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17世纪中期英国就出现了政府直接控制经营的公企业，这与现代意义的企业产生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但直到20世纪人们才对公企业的成因从理论的角度展开系统的研究。
一、扩大需求取向的公企业成因
从17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社会进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西方各国普遍奉行自由经营理论，即靠市场供求的自动调节就可以恢复均衡的理论，提出“自由放任”口号，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尽管其间马尔萨斯、穆勒等经济学家也曾提出过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建议。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面对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国家干预主义”开始替代日益走向终结的“自由放任主义”，大多数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凯恩斯于1926年发表了《自由放任的终结》一文，力图说明借助于国家对货币流通和信贷的调节，可以解决失业和经济危机问题。1936年，凯恩斯又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1947年，经济学家汉森·阿文·哈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正视国家与市场、公营与私营的相互作用，提出“混合经济理论”和倡议实行“混合经济制度”，此后，大多数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加尔布雷思等人认同了混合经济的积极作用，赞成国家实行混合经济的有关政策。在此后的20世纪里，尽管国家干预主义曾几度起落，但西方国家日益正视社会经济现实，形成了日臻成熟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为公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政策土壤。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核心，是把公营部门或公企业作为调节市场的杠杆，作为企业竞争的制衡力量。从凯恩斯到汉森，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核心是干预社会总需求，并主张积极扩充社会总需求。从干预需求、实行增加需求的各种政策措施，到扩大公共投资，其结果必然是发展公企业。需求理论是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公营部门等一系列理论的中心内容。其中，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扩大公共投资提供了理论武器，汉森的需求理论为建立公企业设计了物质前提。
凯恩斯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按照该原理，在经济缺乏国家调节、实行自由放任的条件下，有效需求一般都是小于充分就业所要求的市场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决定了产品滞销，导致资本家减少生产、减少投资、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最终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社会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条件下，私人经济自我调节，受三大心理规律（这三大规律是：消费倾向规律，即人们普遍“惜购”；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即厂商不愿意加大投资使生产达到市场饱和；流动偏好规律，即有钱人追求银行存款利息）的作用，必然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现象。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经济危机，工人得不到充分就业，政治和经济出现动荡的根本原因。要消除危机，拯救西方社会制度，必须摒弃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采取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扩大政府的公共投资，以增加社会需求总量，刺激和带动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增长。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的措施是：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实施通货膨胀政策，通过财政拨款，大量主办公共工程，使大批失业工人重新就业。对那些由国家投资、能使工人长期就业的企业是什么企业的问题，凯恩斯未作深究，但毫无疑问，这些靠公共投资而建立起来的企业，自然是公企业。
汉森“混合经济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基于有足够社会需求前提的充分就业。汉森认为，需求不足是“二战”后的主要危险。1946～1947年，在美国举国上下都存在着一种担心战后会出现通货膨胀的恐惧时，汉森清醒地告诫人们，战时的军事经济使生产力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充分就业在战时得到了实现。而战后，由于美国有庞大的储蓄能力、巨大的课税能力、惊人的生产能力，加之政府管制，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而最大的经济危险，恰恰是总需求不足，是失业。因为在巨大的经济能力面前，社会总需求会相对不足，而一旦出现总需求明显不足，必然导致通货紧缩和大量失业。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就在于扩大公共投资，以保证有足够的总需求。汉森指出，现代社会的经济机会已不同以往，相应要求国家的职责也必须变化。以往的经济机会主要表现为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建立和经营自己的小农庄和小企业；而今天的经济机会，是得到一份有报酬的经常就业的权利。因此，保证充分就业是一个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首要职责。在经常变化的市场经济中，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自愿失业均不可避免地存在，国家保证充分就业的标准是保持4%或5%的失业率。实现这一目标是困难的，如果靠私人的自发投资与消费，不可能提供足以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总需求量，必须扩大公共支出来弥补私人支出的不足。因此，由庞大的政府预算所支持的，为维持充足的总需求量所必需的公共支出，是实现充分就业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为此，必须建立一个既能保护以市场运行为特征的私人经济基础，又能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控制作用的新的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既不是真正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经济”制度。只有在这种制度下，市场经济才能在高收入和高就业的基础之上有效运行。以此为基础，汉森提出了公共投资的方向——公企业。他认为公共投资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社会公共事业的改进，如学校、医院、住宅、城市建设、堤防、绿化、运动场、会议厅、音乐厅及其他社会公共设施等；另一部分是社会经济开发，如农田灌溉、水利电力、港湾建设、码头改进、内河运输、航空运输等等。他建议，所有这些社会开发项目必须由政府来负责，形成政府企业。这是因为：（1）这些项目的规模和风险巨大，不能由私人企业承担；（2）有些项目按其性质，不能指望有收益来补偿其直接成本，因为其真正的效用在于扩大国民总收入；（3）尽管有些项目对“国民总产额”贡献极少，但其社会价值巨大。
二、国家干预的公企业成因
进入20世纪70年代，历经20年高速增长的西方经济，出现了令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建议都感到束手无策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局面，货币学派、供给理论和理性预期理论等新保守主义思潮及其所奉行的自由经营主义趁势复出。然而，80年代的经济实践，证明新保守主义“市场自发连续出清”的假设与现实绝对不符，美英等国政府采取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消除经济周期波动。于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又投向了发端于50年代，壮大于70、80年代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和80年代末应运而生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实行发达的市场与强大的政府两种力量相结合，新制度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又很快上升为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官方经济学。尽管二者属于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但在坚持和发展国家干预理论的长期探索中，它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联系，形成了本质上较为一致的政府干预政策和公企业成因理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后来形成的新制度主义有着重要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就在其观念形成的早期研究中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强烈感染。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面世，在欧美各国引起热烈反响，尔后成为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的加尔布雷思当即撰写并发表了《垄断力量和价格刚性》一文，对凯恩斯的理论主张予以积极响应。1938年，加尔布雷思又同热衷于凯恩斯理论的丹尼逊合著《现代竞争和实业政策》一书，再次表明了他们对凯恩斯的赞赏。历史上旧制度学派的衰落，与凯恩斯主义的兴盛不无关系，虽然同样是倡导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理论，但凯恩斯的系统经济理论和鲜明的政策建议更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容易被西方各国政府接受；而旧制度学派没有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具体政策建议，对现实的激进批判又为统治阶级所反感。这样一来，旧制度主义与凯恩斯理论并列在一起，不能不相形见绌。今天的新制度主义在继承旧制度主义的基础上，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的熏陶，极大地发展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如加尔布雷思的新制度主义、格鲁奇的制度比较与制度改革理论、缪尔达尔的发展经济学，等等。我们可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新发展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社会现实和新古典主义的批判，另一部分是关于制度、制度作用和制度变迁的研究；这两大部分都是以“国家干预”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必须看到的是，作为格鲁奇所说的经济思想领域的独立运动，新制度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对凯恩斯主义既有继起性联系，又有后者对前人的变革。两者间相联系的一面有以下几点：第一，他们都承认并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存在的某种矛盾和缺陷，都反对那种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完美无缺的传统教义，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工人失业、市场调节失灵、经济周期波动等矛盾和危机，需要新的理论和办法来治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第二，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通过自我调整而恢复正常，他们拿起理论的武器批判自由放任的经营理论，主张国家积极地干预经济生活，以纠正市场失灵，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第三，他们都能比较正视社会变化和制度变革，具有一种强烈的变革精神。他们无论是建议实施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是推行计划管理手段、发展科学技术、创新企业制度等，都力求推动社会进步，尽力去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新凯恩斯主义较好地填补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其理论巧妙地从个量分析进入总量分析，把宏观、微观经济学连为一体。
新制度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在坚持和发展国家干预理论的长期探索中，因为这些特殊的历史联系，形成了本质上较为一致的政府干预政策和公企业成因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加尔布雷思的“抗衡力量”、“二元系统”论与斯蒂格利茨的“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以及缪尔达尔的批判。
其一，加尔布雷思的“抗衡力量”与“二元系统”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加尔布雷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主义理论来论述保守的市场经济理论不合时宜，国家干预经济非常必要。首先，他提出了“抗衡力量”概念。他认为在现代的垄断经济体系中，完全竞争力量已被强大的组织力量所代替，在行业寡头之间、买主和卖主之间、大公司与工会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相互抗衡的力量，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这些力量抗衡的此消彼长。他断言市场机制在这种组织经济面前已不可能自动平衡经济活动，要实现公平和效率，唯有实施国家对经济组织的干预。其次，他提出“二元系统”和“新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由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组合的二元模式。计划系统由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公司组成，它有计划地进行经营，拥有对经济的支配力量；市场系统由中小企业组成，它们力量单薄，受市场力量的支配。两个系统的权力和收入不平等，市场系统受计划系统的盘剥，两者间的对立被资本主义经济速写为严重危害。为此，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调节两个系统的关系，尽管计划系统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力量，但为了使其更好地发挥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国家必须控制计划系统的权力，消除它对市场系统的盘剥，缩减两个系统间的不均衡状态。在国家干预下，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将推动资本主义进入新社会主义。
其二，斯蒂格利茨的“非分散化定理”。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从引入经济人的理性预期入手，阐释社会总需求为什么会出现不足，以此构筑起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同时又以价格、工资、利率的黏性理论反驳新古典主义的价格、工资、利率的弹性理论，揭示市场不可能自动连续出清，明智地指出经济波动不可能由经济人的理性来解决，即使有理性预期的作用影响，社会经济也仍然需要国家干预。斯蒂格利茨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论著中认为，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以致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也就是出现市场失灵，这样就需要利用政府这一现成的集体性组织来调控市场，这远比科斯提出的“自愿联合”或“协商解决”更能节约交易成本。这就是斯蒂格利茨所提出的“非分散化定理”。这一定理认为，没有政府干预，市场就无法有效运行。但是，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同样原因，也会导致“政府失灵”。这说明政府不可能代替市场的作用，因而不能高估政府直接调控的作用，要注意政府间接调控的能力。因此既要有发达的市场，也要有强大的政府，要将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体制作为西方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模型。从总体上来说，市场能保证经济效率，能回答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和怎么决策这一类基本经济问题，但由于市场不能实现商品、劳务和资本的连续出清，所以，人们必然有转向政府的时候。斯蒂格利茨认为纠正市场失灵，只不过是政府的部分作用，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是长期存在着的，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的波动，如对经济的保障作用，决定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分配，调节经济行为的外在性，等等。因此，政府的作用是普遍存在的，市场越发达，越需要强大的政府。强大的政府和发达的市场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用，互为补充，这是西方经济社会的理想模式。斯蒂格利茨还认为政府在对经济实施干预时，必须注意和防止公共失灵，他列举了公共部门的四大失败：存在于公共部门的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潜在的政府不良寻租行为和不公平；较大的国家行政机构的运行成本；公共部门中缺乏效率和竞争机制等；为此，不能把国家干预强调过头，决不能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斯蒂格利茨主张以一种比较广义的公共部门作为实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他认为只要机构的负责人是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被选出，政府赋予了该机构一定的强制权力，这种机构就属于公共部门。这里面既包括政府，各种社会管理机构，各种公用事业、公共设施的管理部门，还包括国有企业。他认为所有的公共部门都执行着国家的调节职能，它们都可以称作为政府实体。接着，斯蒂格利茨系统地阐述了政府的经济作用。他将政府的经济作用概括为市场失灵时对市场的补救职能和通常情况下对经济的调节职能。政府对市场失灵的补救职能有两个：一是对经济的稳定作用，包括有效减少经济波动的负面效应，在危机和衰退时，促进经济的修复，健全社会保障，尽量减少失业；在繁荣和通货膨胀时，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二是对资源的再配置，政府要保护生产能力，使闲置的设备得到利用，同时要将资源尽可能配置于有效竞争、能产生良好效益的部门和企业。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在通常情况下对经济的调节职能主要包括：建立法律框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和调整；运用税收、财政支出等手段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尽量体现公平；调节经济行为的外在性（经济行为对其直接目的以外而产生的社会影响，如环境保护，发明创造的推广运用等），努力减少其负面影响，合理扩大其正面影响；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并使之得到合理使用。然后，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方式选择。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要有效实现其干预经济的目标，有几种行为方式可供选择：一是采取直接行为。对市场机制无法做到而必须进行的事，“政府可以干脆由自己负起责任来”，如有些行业政府可直接主办经营，有些社会问题，如穷人的住房问题，政府可直接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二是为私人部门提供动力。为了支持鼓励某些行业和企业的发展，为了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政府可以向有关的私人企业和个人提供补贴和减免税，办一些私营公助企业。三是命令私人部门采取行动。政府向私人企业提供了补贴，私人企业则必须服从政府的调控指令，政府可以作出一些新的行为规则，强调企业和个人按自己的要求行事。四是对上述三种行为方式或行动方案的综合运用，以解决那些较为复杂的问题，斯蒂格利茨将之称为“混合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公共部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和私人部门之间保持什么样的比例的问题。他认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公共部门、政府企业可以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和不同的比例。政府和私人部门的比例似乎是随时间推移而摆动的，从20世纪30～70年代，许多私人企业实行了国有化，或由政府接收或经营，国有化运动使政府在大多数国家发挥了日益增长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私有化倾向。不过，找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经济上的适度平衡是经济分析的中心问题。为此，斯蒂格利茨区分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概念，分析了私人部门的优缺点，列举了私人部门对很多事业发展的无能；探讨了公共部门的适当规模，他认为无论人们对公共部门如何评价，从历史和未来的角度看，公共部门都会发展，国有化仍然是当代各国调控经济、发展经济的一种重要方式。
其三，缪尔达尔的批判。市场自动均衡，市场连续出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假定或理论前提，它被自由经营论者长期坚持。缪尔达尔列举了该假设的五大偏见，进而将市场自动均衡假定予以彻底否定。这五大偏见是：第一，神化市场作用，听任市场依靠自然力量而自由活动，以为这就是经济平等，而忽视了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了区域性和国际性的经济不平等。第二，只强调利益协调不注意利益冲突，而经济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和冲突现象，掩盖这些只会导致理论研究停滞，经济发展缺乏良方，使新古典经济学离现实越来越远。第三，相信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无视经济的高度积聚与集中，看不到发达的工业国需要国家的长期计划和政策指导，看不到经济全球化更需要国家的干预协调。第四，坚持自由贸易，不承认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国际自由贸易是国内市场自由的放大执行，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更大不平等，把这种不平等看做是平等的自由竞争，给世界经济的和谐发展带来混乱。第五，顽固地坚持“均衡”这一最不符合实际的假定。缪尔达尔尖锐地提出，均衡概念是上述四种偏见的总后卫，是一个最不现实的假定，它代表一个方便的工具，以一个简单的方式，去解说经济体系中一切因素之间普遍的相互依存关系，由技术性而达到了目的性的宿命论，再也看不到“自由”和“平等”。因此，他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一经提到要符合现实发展的大前提上来考察，无一不是偏见的产物。综观新制度主义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偏向，就是在对国家干预理论的有效捍卫与发展中，这一学派过于偏激，全盘否定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稳定和发展的促进作用，他们甚至批评新凯恩斯主义对市场机制的基本肯定立场。这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不利于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加尔布雷思的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建议脱离了西方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有益而有效的市场经济理论，显得单薄而空洞，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得到贯彻施行。
三、政治偏好式的公企业成因
20世纪之前的研究主要表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以及一些政党的纲领，且多从所有制及其向公有制过渡的角度来研究公企业。19世纪30～4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向英国宣传国有化或公有化思想。1868年成立的英国职工大会在1882年和以后的年会上数十次通过决议，要求工业国有化。1881年成立的民主同盟（1884年改称社会民主同盟）、1884年成立的费边社和社会主义同盟、1893年成立的独立工党都曾先后提出工业国有化、土地国有化的主张。长期以来，费边社作为工党的思想库，竭力主张“渐进的社会主义”，倡导把工业组织和生产资料交给一个采取完全民主的方法而与人民合而为一的政府去管理。1908年工党明确作出决议，把国有化作为该党的重要目标。
其一，社会民主党的国有化偏好。西方国有化在其发展初期，是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这一特点，在西欧的一些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不仅是社会民主党，其他一些左翼政党也曾对国有化运动发挥过重要作用。西欧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发祥地，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摇篮，从巴黎公社开始，社会主义运动就在欧洲各国此起彼伏。从19世纪末开始，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各国逐步发展壮大，他们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在政治斗争中声称代表劳动群众利益，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写进自己党的纲领。到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合法斗争，社会民主党已在各国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的席位，实现国有化是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政治主张，通过在议会中的合法提案，选举获胜执政，或者与其他政党一道组建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为西欧各国公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3月，法国社会党联合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组成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并在大选中获胜，组成了法国近代第一个左翼政府，人民阵线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改革，实行国有化是其主要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军工、铁路、海运行业的企业实行了国有化。由于法国人民阵线存在不到一年就迅速夭折，这次国有化运动也就中途而止。1945年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了戴高乐政府，在这两个左翼政党的推动下，法国迅速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对北方煤矿、法国航空公司、新闻机构、雷诺汽车公司进行了国有化，把法兰西银行、时昂信贷银行、通用银行、国民工商银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34家保险公司收归国有。到1981年，法国的公企业已达到非常可观的规模：共有国有企业84家，公私混合企业99家，政府或公有企业在800家公司占有股份，公企业占全国固定资本的20%、国内生产总值的12%、工业总投资的15%、工业销售额的22%，占工业就业人口的12%，国有化银行存款占全国存款总额的70%。1972年，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制定了共同施政纲领，再次明确了国有化主张，指出国有化是“同资本主义决裂”的一种主要手段，公企业是“社会主义的试验场”，提出了国有化的方针政策。1981年，社会党取得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双重胜利，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掀起第三次国有化高潮，这次国有化运动使国家掌握80%以上的金融业和35%的工业固定资产。法国的国有化程度仅次于英国和奥地利，在西方国家中居第三位。
1906年，正式组成的英国工党将民主社会主义原则贯彻到其章程之中。从1918年，英国工党将“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写进了自己的党纲。1945～1951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首次以多数党的地位单独执政，掀起了英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国有化高潮，将英格兰银行、煤炭部门、民航、电信、煤气和大部分电力、钢铁产业收归国有。这一次国有化高潮，使公企业基本上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控制了大部分基础产业部门，公企业占全国工业企业的20%，公企业职工占自立人口的14.7%，公企业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20%。此后，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于1964～1970年，1974～1979年两次执政，工党政府调整了自己的国有化政策，进一步扩大了国有化部门，建立了对国有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持股公司，如工业复兴公司和国家企业管理局。
西欧其他国家的一些左翼政党虽然没有单独执政的机会，没有条件独立推行自己的国有化主张，但他们在参加选举、议会提案和是否支持政府组阁等活动中，往往以推动国有化为条件，以此推进本国的国有化进程。
其二，其他政党对国有化的主张。虽然西方公企业在其发展初期曾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也是融入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的。随着西方社会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扬弃，随着公企业对经济的调控、贡献作用日益显著，西方的国有化逐渐出现了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脱钩的趋势，各个国家、各个执政的政党都注意用公企业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经济社会结构的手段。
1932年，正值经济大危机之际，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后，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兑现自己在竞选中提出的由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新政纲领”，大力推行一系列“新政”措施，在金融、流通、工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创建大批国有企业。在“二战”期间，美国又斥资上万亿美元，增加工业中的国有资本。若不是战后1945年国会通过《政府公司控制法》，将大批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出让给私营企业，美国的国有企业将会大大优于今天的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也实施了一些推进国有化的措施，如将长期接受国家资助的帝国航空公司收为国有；战后，保守党在1951～1964年13年执政期间，基本上延续了工党政府的国有化政策，除了对钢铁工业和部分货运业恢复私人企业经营外，允许过去的国有化法规和措施继续生效。1971年保守党的希思政府收购了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私人公司。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尽管推行私有化运动，但政府在实行私有化的企业中仍保留一部分股权，特别是设立了一种对企业重大事项有否决权的特别股票，政府将这种股票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其他国家的各种政党，如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战后在意大利长期执政的天民党，1976～1982年在瑞典联合执政的中央党、自由党、温和党，奥地利的社会党，新西兰的工党，日本的自民党等，都曾在执政期间，从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领导、发挥公企业对国民经济积极调节作用的角度出发，促进过公企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