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资本主义性质工矿企业的创办，始终是衡量早期现代化进程启动与否的重要标尺。宁夏自清末以来连年战乱，尤其是民国元年马麒扑灭宁夏会党起义、1933年的四马拒孙（殿英）两次战火，更使经济凋敝的宁夏雪上加霜，大伤元气，复苏经济谈何容易？故而马福祥、马鸿宾主政宁夏时，对宁夏经济的恢复很难有所作为。宁夏近代经济的起步始于马鸿逵。
马鸿逵首先从控制金融入手积累资本。1938年6月，他将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属下的宁夏银行接管下来进行改组，宁夏银行成为地方官商合办的独立金融体系，总股金为15万股，150万元法币，其中官股认购10万股，商股认购5万股。所谓官股不过是马鸿逵家族的私股。宁夏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股东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马鸿逵自兼银行董事长。宁夏银行的业务，由以前的发行钞票兼营商业，一变而为专营商业的投机垄断组织，经营种类从大烟、粮食、百货到皮毛、枸杞、精碱、药材、木材、发菜、食盐等土特产。在西安、兰州以及本省各市县共设立分行及办事处11个，在北平、天津、包头以及上海、武汉、广州等处均有联系或专设机构。币制改革是马鸿逵的又一重大举措。宁夏自民国以来，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既有前清的银两，又有北洋政府的银元，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地方货币，币制的混乱造成换算的困难，阻挠和限制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金融秩序。马鸿逵通过宁夏银行回收境内流通的各种旧币，按比价统一兑换成新发行的纸币，虽然个人从新旧币兑换的过程中捞取了不少好处，但客观上有效整治了宁夏的金融秩序，以他兼任董事长的“富宁公司”为龙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统一的金融体系，为民族工商业者创造了一个较为成熟和有利的投资环境。
宁夏银行成立当年，马鸿逵即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宣布，为了“抗战建国”，对宁夏的优质羊毛等土特产品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各商号所存羊毛，均须卖给银行，不得偷运包绥、天津，违者以资敌办”。马鸿逵还把宁夏的羊毛、羊皮和牛皮划归“军用物资”范围，由军需处严加统制，通过地方税局按照所掌握的征收羊捐登记清册摊派征购。羊皮分二毛皮和老羊皮两种，每一种每年派购1万张到2万张不等。马鸿逵假银行之手，低价收购民间羊毛、羊皮、羊绒和驼毛、驼绒等，动用军车运往兰州、西安等地高价出售，再从那里购回布匹和五金等商品回宁夏高价销售，通过高价卖出通和低价购进，几个反复就轻易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不到5年，马鸿逵便可以自己独立出资100万元法币，专营宁夏土特产的外贸出口。1934年~1940年，国民政府曾给宁夏追加8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在宁夏建立毛织厂和改良畜牧场，这笔款项到了马鸿逵控制的宁夏银行的账目上，很快被财政厅长赵文府转到了马鸿逵家族资本“富宁公司”的名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洗”成了马鸿逵的私人财产。宁夏银行还通过专卖鸦片而进行资本积累。宁夏自从“禁烟”后，省政府原先统购的二三百万两大烟，全部归宁夏银行经手出售。当时马鸿逵的“禁烟”是禁种而不禁吸，吸食大烟的需要量并没有减少，而存烟数量却越来越少，烟价与日俱增。宁夏银行通过垄断大烟的出售，聚敛起大量的财富。
宁夏的工业本来一无所有，一切工业品都要从外地购入。马鸿逵主宁以后，开始创办一些企业。马鸿逵的“富宁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三四十年代的业务发展达到顶峰。如：1935年创办的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1938年创办的宁达棉铁工厂，1942年创办的光宁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和兴夏毛织股份有限公司，1943年创办的兰鑫炼铁股份有限公司、德昌煤矿公司、德兴煤矿公司和利民机器面粉公司，1944年创办的兰鑫机器厂、光华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和鸿丰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等。除此之外，马鸿逵还相继办起了甘草膏厂、玻璃厂、酒精公司、精碱公司等。这些工厂和公司使宁夏地区的经济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开始起步。
马鸿逵家族及其幕僚们经营创办的这些官僚企业，在解放初期也是宁夏唯一的企业，如解放初的宁夏人民发电厂（原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宁夏新华毛织厂（原兴夏毛织股份有限公司）、宁夏新华第一煤矿（原德昌煤矿公司）、宁夏新华第二煤矿（原德兴煤矿公司）、宁夏人民面粉厂（原利民机器面粉公司）、宁夏新华火柴厂（原光宁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人民机器厂（原兰鑫机器厂）等都是人民政府接收的马鸿逵及其家族成员和幕僚们创办的企业。
马福祥统治宁夏8年（1912年~1920年），尽管在清政府“新政”的影响下，兴办了一些新式的学校，支持编撰了《朔方道志》等，但在宁夏地区却没有创办一家近代企业，以至于有些学者说：“（民国初年）宁夏竟然没有一座使用蒸汽机做动力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厂，这是当时国内极少见的经济落后现象。”有人在研究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产生时，认为“擅长标新立异的马鸿逵，在宁夏创办的一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不但很快促成了自己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形成，也给”塞上江南“带来了新的社会气象。”由于马鸿逵集团在政治制度上采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打的是“三民主义”的旗号，所以经济上必然会逐步走向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僚垄断道路。翻开民国时期宁夏的工商业发展史，除了马鸿逵家族官僚资本开办的这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体之外，实在难以找到其他的民间企业。吴忠在1944年由商户集资创办的“立新工厂”（织布厂）、灵武县小型煤矿“福善堂”等，虽然也有过短暂的红火，但终因无力与马鸿逵的企业相竞争，要么被迫停产倒闭，要么被马鸿逵的企业兼并。所以有学者在谈到宁夏省民国时期的近代企业时，不仅感叹到：他们基本上是由马鸿逵家族及其幕僚们经营创办的官僚企业，这种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无疑也阻碍了宁夏经济的发展。试举几例说明之。
马鸿逵利用宁夏银行征购皮毛时，征购价格压得非常低。1941年以来，盐池、同心一带，当时3张羊皮可换回2只活羊，而马鸿逵收购时，老羊皮每张2角至3角，二毛皮每张3角至5角。致使很多牧民赶上羊只逃往靖远、海原、固原、蒙旗、陕北，躲避灾难，不敢回宁夏。有的携家带眷，过起游牧生活。本来，宁夏地处贺兰山麓，坡缓草细，沙平水清，最适宜于滩羊生长，过去每年出产滩羊二毛皮袄几万件，运销京、津、川、陕、晋等地，自马鸿逵统制羊皮后，将工匠一律抓进他的皮革工厂，致使宁夏有名的滩羊皮生产陷于停滞状态。1937年，吴忠几家商号在甘肃、青海两地，收购羊毛30多万斤，运到西套马峰峡后，马鸿逵下令扣留，致使这些羊毛在露天存放了3年。到1939年春天，马派人把这些羊毛低价强行买去。本来每百斤羊毛的成本是65元左右，而马鸿逵只给14元。
枸杞是驰名全国的宁夏特产，为珍贵的滋补药品。枸杞园主要分布于中宁县之宁安堡、舟塔、恩和等乡。1939年，马鸿逵见贩运枸杞获利丰厚，于是在宁夏银行内部专设“富宁商行”，垄断枸杞贸易，不准私人运销贩卖。富宁商行做枸杞出口贸易，由宁夏银行出面压价收购，并由地方税局、军警限制药商采购，枸杞价格因之狂跌，杞农生活大受影响，纷纷挖茨（即枸杞树）转产，枸杞园减少1/3，到解放前夕，闻名中外的中宁枸杞残存无几。宁夏产的甘草、苁蓉、当归、锁阳等中药材由宁夏银行统购后，药价越压越低，致使以采药为生的穷苦百姓无法糊口，许多人被逼迫改行干别的。
清末民初，宁夏省城已有较大的八家私营商号，俗称“八大家”，即敬义泰、天成西、隆泰裕、广发隆、合盛恒、百汇川、福新店、永盛福，都是山西人创办的。马鸿逵主宁后，垄断贸易，致使包括“八大家”在内的宁夏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窒息的道路。在马家官僚资本统治集团的垄断下“，八大家”不仅被剥夺了经营土特产的权利，而且也被切断了进货渠道，逼得宁夏各商号不得不从河南等省进购土布，质次价高，得不偿失，生意日衰。加上货币贬值，使各商号难以维持。马鸿逵还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强令“八大家”入股而不给分红，致使“八大家”中的永盛福于1938年倒闭，福新店、合盛恒、隆泰裕、广发隆也先后破产关门，其余几家也奄奄一息。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吴忠堡的商业得到长足发展，不到10年时间，商户的资金总额就达160多万元，其中在1万元以上者有30多户，吴忠堡成为宁夏的商业中心，当时称为“小上海”。但是，马鸿逵主宁后，横征暴敛，垄断经济，残酷掠夺，任意敲诈，很快就将吴忠堡的商业摧残殆尽。到抗战胜利时仅剩十几家商号，资金不及原来的半数。
马鸿逵控制金融，垄断经济，为自己及其家族成员和亲信搜刮了巨额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