史来河西，深得张轨器重。张轨曾对其左右说：“（瑗）此真将相才，吾当与其济世难。”氾瑗遂成为张氏集团的核心人物，官至中都护，为张轨创立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永兴二年（305年）六月，东羌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张轨为抑制其势的扩张，打着“戮力勤王”、“宜惩不恪”的旗号，遣氾瑗亲率二万大军前去征讨，迫使韩稚归降。未几，氾瑗被乱军所杀。但正是由于像氾瑗这样出身名门的世家大族的大力支持和忠心拥戴，才使张轨得以“威著西州，化行河右”。
张轨死后，其继承者为巩固其统治，依然牢牢依靠当地的世家大族。敦煌氾氏家族的成员在前凉政权中，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张寔在位时的氾祎，任左长史，曾以刚直而出名。张骏在位时的氾存，屡陈时政损益，深得张骏嘉赏，擢为儒林郎中，“亲宠要官”。张玄靓时的氾漫，曾在张瓘与张祚的争权斗争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瓘辅政后，以佐命之功被封为安亭侯，拜梁兴令，后又迁为湟河太守。由此可见，尽管前凉政权交接频繁，但每一任统治者背后都可看到氾氏成员的影子，特别是在政局发生变动时，他们往往会显现出来，以其固有的实力和声望，对政权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隆安四年（400年），敦煌太守李暠在以敦煌著姓宋氏为代表的西州大族的拥戴下建立了西凉政权。在其分封的一长串官员名单中，几乎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著姓世族，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要职。敦煌氾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氾德瑜被封为宁远将军、西郡太守。很显然，西凉政权对这些世家大族的依赖程度比及前凉政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决定了西凉李氏政权的一切决策必须以世家大族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作为当时“荐累代而扬名阀阅，联绵长绪”的敦煌氾氏而言，其对西凉政权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北凉沮渠氏和南凉秃发氏兴起后，西凉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威胁，而后主李歆又滥用民力，用刑过严，致使国家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敦煌的世家大族为保全自己，维护其拥戴起来的地方割据政权，纷纷上表陈述其治国振兴之道。其中以当时担任主簿的氾称的建议最具见地。他在分析了西凉国衰民贫局面的原因后指出：
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辄自同子弟之亲，是以不避忤上之诛，昧死而进愚款。愿殿下亲仁善邻，养威观衅，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以清俭素德为荣，息兹奢靡之费，百姓租税，专拟军国。虚衿下士，广招英隽，修秦氏之术，以强国富俗。待国有数年之积，庭盈文武之士，然后命韩白为前驱，纳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长驱可以饮马泾渭，方南面而争天下，岂蒙逊之足忧！不然，臣恐宗庙之危必不出纪。
氾称的建议虽未被昏庸的李歆采纳，西凉政权最终如氾称所欲言的那样很快被北凉所灭。但他的精彩议论可谓远见卓识，切中时弊，足见其高深的政治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
总之，敦煌的世家大族对诸凉政权的影响从氾氏身上可见一斑。他们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显赫的社会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当时的政局。凡割据政权的一切重大决策，必须首先考虑到这些世家大族的利益，一旦触犯，就意味着政权即将失去赖以存在的根基。综观五凉政权在河西的统治，其中也不乏有所作为的统治者，如前凉张轨、西凉李暠、北凉沮渠蒙逊，他们为振兴河西经济和文化，稳固其统治，也曾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却唯独没有抑制豪强、打击门阀之举措。相反却以各种手段吸纳他们参与到政权中来，为其统治服务。因此，诸凉政权的各个方面都带有极其浓厚的著姓政治的色彩，他们的兴衰与著姓的支持与否是密切相关的。
四、从敦煌氾氏看敦煌著姓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世族地主都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成为集地主、官僚、乡绅为一体的一个特殊阶层。而由于社会环境、地理条件、民情风俗等因素的影响，地处西陲的敦煌氾氏和中原、江南的大姓望族相比，又有其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其他敦煌著姓身上也同样体现出来。
第一，崇尚儒学，弘扬学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遂成为封建文化的主体，崇儒谈经之风盛极一时。但至东汉末，由于中原纷扰，“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延及西晋末，北方陷入分裂，割据势力纷纷而起，中原一片逐鹿之声，强暴代替儒雅，武功代替文治，“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封建统一王朝的解体和社会动乱使传统的儒学遭到很大的冲击而在中原丧失殆尽。而这一时期孤悬塞外、相对安定的河西却成为学者名流们的渊薮，中原许多以经学传家的世家大族纷纷避难于河西，在诸凉政权敦崇儒学、振兴文教、昌明学术的政策引导下，著书立说，开馆延学，培养门第，弘扬儒学，加之河西作为中西交通的要冲，大量西学的东渐首先在这里驻足，又为儒学的发展振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河西遂成为当时儒学的特盛之地。因此敦煌的世家大族大都明儒通礼，以经学著称。以氾氏为例，如氾续，“有名称，博学有才”。氾祎，“少好学，事师司空索靖，通三礼、三传、三易、河洛图书、玄明究算，历性高义。”氾毗，“清素有节行，学经通礼，好之然诺之言。”氾存，“刚鲠峻直，博学属文。”氾咸，“弱冠以苍梧太守同郡令狐溥受学，明通经纬，形不苟合。”氾昭，“弱冠以贤良同郡索袭寄业，善属文，与武威段遐论圣人之道，甚有条理。”氾绪“敦方正直，尝于当郡别驾令狐富授《春秋》、《尚书》。”他们与当时其他以“经学传家”敦煌大族如索靖、宋纤、宋繇、张湛、刘昞、阚骃、江式等一样，为十六国时期河西儒学的繁荣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清廉俭约，敦朴务实。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整个士风都发生了与前代不同的变化，“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许多以“经术传世”的世家大族放弃了原有的立世之本转而趋玄，追求虚无缥缈的人生梦境，放纵人性，宣扬“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生活。同时，东汉中期以后，崇尚奢靡、追求豪华的生活方式亦侵蚀着上流社会，崇尚口腹之欲、攀比富贵、故寻风雅成了世家大族的时尚。而这一时期河西的世家大族却表现出与之不同的境界与风尚。
首先，面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他们本着务实向上的态度，积极地参与到割据政权的政治生活中，努力找寻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借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因此在诸凉政权中他们始终占有很显赫的地位。至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他们又以名流世家身份纷纷应召步入平洛，为拓跋氏政权的巩固和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次，敦煌的世家大族很重视自身修养，清正廉明，朴实节俭。如氾氏人物氾毗“清素有节行”，为官清廉，体恤百姓，时人为之颂曰：“穆穆安乐，高才硕德，行为世轨，言为物则，雅秀西州，声扬上国”。氾咸，“轻财好施，俸禄虽丰，而家常不足。”氾昭，“在职清平，好理枉屈……刚毅亮，有二鲍之风”；氾绪，“本以清廉著闻，莫敢有交私者。”这些品德也同样在敦煌其他世家大族身上体现出来。诚如西凉主李暠所言：“此郡世驾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郡。”
第三，崇尚武功，骁勇善战。自古以来，河西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以及长期深受“胡风”习染和频繁战事的影响，民风剽悍，尚武之风盛行。“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正是这一风尚的具体体现。至十六国时期，由于天下纷乱，战乱频繁，为了保家自卫，这种风尚表现得尤为突出。河西的世家大族作为地方势力的代表，更注重于修习武功，研习军事指挥技艺，大都文武双全，有一定的军事才能。敦煌氾氏也不例外。如氾瑗，前凉张轨时为中都护，曾奉命率军征讨韩稚。氾毗因讨虏有功，被封为侯；氾绪辅佐张瓘兴兵于枹罕，率军北突固都，被封为加陵将军。氾德瑜为西凉的建立东征西讨，屡建军功，被封为宁远将军。其他的世家大族如宋氏、索氏、令狐氏等亦都是“西土冠冕”，其中的宋繇曾是李暠的得力干将，主管西凉军政事务。如宋配、宋混、宋澄皆前凉干将，统领军事，“屡立战功”。索苞“有文武才”，“每征伐克敌，勇冠三军，时人比之关羽。”索孚“善射，十中八九。”他们都是五凉时期著名的将领，为诸凉政权的统一和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敦煌世家大族“尚武”的习俗与当时江南的世家大族“屈志戎旅”，武将“故不为乡曲所称”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现出西部边疆特有的地域风气。
综观敦煌著姓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与南方世家大族相比，精神上更为充实，现实生活更具朝气和进取心。因此，随着十六国割据局面的结束，这些世家大族带着自己的传统家学和自己固有的西部特色从河西走向中原，给北朝文化注入了新活力，为隋唐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