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选择过程的历史回顾，以及对俄目前国家安全战略的客观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崛起时的成功经验和衰败时的深刻教训。从战略指导与战略选择的角度看，能否正确处理学习西方与全盘西化、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并合理运用联盟战略、地缘战略和能源战略等，既是俄罗斯在兴衰历程的重要关头上进行战略选择的重大关键点，也是俄罗斯几百年兴衰历史留给世人的严肃思考。
一、正确处理学习西方与全盘西化的关系，选择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家安全战略是协调发展和运用国力手段以达成国家安全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在国家发展与崛起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是国家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几百年来的发展史表明，借鉴西方经验是俄罗斯实现现代化和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而不顾民族特点一味追随西方则会使国家陷入安全与发展的困境。
横跨欧亚大陆、地处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既带有“西方”的属性，也带有“东方”的属性，并在这两种文明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政治传统。正如俄罗斯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指出的：“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它将巨大的东西方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自15～16世纪俄罗斯民族国家形成之后，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属性一直影响着其安全战略的选择。然而几百年来，俄罗斯的荣辱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这决定了它的对外政策往往以西方国家为重，走向西方、赶超西方似乎一直是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历史表明，俄罗斯的发展和强大与向西方学习、实行西化改革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来自西方的威胁和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也往往致使俄罗斯陷入困境，走向衰落。
俄国的强大始于彼得一世的欧化改革，形成于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初登皇位的彼得一世以其敏锐的眼光和罕见的魄力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用西欧成果”，并最终使俄罗斯从一个偏居东欧一隅的穷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使持续的、大规模学习和赶超西方的改革成为此后200多年沙俄历史的主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彼得一世和叶卡捷林娜二世之所以通过西化式改革使俄罗斯走上了强国之路，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始终保持了俄罗斯的民族特色，始终保持着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和集体主义理念，而不是实行全盘西化的改革。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彼得大帝在向当时欧洲的军事强国瑞典学习时，没有采取瑞典的雇佣制，而是根据俄国的实际采用了单一征兵制。正因为如此，以实行欧化改革出名的彼得大帝反而成为俄罗军事思想史上“民族学派”的奠基人，俄国从此建立了一支正规的军队。因此，俄罗斯每一次成功的西化改革都是西方因子在其东方本体上的一次嫁接，其结果是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其东方性。东方化往往成为西方化的条件，西方化则进一步巩固了东方化。
在这方面，叶利钦第一任期“全面融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战略选择给俄罗斯带来的困境则是有力的反证。激进的民主派企图采取“搭车依附”战略，一相情愿地向西方表露心迹，把“休克疗法”作为俄国经济复兴的救命稻草，把单方面抛弃意识形态和嫁接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作为最佳安全模式。而西方并没有因俄罗斯推翻共产主义、实现同西方的意识形态同一而欢迎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相反，却还之于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实施地缘政治挤压战略，使俄罗斯陷入了政治经济困境和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迷惘。在困惑之中，叶利钦又在欧洲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的争辩中，忽左忽右，不断走极端，一直没有处理好借鉴西方经验与坚持自我发展道路的关系，没有解决好亲西方政策与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使俄罗斯民族处于近300年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
普京执政后，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把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安全作为发展同西方关系的唯一标准，取得了较好的战略效果，使俄罗斯逐步走出了安全困境。他从俄罗斯的民族特点出发，提出了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为核心的新“俄罗斯思想”，强调要走自己的道路。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即使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也不会马上做到这一点，在那两个国家里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而在俄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普京坚持借鉴西方经验而不“融入西方”的方针，以独立自主的强国战略为目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地缘政治、市场经济、民主价值观等方面敢于同美国针锋相对。同时，他又始终把发展同西方的关系作为其战略重点，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反恐与战略稳定等问题上向美国做出重大妥协与让步，换取西方在车臣问题、加入八国俱乐部等问题上的支持。与叶利钦不同的是，普京的对西方政策更多的是“以退为进”的战略考虑，追求的是国家利益、综合国力与现实格局之间的一种平衡。这正是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恢复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正确处理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并拓展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国家利益、安全目标、国家实力和战略资源等要素。国家利益是安全战略的第一要素，决定着国家的基本需求和具体的国家目标。安全目标是根据国家利益而确定的，是国家利益在某一时期的具体化，因此它是国家安全系统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自身的条件经常进行调整。国家实力和战略资源则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础和手段。国家没有实力或不能恰当地运用已有的实力，都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有正确处理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关系，根据国家实力准确定位并拓展国家利益，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安全。在这方面，俄罗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始终把实现大国地位作为其孜孜以求的长期战略目标，凭借侵略与扩张、对抗与争霸，实现其国家利益在全球的拓展。历代沙皇为了实现称霸全球的帝国梦想，频繁发动战争，不断进行领土扩张，积极争夺水域和出海口。从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角度来看，沙俄之所以能够通过战争将领土扩张近10倍，原因之一就在于能根据国家实力及时调整战略目标。在发动战争时尽可能避免两线作战，尤其避免两线均对强敌作战。而一旦错误估计形势，以为自己的实力可以同时两线作战，便招致失败。1853年，尼古拉一世企图通过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夺取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实施南下扩张政策，进而实现其确立在欧洲统治地位的战略目的，但却没有考虑到其军事实力无法同时应对土耳其和英法这三个欧洲大国的客观现实，致使俄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几乎丧失了在巴尔干和黑海方向长期侵略扩张的一切成果。为挽救克里米亚战争给俄国造成的巨大损失，亚历山大二世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为俄国确立了“韬光养晦，养精蓄锐”的战略方针，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俄国在法奥、普奥、普法等欧洲强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成功地保持了中立，并且避免了与英国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的正面冲突。同时，他还根据俄国当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通过妥协、让步，签订公开或秘密的条约和协议来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其国家利益，并使俄国在欧洲外交舞台上重新发挥一个大国所应具有的作用。正因如此，戈尔恰科夫的外交思想和战略理念在今天依然被视为俄罗斯的基本战略原则之一。俄第一副总理伊·伊万诺夫在谈到俄罗斯外交的继承性时指出：“现实地看待国际进程，立足于本国利益，并善于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维护本国利益——戈尔恰科夫外交的这些基本原则，即使是在今天，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对我们来说仍有现实意义。”
能否正确处理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发展与生死存亡。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选择了退却和防守性的安全战略，忍受耻辱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为弱小的苏俄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和安全生存空间，并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与西方妥协为苏联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政权得以稳固后，斯大林通过加速实现工业化、加强国防力量来提升国家实力，使苏联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国家利益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基础。但此后的苏联决策者对国际格局、本国的国力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没有能正确认识当时的苏联与整个世界的联系，因而未能科学地确定国家目标，造成了国家战略特别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错位。长期以来，苏共一直教条地对待资本主义，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使命，把准备与资本主义进行暴力争夺并战而胜之作为安全战略的最高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姑且不论将此作为国家安全目标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宗旨，是否切实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仅就凭苏联一国的实力与整个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对抗这一点来说就是很不现实的。不仅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倾其战略手段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即使在国力大幅提升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也无法担负着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勃列日涅夫曾夸耀苏联已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稳定的中心”，并许诺“对于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必要时，苏联将给予军事上的支援”，但却无视这种夸耀背后使苏联承担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负担。据统计，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加大了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分别由赫鲁晓夫时期的39.88亿美元和25.66亿美元上升到127.62亿美元和447.85亿美元。为了抵制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影响，支撑这些国家的经济，苏联不得不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在贸易上向他们提供优惠。仅石油一项，1960年苏联出口东欧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占国家全部出口比重的11.6%，1975年为24.6%，1981年达到37.8%。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在处理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关系方面的教训同样深刻。当时的俄外长普里马科夫坚持将保住俄罗斯原有的大国地位作为战略目标，把建立多极世界体系作为俄罗斯对外战略的主要努力方向，彻底放弃了亲西方外交思想，捍卫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但却忽视了战略目标必须与战略手段相平衡这一原则，无视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已严重削弱的事实。结果，由于俄罗斯缺少保持大国地位的手段，面对波黑冲突、北约东扩和入侵科索沃等严重侵害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行为，虚弱的国力只能使叶利钦从强硬立场一步步后退，逐渐暴露其底线，最终陷入战略被动的局面。正如俄罗斯学者在总结过去10年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俄罗斯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对外部世界理解不准确造成的，是不恰当地确定重点、对自身能力估计过高造成的。”普京时期的安全战略则具有极大的现实主义色彩。普京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务实地看待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在俄无力与美国争夺的北约东扩、战略平衡等问题上，能够量力而行，以策略性让步和妥协换取实际利益。但俄罗斯不强调其大国地位，不等于不追求大国地位。俄罗斯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任何领导人都不能放弃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摆在普京面前的战略任务就是，如何恰当而充分地利用俄的地缘战略优势，利用能源和军事工业等战略性资源，使俄罗斯重新确立大国地位并发挥大国作用。换言之，就是如何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从而提升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并最终实现其大国梦想。
三、正确处理国家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关系，使国外目标服务于国内目标现代安全理论认为，国家安全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综合体系，是国家保护自己的完整性、稳定性并有效发挥职能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能够可靠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使其免受内外威胁、确保国家向前发展的一种状态。国家安全可根据国家面临的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划分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内部威胁来自社会各阶层和各社会团体、集团的活动。外部威胁则是由外部敌对势力的行动引发的。这两种威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个国家内部消极、破坏、分裂性质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时，就很有可能激发国家外部的消极因素，引发外部威胁，甚至可能从根本上破坏这个国家的外部安全。相反，一个国家内部具有建设性的积极因素占据优势，社会团结，内部安全形势稳定，就能使该国的外部威胁大大削弱，甚至彻底排除。因此，正确处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关系十分重要。
俄罗斯的兴衰史曾证明，决定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的选择，是内部的稳定。仅关心外部安全，而忽视其内部方面（经济、人民富裕水平、社会民主化程度等）的各个因素，可能会破坏整个国家安全体系。历代沙皇由于没有看到国家安全内部和外部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往往把对外进行领土扩张，争取贸易通道和海外市场视为统治者的最高利益，忽视国内民众的基本生存利益，残酷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致使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国内起义此起彼伏。在沙俄军事史上，国内频频爆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每每使政府在国外进行侵略扩张战争时陷入被动。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使叶卡捷林娜二世发动的第一次对土战争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沙皇政府不得不派出大批军队用于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从而牵制了扩张力量，并被迫降低条件与土耳其停战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国内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不仅导致沙皇军队在大战中失败，而且从根本上埋藏了沙皇制度本身，导致了沙俄帝国大厦的倾倒。
俄罗斯学者认为，对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社会各个领域的不断完善和快速发展，并以此确保整个社会及其各部分的有效运转。对外部安全环境的追求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创造良好的环境。苏联的实践证明，人民对本国制度的认同，是一国安全的最重要因素。长期以来，苏联把国家安全战略简单等同于军事战略，把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主要放在保持和发展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上，认为依靠强大的军队特别是战略核力量的威慑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对其发动战争，就可以保护其势力范围，输出革命，扩大影响，确保苏联的长治久安。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军费开支约占年度预算的20%～25%；用于军事工业、航天、盟国军援等与国家安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开支约占年度预算的50%。与此同时，苏联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这使表面兴盛的苏联背后潜藏着极大的国内危机，国家政权失去了可靠的根基。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苏联领导人苦心追求的国家安全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变得更加脆弱，并最终使国家在“八一九”事变中分崩离析。因此，从国家内外安全的角度讲，“苏联不是被别人打垮的，是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了国家的衰落与解体”。
俄罗斯忽视国家内部安全的另一个深刻教训是车臣问题。尽管车臣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政治背景，但叶利钦制定的车臣政策却难推其责。面对车臣政权与联邦中央矛盾不断激化、车臣分裂势力日益坐大的严峻局面，忙于高层权力斗争的俄政府未能对车臣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丧失了解决车臣问题的最佳时机，从某种程度上默认了车臣的自主地位和分裂政权，致使车臣危机不断升级，不得不用武力来解决。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正当俄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捍卫国家统一之时，叶利钦却为了确保大选胜利而宣布停战同车臣非法武装进行谈判，事实上承认了车臣的独立。第一次车臣战争后，车臣由一块带血的伤疤演变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际恐怖势力滋生的温床，不断威胁着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普京执政后，基于对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形势的判断，提出了“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的方针，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历任决策者将国家外部安全凌驾于内部安全之上的错误做法，使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史无前例地被置于军事战略之上，踏踏实实地首先解决国内问题，特别是国内安全问题。他以富民强国为己任，通过打击金融寡头、控制战略资源，逐步恢复国内经济秩序，在经济安全方面实现了巨大突破，俄经济实力得到巨大提升；加强政体改革，建立垂直权力体系，加强总统对地方的领导，实现国内政治安全；坚决打击车臣恐怖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内安全；树立强国意识，宣扬爱国主义，严防国内出现精神道德危险。同时，普京丝毫没有放松对外部威胁的警惕，依然将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保卫国家政治和经济安全、追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随着全球化时代外部威胁和内部威胁界限的日趋模糊，俄罗斯又将国家面临的威胁分为内部威胁、外部威胁和跨境威胁三类，明确了应对威胁的战略方针。正是由于普京摆正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辩证关系，俄罗斯才逐步走出了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不断增强。
四、正确处理发展国民经济和进行国防建设的关系，不断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从根本上来讲，一个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善，要依靠综合国力的提升。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维持生存与发展的总体实力，是由资源力、经济活动力、宏观调控能力、对外经济影响力、社会发展力、外交力、军事力等多种要素组成的巨系统。其中，经济力（包括经济活动力、对外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力是关键要素，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经济力的提升需要强大的军事力来提供保障；军事力的加强又依靠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来提供支撑。合理的国防建设投入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军事力，还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正确处理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保障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在这方面，苏联国民经济长期军事化，致使国民经济运行不畅，留给人们的教训十分深刻。叶利钦为实施经济改革将国防开支削减到使军队难以为继的地步同样不可取，都是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大忌。
苏联领导人错误地看待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促使国民经济高度军事化，从总体上削弱了国家实力，损害了国家的稳定，降低了国家的安全水平，并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诚然，苏联为避免被资本主义国家扼杀或面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在发展国民经济时侧重于国防需要，这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是正确的选择。但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和国家安全形势的根本好转，苏联依然片面夸大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过高估计国家面临的威胁程度，一味把赶超资本主义作为安全战略的核心。在赶超途径上，苏联领导人不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制度，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国防实力和军备上，把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片面地理解为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增强国防力量，并把这一路线上升为苏联的总路线置于不容置疑的地位。与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推动了苏联国民经济的军事化进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顶峰，并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有人曾形象地将军备竞赛称为国民经济的“吸血鬼”，是不无道理的。斯大林时期，军事工业生产总产值占国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曾一度达到22.4%。赫鲁晓夫时期，为加速发展核武器，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也由1955年的70%上升到1960年72.5%。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重工业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73%～75%之间。由于综合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比，为了支持武装力量的现代化，苏联不得不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2%～14%用于军事领域，1986年则达到19.1%。而据西方专家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45%～50%。作为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苏联的国民经济结构高度畸形，综合国力结构严重失衡。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新思维”后，社会剧烈动荡变得不可逆转，巨额军费支撑起来的庞大军队显得无能为力，最终导致苏联自行解体。
在对待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叶利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基于俄罗斯不存在大规模战争威胁的乐观判断，叶利钦大幅裁减军队员额。他听从激进改革派、国防会议秘书巴图林关于“军事改革不能依靠国家增加拨款”的建议，持续削减国防开支。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材料显示，从1992年俄军初建到1995年，俄国防开支实际上减少了45%左右。到1999年，俄国防预算仅为47.03亿美元。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将此称之为死亡预算。此外，政府还经常拖欠本已十分有限的军费。军费严重短缺不仅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俄军改革进程，还导致俄军战备程度和作战能力的严重下降，信念危机、高层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第一次车臣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然，国家经济的严重滑坡是俄紧缩国防开支的原因之一，但削减军事开支显然不是解决国家经济危机的良策。相反，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利益的有力手段。在俄罗斯无法迅速提升综合实力其他指标的情况下，军事力仍是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普京在加强改善国民经济结构、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同时，高度重视国防建设。他在2003年10月武装力量领导人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准确地、正确地把握军事计划制定的重点。这是一项责任极其重大的工作。既要紧贴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又要以我国经济的现实能力为依据。”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国力的不断增强，俄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建设，以保障俄政治和经济利益。近年来，俄军费预算以年均30%～50%的增长速度大幅增加，从2000年的30多亿美元猛增至2006年的238.6亿美元（6683.2亿卢布，世界排名第七位）。2007年预计将增至290亿美元（8000亿卢布）。此外，为了便于了解国民经济建设的整体状态，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普京还任命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担任政府副总理一职，任命财政专家和税务专家担任国防部部长和副部长等，改善了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长期处于对立的状态。
五、正确运用集体安全思想和联盟战略，建立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家汉斯·J。摩根索认为，集体安全是国际社会设想的、以集体的力量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维护每一个国家之安全的国际安全保障机制。集体安全是俄罗斯传统安全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旨在建立由俄罗斯主导的某种军事同盟，以防御体系外部的某种现实或潜在军事威胁；二是旨在借助集体安全条约对体系内部的所有国家进行约束，利用国际机制压制体系内部的不稳定因素，预防或抑制侵略企图和行为。
以集体安全思想为指导，俄罗斯一直将军事联盟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彼得一世借助于同波兰、丹麦和萨克森选侯国结成的北方同盟，取得了北方战争的胜利；叶卡捷林娜二世通过建立俄普奥同盟和“塔尔果维茨同盟”，三次肢解了波兰；亚历山大二世则在英法瑞等欧洲大国间巧妙周旋，利用俄法同盟恢复元气并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根据摩根索的集体安全理论，沙俄时期为避免两线作战而与他国结成的联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集体安全机制。因缺乏应有的约束机制，这种联盟具有高度的临时性和可变性，联盟的一方可以随时退出战争而与其同盟国作战，因而不能为国家建立相对稳定的外部安全环境。因此，这一时期的联盟战略是为进行战争做准备，还不具有抵御战争和侵略的效力。尽管如此，沙俄时期的联盟战略却奠定了俄罗斯集体安全思想的历史根基，并一直延续至今。
受传统帝国思想的影响，苏联时期的集体安全思想仍然以首先保障自身的安全为其联盟战略的出发点，使军事联盟具有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苏联打着集体安全的旗号采取了以侵略防侵略的战略，在其国土西部建立了“东方战线”防御带，先占领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将波罗的海三国纳入其安全轨道，并强占芬兰、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同时，苏联倡议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便借助英、法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力量来抑制德国法西斯的扩张。因英、法两国试图将祸水东引，对德实行绥靖政策，致使苏联的设想落空，只好转求自保，于1938年8月23日与德单独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种恃强凌弱的行为不仅没有为其换来和平的外部安全环境，反而恶化了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在政治军事及道义上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在冷战时期，苏联一方面奉行均势安全思想，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全面对抗，大搞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内以家长自居，以支援世界革命的名义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加紧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学者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指出：“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暴力对待’联盟关系，军事干涉一系列联盟国家的内政（特别是1956年在匈牙利、1963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与中国、南斯拉夫等其他国家毫无意义的对峙，给国家军事安全基础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所有这一切削弱了国家的政治和战略地位，破坏了联盟亲密关系，为华沙条约的解体埋下了炸弹。因为，真正的国家联盟关系只能建立在自愿和自由的基础之上。”
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大为降低，建立地区和全球安全机制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因此，俄罗斯主张在扩大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集体安全体系。
在摆脱了立国初期对独联体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之后，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加紧推进地区军事一体化，构筑以俄罗斯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以抗衡北约东扩和美国对该地区的渗透，确保俄边境和独联体国家的外部安全。俄宣称“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建立在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不干涉内部事务、集体防御等原则基础上”。但同时，维护和巩固集体安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某个权威国家和相应的机制来提供和保证。担此重任的俄罗斯受实力所限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下降，独联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受到削弱。此外，独联体也缺少相应的协作机制以保障政策的执行和落实。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设。近年来，随着美国对独联体地区的不断渗透，俄开始构筑以中亚国家为主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积极构筑抵御北约东扩的战略屏障。俄罗斯以俄白、俄亚、俄乌（乌兹别克斯坦）联盟为核心，以独联体一体化防空体系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主体，掌握了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
六、合理运用能源战略，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能源是世界经济的血液，是影响国际政治经济走势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制定合理的能源战略，增强能源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预防危机和制定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和手段。作为一个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俄罗斯在全球能源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充分发挥雄厚的能源潜力，既是振兴俄罗斯国民经济的重要途径，也是俄罗斯重新崛起的重要物质基础。这就要求俄罗斯能够充分合理地运用能源战略，以尽快恢复综合国力。俄罗斯的能源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内能源的宏观控制战略，二是能源外交战略。对国内能源的宏观控制涉及国家对能源生产和能源输送管道的管理与控制；能源外交则涵盖了俄罗斯能源出口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独联体地区的能源争夺等。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模式属于高度能源依赖型，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能源市场休戚相关，国家财政和经济状况也极易受到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世界石油价格每波动1美元，俄罗斯的国家预算就会出现大约10亿美元的变化。如果油价跌到每桶18美元以下，俄罗斯财政预算将出现赤字。对俄罗斯来说，石油就是经济和财政收入的晴雨表。在这方面，苏联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198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里根政府提供了一份关于苏联经济“脆弱性评估”的报告。报告指出，油气出口占苏联硬通货收入的60%～80%，是苏联经济体系的一根支柱。如果美国能够影响国际油价走低，不仅对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的美国有利，而且会对苏联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甚至促使其国民经济崩溃。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1983年1月，里根总统签署了“第75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75），把加剧苏联经济危机作为政府政策。美国对产油大国沙特恩威并用，促使其加大原油产量，带动国际油价急剧下跌，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外汇收入。据1986年5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题为《苏联：面临硬通货短缺困境》的秘密报告估计，油价下跌使苏联一年少收入130多亿美元的硬通货。面对美国的打压，苏联却没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能源战略。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当时的石油生产已达到其能力极限，要保持产量和开发新资源需要引进西方技术。这在冷战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得不到关键技术，严重制约了苏联的油气生产。另一方面，苏联出于与西方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又迫切需要加大对第三世界的石油出口。俄罗斯学者认为，面对美国密谋打压国际油价的能源战略，苏联缺乏应有对策是加速其解体的原因之一。
能源工业是俄罗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能否实施对战略资源的宏观掌控，成为影响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叶利钦时期，由于没能建立起能源领域的立法体系，没有及时对能源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加之能源产业大多控制在金融寡头手中，不仅没有实现“使国家燃料综合体成为国家预算和其他部门的独特‘献血者’”的目标，反而成为整个经济的“人质”，并从总体上对国家能源安全构成威胁。普京上台后，高度重视俄罗斯的能源安全问题，加紧制定了《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的基本原则》和《俄罗斯油气综合体发展构想的基本原则》等战略性文件。其能源战略是：对内加紧宏观掌控，将能源资源收归国有；对外实行能源外交，将能源作为调整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继“尤科斯事件”后，俄政府将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同由国家完全控股的俄石油公司合并，组建了国家控股的能源“航空母舰”，并出台了多项法律，限制对石油、天然气、电力等1000多家战略企业实行私有化，限制外资参与俄战略项目，加强对战略资源的监管。在能源外交领域，俄推出了“石油卢布战略”。2006年9月12日，俄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表示，俄将建立新的石油交易所，以卢布作为结算货币，还准备联合一些石油出口国建立以卢布为结算单位的“石油出口联盟”。此举表明，俄罗斯以能源影响国际政治的战略意图越来越清晰。与此同时，俄还把对独联体国家的能源供应作为实现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和加强对俄向心力的重要工具。2005年底的俄乌天然气风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当时，俄罗斯运用能源价格杠杆，对持有反俄倾向的乌克兰施加压力，迫使其放慢了向西方靠拢的步伐。
俄罗斯把在独联体内维持统一的能源空间和在能源领域推行协调一致的政策作为其能源外交的重中之重，将能源问题作为独联体、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欧亚经济共同体开展统一经济空间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竭力保持作为高加索一里海一中亚国家油气出口过境国的地缘优势。此外，俄罗斯还在“八国集团”、国际能源机构和能源宪章大会等能源领域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在2006年6月15日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提出了建立该组织成员国能源俱乐部的想法。作为2006年“八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俄罗斯又将能源安全作为八国首脑峰会的主要议题，颇有章法地打起了能源牌。借助能源战略，俄罗斯经济在短期内实现了较大增长。目前，俄国民生产总值（GDP）已恢复到了苏联时期的70%，2005年达到8000多亿美元，2006年达到1万亿美元，2007年达到1.3万亿美元。可以预计，今后俄罗斯将充分运用其日益娴熟的能源战略，最大限度地彰显俄罗斯能源大国的地位，并借此维护其国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