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来宁初期，一切税收均招商承包，实际是官包，主要是由马鸿逵的师旅长及厅处长承包，局卡林立，百物皆税，名目繁多，混乱不堪。仅税收机关，就有各县征收所、牲畜税办公所、驼捐办公所、船捐办公所、卷烟特税办公所等。税种有多少呢？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引1934年12月《宁夏公报》所列的捐税名目就有：销售税、家畜税、骆驼税、运盐税、用盐税、烟灯税、养羊税、商人税、脚夫税、养鸽税、土地税、掮客税、粮食税、特别粮食税、附加土地税、木材税、采煤税、皮税、屠宰税、船税、灌溉税、磨石税、房屋税、磨面税、秤税、礼仪税、烟税、酒税、印花税、婚税、蔬菜税等。斯诺说“这张单子还没有囊括所有的苛捐杂税”。后来，又增加警捐、铺捐、路灯捐、妓女捐、戏捐等，甚至在1943年一市民抬棺出殡，税务机关竟也拦路收税，因而有“百物皆上税，唯有屁无捐”的民谣。
1935年1月，马鸿逵下令废除税收官包，由财政厅统一征收。1940年，为进一步增加税收，又重新颁布各地方税局组织条例，规定长收比额1~6成以上者，分别提取奖金10~40%；短征比额1~3成者，罚薪1~4个月；短征4~5成者，议处或撤职议处。同时，派遣财政视察员轮流考查，规定各税局截留查验办法，互相监督。这样，就将1935年以前年收280余万元税款提高到1937年的540余万元。
为了收税，马鸿逵在所有交通要道，遍设局卡。磴口县的大水坑，是由包头向宁、甘、青运输商品的必经之途；同心县是上海、西安等地来宁的唯一通道。设在这些地方的局卡，对进境的商品物资，都要征收过境税、落地税、所得税等。在吴忠设有总税局，还有稽查处，他们专找罚款借口，勒索钱财。商人的货物，过一年未销完者，就要重新纳税。货物运到，要立即报告，超过几个小时，就以偷税论处，予以罚款。所有货物，每件都要盖税局图章。货物、布匹盖的图章，时间稍久，色淡模糊，就要充公或者罚款。1942年春，马鸿逵派其财政厅长赵文府，带领十几个便衣队人员，以“稽私”为名，搜查吴忠各个商号。凡未盖税局图章的物资，都以私藏论处，全部没收；有的早已纳税，也予没收。这次没收的货物，数量特别巨大。便衣人员如狼似虎，横冲直撞，见商号就搜，把吴忠市面闹得天翻地覆。有人气愤不过，画了一副讽刺马鸿逵、赵文府的漫画，趁夜贴出，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在税收上，马鸿逵还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国税”上进行争夺。经过多次讨价还价，马鸿逵陆续向南京国民政府争来各项协款，计有每月印花税协款1.5万元、卷烟特税协款1万元、盐税协款6万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库支绌（款项不够支配），依全国通例，均按7成协济。以后马鸿逵又领到每月协济军费10万元，协济建设专款5万元，补助公务员薪饷3万元。1940年后，绥、包沦陷，宁夏地方商业大为萧条，所谓“国税”收入每年从100余万元锐减至数十万元。马鸿逵一再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协款，最后，索价协款234余万元。
总之，税务制度的建立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马鸿逵政府的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