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朔方道志》卷11《兵志》记载，驻防宁夏的八旗军“系自东北调来，多是吉林和黑龙江各地的满蒙人民”。按规定，驻防3年后，即调回原籍，另派八旗兵来接防。但到了乾隆年间，则经常不能按时换防，甚至拖延四五年之久，到后来则演变成不定期，再后来干脆规定协领（正三品官）以下全体满营官兵长期定居当地，不再换防。于是宁夏八旗官兵和工匠连同其家属共约1万多人从此永久定居宁夏，成为宁夏境内的新成员，当时被称为“旗人”。在宁夏的满族人口仅次于汉、回两族，居第三位。
清朝为了巩固八旗建制，实行八旗官兵世袭制。男孩从出生之日起，就是“养育兵”（也称“小甲”）。童年时在满营特设的“弓房”（也称“档子房”）习武，练习骑射。16岁起便正式充补旗兵（即马步甲），或到衙门当差，以求逐级升迁，直至为官。如果身体不好，或者骑射武技不佳，则充当“苏拉”（满语，意为勤杂工或闲散人员）。八旗军不受当地总督、巡抚节制，朝廷特别是雍正帝执政期间，要求八旗驻防，监督控制地方镇戍部队———绿营（清朝汉人军队的称号）。在政治、装备和军饷等方面，八旗兵都享有优厚的待遇，其中粮饷一项就相当于绿营兵的3倍多。
宁夏八旗官兵每年共支出俸饷和米草料折银19.159万两，军官俸米和官兵家口粟米共2.925万石。八旗官兵同绿营兵相比，还享有多种救济性的优待。如曾经作过战而年逾50岁告退的八旗甲兵，每名每月给赡养银1两，由宁夏府支付。在八旗闲散人员中，选择家庭人口较多而本人又弓马娴熟者330名，每名每月给赡养银5钱。八旗孤寡者，每口每月给赡养银1.5两。八旗孀妇丧夫一年之内可享用其丈夫原有钱粮的一半。八旗兵丁的红白两事均有恩赏银，每年共拨2940两专用，年终报兵部核销。满营文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有奖赏银，每名给盘缠费银5.524两，由宁夏县、宁朔县的地丁银内支付。孀妇如果在30岁以前守节不嫁一直到50岁，奖给守节银30两。八旗官兵的这种特殊地位和待遇，被宁夏当地汉族人编为顺口溜，即满营八旗“官靠俸禄，兵靠粮饷”，“生子有钱粮，婚丧有恩赏，退伍有赡恤，孤寡有抚养”。八旗子弟不做工，不经商，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不知物力之维艰，不求进取立业。八旗制度的特权腐蚀了八旗子弟，使其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寄生阶层。这种制度扼杀了旗人的生机，断送了旗人的前程。不但使八旗官兵丧失了战斗力，也使全体满族成员丧失了劳动谋生的权利和能力。
从嘉庆年间起，旗人人口成倍增长，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的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结果造成一大批旗人子弟因补不上兵缺而赋闲在家。到同治年间，八旗人丁更是翻番增长，“八旗生计”的阴影笼罩着许多下层旗籍人家。
满营八旗中由于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官兵之间，俸禄军饷差别很大，致使新城满营拖家带口的一般旗兵，只能过着“上顿不饱下顿饥”的苦日子，而为官者却靠着优厚的俸禄，置地出租，收取租息，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随着物价渐涨，家累日重的穷苦生活迫使许多旗人靠典当、赊账过日子。军饷一发，全部还账，生活费用，再行赊欠。长此以往，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对此，清政府虽曾采取增加粮饷、赏赐银两等办法缓和矛盾，但终未解决根本问题。八旗官佐又趁机以种种手段克扣粮饷，挪用饷银，造成了当官的日益发财、当兵的日益贫困的两极分化的局面。
道光十九年（1839年），由于宁夏满营前锋伊克唐阿的控告，朝廷查出前宁夏将军和世泰（一品，道光皇帝的舅舅）和副都统存华（二品），共贪污和挪用宁夏满营饷银1.44万两，结果两人都被判处斩监候。同此案有关的协领和左领哈兴阿等8人，也给了革职发配新疆的处分。
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清朝皇帝宣告退位，满族贵族统治中国的一统天下的完结，八旗制度也随着消亡，满营旗人的生计便成为社会性问题。
民国四年（1915年），北洋政府提出了“化旗为民”的建议，并派时任宁夏护军使的马福祥为政府代表，与宁夏满营代表常连等共同商议，达成如下协议：满营全部武器一律上缴，官兵全部解散，发放生活费，化旗为民。当时被解散的官兵2200余人，马福祥不分官和兵，骑兵每人发生活费白银50两，步兵每人25两。另外还有官兵家属2400余人，除少数孤寡酌情做了少量救济外，其余分文未给，随同被遣散的官兵一起，拨给湛恩渠（即今新开渠）附近部分荒地，令其垦荒谋生。马福祥当时从北洋政府领取安置费白银20万两，自己从中侵吞了10万两。至此，存在了近200年的宁夏满营彻底解体，满营的官员兵丁从此便成为平民百姓。现在，满族主要居住在银川市，另外，永宁、贺兰、石嘴山、平罗、吴忠等地也有满族散居。据1990年人口第四次普查统计，宁夏回族自治区有满族1656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