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个非常强调创新的国家。前不久，吴作栋总理便设了个“创意学堂”，请来外国专家传授窍门，让部长和政府机关的高级决策人士学习创新。新闻刊登后，坊间有人认为，新加坡不应光注重商业上的创意，不能光以多快好省才称得上创意，希望政府能在各方面培养创意人才。
新加坡要在21世纪仍然站在世界国家的前沿，无疑需要各方面的创意人才，文化和艺术更是不可忽略。然而话说回来，对政府和决策层来说，体制上的创意却仍然最为关键，因为创意是需要整个牡会支持的。
近年出版的《吉尼斯发明史》一书，开卷的一章阐释“发明的艺术”，便指出科技发明需要有社会保障。
“创意来自灵感！”这是人人都会说的—句话。但《吉》书说：有了主意仅仅是一个开始，要想成功地做一项发明，还必须将理想变为现实。“这里可能需要有相当大的运气成分，还可能需要多年的艰苦工作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同时，也需要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保障。”
根据《吉》书所列出的历来发明项目，东西方比较是相当明显的。中国人的创意主要来自古代的“四大发明”，即火药、罗盘、造纸术和活字印刷；而近代发明却几乎清一色产生在欧美国家。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人有欠天分，究其因，关键其实是在社会结构：发明家得到谁的喝彩？发明出来的东西是为谁造福，是王室、贵族的少数人，还是造福人群？
翻开英国学人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技史，便发觉自古以来炎黄发明家其实不算少。可是李约瑟生前曾经表示，钻研越深就越发令他不解，中国人为什么那样后劲不继？其实这说明了，发明不等于灵机一动而已，发明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互相推动的关系。首先，新发明需要已经得到证实的概念作根据，而且也需要旧发明所提供的背景条件；产品发明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产权的归属问题。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Fxtison，1847—1931）可说是个典型的例子。爱迪生之所以成为世界最伟大发明家之一，固然同他与生俱来的素质有关，但也脱离不了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
爱迪生常对他身边的人说：“天才不过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再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他发明电灯，当然与锲而不舍的精神分不开。为了寻找适合灯丝，便试验了数千种材料；为了试制一种新的蓄电池，便失败了8000次，然而，爱迪生的每项发明，却也离不开各种技术、组织结构和设计的结合，这样的结合甚至成为了社会的复杂系统。
电灯泡是真空的，所以爱迪生需要抽取真空的设备。泡内的灯丝当然也须要有人制造。电灯发明出来了，黑夜并不就此辉煌起来，因为仍然需要发电机供应电源，把电线网路铺设起来，并连接到各家用户去。此外还有各类技术性、行政性、杂务性的工作及人事管理，结合为一个混合系统，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吉》书提到在世界发明史上，爱迪生还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因为在他之前，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个个体的一次性的行为，而爱迪生把发明变成了一种商业活动。他在新泽西建立了车间，保证发明工作的不断进行，并将一项发明得来的资金立即投入另一个项目的开发。当职工人数增加到150人时，他掌握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实体。
爱迪生其实是发明家也是企业家，他在55年内被授予1000多项专利，包括电灯灯泡、效果更佳的电话筒、发报机、电影摄影机。虽然他在——生中也遭受各种打击，例如十多岁时的一次事故使他逐渐失去听觉，曾卷入专利权的长期诉讼，1914年的大火烧毁了他七间工厂等等。但他最终成为千万富翁，并掌管着他的公司直到80岁为止，生前被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
从爱迪生的一生看来，伟大发明家的出现背后便是一个健全的社会结构。由此看来，微软公司主席盖茨（Bill Gates）成为世界首富，也应该是这个社会传统的延续。
另外还想说明一点，就是科技发明与物质生活有关，成效很容易便被看出来，赚钱不赚钱也有数据可寻。但文艺创作的评估就复杂得多了，一个人得诺贝尔文学奖，全球便众说纷纭，几乎演变成两大冷战阵营。
谁的作品比较杰出？才高八斗九斗，到底要怎样看出来？作品出来后，要怎样投入市场？市场又怎样保障原创者的权利？
就以最起码的文艺管理工作来说，文化机构的决策人须要如何充当相马的伯乐，怎样挑选他的吹拉弹打，组成创作班底？复杂啊！不过，这也说明了文艺创新其实也是种社会活动，也需要健全的体制去管理，比起科技发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任何政府都无法“制造”具有创意的国民。属于精神层面的创作活动，政府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执政阶层所能做到的，相信也只能是提供适当的决策，鼓励创意，也允许失败，并经营起一个让创意得到公平奖赏的社会结构。基于此，一个力求创新、能够跟上世界潮流的人才队伍，应该也是值得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