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生存诸条件之中，因此，正是依靠有关这些条件，亦即关于“人类处境”的知识，我们才得以建立起具有客观有效性的种种价值。显然，这种客观有效性仅当与人的生存相关时才会存在，在人之外则决无所谓价值。
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类生存独有的条件是什么？以及根源于这些条件的种种需要又是什么呢？
人很早便从与自然界的原始统一性中脱离出来，正是这种原始的统一构成了动物生存的特性。由于人在这种分离的同时禀赋了理性和想象，所以他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孤独和无助，无力和无知，以及他来到这个世界和悄然离去的偶然性。他以前是借助本能制约的联系与伙伴们保持联系的，如果他不能找到取代这种联结他与伙伴们联系的新的联系方式，那么，他就连一分钟也不能正视这一生存状态。甚至在他所有心理需要都能满足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经历这种囚徙似的生活，以便能恢复其健全的理智。实际上，不健全的个人也就是完全不能与任何人建立起联系的人，由此才使得他自身为这种隔离的孤漠所束缚，甚至在他尚未被锁于铁窗之中时亦是如此。与别的有生命的存在物相联合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必然性，是一种强制性的需要，人的健全理性就来自于这一需要的满足。这种需要存在于那些构成亲密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就爱这个词的最宽泛的含义来说的所有热情等等一切现象的背后。
寻求和达到这种联合的途径有几种方式。人可以试图通过归顺于某人、某一团体、某种机构而与世界相联系。通过这种方式，他使自己成为某些大于他的事物或组织的一部分，从而超越了他单独生存的孤立状态，并由此体会到他与他所臣服的那种力量之间的同一性。克服孤立状态的另外可能性则恰恰相反：人能够通过支配这个世界，通过使其他人沦落为他自身的隶属，从而借统治来超越他单个的存在而与世界建立起联系。
隶属和支配的共同因素是联系的共生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完整性和自由；他们彼此依赖和彼此利用而生活，这既在一方面满足了他们渴求亲密无间的愿望，但是在另一方面，却由于缺乏内在力量和需要自由及独立的自信而遭受着不幸。更为严峻的是，他不得不经常承受着伴随共生关系而来的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敌意的威胁。这种服从欲（受虐狂）和支配欲（施虐狂）的实现决不会带来满足，它们具有一种自行作用的力本能，由于没有什么服从和支配（或者占有和名声）能足以提供同一感和联合感，因此，这种欲望的实现只能招致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尝试，而这些欲望的最终结果则是失败。除此之外不会有两样，尽管这些欲求的目标在于寻求一种联合感，其结果却反倒破坏了这种整体感。由任何一种欲求所驱使的个人实际上越来越依赖于他人；与力图拓展其个体存在的初衷相反，他不得不仰仗他所服从或支配的人们而生活。
要满足人希求与世界相统一同时又保持其整体感和个性这一需要，只有通过一种欲求，这就是爱。爱是在维持自立和一个人自身整体性的前提下，与外在自我的某人和某物的联合。它是一种分享和交流的体验，并且惟有它才提供一个人内在活力充分展示的可能性。爱的经验遗弃了种种虚妄的需要，显然，既然这种积极分享和爱的实践使我能超越我单个的存在，既然它同时能使我感受到我作为爱的行为的积极力量和承受者的地位，那么，我也就无需膨胀我关于他人和我自身的想象。在这里，要紧的是爱的特性而不是对象。爱就存在于人与我们同类的团结中，存在于男女情爱中，存在于母亲对子女的母爱中，甚至存在于作为人类存在物的自爱中；它还存在于联合的神秘体验中。在施爱的行为里，我感受到与所有人的联系，然而，我本人却是一个独特的、自立的、有限制的、会死的人的存在。确实，爱正是在自立与联合之间的两极之外才得以产生和再生。与寻求联系的人类天性紧密相关，人类处境的另一面，是人作为一种动物的处境，以及超越这种受动的动物状态之需要。人不由自主地被抛入这个世界上，就此而言，他与野兽、植物甚至无机物并无差别。不过，由于他禀赋着理性和想象力，他决不会满足于动物般的被动角色，也决不会满足于这种类似任意抛掷的骰子一般的角色，他无时无刻不为一种超越此种动物性地位，超越其生存的偶然性和受动性，以及成为一种“创造者”的愿望所驱使。
人能够创造生命，这的确是人与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所共具的非凡品质，然而这却是以下述区别为前提的，只有人才能意识到生命的被创造和作为创造者的身份。人能够创造生命，或者毋宁说，女人能够通过婴儿的生产以及耐心照料以便使他长到足以能照料他自身而创造生命。人——男人和女人——可以经由播种、制造物质对象、创造艺术活动和观念、以及彼此相爱而创造一切。在这种创造活动中，人便超越了他作为纯粹的动物式的存在，他使自身由一种生存的偶然性和受动性之中被提高到一个有目的和自由的王国，在人这种寻求超越的需求中，展现出一种爱的根基，如同展现着艺术、宗教和物质生产的根基一样。
生命的创造以活动和关怀为前提，它是以对自身创造物的爱欲为前提的。假如一个人失去其创造力，假如他不能爱其所爱，那么他又是如何解决超越自我这个问题的呢？对于这种希图超越的需求有着另外一种答案：如果我不能创造生命，我却可以破坏它，对生命的破坏同样可以使我超越生命本身，因为生命是一种奇迹般的、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破坏性行为中，人得以置身于生命之上，他超越了他作为动物的自身。从而，对于人来说，由于他被迫去超越他自身，所以，最终的选择就是去创造或者去毁灭，去爱或去恨。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所看到的巨大的毁灭性力量，以及我们在当今时代所亲眼目睹的可怕事实，全都根源于人的本性，正像创造的冲动亦根源于它一样。说人能够发展其最初的爱和理性的潜力并非意味着对人抱有善的朴素信念。破坏性是与之相联系的潜在可能性，它的根源就在于人的存在中，并且如同任何欲望一样，具有同等的强度和力量，然而创造却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创造和毁灭，爱和恨并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两种本能，它们构成寻求超越同一需要的两种答案。当从事创造的愿望难以满足时，破坏的愿望便会由此产生。不过成就需要的满足会带来幸福，而由破坏所招致的痛苦——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破坏者本身咎由自取。
同样由人的生存处境所产生的第三种需要，也是人的寻根需要。人作为人的诞生意味着他离开自然界寓所后突现的肇始，意味着联结他与自然界之间的纽带被割断。然而，这种分裂是令人生畏的。假如人失去其自然的根基，他能够奔赴何处并成为何物呢？他将被迫孤独地自持，没有寓所，失去根基；他会不堪忍受此种孤立和无助的处境，他会因此而患精神病。只有当他找到新的人类基础，并且惟其如此，他才能重新感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自由自在的，并因此而脱离自然根基。然而，试图由人那里寻找如此一种不愿割断自然纽带的深深渴望，亦即一种为了与自然界、母亲、血和大地相分离而战斗的深深渴望，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最基本的自然纽带是儿童与母亲之间的纽带。婴儿在母亲的子宫中开始其生命的历程。与大多数动物的情况相比较，他不得不在那里度过更长的时间；即便在他出世后，婴儿也仍然处于生理上无助的境地，为此他不得不完全依赖于母亲，这种无能为力和完全依赖于母亲维持生命的时间比之于任何动物甚至还要长些。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在母亲与婴儿之间不曾有充分的分离，他所有生理需要的满足，以及他寻找爱和情感的生命需要的满足，都仰仗于她；她不仅仅使他作为生命而诞生，而且还得继续赋予他以生命。她的关怀并不取决于幼儿赋予她的东西，也不取决于幼儿未来不得不履行的任何义务，这是无条件的。她之所以照料他，就因为这个幼小的生命是她的孩子。在这些决定性的最初年份中，幼儿从母亲那里感受到生命的源泉，感受到一种周密的、保护性的、滋养丰富的力量。母亲就是食物，她是爱，她是温馨芬芳的，她就是大地。为她所爱就意味着成为活生生的生命，它深深植根于自然的根基之中，如同在家里一样。
正像出生意味着脱离子宫周密的保护一样，生长也意味着离开母亲的保护范围。但是，甚至在成熟的成年人那里，对这种曾经有过的处境的渴望也从未完全停止过，尽管在成人和儿童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别。成年人拥有自立的手段，他拥有关心自己，为自己负责、为旁人负责的手段，而儿童却还不能做到所有这一切，不过，考虑一下不断增长的生命的困窘状态，我们知识所固有的不完全性质，以及成人生活的偶然性和我们所犯的无法避免的错误吧，这样就会看到，成年人的处境决不像人们通常所断言的那样，与儿童的处境根本不同。每个成年人都需要帮助，需要温暖和保护，他们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儿童的需要，但在许多方面却又与儿童的需要相类似。我们从普通成年人那里发现，他们有寻求安全和他曾由与母亲的联系所获得的生命的源泉这样一种深深的渴望，我们难道会为此而诧异吗？难道没有理由设想，除非他能找到别种生命源泉，否则就决不会放弃这种强烈的期待吗？
在精神病理学中，我们为这种拒绝脱离母亲荫庇的现象找到了例证。在大多数极端形式中，我们发现，病人渴望回复到子宫中去，一个为这种期望所缠绕的人往往为精神分裂症提供了说明他的感受和行为就像是躁动于母腹中的胎儿，他甚至于不能承受一个幼小儿童的最基本功能。在很多较严重的神经功能症病人中，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渴求。然而作为一种被压抑的愿望，仅仅表现为梦境、症状及神经过敏性行为，这种种反常均源出于滞留于母腹子宫中的深层渴望与倾向于过常规生活这种成人个性角色之间的冲突。在众多的梦境中，这种渴望往往由以下种种征兆表现出来：病人常常处在一个黑洞里，在由他一个人操纵的潜艇中，潜入深水中，如此等等。在这种病人的行为中，我们发现其往往表现为对生的恐惧和对死的深深迷恋（死，是以一种幻觉形式回到子宫和母腹中去的行动）。
还有一些较为轻微的恋母情结形式，可以说，它表现为一个人意欲回到他自己曾经出生的地方。然而，令他生畏的则是采取出生后的下一步行动，亦即惧怕母亲给他断奶。那些被缚着于这一出生阶段上的人，一般都怀有祈望得到母爱、喂奶、有一个母亲般形象加以保护的深深渴望；这种人扮演的角色永远是奴隶。一旦失去了笼罩于他们身上的母性保护，他们就会生出一种恐惧和不安全感。反之，一旦受到慈爱的母性或母性替代物的照料，他们又会显出乐观和积极的心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既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只是表现为幻觉。
生活是一个持续降生的过程，我们多数人生命中的悲剧就在于我们死于我们充分的降生之前。但是，出生并不仅仅意味着摆脱了子宫孕育和照管等，它同时也意味着自由地从事积极的创造。正如同一旦脐带割断儿童必须呼吸一样，人在其持续降生的每一时刻都不得不主动而富于创造性地活动。就人的充分降生意义而言，他会由此发现一种新的根基，那便是他与世界的创造性关系，以及继之而来的与所有人和所有自然物之间密不可分的体验。正由于人是受动地植根于自然和子宫之中，才得以再度降生。不过这一次却是以积极而又富于创造性地与一切生命物相处的姿态呈现于世。
人需要拥有同一感。人可以被定义为能说“我”的动物，亦即能意识到他自身为独立实体的动物。而动物则由于身处自然界之中并且不能超越于自然界，因而并无同一感的需要。人则由于被从自然界那里抛开，禀赋着理性和想象力，需要形成关于他自身的概念，需要去说并且去感受：“我就是我。”由于他不是被养活，而是独立地生活着，由于他已经失去了与自然界之间的原初统一性，由于他不得不自己作决定，所以他意识到他自身与邻居是不同的个人，他必须将自身感受为他所有行动的主体。如同他需要联系，需要生命的根基和超越一样，这种对同一感的需要对他来说是如此生命攸关和紧迫，以至于只要人不能寻求到一种满足此种需要的方式，就很难维持其精神上的健全。人的同一感是从其超越“原始纽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正是这种纽带维系着他与母亲和自然界的联系。婴儿由于只能感受到自身与母亲的不可分性，因而不能称谓“我”，也不能获得任何同一感的需要。仅当他能将外部世界设想为独立的和不同于他自身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身为独特存在物的处境，他所学会运用的最后一个词便是关于他自身的“我”。
在人类种族繁衍中，人意识到自身为独立自我的程度，取决于从氏族状态发展出来的程度，也取决于个性化发展的程度。原始氏族成员或许能将其同一感表述为“我就是我们”这一公式；然而，他还不能将自身设定为与他的氏族相分离而存在的单独“个体”。在中世纪社会，个体被等同于他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社会地位。农奴并非偶然地才成其为农奴这样一种人，而封建主也并非偶然地才成其为封建主这种人。他就是一个农奴或者一个封建主，他对这种不可转移的处境感受本身恰恰就构成其同一感的主要之点。当封建制度崩溃之时，这种同一感便会随之发生动摇，而一个尖锐的问题“我是谁”便会由此生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怎么知道我就是我呢？”这是由笛卡尔以其特有的哲学方式所提出的问题，他对此种寻求同一性的回答是：“我怀疑——故而我思；我思——故我在。”这一答案将所有重点皆置于把“我”的经验视为我思活动之主体之上，因而未能意识到“我”正在感受和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中。
西方文化是沿着为充分的个性经验创造基础的方向发展着的，它为个人提供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而且，这种文化中的教育方式是引导他为自身而思，使他得以从来自权威的压力下解放出来。正因为这一缘故，一个人才得以在他是自身力量的积极主体的中心意义上感受着“我”，并且就依此种方式经验着自身。不过，即便如此，也仅只少数人获得了关于“我”的新的感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个人主义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外观，在其背后，却潜藏着个体同一感的丧失。
为了寻求真实的个体同一感的替身，曾有过各种追求和发现，民族、宗教、阶级和职业均被视为同一感的替代物。“我是美国人”，“我是新教徒”，“我是商人”，所有这些都是帮助一个人在原始的氏族同一性消失以后，在获利一种真实的个体同一感之前，感受着自身同一性的一般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彼此间互有差别的同一性通常都获得了同时并存的价值。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它们只是标志着身份的同一，在那些古老的封建残余与现代社会并存的社会中，它们显得更为有效，例如欧洲国家便是这样。而在美国，由于封建遗物极少存在，以及社会变动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标明身份的同一性很自然地较少发生作用，而这种同一感则越来越趋向于一致的经验。
因为我不是有差别的，因为我就像旁人一样多并且被他们视为“可靠的伙伴”，故而我能将自身感受为“我”。正如皮兰德罗在一出剧的标题中所标明的那样——我是——“就如你所愿的那样”。在这里，取代前个人主义的氏族同一性的是一种新的众人同一性，从这种彼此间的同一性眼光看来，此种同一感就建立在一种无疑为公众所共有的感受之上。尽管人们往往并不承认统一性和一致性的这种性质，尽管为个性的梦幻所掩盖，但这些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同一性的意义问题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只是涉及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问题。造成感受同一性需要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生存条件本身，它构成了大多数强烈追求的源泉。既然我在失去“我”的感受之后难以维持我的健全，我便被迫采取任何行动来获得此种感受，那种潜藏于追逐地位和一致性的炽热欲望的背后，正是这种需要。在某些时候，对这种需要的渴望程度甚至于比生理上的生存需要更为强烈。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为明显的了：人们往往愿意冒生命危险，放弃他们的爱，失去他们的自由，牺牲他们的思想，而这一切，却都是为了这一目的，那就是使自己成为大众和统一整体之中的成员。换言之，也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同一感，尽管这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