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接着，日军又占领热河，越过长城，侵略势力深入华北，并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中国军队撤出河北省和平津，使华北广大地区沦为日本占领区。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迅速膨胀。从1936年起，日本大量增兵华北，积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方针是集中兵力，向我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进军，摧毁中国主力军队，占领中国富庶腹地，夺取中国丰富的物资，支持其侵略战争。
中国西北地区对日本实施上述方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日本在占领东北以后，就一直把控制东起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甘（肃）新（疆），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断中苏联系，保证其主力南下的后方安全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但因日本需要集中兵力南下，没有足够的兵力对如此广大的西北地区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于是便收买汉奸，培植傀儡伪政权，特别是想挑拨蒙回藏等民族间的感情，鼓动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罪恶阴谋，达到其封锁西北、隔断中苏联系的目的。日本设想的这条封锁线上，内蒙古最为重要。在日军的支持和操纵下，先后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军政府”，实行所谓的“高度自治”。日军在绥蒙扶植傀儡政权的同时，不断注意与绥远、内蒙古相邻的宁夏。特别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坚持抵抗日本侵略，数次对来犯的伪军予以迎头痛击，并于1936年11月一举攻克蒙古伪军的巢穴百灵庙，给日本侵略阴谋造成极大阻力。因此，日本便加紧对宁夏的特务渗透，公开对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进行策反，企图南北夹击傅作义部，迫使其退出绥远。而且，内蒙古之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军政隶属于宁夏省政府，宁夏军民与陕甘绥抗日武装联为一气，向北深入内蒙古，足以粉碎日本封锁西北的阴谋。
因此，宁夏对日本的态度就成为绥蒙及西北抗日形势变化发展的重要一环。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已经对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的广泛影响有所了解，同时也制定了利用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肢解中国西北的策略。1913年，日本浪人涛秀雄化名马成龙，冒充穆斯林在甘肃（当时宁夏隶属甘肃）组织“黑龙会”，以维护宗教的名义挑拨回汉关系。1919年，日本间谍川村义马潜入宁夏，打着“皈依”伊斯兰教的幌子，在当地回族中培植亲日势力。是年5月，被马福祥武力驱逐，取缔其特务机关。抗日战争期间，与宁夏邻近的绥蒙地区，日本特务的活动更加猖獗，他们在宁夏西北部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开辟简易军用机场，建立特务机关，并经常派遣特务人员潜入宁夏及甘肃、青海进行活动，目的当然是想效法东三省故伎，在“满洲国”之后再扶植一个“回回国”傀儡；或按照“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模式建立一个日伪政权。然而，日本没有看到，马家集团自清末到民国时代，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方针，与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巩固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政治权力，和日趋没落的蒙古王公有着根本区别，也不是那些失意的汉奸政客可比拟。更重要的是，回族的经济、政治及语言文化诸方面与汉族血肉相连，回族的历史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不仅广大回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回族上层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更何况西北回族上层人士不愿做日本人的傀儡，还有一个历史渊源，那就是当年他们的先人马海晏、马福禄等跟随董福祥的甘军，在北京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作战时，家族中很多人都牺牲了，这就是马鸿逵等人常说的与日本人“国仇家恨”的由来。不过，马家集团起初对日本的拉拢还只是采取“不得罪、不合作”的态度。
1936年2月1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中将飞抵阿拉善旗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筹设特务机关。阿拉善政务隶属宁夏省，故宁夏省方得报后，即派省政府秘书长叶森和中央蒙藏委员会驻宁代表刘柏石等前往定远营，明确提出不许日本在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坂垣拒不接受宁夏省方意见，还派4名特务到宁夏省城活动，公开向马鸿逵挑衅。6月，日方又派员到定远营架设无线电台，设立特务机关，并修建小型飞机场。10月，机场修成，日方将大批军用物资运往定远营。马鸿逵对日本势力逼近宁夏深感不安，但当时红军主力北上，有夺取宁夏的打算，直接动摇其统治。因此，马鸿逵极力赞同推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军事力量首先用于抵抗红军和镇压人民革命，对日本侵略者则采取“尽量容忍，避免发生事端，引起纠纷”的态度。他对日本特务骚扰宁夏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反日，只命令公路局不许给日本人卖车票。坂垣派遣的4名特务，由定远营搭乘班车到宁夏城，四处活动，气焰嚣张。马鸿逵一面待日本特务为上宾，为其安排食宿，与之合影留念；另一方面却把车站售票员和班车司机枪毙，暴尸街头，有意向日本特务示警，迫使其离开宁夏。同年8月，日本军方派羽山少校和石田三郎、熊田俊夫等携带行装、地图、照相机，由临河赴宁夏“游历”，刺探宁夏军政情况。宁夏当局不敢限制和反对，任其肆意活动，并予热情款待。当时担任宁夏省民政厅长的李翰园后来撰文说，马鸿逵对日本特务在自己省境内设置机关的猖獗活动，总是睁只眼闭只眼，不但不制止，他“还在省政府大礼堂为日本特务举办秦剧晚会”。种种迹象表明，马鸿逵当时面对西北复杂变幻的政治形势，为了巩固其在宁夏的统治地位，不敢表示明确的态度，意在等待国民党政府的决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停战议和、联合抗日等条件，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宁夏抗日形势的发展。西北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开赴抗日前线，不断重创日军。西北军民投入抗日的神圣战斗，反侵略声势不断高涨。甘、宁、青划为第八战区。新疆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依靠苏联寻找支持，与中国共产党也有了广泛联系。苏联空军援华，大批军用物资经西北通道输入中原。在这种形势下，马鸿逵集团的抗日态度才逐渐坚定。1937年春，根据南京政府的命令，宁夏省派第十七集团军参谋长李翰园前往额济纳旗捉拿日本特务，在青海马步芳（马也接到南京政府命他派人协助破获日本间谍机构的电报）部马步康旅的协助下，将驻额济纳旗日特机关全部破获，日特江崎寿夫等13人和汉奸5人全部就擒，9月，被解往兰州枪决。1938年，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中将再次飞抵阿拉善旗定远营，邀请马鸿逵面谈。马鸿逵拒绝赴会，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锽前往。临行时马鸿逵向周百锽交底，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
阿拉善左旗亲王达理扎雅的妻子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堂妹，所以在日本特务到定远营活动时，达理扎雅曾为日特提供住所，还帮他们修了一个简易飞机场。达理扎雅的父亲与马鸿逵的父亲曾经结拜为盟兄弟，达理扎雅与马鸿逵也算是两代世交的干兄弟。马鸿逵担心干兄弟达理扎雅受伪蒙胁迫勾连而给日本人当“傀儡”，在请示南京政府后，于 1938年2月，“以换防为名，派兵将定远营团团围住”，赶走了日本特务，将达理扎雅“请”到银川，与自己“同住”了10年，“直到抗战胜利，才把他放回阿盟”。1939年4月，马鸿逵还把以包头“西北保商团”会办身份为掩护、在宁夏进行破坏活动的马云青秘密处决。日本特务在宁夏的活动严重受挫，其特务机关也就在宁夏地区无法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