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公司的五次并购浪潮
随着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共经历了五次大的兼并浪潮。
（一）第一次并购浪潮（1897～1904年）
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横向并购为主，是五次兼并浪潮中最重要的一次。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产业革命使西方世界迅速跨入了电气时代。公司的资本积累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客观上需要以公司并购这种资本集中方式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同时，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完善也为并购提供了新的途径。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公司并购，并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阶层——投资银行家，他们开始对并购事业发挥主导作用。
（二）第二次并购浪潮（1916～192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汽车、化学、电力工业等。这些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需要通过并购来为公司融入大规模资本。与此同时，政府主动调整产业规划，将产业发展重心由原来的轻工业转为重工业，这一政策转变客观上也促进了公司的并购行为。这一阶段最大的特征是以纵向并购为主，而且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结合形成了许多金融寡头。
（三）第三次并购浪潮（1954～196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百废待兴，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经济复苏恰逢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产生了一系列新兴产业，如计算机行业、激光、宇航、核能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强大垄断公司来集中生产资料进行研发和规模化生产。这次以混合并购为主要特征的并购浪潮正是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复苏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四）第四次并购浪潮（1981～1989年）
第三次并购浪潮中，许多公司期望通过混合并购实现公司发展战略转移，但由于无法有效控制混合公司复杂的组织结构，希望进行重组予以重新调整，同时，新兴产业之间也有产业内部调整的需求。因此，在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下，许多公司借助杠杆收购的手段成功实现了“小鱼吃大鱼”式的并购。
（五）第五次并购浪潮（1992年至今）
这次并购浪潮具有五个显著特点。第一，并购规模空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金额上都创了历史新高。以美国为例，从数量上讲，前四次兼并浪潮中在高峰期公司兼并数量分别是530起、916起、1650起和3000起，而在第五次兼并浪潮中仅1995～1997年有就有2.76万家公司参与并购，比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数目还要多。就交易额而言，第三次兼并浪潮中美国年均交易额仅300亿美元，80年代后期上升到近3000亿美元，而到2006年仅15亿美元以上规模的公司并购总额就达3.4万亿美元。第二，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我国和印度在并购规模上虽然不能与欧美相比，但作为国际投资热点地区，其在全球并购市场上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6年我国并购交易额达到1006亿美元，同比增长63%，而同年的前十个月，印度公司并购也达到237亿美元。第三，本轮并购活动中，公司之间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并购领域涉及行业非常广泛，遍及金融业、通讯业、娱乐业、医疗保健业、运输业、零售业和国防工业。第四，跨国公司利用大规模的海外并购来拓展国外市场。进入90年代，跨国公司并购规模明显放量。OECD国际跨国并购流入流出总规模。第五，2007年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将这轮并购推向新的高潮。自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投资银行逐步陷入危机。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而被摩根大通收购。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则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于9月15日宣布破产，而9月21日，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被美联储批准从投资银行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至此，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没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发展的历程和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是在我国证券市场特定制度和政策环境及其变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回顾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进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1984～1993年）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企业并购于1984年出现在保定和武汉两市，它们被学术界称为“保定模式”和“武汉模式”。到1986年下半年，我国的其他一些城市，如北京、沈阳、重庆、郑州、南京、无锡、深圳等，也已出现了对企业并购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企业并购主要呈现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具有较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是这一时期企业并购的最显著特点；其次，主要体现在优势对劣势的救助性兼并；再其次，由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尚未形成，产权尚不明晰，因此，并购限于经营权的接管，手段单一，多为购买式和承债式，并且企业的产权不明晰；最后，这一时期的并购地域性较强，同行业同部门并购较多。
（二）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起步阶段（1993～1997年）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分别成立，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和交易量急剧增加，我国上市公司开始步入并购重组的历程。1993年9月的“宝延风波”拉开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序幕。这次并购中，深圳宝安集团通过上交所大量购买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这是国内首起二级市场收购上市公司的案例。但是由于被并购公司上海延中的股权为全流通股，股权结构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不具有代表性，而且当时并购法律法规滞后，二级市场并购模式在随后的并购重组中并不多见。1994年4月珠海恒通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协议收购上海棱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200万国家股，成为凌光实业的第一大股东，开启了协议收购国有股的方式收购上市公司的先河。“桓棱事件”为受额度控制不能上市的公司提供了通过协议收购国有股、法人股上市的借鉴之路。此后，国有股、法人股转让的股权转移重组，逐步成为控股权重组的主流模式。
（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快速发展阶段（1997～1999年）
从1997年起，我国公司兼并再次掀起高潮。从1997年1月上旬，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因实施或计划实施资产重组、兼并、股权转让、收购而发布公告的兼并案件超过150起，覆盖面占到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1/5.
这次并购高潮主要是因为公司兼并的背景发生了根本变化。1996年，上海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改造上市公司，并提出了一批“壳”公司名单；其他各地政府有目的的保“配”、保“壳”高潮也在政策形势和榜样力量的推动下迅速展开。同时管理层正在规划利用并购重组实现国有经济战略调整。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对国有公司实施战略性改组”；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企三年脱困，以纺织业作为突破口”，进一步促进了上市公司重组浪潮的形成。
（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规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随着1999年《证券法》的实施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进入了规范发展的阶段。2002年管理层又出台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与2001年年底颁布实施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一起，组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收购规则。至此，以充分信息披露为基础、鼓励上市公司实质性收购的法律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2005年4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完善加速了我国公司并购重组规范化进程。
首先，股权分置改革将我国资本市场带向“全流通”时代，解除了资产流动性的制度性障碍。以前大股东股权不能流通，收购活动很少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而“全流通”以后，可以直接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并购。同时，对上市公司来说，反并购问题也提到了日程。
其次，为进一步加强并购重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管理层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为并购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制度和法律平台。新法实施后，随着非流通股按照股改设定程序逐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举牌和要约收购将逐步取代非流通股场外转让。同时新法的实施，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提供了多种市场化支付手段和创新方式，通过增发新股进行收购成为资本市场的常态。新法中有关并购的新规定对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信息披露要求更加严格，促进了并购行为的阳光化，保护了中小股东的权益。
再其次，为加强并购重组工作的监管、并购行为的规范，2006年9月1日，证监会修订和实施了新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新修订的管理办法在转变监管方式，明确监管范围，规范收购人和出让人行为，解决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一些突出问题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最后，为促进和规范外资并购国内公司的规范化，2006年9月8日，商务部、证监会等六部委制定了《关于国外投资者并购境内公司的规定》。这一规定允许国外投资者通过股权交换并购境内公司，为外资并购国内公司拓宽了渠道和手段。同时，也拓宽了境内公司海外上市融资的渠道，而且加强了相关的监管。
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的规范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相应的，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越来越活跃。
三、中外企业并购的对比
（一）并购动因比较分析
1.西方国家企业并购动机分析。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并购动机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竞争导向型和战略导向型，而我国企业的并购动机则主要是政府及政策导向型、资源导向型和投机导向型，这是市场性、竞争性、战略性、资源性、政策性（即政府的作用）和投机性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方国家企业并购行为是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市场行为，并购动机也同样多样化，企业从最初的通过并购来实现企业扩张、扩大规模的并购动机逐步趋向于注重企业战略布局、优势互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谋求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导向型并购动机。
（1）市场导向型动机。以市场为导向，目的在于占领某地区或某领域的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产品或服务的销售范围，增强市场势力和市场影响力。一方面通过并购目标市场已有的企业，利用目标企业的资产、市场地位、生产能力、销售网络等快速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扩大企业销售范围，减少竞争对手，快速实现企业的低成本扩张，从而提高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2003年12月，全球最大的化妆品集团巴黎欧莱雅收购中国小护士公司，其主要的动机就在于其看好我国化妆品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表现为强化市场势力，提高对经营环境的掌控能力。
（2）竞争导向型动机。通过并购可以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收购产品同质的竞争对手或是生产替代产品的企业，稳固自身的市场地位，强化竞争优势，为企业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巩固和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同时，也能够降低被其他企业并购的风险。
另外并购也是出于减少区域内企业竞争的考虑，同行业企业间的并购能增强互补性，资源共享，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间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等各方面的协同，大幅度降低成本、研发开支等费用的同时，避免造成企业间多方损害的竞争，以应对国际上更强大、更复杂的市场竞争。2000年1月，英国制药集团葛兰素威康和史克必成公司完成合并，在新药研发费用不断增加，制药企业间竞争越来越激烈，制药企业间并购加剧的情况下，双方合并以谋求企业间在原料采购、营销、研发技术等方面的有效协作，应对新药研发的挑战，降低营运成本，提高利润率和企业的竞争实力。
（3）战略导向型动机。第一，战略性转移，开拓新领域。通过并购新领域中的企业逐渐退出衰落的行业，开拓发展前景广阔的新行业，实现企业的战略转移。第二，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主要通过混合并购的方式来实现。混合并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没有直接交易关系的企业之间进行的并购，主要是相关行业、相关经营领域的并购行为，可以增强企业的市场实力。第三，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企业持续发展。企业并购的目的主要在于战略性资源的整合及战略优势的实现，在共同的发展愿望和市场利益下取得核心资源的整合与协同，提升和拓展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保持企业长久的生命力和较强的盈利能力。
（4）政策导向型动机税收对企业财务决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合理避税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企业并购的动机。
（5）管理者利益驱动。主要原因有：第一，当公司发展壮大时，公司管理层尤其是高层人员的威望也随之提高，这方面虽难以作量化计算，但却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现象；第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经营人员的报酬通常也得以增加；第三，管理层希望通过并购来扩张企业规模，使公司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能够抵御其他公司的并购。
2.我国企业并购动机分析。我国企业的并购实践只有二十几年的历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起初政府行政性干预等非经济动机明显，政府推动和关注短期效应以及某些投机性并购行为是我国企业并购比较突出的特征。
（1）政府及政策导向型动机。我国企业并购动机的政策导向性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经济改革初期，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消除企业亏损。在政府行政性干预下，优势企业收购亏损企业，带动亏损企业发展，避免企业破产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稳定，政府行政性的推动，使政府成为企业并购的直接参与者和主导力量，而经济规律难以发挥作用，并购往往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第二，推动企业改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经济规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企业缺乏独立性，社会资源通过行政调配，结果往往是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经济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转型，解决上述问题，企业并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优化企业资产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加快产业升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的作用，提高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第三，获取优惠政策。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并购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优势企业通过并购亏损企业可以获得某些优惠政策如贷款优惠、减免税收和财政补贴等。
（2）资源导向型动机。利用并购获取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品牌、营销网络等资源是我国企业并购的主要动机之一。首先，买壳或借壳上市。在我国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单一的情况下，上市成为一条获取发展资金主要而有效的渠道。但在我国上市额度是稀缺资源，公司上市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因此买壳上市成为很多企业并购上市公司的主要动机。在获得壳公司的控制权之后，对壳公司进行整合，将优质资产注入壳公司，将不良资产剥离，改善财务状况使该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提高，使之达到配股标准实现上市融资。其次，获取专项资源。企业往往为了取得厂房设备、土地、生产技术等进行并购，尤其是在企业的产品或市场扩展迅速，而企业资源相对缺乏时，获取资源要素成为我国企业并购的一个主要动机。
（3）投机性动机。第一，预期效应：由于并购使股票市场对企业股票评价发生变化，从而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并购对企业有重大影响为股票投机提供了条件，而股票投机又刺激了并购的发生，通过投机从并购市场上获得巨大的资本收益。第二，收购低价资产：由于某些原因，目标企业的股价未能反映真实的价值或潜在价值，从而导致其股票价格低于资产的重置成本。并购方对目标公司进行资产分割整合再以高价卖出，充分利用被低估的资产获取并购收益。公司以低于目标公司经营价值的价格购得目标企业，经过包装改组从中谋取利益。第三，财务性投机：这类并购行为不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而是获得股票让渡溢价或其他短期利益的投机性并购行为。通过并购后的相关交易改变企业的财务指标，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避免上市公司被摘牌，继续维持公司的上市融资和配股的资格。
（4）其他经济动机。主要包括扩大市场、获取关键技术等。2000年，光明乳业启动全国扩张战略，几年中收购三十多家地方乳品企业，有明显的市场扩张意图；2005年，阿里巴巴成功收购雅虎中国，获得了领先的搜索技术，从而与自身原有的电子商务和网上支付等业务形成互补，整合了企业的核心业务链，提高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3.中外企业并购动机评析。西方国家企业并购主要是出于市场导向型动机、竞争导向型动机和战略导向型动机的经济动机，并购行为一直围绕着企业利润和市场竞争。相比之下，我国企业并购动机多表现为政府导向等非经济动机，企业缺乏对并购的深刻思考，很多并购行为仍是处于政府的指导推动，而非市场驱动战略导向，现阶段政府导向型动机、资源导向型以及投机性的动机仍是我国企业并购的主要动机。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市场性：据统计，通过并购获得增长的不同原因是：发现新的销售区域占35%，股东权益最大化占20%，增加市场份额占19%，获得新的产品或服务占8%，取得供应链控制占7%，其他占11%。可以看到，寻求新的市场空间、提高市场份额的动机占有绝对比重，而其他方面的经济动机最终也都是进一步谋求更大的市场空间。
在我国企业并购实践的初期，并购动机的市场性较弱。近年来我国企业掀起海外并购热潮，也是在全球严峻的竞争形势下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市场是并购首要的导向因素，且表现在动机的不同阶段上，但始终是并购动机固有的特质。
（2）竞争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并购行为是竞争导向作用的必然结果。在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规律更能充分地发挥效应，市场与企业直接发生关系，企业有更强的危机感，企业并购的竞争针对性更强。而且西方企业在强化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在避免竞争对双方造成损害，以此来应对国际上更为激烈的竞争。
在我国，由于要通过国家行政规划和政策规范的传递，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被一定程度削弱，企业并购应对竞争的针对性表现得不强烈，直接的表现就是并购的方式仍较多的是强弱并购，强强并购还相对较少。
（3）战略性：20世纪90年代企业核心能力等概念和相关理论的提出，使企业对其价值观念和发展战略有了更深刻、更长远的认识和理解。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企业全面多元化经营的教训，也使企业开始重新思考企业的战略方向，企业对外扩张开始注重核心能力的培育，注重并购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和协同效应，以达到技术、知识、资金、品牌、管理和销售网络等资源的共享，通过一项或多项战略计划的实现来赢得核心业务的市场竞争优势，并购双方以各自的核心竞争优势为基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创造大于双方价值之和的新价值。
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中同样含有战略的要素。资源、市场、竞争等都是战略规划统筹的方面，但并购动机的战略性与西方国家企业相比在前瞻性、系统性、全面性上还存在差距。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我国企业并购也开始注重企业间的互补性、资源的整合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呈现出逐渐与西方国家企业并购动机趋同的内涵特质。
（4）资源性：资源是企业并购的实质性标的物，资源性是并购动机固有的特质。相对来说，西方企业着重战略性资源，对资源的诉求更为集中，主要针对目标企业的互补性业务和先进技术及相关开发人员，注重企业核心业务链的整合和延伸。我国企业的资源诉求更广泛、更全面，从技术到销售网络，从设备到品牌等各方面的资源都表现出同样的诉求，十分突出的是对发展资金的渴求，对基础性资源的渴求同样比较明显。
（5）政策性（即政府的作用）：对于西方企业来说，政府是独立于企业之外的因素，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政策是企业的机遇或是威胁。而在我国，政策环境是企业需要面对的最大的环境因素，不仅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更是内部的重要影响力量。我国企业并购行为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和行政的推动下进行的，在国家政策的一次次调整变化中逐步适应，集中表现出政策性的动机特征。
（6）投机性：中西方企业的并购行为中同样存在着投机性的成分。西方国家早期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并购的投机性动机很明显，如利用预期效应获取利益的行为就带有一定普遍性，但随着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法制的健全，投机性的成分逐渐减少。相比较而言，我国企业并购动机的投机性成分较多，而投机的发生多是机制不健全、政策多变的结果。在我国经济转型中，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倾向性以及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不同对待，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证券市场中企业并购的投机行为发生。
（二）并购方式选择的差异性分析
西方国家的上市公司并购主要采用流通股转让模式，具体的并购途径有协商并购、要约并购和委托书并购三种。
1.场外协议转让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主要方式。
（1）非上市公司并购方式。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流通股转让模式在我国应用的很少，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复杂，不可上市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和可流通的社会公众股并存，且可流通的社会公众股占总股本的比重太小，仅在25%左右。另外，由于在我国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在收购中，机构持股5%以上的需在3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举牌，以后每增减2%均需在3个工作日内公告，2个工作日内不得买卖股票。这样，每一次公告将会造成股价的飞涨，增高并购成本。
通过协议转让国家股或法人股股权，是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最常用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快地低成本地完成收购，从可行性、操作性和经济性上而言均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另外，在我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发起人以外的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30%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所有股票持有人发出收购要约。”其中该条例中未对强制要约的豁免做出规定，但是这些年来在执行过程中，对于国家股法人股协议转让的情况都无一例外地被证监会豁免。这样并购公司就可以在不承担全面收购义务的情况下，轻易持有上市公司30%以上的股权，大大降低了收购成本。
协议转让公有股模式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具有成本低、操作简单等优点，但这种操作方式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一是公有股不能流通，使上市公司的并购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政府不同部门或不同授权机构之间所持股份的划拨，不仅使并购失去了意义，还在很多时候成为二级市场的一种操作手段；二是缺少必要的市场监督，信息披露；三是收购要约义务的豁免法律规定不清楚，缺乏透明度；四是交易价格的确定不尽合理，容易造成国有资产的低估和流失。
（2）非上市公司并购方式。以非上市公司为目标企业的并购活动，在国内外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西方，基本的企业制度有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其中以股份公司为主流。相应地，西方企业并购的操作方式主要为控股式并购。目前我国企业的组织形式属于股份制的较少，大多数企业的资产仍处于非证券化状态，由此决定了我国企业并购的交易对象是以非流动产权（尤其是实物资产）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非上市公司的操作方式并非以控股式为主，而是针对我国企业的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灵活多样的操作方式。目前我国非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承担债务式和购买式。现阶段非上市公司并购所交易的对象大多数是非价值化的实物资产，容易导致以下问题：一是实物资产流动性差、风险大，市场评价低；二是交易的透明度差，人为因素多。
（三）并购中支付方式比较分析
在企业并购活动中，支付方式对并购双方的收益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是影响并购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1.换股并购成为国外当前企业并购中的主要支付方式。支付方式以换股并购为主，其优点在于：并购方不会被迫支付大量现金，目标公司的股东能自动转成新公司的股东股权具有可分割性，其置换比实物资产更为方便。正是由于这些优点，目前在国外的大规模并购中几乎都使用的是换股交易。
2.我国的支付方式。我国企业并购目前仍以现金为主。其具有简单迅速的特点，但同时也要求并购方有足够的现金头寸和筹资能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并购的发生。股权并购在我国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在于：一是我国的股票发行制度使增发新股进行并购交易基本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二是确定一个合适的换股比例在我国有很大的困难；三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复杂且不规范，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同时国有股、法人股和公众股之间也不能互相转化。
（四）并购中政府行为差异分析
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在企业并购中主要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及采取某些特殊政策对企业并购进行间接控制，即一方面通过有关产业政策和财税、金融等经济手段，引导和适度扶植有利于规模经济效益和国家利益的企业并购行为，从而提高资本集中度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规制企业并购、防止有损有秩序的垄断性并购的产生。
美国的企业并购政策是以垄断理论和寡头理论为基础的，由美国的联邦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对企业并购进行反垄断调查，并每隔一段时间颁布一次并购准则，通过衡量市场集中度来决定并购是否应继续进行或立即停止。
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的表现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1.政策引导。这点功能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企业并购中扮演的角色是相同的，即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并购市场，为企业并购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政府通过制定详细的产业结构调整计划，运用财税金融政策，从宏观上指导企业并购行为，使企业并购后的生产经营进入国家鼓励的产业领域以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
2.行政协调。伴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中央、地方财政分家制度的推行，地方政府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组织，这种制度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内在动力，但同时也提高了跨越行政边界并购的制度壁垒。地方政府利益目标的实现主要来自于企业，如经济增长指标的完成，财政收入的增加，就业人口的安置都离不开企业的支持，特别是优势企业的支持。如果允许其行政边界之外的企业并购，政府将失去对这些企业的控制，同时损失了一些潜在收益，诸如职位的升迁，权利的稳定性，对资源的支配权和灰色收入等，这样政府往往会做出阻碍企业并购的行为选择，并购企业和中介机构的“游说”行动会因极高的交易成本而失败。而该级地方政府的上级政府凭借其纵向行政权力，可以打破制度壁垒，协调各方利益，从而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促成跨越行政边界的企业并购，这在操作上具有迅速、快捷的优点，可以大大缩短并购的周期，降低并购成本，促进企业资产重组的快速运作。尤其在强强联合型并购中，政府的这种职能表现地更为突出。
（五）并购监管制度环境比较
由于西方国家企业并购发展历史较为悠久，各国制定的有关并购的法律制度较为完善，包括调整产业结构、维持产品有效竞争、反垄断、防止并购过程中不公平竞争和欺诈行为等各个方面。而在我国，虽然对上市公司并购和资产重组有相关的专门规定，但针对规范非上市公司之间的并购行为的法律法规较少，且没有专门的反垄断法，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有关并购监管环节还不够法制化和完善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