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属于后来居上的追赶型国家。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迄今130多年的近现代史是一个崛起的历史过程。如果再仔细划分，可以将其看作两个发展阶段，或者称作两次崛起，一次是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次是战后至今。看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崛起，不仅要看它的综合国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更要看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此，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叙述日本崛起的历史过程，而是以其崛起过程中国家目标定位为线索，重点分析它在各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战略选择及形成该战略的内在因素。日本的两次崛起，从国家目标定位来说，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都是由争取民族独立到追求地区性大国地位，再到追求世界性大国地位。但其使用的手段有很大不同。第一次崛起主要依靠武力扩张，而第二次崛起主要依靠经济扩张。目前日本正处在第二次崛起的第三个阶段，即正在向世界性大国迈进，日本未来将走什么样的道路，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世纪中叶，13本处于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之下，并且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一方面，幕府政权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及一整套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日本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为了扩大国外市场不断用武力叩击日本大门。1853年美国海军少将柏利率领一支舰队开到日本，以大炮相威胁，要求开埠通商，限期一年答复。次年，柏利又率10艘军舰和2000名陆战队驶入江户湾，再次叩关。迫于压力，幕府于1854年3月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条约，对美开放下田、函馆等港口。随后，英、法、俄、荷等国也援例强迫日本订立类似条约。1858年美国又强迫日本订立不平等条约，确认美国在日享有治外法权，降低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接着，英、法、俄也强迫日本订立了同样条约。面对幕府的腐朽统治、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以及看到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悲惨命运，日本一些进步人士开始担忧国家的前途，思索日本的出路。于是，在1868年终于爆发了“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从此，日本民族踏上了国家崛起的历史征程。
明治政府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外部面临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内部新旧势力并存，国家向何处去尚来不及考虑，更谈不上提出国家发展总体战略。明治天皇在维新初期发表了五条誓文，其中提到，“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等等，可以看做是明治新政府的内政外交主要纲领，但内容极为空洞，缺乏可操作性。直至明治维新10年后，明治政府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日本的国家战略才形成基本轮廓。从明治政府成立到1890年第一次帝国国会召开，是日本民族第一次崛起的第一阶段。其国家发展的重点是改革国内体制，建立民族工业，创建现代军事制度，对外开展全方位和平外交，以和平方式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阻止西方列强对日本的进一步渗透，其国家目标定位是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发展的最大目标是“图存”。
一、开展和平外交，周旋于列强之间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认识到，必须首先解决西方列强在幕府时期强迫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否则日本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明治维新的第二年，维新政府首席大臣岩仓具视在《关于外交、财政及开拓虾夷》的长篇意见书中明确地说：外国军队驻扎日本、外国人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等乃是日本的耻辱，必须废除，必须保持民族独立。随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收回了美国在天皇政府官布成立后从幕府手中非法取得的东京横滨铁路建筑权和经营权，制定了《矿法须知》，禁止外国人攫取矿权，要求英法撤出在横滨的驻军等等。对于不平等条约，明治新政府本想予以废除，但考虑到列强的压力，又觉力不从心。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积贫积弱，新政府尚需要获得列强的承认，还不能公开与列强决裂。而英、意、法、荷、美、俄等强国虽承认明治新政府，但仍希望维持幕府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明治政府审时度势，认为在当前时期，只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对不平等条约进行修改，而不能采取强行废除的方式；通过修改条约，取消“治外法权”，取消议定关税，实行关税自主。1869年2月，明治政府试探性地通告各国驻日公使，提出修改条约的意向，但均遭拒绝。
1871年，日本政府建立专门负责修约的机构，着手起草方案。同年11月，派出以岩仓俱视为正使的庞大使节团，历访美、英、法、比、荷、德诸国，耗资百万日元，费时1年零9个月，结果到处碰壁。弱国使节，想靠谈判来使殖民主义者放弃特权，当然是幻想。不过，这次出使虽未能修改条约，却在促使明治当权者改变世界观、制定扶植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痛感国家贫弱之可悲，深知只有自身迅速富强，才有可能真正平等独立。
此后历届政府都把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工作的中心。从1876年起，日本政府改变策略，决定分两步走，先收回“税权”，再交涉“法权”，并以废除出口税、保证进口税率不高于缔约各国现行进口税率等为条件进行交涉，但仍没有结果。
修约谈判真正取得突破是在明治维新20年后。此时，日本国力增强，态度逐渐强硬，同时各列强之间矛盾尖锐。英国为拉拢日本，于1894年与日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及附属文件。这个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把片面的最惠国条款改为相互对等，改定了一部分税率n其后，各国相继与日本签订了新约。1899年，日本取消了外国人在日本的居留地；1911年，日本完全恢复了关税自主。
在推动和平外交、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开始构建自己的亚洲战略，即争取将邻国纳入西欧国家体系，以势力均衡保障国家独立。1871年9月，明治政府与中国清朝签订了《中日友好条约》。这是近代日本第一个平等条约。条约的第一条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个条约没有片面的“利益均沾”等最惠国条款。两国商民可以在相互开放的口岸进行贸易，但均不得进入对方内地。两国商货进入对方口岸须照对方关税税制纳税。两国可以在指定口岸互设领事。显然，这个条约与当时欧美各国强迫中日两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同，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如果能够执行，是有利于两国睦邻友好的。日本与大清帝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有两个目的：一是加强日中合作，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避免过分依赖欧美国家，有利于日本展开修改条约谈判。当时的大清帝国虽然已经衰落，但仍然是亚洲大国，至少在军事上比日本强大。与大清帝国联合，可以增加日本对西方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中日合作论是由岩仓等“内治派”推动的，在他们看来，国内的近代化建设乃是当务之急，要与列强保持力量平衡，中日合作是绝对必要的。二是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推动中国国内改革。在近代化上比中国先走一步的日本企图通过向中国“输出革命”的方式，促使中国与日本建立合作关系，以此来加强与列强的对抗。同时迫使朝鲜对日开国，甚至对欧美国家开放，在加入西欧国家体系的同时，构建日中朝三国地区性国际秩序。当然，按日本的设计，新的三国关系自然是由日本掌握主导权。但从历史事实来看，日本的这种战略构想只是一厢情愿，日本与中国清政府不仅没有实现合作，而且很快就围绕朝鲜半岛的主导权问题陷入了激烈的竞争，直至最后兵戎相见。
另一方面，明治政府的和平外交方针也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的对外扩张主义的挑战。明治维新的骨干成员大多具有对外扩张意识，明治政府成立不久，他们的对外侵略主张即开始蔓延。幕末维新志士以吉田松阴为代表，其爱国主义都伴随着封建武士的侵略扩张思想。1855年，吉田松阴在狱中就提出要“蓄养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收琉球”，“取台湾”，把失之于美俄者（指被迫与美俄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偿于朝鲜和中国。明治维新的主力成员有许多是吉田松阴的学生，他们受到吉田松阴思想的巨大影响。侵略扩张意识在日本一些旧武士中十分盛行，而且他们大都是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幕府政权倒台后，庞大的武士阶层不仅在政治上失势，而且生活上也陷入困境，他们希望通过对外扩张，为自己找到出路。
18世纪东亚的国际环境与西欧不同，在欧洲是列强并立，相互争夺，而东亚则是以中国清朝为宗主国，其周围小国大多为其附属国，属于朝贡关系。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认为，朝鲜作为中国的属国，只对中国开放，而对日本采取锁国政策，这种状况限制了日本的对外发展与扩张，也不利于日本与近邻国家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列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有两种选择：一是将朝鲜纳入西欧国家体系，容忍西方列强特别是沙俄染指，同时借此削弱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在东亚构成新的势力均衡，以保证日本国内改革在稳定的外部环境下进行；二是通过征服朝鲜，构成新的“大国”，单独与列强对抗，要求朝鲜对日“开放”，确保国家独立的外部环境。但究竟采取哪种方式，明治政府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围绕朝鲜形成了“外征派”与“内治派”的对立。1869年，“外征派”代表人物佐田白茅在向政府提出的征韩建议中列举了以下四点理由：一是朝鲜拒绝与日本修好，拒绝对日开放；二是法、俄、美等国均有染指朝鲜之意，不能容许彼等先取；三是征韩所获资源可助我富国强兵；四是征韩可平抑不平士族的情绪，利于我内部稳定。当时的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则从对抗沙俄向朝鲜半岛扩张的角度支持“外征”，他发出警告说：“俄国北侵库页岛，西占朝鲜，将对我维新大业构成极大隐患。”而“内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岩仓俱视等认为，当前日本的中心任务是完成对国家体制的变革，加强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在对外事务中不宜采取强硬路线，日本所处的东亚国际环境也不允许日本采取强硬外交方针，在列强环伺之下。对朝取强硬态度，只能导致武力冲突，引起列强的军事介入。由于“内治派”占据了政府要津，“外征派”的主张遭到政府的否决。
1873年，明治政府重要成员之一的西乡隆盛借岩仓俱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新官僚势力”集体访问欧美之机，决定采取强硬政策，向朝鲜“问罪”，以逼迫朝鲜对日开放，并借此平息武士阶层因利益受损而对政府产生的不满。岩仓使节团在国外了解到这一重大事件后，立刻回国，强烈反对。两派的争论最终演变成一场战争，失势的西乡联合不平士族发动了叛乱，但最终被政府军镇压，西乡自杀身亡。
实际上，向朝鲜扩张几乎是整个日本统治集团的一致主张。“内治派”与“外征派”的分歧主要是策略和步骤上的不同，是“先内后外”还是“先外后内”，是何时扩张和以何种方式扩张，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在“外征派”被压制后，明治政府选择了不冒太大风险的舰炮外交手段，借朝鲜动乱之机，迫使朝鲜与其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日本在朝鲜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日本自身在争取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却强迫亚洲邻国与自己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尽管日本的对外扩张性在明治维新初期已有所表现，但从总体上来说，此时的日本在总体战略上是将争取国家独立、提高综合国力放在优先地位。明治初期日本的东亚战略并不是要主控朝鲜，其战略目标也不是与大清帝国争夺朝鲜主导权，而是通过签订条约，争取使朝鲜对日开放，摆脱大清帝国的控制，纳入西欧国家体系，在东亚构成新的势力均衡局面，以此保证日本的独立。
二、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建立独立国防力量
19世纪最后30多年是日本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帝国主义就是垄断，就是战争，就是分割世界。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欺凌，给日本以警示。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外来压力下，日本民族才走上了崛起之路。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领导人的想法是：要免遭中国的命运，就必须有近代化的陆海军，必须有“战略性工业”。于是，日本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就同军事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了一起，这也决定了后来日本工业发展的形态。
明治政府成立后，接管了旧幕府所属关口制造所、长崎制铁所、横须贺制铁所和石川岛造船所等军事工厂，至1877年完成对这些工厂的改造，在此基础上形成两大陆军兵工厂（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和两大海军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筑地海军工厂），并将萨长等藩所建火药厂、集成馆等隶属其下。至1884年，这四大兵工厂的职工人数达到6136名。幕末时期，日本兵工厂只能修配，到1880年前后，东京炮兵工厂已成批制造步枪。这些兵工厂不仅生产枪械，也是日本国产机械的主要生产基地。
在军事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军事力量的建设也在稳步扎实地实施。1869年，新政府接收了旧幕府的4艘军舰，海军建设从此起步。陆军自1871年创立，以萨摩、长州、土佐的藩兵1万人为基础，设置东京、大阪、九州、东北4个镇台。作为中央组织，1870年设兵部省，1872年取消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陆军扩充兵力，在全国扩大为6个镇台，总兵力增至31680人。海军舰艇17艘，总吨位13822吨。明治初期的军备，因国力虚弱，与列强相差极远，属国内警备型小规模军队。
兵部省设立的第二年即提出实行军事改革方针。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少辅河村纯义和西乡从道联名上书天皇，从国防目的、国土守备、军事力量建设、沿岸防御、想定敌国等几个方面，提出五项建军方针：一是军备的目的由国内镇压转为对外防御；二是采用常备和预备相结合军制，实施国土防卫，实行征兵制；三是重视沿岸防御，在战略要点上建筑沿岸炮台；四是建立陆海军教育机构，完善兵器生产和后勤机构；五是军备优先于诸政。1871年创立的海军则将自己的任务定位在对外防御上。海军在其《关于建立海军的建议中》说：“断然阻止沙俄南下，迅速建设强大海军，使朝鲜成为我之属国，进而前进至中国西部，压制俄罗斯。”
新政府虽然接受了军方的建议，但实际上，其军队依然是国内镇压型，军队建设由国内镇压型转为国土防御型尚有一段成长过程。1872年，政府制定了镇台条例，将国内镇压和外敌防御规定为镇台的两大基本任务。
明治新政府成立10年后，国内政治形势基本稳定，日本开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其军事力量建设也开始全面展开。1878年起，日本仿效德国的体制，实行军事改革，把陆军省的参谋局扩大为参谋本部，设参谋总长，其地位与太政官平行，可以直接上奏天皇，下达军令。自此，军令权脱离政府，军令机构凌驾于政府之上，逐渐形成“统帅权独立”。参谋本部成立后，以武官、留学生等名义，派桂太郎、小川又次等来中国，对清政府兵力等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写成《邻邦兵备略》。1880年11月，山县有朋把这本书进呈天皇，在奏文中，他痛陈列强环伺，“狼贪虎视”，弱小各国被鲸吞蚕食之惨痛历、史。他特别指出，清政府养兵百万，土地人口等于整个欧洲；然而，兵多不强，等于无用，外敌一入侵，即土崩瓦解，被迫订城下之盟。山县强调日本必须把加强军备放在第一位。他说：“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而国民之劳力可积，国民之富贵始可守。”
三、提出“脱亚入欧”理论，逐步走上扩张主义道路“明治维新”是因外国势力的入侵而引发的，而“明治维新”的最重要目标在于对内争取统一与富强，再以统一与富强对外争取平等独立，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而跻身强国之列。民族主义几乎是当时日本国民普遍的理念。在外部危机日益强烈的情况下，如何建设新日本？如何从当时已有的政治理念中选择日本未来的政治体制？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建设富强的日本，还是通过强兵和对外扩张来达到富强的目的？这些都是明治初期日本知识分子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课题。明治维新后的头20年是日本知识分子的理论探索时期，围绕日本未来应走的道路，形成了各种思想流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归纳为三种对立的理论派别，即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和平主义、主张侵略大陆、强兵富国的扩张主义和主张渐进改革的现实主义。
和平主义也被称为理想主义，其领军人物是明治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他在其代表性作品《日本之将来》（1887年发表）中分析了日本选取未来社会途径的条件，主张日本应走和平道路，效仿美国和法国建立民主政体，通过发展生产建设一个平等和谐的平民社会。德富苏峰首先将一国的生活分为“武备机关”和“生产机关”两种要素，认为两者是相悖关系，互相消长，武备机关发展则生产机关缩小，国家权力将归于少数人之手，从而形成贵族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政治形态，多数人民将成为被压迫的对象。相反，如果生产机关得以发展，武备机关必然缩小，多数人民将形成巨大力量，遂可构成生产性的、平民的和平社会。他认为，“战争内含有自灭的性质”，生产机关与武备机关在本质上互不相容，生产机关发展，武备机关势必缩小，战争的可能性也因而减小。德富苏峰在总结欧洲资本主义兴盛经验的基础上，认为“今日世界，兵需依靠富才能维持，但富不需靠兵来维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生产力便不能获胜。他批判封建幕府统治的日本社会是“大野蛮大压制的社会”，日本的落后恰恰是“武备机关膨胀的自然结果”。由少数贵族统治的武力中心社会向多数人民参与政权的产业社会转换才是当今的世界大势。他认为，前者是以战争为手段的损人利己的游戏，而后者是通过贸易产生的双赢，将给世界带来和平。因此，德富苏峰将日本未来社会形态定位于生产力的发展。“日本的未来应该成为生产国，从生产机关发展的必然之理，自然会成为一个平民社会”。至于对外来侵略，德富苏峰主张采取非武装和平主义，暂不与列强争一日之短长，应以不畏牺牲的民族精神对付之，“用正义战胜之”。
明治初期日本思想领域斗争的基本结构是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和平主义倡导者基本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其思想与自由主义理论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例如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倡“天赋人权”，其“一人独立即一国独立”的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由是国家独立的基础，反对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国家专制，主张建立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平民社会。提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神田孝平则主张实行贸易立国。他认为，在西方列强压力日甚的情况下，“只有武备方能卫国。但整顿武备的费用又不得不取之于民，取之于民多则民怨，取之于民少则武备无由整顿，因而，若要武备既能整顿，人民又能心服，只有实行商法，扩充贸易”。和平主义的理论观点，在19世纪末日本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时代曾风靡一时，得到了多数明治维新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支持。
扩张主义也被称为侵略主义或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思想可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丰臣秀吉时代，当时已有向大陆扩张、迁都北京的宏大计划。后在德川幕府锁国政策下，日本的帝国“雄志”消沉一时。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思想家出现后，帝国主义思想再度恢复。此后，桥本左内、吉田松蔭、佐久间象山等幕末思想家皆为帝国主义的倡导者。本多利明在《西域物语》中主张侵占桦太（库页岛）、满洲。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主张先并吞满洲，进而将中国全域化为日本郡县，再把日本势力扩充到东南亚及印度。吉田松蘑主张，先责朝鲜纳贡，后北割满洲，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桥本左内主张，与沙俄平分满、韩，扩张版图。但这些帝国主义思想家的战略安排因与幕府政策相悖而成纸上谈兵。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大都反映在对国家形态的构想上。明治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对内推行国家主义，争取政治统一，对外消除不平等条约，对外扩张意向尚不十分明显。但在当朝知识分子中有许多帝国主义的信徒，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这就使得扩张主义具有潜在的发展力。只不过此时的扩张主义在理论上尚显单薄，他们在与和平主义的争辩中，只是强调强兵的重要，认为“文明国家必然是强力的国家”，“富国也好，强兵也罢，只要是小国就必然会被大国吞没，小国的唯一出路是侵略比自己更弱小的国家，将其变为自己的领土，使小国变为大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是种族主义传人日本后，才使扩张主义拥有了同和平主义进行争论的有力思想武器。
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莫斯到东京大学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起轰动。紧接着，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戈宾诺的种族主义传人，使日本知识分子受到极大影响。许多相信自由主义“天赋人权”说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变到拥护国家主义的立场。1882年，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加藤弘一发表《人权新说》，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批判人权主义。他把进化论的主张集中到“优胜劣败”这一原理，制造出一套露骨的理论，用来维护天皇制，使帝国主义合理化。他认为“人类绝不是一生下来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一的权利，人的权利只有在掌握专制大权的统治者即最大优者的保护下才能实现”。从本意上来说，日本人并不同意种族主义关于白人是最优秀种族的结论，但他们接受了种族主义的历史观。日本人认为，“历史的活动就是人种的活动”，“国家的竞争就是人种的竞争”。于是，在日本一些主张扩张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种族主义的变种——大和民族优越论。在这些人看来，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至少是和亚利安人同样优秀的民族，世界应由日本人统治，至少亚洲应由日本人统治。种族主义为日本人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思想观念上的依据。
在明治初期和平主义与扩张主义的对立中，还出现了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渐进现实主义思想流派。该理论派别的基本观点有二。一是批判和平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进步史观。认为，历史进步是非直线性的，是迂回曲折的，日本既不能搞国家集权，也不存在立即实行民主制的条件，只有将日本固有的上天恩赐的（自上而下的）民权与欧美式民众争取的（自下而上的）民权相结合，才是正常的进步之路。二是批判和平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主张。认为，和平主义没有看到列强威胁的严重性，以回避的态度对待列强的压力，是对列强的示弱；扩张主义则夸大列强的压力，企图以侵略的方式对付侵略。两种政策均不足取。主张采取与世界各国交好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设常备军，实行全民皆兵、专守防卫的防御型战略。渐进的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在批判和平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成型的，缺乏思想理论上的完备性，因而在当时日本的社会条件下没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日本明治初期和平主义与扩张主义的争论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画上了句号，结果是和平主义的全面衰败和扩张主义的全面胜利。19世纪80年代是日本思想界开始向扩张主义转变的时期。首先，日本统治集团全力推行国家专制主义，瓦解了自由民权运动，使和平主义失去了民众基础。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日本，征服了众多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平民主义、立宪主义、亚洲主义等理论派别纷纷将自己的主张与帝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平民主义的代表人物山，路爱山认为，世界已进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时代，要生存只有奋斗自强，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是适者的生存，是社会进化所生的淘汰”；并公开声明：“站在人有生存权的信念上，我愿做帝国主义的信徒。”主张立宪主义的浮田和民也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民族生存竞争”的具体表现，“只要世界上还有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存在，就不能不予以消灭，这有助于开发世界文明。一个国家征服半野蛮民族或吞并自己不能独立的国家，是为了增进世界文明的福利”。明治维新时期首屈一指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在社会达尔主义的影响下修改了“一人独立而国家独立”的观点，由强调个人独立转变为强调国家独立。认为，个人独立与国家独立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非相悖之关系。个人独立为的是国家独立，当国家独立面临危机时，个人独立应让位于国家独立。1885年3月，福泽在其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不必等待邻国的开明进步去与之共振东亚，而应甩开这些国家，“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应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福泽的“脱亚人欧”论对日本扩张主义的泛滥产生了巨大影响。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发表“主权线和利益线”理论，宣布将中国、朝鲜纳入日本利益线范围，标志着扩张主义已正式由思想领域走向实际政策领域。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朝北洋舰队。但随后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被迫将侵占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这使日本人更加崇尚武力，极端民族主义达到狂热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主义已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至此，和平主义的领军人物德富苏峰也开始修改自己的观点，转向帝国主义立场。他不再把“武备机关”和“生产机关”对立起来，而把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认为“武备机关之扩张可与生产机关的发展并行并进”，因为“膨胀的日本不仅应以兵力成之，也应当以商权成之”。他预测20世纪将是“兵商合作发展国力的时期，因为”世界进入19世纪后半期以来，商业已如战争。战争也是一种商业行为，获得对外贸易的特权——商权，将是国家未来奋斗的目标“。甲午战争后，随着德富苏峰的”变节，和平主义销声匿迹，整个日本成了扩张主义的一统天下，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道路，日本民族逐步陷入对外侵略战争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