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北周权臣杨坚废黜周静帝宇文阐自立，建立隋朝，八年后又一举消灭了偏居江南的陈朝，从此结束了中国自西晋末以来270多年分裂割据的局面，又一次实现了大一统的历史壮举。隋朝建立后，为进一步解除来自于北方、西北的突厥和吐谷浑的强大威胁，进而开通西域，安抚诸夷，保障丝路贸易，将河西作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全力以赴进行经营。在此过程中，不断加强河西的民政建设，完善边防保障体系；大兴屯田，发展农牧；开展互市，繁荣民族贸易，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了河西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解除西北边患，保障河西安全
隋朝建立伊始，其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是相当严峻的。一方面原北周宗室诸王和地方势力桀骜不服，相继起兵反抗；另一方面，江南的陈朝亦乘机兴兵攻击。尤其是自西魏以来，崛起于北方和西北地区的突厥、吐谷浑等草原民族不断侵扰内地。这些反隋势力，以东北的高丽为主谋，东西勾结，南北呼应，形成了一股包围对抗隋朝的强大军事伏流，严重威胁着隋王朝的安全。581年，隋文帝灭陈后，实现了南北统一。然而，北方草原民族所结成的反隋军事同盟依然存在。当时“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其中，突厥和吐谷浑最为活跃。
突厥早在西魏初年大破柔然后，占据了北方草原“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的辽阔地域，并不断向中原发展，以致出现了“中国惮之”的局面。北齐、北周时，鉴于突厥势力强大，两国曾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突厥可汗佗钵得意的夸耀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北周灭北齐后，突厥数次入寇边塞，578年冬，佗钵率部“复寇边，围酒泉，大掠而去”。隋立国后，突厥势力更为强大，“控弦之士四十万”，时常“悉众为寇”。文帝开皇二年（582年），突厥自固原进犯，对包括河西在内的西北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危害，以致“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
吐谷浑在西魏末崛起于西北，“其地东西三里，南北千余里。”吕夸可汗时，势力日盛，“寇抄不止，缘边多被其害。”西魏大同中，吕夸通使于东魏，为凉州刺史史宁所败。其后，吕夸率部复寇凉州，刺史是云宝战没，西魏派贺兰详、宇文贵率兵讨之，大破吐谷浑。北周时，吐谷浑发生内乱，势力减弱，遂朝贡于北周。隋朝初年，吐谷浑再度复兴，断绝朝贡，屡犯边地。隋平陈之役的胜利给吐谷浑以很大震慑，致使“吕夸大惧，遁逃保险，不敢为寇”。开皇十七年（597年），伏允被立为吐谷浑主，乃遣使入朝，以表臣服。然而吐谷浑仍然图谋不轨，蠢蠢欲动，虽“朝贡岁至，而常访国家消息，”成为隋文帝挥之不去的心腹之患。
与此同时，突厥和吐谷浑还相互勾结，合谋连兵攻隋。开皇三年（583年），突厥与吐谷浑同时发兵凉州，抄略边民。之后，“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之事接连不断，致使隋朝“军旅数起，转输劳敝”。此外，广阔的西域也被突厥、吐谷浑所控制。他们“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不但阻断丝路交通，而且挟制西域诸国进犯河西，“数来扰边”，“大为寇略”，直接影响到隋王朝在西北统治的稳定。
面对来自周边诸强敌的威胁，隋文帝深谋远虑、审时度势，首先采取了“内绥外御”政策。对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增强国力，巩固统治；对外修筑城防，驻屯军队，加强边备，积蓄力量，不失时机地出兵突厥和吐谷浑。后随着隋朝国力的逐渐增强，文帝转又而采取了“离间北夷”方针，即长孙晟所提出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试图瓦解其军事联合，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经过一系列的外交努力和军事进攻，终于使突厥内部分裂，东突厥启民可汗内附，吐谷浑迫于压力亦转而朝贡臣服。但是，文帝时对突厥和吐谷浑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并未从根本上解除来自这两大劲敌的威胁。一方面，突厥启民部与吐谷浑之间的联姻关系仍在暗中进行，小规模的骚扰行动依然不断；另一方面，西突厥仍称雄于辽阔的西域，势力还在继续膨胀。
至隋炀帝继位后，国力空前增强，“户口兹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于是，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下决心彻底解除外患，进而开拓西域，畅通丝路。针对突厥貌似强大而内部矛盾复杂的局面，隋炀帝继续奉行“离强合弱”策略。对东突厥启民部通过几次声势浩大的北伐，以强大武力相威慑，迫使启民诚心归附。而对西突厥则采用攻心战术，派使者游说处罗可汗，晓之以利害，离间其与启民部的关系，终使处罗“流涕再拜，跪受诏书”，“遂遣使入朝。”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途中，又采纳裴距建议，利用西突厥酋长射匮求婚于隋的时机，挑拨射匮兴兵攻打处罗，处罗兵败退入高昌。处罗见大势已去，遂请入朝。从此，西突厥势力大大衰落，无力再与隋抗衡。
针对吐谷浑，隋炀帝采取了以夷攻夷和武力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大业四年（608年），裴距鼓动铁勒，大破吐谷浑。迫使吐谷浑伏允可汗遁入西平境内，遣使请降。炀帝遂派杨雄率军出浇河，宇文述出西平迎降。然伏允在中途畏惧隋军兵盛，率众西奔。于是宇文述领兵追击，大获全盛，伏允被迫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大业五年（609年）五月，炀帝在西巡途中，又以兵攻击伏允所居之地覆袁川，伏允惧歼而率残部逃亡党项，“余烬远遁，道路无壅”，从此一蹶不振。吐谷浑的失败，使西域各族受到极大震动。伊吾吐屯设主动向隋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高昌麴伯雅等先后入朝。隋在吐谷浑地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谪发天下轻罪之人实边戍守。从此，包括今青海和新疆南部等广大地区正式纳入了隋王朝的版图。
隋朝对突厥、吐谷浑的对策及军事胜利，终于解除了困扰隋朝安全的西北边患，不仅拓展了疆域，保障了丝路的畅通，而且也为地处西北要冲的河西地区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力地保障了河西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加强政权建设，选派良吏治理
随着西北及河西地区安定环境的出现，隋王朝开始着力加强河西地区的行政建设。
河西自东汉末以来，长期处于封建地方割据势力和游牧民族政权掌控之下。两汉时期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随着中央政权的频繁更替和割据势力的沉浮消长而处于频频变更之中。以汉代在河西中部所置张掖郡为例，曹魏时增设西郡和西海二郡，但撤销了张掖、居延二属国。其中张掖郡辖觻得、昭武、屋兰三县，西郡辖日勒、删丹、仙提、万岁、兰池五县，西海郡辖居延县；西晋至前凉时期，张掖郡辖永平（觻得易名）、临泽（昭武易名）、屋兰三县，西郡、西海二郡辖县仍旧；前凉张骏十二年（335年）分置建康郡，辖表氏、乐涫二县，张祚时置汉阳县；张玄靓时以汉阳县地设祁连郡，辖汉阳、祁连二县；张天锡时置临松郡，辖临松县。前秦时期，今张掖境内设张掖、西郡、西海、建康、祁连和临松六郡。后凉时，其辖域除上述六郡外，又在临泽置临池郡、屋兰置西安郡，皆隶属凉州。北凉前期，段业建都建康，沮渠蒙逊建都张掖期间，均兼凉州牧，此间凉州辖有张掖、西郡、西海、建康、祁连、金山、临松、临池、西安、酒泉和凉宁十一郡。北凉中期，北凉建都张掖期间，张掖为凉州、武威为秦州。迁都武威后，凉州移置姑臧，张掖改置秦州，辖张掖、临池、西安、西郡、临松、祁连、金山、西海八郡（前建康、酒泉、凉宁划归新置的沙州）。北魏前期，凉州移置张掖，遂称西凉州；张掖郡移治番和。太平真君五年（444年），郡县改设军镇，西凉州辖武威、敦煌、枹罕、鄯善四镇，张掖军隶属武威镇。北魏后期，改镇为州，张掖继续保持西凉州建制，辖张掖、西郡、临松、建康、酒泉五郡。西魏至北周时，改西凉州为甘州，辖张掖（临松、西郡并入张掖郡，领永平、山丹、兰池、万岁、仙堤、金山六县）、建康（领表氏一县）和酒泉（领福禄、安弥、乐涫三县）三郡。
由此可见，在隋统一以前，整个河西地区行政区划的变更和管理体制调整是十分频繁和紊乱的。这对于中央王朝而言，显然不利于加强统治和管理。时人杨尚希所言：“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多官少，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大为小，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遂罢天下诸郡，并大为小，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炀帝时又改州为郡）。对河西地区，隋王朝充分考虑当时的军政形势及河西传统的行政区划特点，设立了武威、张掖、敦煌三郡。武威郡治姑臧，领姑臧、昌松、番和、允吾四县；张掖郡治张掖，领张掖、删丹、福禄三县；敦煌郡治敦煌，领敦煌、常乐、玉门三县。自此，河西的行政建制得以确立和稳定。这一健全稳定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河西驻军组织互相补充，改变了长期以来河西地区行政废弛、隶属迭更的局面，有利于河西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
在加强河西政区建设的同时，隋王朝还十分重视河西地方官吏的选用。有隋一代，涌现了一批在河西为官，强干精明、尽职尽责且政绩卓著的地方官吏。他们或以“颇有干局”而著称，或以“执操清洁”而简拔，或以“晓习边事”而称誉朝野等，为河西经济开发作出了积极贡献。
裴矩（548—627年），字弘大，河东闻喜人，“及长好学，颇爱文藻，有智数，学涉经史，颇有干局”。隋初任内史省给事郎，后被任命为民部侍郎，旋即改任内史侍郎。大业初，“西域诸番，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炀帝即命裴矩到张掖主持互市。裴矩在张掖任职期间，充分利用河西胡商云集的便利条件，倾心结交西域官商，注意了解各国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服饰礼仪等，同时还翻阅了大量的图书典籍，积累了丰富的文字和口头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图文并茂的《西域图记》三卷并上呈隋炀帝。《西域图记》记载了当时西域44国的具体情况，分析了西域的形势，提出了经营西域的宏伟方略。最早明晰勾勒了从丝路咽喉敦煌出发到达西海（地中海）的北、中、南三条道路。裴矩的这项工作，为炀帝开放河西，经略西域，进而实现“混一戎夏”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裴矩根据炀帝赋予其“将通西域，四夷经略”的重任，以张掖为中转站，用优惠条件招引西域使者和商贾到内地，“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在炀帝西巡前夕，裴矩又前往敦煌，派遣使者到西域之高昌、伊吾等地，邀请各国国王、使节、商贾到中国内地参观访问。在他的悉心联络下，西域各族经河西到长安、洛阳者络绎不绝，极大地促进了内地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此同时，在隋与突厥、吐谷浑的斗争中，裴矩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深谙夷狄之事的卓越才干，多次向炀帝建言献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终于使强大的突厥和吐谷浑先后内附，维护了河西及周边地区的安全，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樊子盖，字华宗，庐江人，出生于官僚世家。炀帝即位后，任命其为凉州刺使兼武威太守。上任之时他就表达了“愿趋走关庭，万死无恨”的决心。在河西为政期间，统筹全局，因地制宜；廉洁奉公，不徇私情；招抚诸夷，宽猛相济；勤政爱民，奖罚分明，“以善政闻”于朝野。大业三年炀帝称赞说：“子盖干局通敏，操履清洁，自剖符西服，爱惠为先，抚道有方，宽猛所得，处脂膏不润其质，酌贪泉岂渝其性。故能治绩克彰，课最之首。”号召官吏向他学习。大业五年炀帝西巡河右，再次下诏曰：“武威太守樊子盖，执操清洁，处涅不渝，立身雅正，临人以简。威惠兼举，宽猛相资，故能畏而爱之，不严斯治。实字人之盛绩，有国之良臣。”樊子盖为政不仅受到隋炀帝的褒奖，而且也赢得了河西民众的衷心拥戴。他调离河西数年后去世，“会葬者万余人。武威民吏闻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颂德”。
贺娄子干，字万寿，世居关右，“少以晓武知名”。后因战功显赫，赐爵钜鹿郡公。开皇元年（581年），吐谷浑寇抄凉州，贺娄子干以行军总管随上柱国元谐出兵迎击，大获全胜，得到文帝褒奖。当时，文帝“虑边塞未安”，即命贺娄子干镇守凉州。在凉州任上，贺娄子干多次击败突厥、吐谷浑的进犯，保障了河西的安全。他还针对政府为解决军需“转输劳敝”而下令“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的片面作法，提出了符合当时边塞形势和适宜河西特点的方案。他上书文帝说：河西“土旷人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力，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皆请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侯，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侯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他的建议得到了文帝的首肯和采纳，从而及时调整了在河西片面强调屯垦的做法，保证了河西经济开发的正常发展。《隋书》评价他说：“子干西涉青海，北临玄塞，胡夷慑惮，烽侯无警，亦可有称。”
除此之外，还有曾担任凉州总管，“严警烽燧，远为斥侯，虏亦素惮其名”的乞伏慧；和镇守河湟数年使吐谷浑远遁，保障丝路畅通安全的大将刘权等。其他“有慧政”于河西的官吏更是频见于史书。这些良吏明臣都以苦心经营和开发河西为己任，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安抚百姓，勤政清廉，从而保证了中央政府对河西经济开发决策的及时调整和付诸实施。因此，在隋朝开发河西的过程中，这些地方官员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大兴屯田，发展畜牧
河西自西汉大规模经营开发以来，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曾一度出现过“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的盛世局面和有户71210，口280211的隋以前人口最高纪录。其中，屯田在河西开发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河西地区的屯田自西汉开其端，历经东汉、曹魏、十六国及北魏等，成为中原王朝和河西地方割据政权经营河西、巩固边防、发展地域经济的传统方式。
隋统一后，为解除北方各草原民族的侵扰和威胁，解决边防军需“转输劳敝”的困难，继续大规模开展屯田。首先是健全屯垦制度，在尚书省工部尚书之下设屯田侍郎二人，专掌全国的屯田事宜。“缘边交市监及诸屯监，每监置监、副监一人”，至于各地方的屯田，则分别有司农寺及郡县管理。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即令赵仲卿等在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正式拉开了在北方广大地区屯田的序幕。赵仲卿在总统长城以北军屯事务的过程中，严明军纪，严格执法，保证了屯田取得了巨大成效，“由是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
隋朝在长城以北全面实行军屯的同时，又在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开展以民屯为主的屯垦，借以解决军需供应。然而，由于当时河西地旷人稀，边境未宁，农业劳动力极其有限，营田活动开展以后，虽出现了“广为田种”的景象，但其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反而造成了“获少费多，虚役人力，卒逢践暴”的局面。对此，镇守凉州的贺娄子干上书朝廷，建议河西屯田“不可广佃”，“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应根据河西的特点，实行农牧并举，军民联防的形式，保障河西安全，发展当地经济。文帝接毅然接受了贺娄子干的建议，改变片面发展屯田，转而强调农牧并重，从而有力促进了河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炀帝时，伴随着对突厥、吐谷浑军事征服的节节胜利，隋王朝的疆域也进一步扩展。为就近解决军需，河西地区的屯田规模越来越大，屯田形式更加多样，屯田的效果也愈加显著。当时以河西为基地向四周拓展，“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大业四年（608年），炀帝联络铁勒部共击吐谷浑，大获全盛，伏允被迫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隋朝在这一地区“置郡县镇戍之，发天下轻罪徒居之。”实行移民实边，屯田积谷的固边政策。次年，炀帝西巡途中，再次打败吐谷浑残余势力，威震西域，伊吾吐屯设主动向隋献西域数千里之地。炀帝于是在这里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并令刘权镇守河源积石，“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为保证屯垦劳动人手，又“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刘权留镇西境，戍边五载，“诸羌怀附，贡赋岁入”。屯垦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尽管隋代河西地区的屯垦首先是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而实施的，它以军屯为主，民屯为辅，生产带有军事强制性，很大程度上显现出战时经济的特点，不利于整个河西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隋代在河西的屯垦，使大片的荒芜土地得到了垦殖和经营，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军队的生产和大批罪犯谪发河西，增加了农业劳动力，保障了河西各项生产的正常进行，推动了河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大规模屯垦的开展，其收获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地军需开支的巨大压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军民沉重的馈运负担。河西的屯垦，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各民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隋朝在河西进行大规模屯垦经营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畜牧业的发展。河西冬温夏凉，水草丰美，具有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自古以来就以畜牧业发达而著称，素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美誉，历代政权都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并取得了巨大成效。隋朝建立初，由于突厥、吐谷浑的不断侵扰，河西畜牧业受到极大的破坏，曾出现过“六畜咸尽”的严重后果。对此，隋朝一方面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怀柔相结合的策略，抵御和遏制西北两大劲敌的威胁，确保河西安全。另一方面，完善畜牧业尤其是马政管理，将河西作为重要的战马供应基地，以适应西北战事的需要。当时，隋朝将全国重要的官营牧区设在包括河西在内的陇右。陇右牧除管辖诸牧区之外，还设有骅骝牧、二十四军马牧、苑川十二马牧等，陇右牧总监“视同五品”。在此基础上，隋政府又采纳贺娄子干农牧并举的建议，充分发挥河西居民“勤于稼穑，多畜牧”的特点以及“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的传统，大力发展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
河西地接西域，是西北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地区，具有引进优良家畜品种的便利条件。大宛、乌孙、波斯、突厥等地的优良畜种，往往被引入河西。隋代最著名的波斯马与吐谷浑马的杂交马种——青海驄，就是最先由河西地区而引入的。家畜品种的引进和改良，提高了畜种品质，为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史载，开皇年间，隋文帝曾命驾部侍郎辛公义检查诸马牧、所等，最后获得马匹10余万。作为隋朝畜牧业重要基地的河西，所牧养的马匹自然不在少数。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至张掖，在焉支山召见西域二十七国国王，举办大规模贸易盛会，武威、张掖一带“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河西家庭畜牧业的发展。直到隋末，“盗贼四起，道路鬲绝，陇右牧马，尽为奴贼所掠”。说明陇右地区的畜牧业在整个隋代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隋代对河西畜牧业的经营适应了当地经济开发的客观需要，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这一时期畜牧业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并非一帆风顺，加之隋立国短祚，畜牧业的发展未能显示巨大的效应，但它为唐代畜牧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失为河西畜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四、发展民族贸易，注重文化交流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必经之道，西汉时期，这里的民族贸易就已初具规模。“使者相望于道”，“胡商贩客，日款塞下”，正是河西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随着中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河西地区的民族贸易日益发达。即使在十六国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交往也并未中断。然而自西魏以来，随着突厥、吐谷浑的崛起，丝路交通被阻断，严重影响了中原与西域各地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往。隋统一全国后，为确保河西民族贸易顺利进行，树立隋朝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河西的民族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首先，多方收集信息，了解交通和西域各国情况，为发展对外交流提供决策依据。大业三年（607年）炀帝派裴矩到张掖主持对外贸易。裴矩利用这一条件，与西域各国商人密切交往，“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成《西域图记》三卷，上奏朝廷。此书不仅记载了当时西域各国的基本情况，总结了历代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而且还详细勾勒了从敦煌至西海（今地中海）的北、中、南三条道路。被誉为是“中国最早的一本通商指南或商业地理文献”。为隋朝清晰地了解西域各国的情况，发展对外关系，提供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其次，由政府派专人主持互市，采取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各国商人、使节到内地进行经贸文化活动。隋炀帝曾先后两次派裴矩到张掖“监诸胡商互市”。裴矩在张掖通过各种方式与诸国商人、使节密切接触，“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并派使者前往高昌、伊吾等地，“啖以厚利，召使入朝”。通过裴矩的热情联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经河西到长安、洛阳者络绎不绝。这些过往商客，沿途各地都无偿为其提供食宿，以至于使所经郡县“疲以迎送，靡费以万万计”。他们到内地后，往往被邀请参加各种祭典、娱乐、文化和商业活动。大业四年（608年）八月，隋炀帝亲祭恒岳，“裴矩所致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大业六年（610年）正月，诸蕃酋长、使节、商人齐聚东都洛阳。隋炀帝为宣扬国威，炫耀富庶，于端门街举行盛大的百戏娱乐活动，“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又约邀诸胡商人入丰都进行贸易，命丰都商人“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借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值”。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流。
再次，隋炀帝亲巡河西，安辑诸夷，在张掖举办规模盛大的国际经贸文化交流会。大业五年（609年）六月，炀帝在结束了对吐谷浑的战事后，西巡至张掖，登临焉支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在道旁参见。炀帝乃令各国国王及使节“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又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皆督课之。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同时，炀帝还陈设了一种可以拆卸组装的活动宫殿——观风行殿，与各国国王和使节一道升殿宴饮，“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所谓九部乐即：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礼毕乐，乃大业年间炀帝所定。其中除清乐、高丽乐、礼毕乐外，其他六部乐均是十六国以来自西域各国传入，经炀帝时整理，定为宫廷乐，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域与隋密切的文化联系。这次交易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内容之丰富、人数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充分展示了隋王朝的国力，显示了对外开放、包容四海的气魄。
隋代以互市为主要内容的河西国际贸易盛况“是东汉以后数百年间从未有过的”。它客观上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刺激了河西商品经济的繁荣，加强了河西与中原河湟和西域各地的联系，扩大了河西的对外影响。通过河西互市，河西的张掖、敦煌、武威等成为隋及唐朝国际贸易的都市和中原王朝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带动了河西经济的全面发展，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农牧并举、工商兴旺、户口增殖、文化交流活跃的繁荣局面，并为唐代河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原名《隋代经营开发河西述论》，载《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