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抵制“四清”工作队
人代会一结束，陈永贵就兴冲冲地赶回了大寨。然而，村中等待他的却是一瓢冷水，一种在他看来莫名其妙的举动：“四清”工作队正在大寨搞扎根串联，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四不清”的证据。
早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精神，从挽救干部、帮助干部的良好愿望出发，从使国家不会“变修”的战略高度考虑，决定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运动。运动开展后，随着对农村形势越来越错误的估计，先后出台了“前十条”草案和“后十条”草案，推广了所谓“桃园经验”，“四清”运动遂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阶级斗争。
1964年2月29日，中共昔阳县委召开有2345人参加的“学文件、揭盖子、查上当、放包袱”为内容的四级干部会，昔阳县“四清”运动全面展开。鉴于1963年9月中共昔阳县第五届代表会议上，县委书记张润槐少得42票，县委内部存在不团结问题，昔阳县被列为山西省八个社会主义教育重点县之一。于是，昔阳县委党代会期间的不团结问题上升成了反党问题。先是在晋中地区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把已调文水县任书记的张怀英 定为指挥昔阳“反党宗派活动”的头目而隔离审查，随后，昔阳县主要领导王贵科、赵满仓、李韩锁等也分别被隔离审查，交代“反党宗派活动”问题。同时，陈永贵也被叫去揭发批判张怀英。10月，张怀英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95人被定为“反党成员”，278人为消毒对象，28人被调出昔阳县工作，陈永贵也因涉嫌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拐棍。这就是昔阳的“十月事件”。
11月，昔阳县的“四清”运动由面转点，晋中地委在昔阳县12个公社组织了几千人的四清工作总团，进行“四清”大会战，大寨村也进驻了四清工作队。
那时，对大寨的“四清”，陈永贵满有把握地相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做老爷，大寨在“四清”中也一定能当个方方面面都清白的先进典型。因此，大寨干部和群众热情欢迎“四清”工作队的到来，陈永贵还要求大家要积极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
谁知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队和对待“三类队”（落后队）一样，一切活动对陈永贵等干部严格保密，仍按照在“三类队”搞“四清”的套路，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调查大寨的土地亩数有没有少报、粮食产量有没有虚报，干部有没有贪污。这一切，让陈永贵觉得很窝火，便和工作队赌起气来。工作队不找他，他也不主动找工作队。工作队查找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给社员分配的口粮没有扣除水分；二是大队给扫雪的社员记工分不符合规定。陈永贵对此怒不可遏。他和所有的农村干部一样，不允许别人在自己的家门口拆自己的台。他“噌”地从炕沿边站起来，磕掉尚未吸完的旱烟，一拍大腿：“磨道上等你个驴脚踪，干你狗日的！”
说来也巧，工作队进村不几天，大雪纷纷扬扬而至，虎头山上白茫茫一片。要是往常，大寨干部早就派人扫开进山道路，以方便人们出行和劳动。这回可不同了。工作队不依靠干部，干部无权行动，雪停有日，仍大雪封山。那天，阳泉来了一批人要上山参观，可虎头山被大雪覆盖，参观的人上不去。工作队要求马上铲开路，可是叫社员不理，叫干部不管。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大队长贾承让。贾承让不给派人，说：“我们还有权力拨人吗？我们犯上一回错误还不行了，还让我们犯第二回错误哩？”
工作队的人被顶了回来，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去找陈永贵。陈永贵说道：“权不都是你们的吗？你们可以管起来嘛。你们可以把大寨的事办起来嘛。我们又不会革命，只有你们才会革命。”工作队的人软了，说：“参观的同志急要上山，铲不开路上不去。”陈永贵不慌不忙地问道：“我们乱记工分不是比最落后的大队还多吗？那么，他们落后的大队今天铲路不？”工作队明知是圈套也只好往里钻：“人家那里没人参观，铲什么路。”陈永贵道：“你不是让我们和他们看齐吗？他们不铲路，那我们也不铲路。”工作队的人着急了：“算了吧，我们承认错误还不行么？”见对方服了输，陈永贵才派人上山扫了雪。
分粮食不扣水分自然有多算粮食产量之嫌。陈永贵能言善辩，他争辩道：“我们过去给地主扛活，他就是秋天产下什么给我们什么粮食嘛，那时候没除过水分，我们也不知道拿水分。我们认为人民公社一年所产的粮食和工业原料，除上交国家以外，留下都是公社的，有什么水分可除呢？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要扣除水分呢？”这一问题提得怪，言语中隐含着阶级斗争的味道，工作队不敢贸然回答。接下来，陈永贵更是语出惊人：“扣水分的目的，无非是变相的隐瞒，无非是自己多留一点少给国家拿一点。要是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当成是一家人，我说就无需要扣除水分了吧！我们没有扣除水分是优点，不是缺点，是正确的，要按你们那样大的水分，你们究竟是灭了谁的威风，长了谁的志气；谁是反对哩，谁是拥护哩？我们大寨人民是坚决反对，彻底反对。而拥护的就是赫鲁晓夫。”陈永贵选准攻击角度，运用了当时盛行的阶级分析方法，听起来有理有据，工作队的人一时无语。
接着，他继续进攻：“我们一个人吃五百六十斤，你们给说成二百三十斤，一亩地打八百斤，你们给说成是三、二百斤，那只有赫鲁晓夫拥护！你们是给赫鲁晓夫提供材料的，你们是替赫鲁晓夫办事的！我们不能承认这是错误，你们给我平反！”
但没想到，陈永贵对“四清”工作队做法的抵制引起了工作队的更大不满。没过几天，当已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进京参加三届人大会议之时，“四清”工作队趁此时机，以更高的热情去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工作队在群众大会上说：“大寨红旗的旗杆上生了虫虫，不挖掉虫虫，红旗就不能高举！”他们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开会学文件，诱导干部们“洗手洗澡”，走家串户地挖证据，到处搜罗干部的问题。贾承让、梁便良、宋立英、贾来恒、赵大和等党员干部被逼着检查交代问题。大寨群众看工作队这样对待一心为百姓谋利益的干部，很是气愤。在一次会上，社员贾承录站了起来，说：“十指连心啊，咬咬哪个也心疼。你们究竟让揭发谁，揭发什么？大寨的干部都是社员的贴心人，一心为集体，为群众，不要说贪污盗窃，就连集体的汤也没喝过一口。你们这样硬逼我们昧着良心说白话，到底安的什么心？”说罢，径直离开了会场。
出席三届人大的陈永贵由县里派专车送回大寨时，正值大寨干部处于“洗手洗澡”的检讨反省阶段。往常，只要陈永贵从外地回来，干部群众总是不间断地登门，气氛十分热烈。这次一回村，陈永贵就明显地感到空气紧张，门庭冷落。直到夜深了，才听得有轻轻的敲门声。他赶紧起来开门，贾进才闪了进来，抱住陈永贵就哭开了，说咱这是最后见一面了，活不下去了。正说着，梁便良也进来了，哽咽着对陈永贵说：“这哪是人受的罪！只想等你回来，见最后一面！”这天夜里，大寨的五位支委都来找陈永贵告别，都说没法活了。陈永贵劝了几句，又劈头盖脸地把这些干部训了几句，告诉他们不能死，告诉他们他已把大寨“四清”的情况向周总理反映了，有中央做主，不要怕。
陈永贵终究是陈永贵，见过大世面。第二天，他无论在干部面前还是在社员面前都表现得非常乐观。他向社员们传达了三届人大的情况，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对大寨人的问候，他说：“周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表扬大寨啦，毛主席接见宴请咱大寨代表啦！”他兴奋地讲着北京的见闻，讲着毛主席请他吃饭的每一个细节，还特地对贾进才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还特别问候了你！”陈永贵带回来的喜讯像一针针强心剂，使大寨干部和社员又重新打起了精神。
对工作队，他采取了冷落和不合作态度。
那天，工作队主动登门找他谈话。显然，三届人大会议使工作队明白了陈永贵在中央的地位和在全国的分量，态度比前温和了许多。在一番简单客套的问候之后，正式要他谈谈生产问题，并表示这次谈话主要是生产，不涉及其他。陈永贵心中的积怨正无处发泄，他看了看工作队队长，不客气地说：“要谈，咱先谈‘四清’，再谈生产！”
就在陈永贵和工作队较劲时，1965年2月9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带着河北省委第二书记刘子厚来到大寨。此前两天，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副书记王大任等已先行到达大寨。
10日，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等参加了由陈永贵主持的党支部会议，听取大寨支委对“四清”的意见。陈永贵的情绪比前一段时间好转了许多。他在会上首先感谢上级领导对大寨的关心和爱护。在谈到“四清”时，陈永贵提了一些意见，明确指出工作队扎根串联有问题，和一些表现很不好的社员扎上根了，工作方法有问题，出发点不是为了教育人，而是把人置于死地，往死里整人，把大寨的干部整得差点儿自杀了。
李雪峰对“四清”工作队搞扎根串联提出了批评，还就大寨搞“四清”重申了他1963年在华北局太原会议上的意见，他说：“扎根串联，主要是指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大队，一种是阶级敌人掌权的，一种是干部蜕化变质的。像你们这样的大队，原来根子就正，而且很好，搞扎根串联，不管公开、秘密，都是不应该的。1963年11月华北局太原会议时，我就说过，大寨是一类队，派工作组去主要是帮助大寨党支部摸索一类队的‘四清’经验，整个工作要依靠党支部进行。工作队来大寨，可能没有把方法交代清楚，这是领导上的责任。”
关于大寨的“四清”，李雪峰说：“当然，大寨也不是没有缺点，再正确也会有缺点错误嘛，这是一分为二的方法。大寨‘四清’，主要解决民主方面的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不存在，因为你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搞得很好。”“你们自己领导搞四清，要总结经验，检查得好，团结得好，我们叫你们是‘尖子队’。现在看来，凡是在省以上挂了号的一类队，搞四清要实行单独管理，这样做比较慎重。”
李雪峰、陶鲁笳考察过后不几天，大寨“四清”工作队就撤出了大寨。1965年2月中旬，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安排，由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和昔阳县委派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共七人进驻大寨，直接由山西省委领导。根据周恩来和李雪峰指示的主要是“帮”的方针，新工作组宣布：“一切工作都经过党支部”，工作组的任务是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新工作组的指导下，到4月底，大寨的“四清”工作结束。
1965年5月20日，康丕烈、裴润、魏爱民三人联名向山西省委、华北局和中央写了关于帮助大寨党支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报告认为，原晋中地委、昔阳县委派驻的工作队，“思想不明确，缺乏经验，不敢大胆地相信党支部”，“机械地搬用了三类生产大队的四清做法”。报告明确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同志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的班子。”“大寨是一个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四清的单位。它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六条标准。大寨不愧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5月30日，中共山西省委将上述报告报送中央并华北局。
二、接受五级丈地考量
李雪峰一行来大寨一方面是考察大寨的“四清”情况，另一方面考察大寨土地亩数和粮食产量。在大寨已经被确定为全国学习样板之时，在国务院已经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考察大寨之后，在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刚刚充分肯定大寨不久，为什么还要考察大寨的土地和粮食产量呢？
原来，人代会期间，新华社《记者反映》内参上刊登了一份材料。这份内参写到了大寨的耕地面积，说大寨报的耕地是802亩，这是十几年前土改时的老亩数。内参说根据太谷农学院（后来改为山西农业大学）一位在大寨工作的技术人员从播种的种子推算，大寨耕地亩数不是802亩，而可能是1200亩。内参里还写到陈永贵骄傲自满，说当地有人反映大寨是“一俊遮百丑”。1200亩比802亩多出近50%的耕地，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大寨1964年粮食亩产有没有“过长江”的问题，涉及到大寨这个全国农业先进典型的真实性问题，涉及到陈永贵这个全国劳动模范的品质问题。
这份内参是由新华社山西分社采编主任李玉秀写的。李玉秀后因这份内参，“文革”时期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挨了批斗。关于它的由来，李玉秀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讲的：
1964年冬天，我和山西分社记者田培植，摄影记者周树铭去昔阳大寨采访……我当时的想法是，对于陈永贵这一全国著名的先进人物，要做好公开的正面宣传。当时并不曾想过要写内参，更不是去挑毛病……
大寨正在搞“四清”，对记者更是绝对保密。“四清”工作组组长叫刘德怀，是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是位作家。虽然我们是老朋友，过去见面无话不说，但他这次对于大寨“四清”的内容，却守口如瓶。我们三名记者住在大寨，真有点度日如年的感受……
在大寨进行艰难采访时，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来大寨考察工作。他是政府官员，又是副省长，“四清”工作队对他殷勤接待，还要向他汇报工作。我和王中青也往常打交道，处得很熟。他见到我便说：“大记者，今晚‘四清’工作组给我汇报大寨‘四清’情况，你有没有兴趣听听他们汇报？”新闻记者最大的兴趣就是了解新闻。我便欣然同意，并高兴地开了个玩笑，说：“谢谢省长关怀。”
当晚，我和田培植听了“四清”工作组的汇报。他们除了充分肯定大寨几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的成绩，也谈到了大寨少报耕地、隐瞒粮食产量的问题，以及陈永贵在大寨一手遮天、骄傲自满、独断专行等作风问题……汇报中还引用了常驻大寨的科技人员以播种的种子数量推算，大寨的耕地面积可能是1200亩的例子。
……
“四清”工作组的汇报，引起了我思想上的震动。我感到，陈永贵弄虚作假，少报耕地亩数、虚报粮食产量，涉及到一个劳模的品质问题。回到太原，我便向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史纪言详细汇报了上述情况……同时，山西分社又向总社国内部电话汇报了上述情况。总社指定让我们去北京进行详细汇报，于是我和田培植去了总社。国内部农村部、内参组负责同志听了汇报，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反映这些情况，提出让我写篇内参。我再三说明，这些材料是听大寨“四清”工作组向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汇报的情况，记者没有进行核实。大寨是毛主席、周总理肯定了的典型，应该更加慎重。总社国内部，特别是内参组的负责同志坚持认为应该向中央反映。
我之所以在最后接受了内参组负责人的建议，主要是考虑到，新华社是党中央的耳目喉舌，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自己了解到的真实情况。这是无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光荣职责。而且，从我所了解的一些重要情况，也值得让中央了解全面情况，便于对陈永贵进行培养教育，促进他健康成长。在我的思想深处，丝毫不曾想过反对大寨，更不曾想过反对毛主席树立的大寨红旗。天地良心，敢对日月。于是，我和田培植分工，他写公开报道，我搞内参。
刘少奇看了大寨耕地不实的报道后说，这涉及一个劳动模范的品质问题。周恩来总理看到这份内参后，马上打电话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和山西省省长卫恒叫到中南海，专门了解此事。周总理严肃地说：“如果大寨耕地亩数确实有虚假，外国记者捅出去，国际影响不好。”他指示立即派人到大寨重新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于是，当即组成了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委、晋中地委和昔阳县委派人参加的五级联合丈量土地队，奔赴大寨，开始了五级丈量大寨土地的工作。
当时，为了完成五级丈地的工作，山西省委派出农业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带着一批助手到大寨会同国务院工作组一道进行查田核产工作。
“四清”工作队那时还在查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又来了个五级丈地的工作组，陈永贵的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他们丈地我们心里像刀扎一样。我们是怕暴露黑地吗？不是的，根本不是。我们在解放以后，在互助组时期，就大力提倡整修土地，但是那时候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土地还有界线，思想也有界线。在一九五三年办起农业生产合作以后，就开始了土地基本建设，因为能够统一制订计划，土地连片了嘛！人到集体，思想也到集体了嘛！我们昼夜不停，不分天冷下雨，冬天冷到零下二十度或者下着雪，我们也没有停过工。那样辛辛苦苦地劳动，整地整出了‘错误’，我们是心疼这哩。”尽管陈永贵对丈地一事耿耿于怀，但由于是周恩来总理领导的国务院安排的，对总理感情很深的陈永贵对五级丈地工作组还是表示了欢迎，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经过一个多月的一块一块丈量土地、一笔一笔核实产量，五级丈地工作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1964年大寨的耕地面积是796.69亩，种粮面积为705.15亩，粮食总产量285446公斤，亩产404.8公斤。大寨原报耕地面积802亩，实际丈量比原先少了6亩。
核查清楚后，陶鲁笳向总理作了汇报，说：“大寨丈量土地的结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大寨的亩产在800斤以上，过‘长江’了，人均口粮已分到490斤。”周总理听后异常高兴，说：“可以给社员多分些谷子，每人争取吃到60斤小麦。”
1965年2月7日，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副书记王大任、农业厅长康丕烈来到大寨。2月8日，正在北京参加会议的陈永贵也被叫了回来。在碰头会上，陶鲁笳书记简要说明此行的目的是陪同李雪峰同志考察，着重考察大寨的土地、粮食和“四清”问题，之后，由省农业厅汇报了五级丈量土地和粮食过秤的结果。
2月10日，在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等参加的由陈永贵主持的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首先在会上表态，感谢上级领导对大寨的关心和爱护。秦怀录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况的：
（陈永贵说）“为什么1964年春季要抓整修土地？因为去年遭了灾。全县公社主任来大寨参观说，陈永贵又吹牛哩，想三至五年恢复土地，光后底沟也够他干三五年了。结果我们17天就把后底沟恢复了，这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即使用不了三年五年，17天是干不出来的。搞了后底沟，我们就搞老坟沟。我们干出来了，也就使一些人不理解，说我们土地有问题，土地多了。上级领导要为我们核实一下土地，我很满意。是多是少，好让大家都明白一点。”
陶鲁笳听到这里，明确表态说：“土地丈量清楚了。今天看到的情况，小果树地不要算粮田。这个情况老康（指康丕烈）跟我详细介绍了。我已经给总理汇报了，说大寨丈量土地的结果不是多，而是少了。
谈到这里，陶鲁笳加重语气说：永贵呀，李书记（李雪峰）很关心大寨的土地和产量，这个事弄清楚好。今后就按弄清的数字上报和向参观的人介绍。
李雪峰接着说道：“你们成绩不小，信心很大，但要防止骄傲自满。除了总结经验外，还有一条是增加任务。因为新任务总比旧任务大。大寨已经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红旗了，我们是很高兴的。如果华北再出现一个大寨，我们就更高兴啦！”
陶鲁笳说对。然后，他又转向刘子厚说：“老刘，你看有什么，给大家说说。”
刘子厚感慨地说：“对于大寨，过去是听，今天是看。看了一下，比听了的更深。我给你们想了副对联：上联是全心全意为集体，下联是自力更生大跃进。还想了个横批是：听毛主席的话或听党的话。这就是大寨精神。要把这个精神带回去，给河北同志讲一讲。预祝你们65年取得更大胜利，革命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在农业战线上拿出更多的经验来。”
关于五级丈量土地的结果，不少新华社记者后来撰文对此提出了怀疑。冯东书后来回忆说：“1968年，当年‘四清’工作队的负责人之一刘树岗，和我聊起1965年丈地的事……刘树岗告诉我，当时一共丈出三个数字，这是绝密的数字。三个数一起报告给了当时的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最后定下的数字比原来大寨报的八百零二亩还少了六亩。”范银怀也在《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一文中说：“究竟大寨的耕地是多少？1980年据现任大队长介绍，大寨现在分成三个生产队，每个队分得320亩以上。照这样计算，大寨的耕地是在960亩以上，比陈永贵报的802亩多了158亩以上。”
五级丈量土地所以会这样，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则因为大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丈量大寨的土地就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谁也不敢在毛泽东、党中央树起这面红旗后，结论大寨少报了土地，虚报了产量，招来“砍旗”之嫌。二则丈量土地有个方法问题。大寨的土地多是零碎的山地，很多地块都不规则，在当时的条件下，用标杆、丈尺等简单工具丈清是很困难的，陈永贵也未必如此大面积地、认真地丈量过，只是根据土改和入社时丈的亩数累加以及平时步丈来估算，形成了一个概数。即便是丈地结果超过上报亩数，也不能断定陈永贵和大寨人主观上有意少报了土地。
其实，丈量结果无论如何，稍低于或稍高于陈永贵原先上报的耕地数，都无损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年的成果，无损陈永贵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在整个国民经济大调整时期，在全国粮食还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树立大寨这面红旗，对亿万农民无疑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从振奋党心民心、鼓励士气方面考虑也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
三、迎接周总理参观
大寨“四清”刚刚结束，一个令全大寨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要陪同外宾来大寨访问。在陈永贵和大寨人的心中，周恩来总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他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介绍了大寨，肯定了大寨。从得知消息的那一刻起，大寨人便奔走相告，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陈永贵更是东奔西忙，一面安排接待站，为总理和外宾准备休息房间，为欢迎宴会准备饭菜；一面组织欢迎仪式……
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罗瑞卿副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常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政治经济代表团一行访问大寨。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踏上大寨的土地。他们先到了河北石家庄，然后从那里分乘两架直升飞机来到了距大寨1.5公里远的松溪河河滩上。省委领导卫恒、王谦，晋中地委、昔阳县委的主要领导、大寨干部和城关近2000名群众，在机场迎接。上午10点，周恩来和外宾乘坐的吉普车驶入大寨村口，村民们挥舞着花束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流露出发自肺腑的热情。
在村口的欢迎队伍中，周恩来一眼认出了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上一年陈明珠进京出席共青团九大会议时，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当周恩来与他握手并说起上次相见的情形时，陈明珠感慨不已，想不到周总理那么忙还能记住自己。在陈永贵的介绍下，周恩来与老英雄贾进才亲切握手，还关切地问：“老人家，你好吗？”贾进才激动得热泪盈眶。人群中，周恩来看见站在第三排的一个老汉满脸激动，想说什么，就越过前两排的群众，伸过手去与他紧紧相握。陈永贵介绍说：“他叫牛国栋，是个老贫农。”
进入接待室稍作休息，陈永贵建议先参观，后汇报工作，外宾同意，周总理即走出接待室。进入大寨村，看到两排新窑和新房，周总理和外宾不断赞叹大寨的成绩，李先念副总理感慨地说：“大寨人不多，办的事情可不少，真是改天换地啊！”
大寨展览馆，陈列着大寨村新旧对比的模型、大寨村史、陈永贵家史和旧大寨穷苦人的衣物。周总理、李先念、罗瑞卿副总理很重视大寨的土地建设成绩和经验，当说明员介绍大寨模型的七沟八梁一面坡，说到狼窝掌时，周总理让陈永贵介绍狼窝掌的由来和建设过程。讲到陈永贵家史时，周总理指示以后要加上民族仇恨这一点。他评价说：“这个展览馆办得好，内容丰富，短小精悍，很有教育意义。”
从展览馆出来，周恩来和外宾由陈永贵陪同走向虎头山。寨垴是村中央的高地，场上堆放着玉米秆沤制的肥料，周总理要陈永贵介绍一下秸秆肥的沤制方法。介绍完毕，周总理又问：“你们用什么肥料，不要说洋的，说土办法就很好。每亩地施农家肥料多少？各种肥料如何用法？”陈永贵介绍了当地肥料，主要是玉米秸秆肥，每年15万公斤以上的秸秆还田，还有灰渣、猪肥、人畜肥等，每亩平均120担，折合3600多公斤，还介绍了各种肥料的使用方法。这时，卫恒省长说：“他们今年在工作组的帮助下，采取了分点沤肥的办法，实行工具改革，节约了好多劳动力。”周总理表示满意，说：“那很好，以后就要向工具改革要劳力。”
登上了虎头山，大寨人改造自然的成绩令周总理不时点头赞许，当看到大寨山上树林少，又看到对面山顶上有一片葱绿的松树林时，周总理问道：“那是什么地方？”陈永贵说：“那是武家坪，大寨的邻村。”周恩来指示说虎头山上也要多栽树，发展林业，水果树、木材树都要种。罗副总理说：“不要说大寨什么都好，要看到不足和缺点，互相学习嘛！我看大寨就要学习那个村的植树造林。”并指示：“植树造林要打歼灭战，一片一片搞，搞一片成一片，就可以搞出成绩来。”这时，周总理又提到：“我听说你们今年调整粮食种植比例，会不会影响产量呢？”陈永贵说：“在我们这里有些地种谷子并不比玉米少打粮，只要和玉米种植一样下功夫就行。”周总理说：“你要是产量下来了，我对外国朋友不好交账。”李副总理说：“谷子小麦都不低产，你们山西平定和山东黄县以及河南都有先进的例子”，并指着大寨的麦田说大寨的麦子长得很好，要加强管理注意选择优种。
陈永贵还领外宾与中央领导来到狼窝掌。周总理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这就是三战狼窝掌的地方。陈永贵补充说：“现在是四战了，加高石坝，小块变大块。”周恩来说：“可以修一些排水沟，修一些水簸箕，防止洪水危害。”李先念副总理看到狼窝掌种植的核桃树，很高兴，说：“核桃是很好的油料，以后我们国家就可以靠山上种核桃解决吃油问题，不要专种油料占用耕地了。”罗瑞卿副总理看到漫山遍野的酸枣树，指出大寨要酸枣嫁接大枣，充分利用野生酸枣这一资源。
在麻黄沟（陈永贵为了教育青少年，在治理麻黄沟过程中，特地将麻黄沟靠沟掌的一段留下，与已经治理过的沟形成对比，并将麻黄沟改名为“教育沟”），周总理和外宾稍作休息。周总理看到一片长期被山水冲刷得凹形大石头，回头问郭凤莲：“小郭，你说是人的力量大呀还是水的力量大？”郭凤莲想都没想，干脆地回答道：“人的力量大，人定胜天嘛。”周总理逗郭凤莲说：“我看是水的力量大，谁能把石头冲成这个样子。”郭凤莲说：“那水几千年了才把石头冲成这样，俺大寨人三次就把狼窝掌给治住了，还是人的力量大。”周总理高兴地说：“这就对了，青年人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我建议把‘教育沟’改成‘教育青年沟’，还应写上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辛勤劳动的字样，使青年一代了解新土地是怎样来的，永远劳动，永不忘本。”
从山上下来，陈永贵又陪同周总理和外宾到大寨供销社门市部调查，并走访了赵怀利、郭凤莲、贾进才等社员户。在郭凤莲家，周总理看到墙上挂着一支半自动步枪，问：“这是上级奖励你的吧？”郭凤莲说：“这是我参加省里民兵比武大会奖给的。”周总理勉励她好好练武，向神枪手学习，将来到北京打靶。周总理问候郭凤莲的老娘，年岁多大，身体好吗？生活状况等。郭凤莲的老娘说：“我是个烈属，家中只有外甥女和我两个人，依靠队里养活我，凤莲还做些劳动日，生活很好。”周总理指示郭凤莲要好好照顾老人，使她过个幸福的晚年。
下午1点，参观结束。周总理一行回到招待所就餐。那是一顿典型的农家饭，没有美酒佳肴，主食有玉米面窝头、小米稀饭、煮玉茭、煎饼，配有饺子和油糕，副食是大寨农家副产品做的四菜一汤。
席间，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科列加讲话，他说：“到这里参观，首先看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大寨人民高度的革命精神。祝大寨人民永远高举革命的大旗前进。”接着，陈永贵向贵宾和周总理汇报了大寨当前的生产情况，宾主互赠了礼品。
最后，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他先关心地征询了四个问题。
首先他问：“天不下雨怎么办？三年大旱怎么办？”他说，要想办法解决水源问题。这件事早讲了，现在还没有解决，非解决不行。全国只有一个大寨，连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不了还行吗？能不能在六月份解决，卫恒同志你要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接着，周总理问：“今年给了大寨多少化肥？”陈永贵说：“每亩30斤。”周总理表示满意。
第三，“你们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都是本地的吗？还是从外地调进来的呢？”他指示说应注意培养优种。
第四，“去年征购任务完成多少？”陈永贵说：“去年任务24万斤，我们完成了30万斤。”卫省长说：“以后不能再增加任务了，让他们多储备，增加饲料，多养牲口和养猪、羊，发展畜牧业。”周总理很爽快地说：“那以后就增产不增加任务了。”
周总理在征询了上述四个问题后，又提出了六点要求和希望：第一，要多种树，发展林业，水果树、木材树都要种。第二，要增加些猪和羊，每户要达到两口猪。多养猪可以积肥、吃肉、增加收入。第三，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副业生产。你们现在每人收入125元，水平还是很低的，只有搞多种经营，才能增加收入。第四，文化教育工作，要办半耕半读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才。第五，有成绩不敢骄傲自满，年纪大不敢骄傲自满，年轻人更不敢骄傲自满，要检查自己的不足，虚心向别人学习，永远前进。第六，要发扬民主，办事要和群众商量，不能一人说了算。
下午3时，周总理一行离开大寨。
就在周总理离开大寨的当天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大寨党支部会议，讨论周总理来访的感想。山西省省长卫恒参加了会议。陈永贵在会上激动地说：“总理指出大寨的林业和水利没有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尔后，党员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说，咱们见到周总理了，也握过周总理的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就到家了，我们得继续努力工作，要不，下次怎么向周总理汇报？
第二天，陈永贵又主持召开了大寨联队总支委员会议。武家坪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喜慎、井沟大队党支部书记赵银全等是联队的总支委员，卫恒省长在会上说：“现在的大寨已不是一个中国问题，而是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了”，鼓励他们要在学大寨运动中再上一个台阶，为全国全省做出榜样。到会的联队干部都一一表了态，提出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送走了周总理，又召开了两次讨论会，陈永贵随即着手按周总理的指示办，栽树、解决水的问题。
对于发展林业，陈永贵早在高级社成立后就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大寨多石少土，成片树林极少。由于村民一直沿袭烧柴禾取暖做饭的习惯，植被破坏严重。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寨村四周已成为“山上和尚头，山下洪水流，远目不见树，歇晌晒日头”的荒山秃岭。1956年，担任高级社联社主任的陈永贵带领社员在武家坪的小磨沟种植了10亩苹果树，秋后分社时采取“以地换地”的办法，把果园权属换回，成为大寨的第一个成片果园。但由于陈永贵一直将发展粮食生产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致使大寨林业发展的速度不够快，规模也不够大。1963年洪水的暴发，对陈永贵改变对林业的看法起了关键性作用，后来他说以前“不懂得以粮为纲，还得多种经营，全面发展”，“1963年我们的土地被冲刷得很严重，山上没有树是个主要原因。山上再不种树，如果再遇上1963年那样大的洪水，我们还得受老天爷的欺负。”洪水过后不久，陈永贵到平顺县羊井底大队参观访问，羊井底合作化以来封山育林育草改变穷山恶水的做法使其深受启发。回来后，立即召开干部群众开会，认为大寨在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方针上做得不够，特别是在林业方面，和羊井底相比差距很大。于是组织社员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讨论，制定了《植树造林七年规划》，要求每人每年平均栽10株苹果树，15株木材树。同年秋，大队干部首先带头，除对已有的1000株果树幼苗进行培土外，还在建王圪台新栽果树500株。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罗瑞卿副总理访问大寨，对大寨发展林业作出了明确指示，进一步坚定了陈永贵植树造林的决心。此后，陈永贵领导大寨人加快了绿化步伐。当年在虎头山上播种油松三百余亩，之后，每年春秋植树时节，都要开展群众性的植树活动。
虎头山上巨石裸露，缺土缺水，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早出晚归，一日三餐吃在山上，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到八九岁的儿童，全部出动上山种树，男青壮年负责取石挖坑，女青壮年负责担水运土，老年人负责栽苗整地，儿童往坑里浇水，曾一度形成一条龙作业。虎头山在大寨的手中渐渐变得绿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四季常青的油松、侧柏栽满了整个虎头山，昔日的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郁郁葱葱。
要解决水的问题，关键是水源。大寨属石灰岩山区，水源缺乏。周恩来总理视察大寨后，陈永贵在支委会上提出引郭庄水库的水到大寨的设想，并说只要有治理狼窝掌的精神，这个水利工程就不愁搞不起来。于是，他们具体研究了挖池和开渠的规划，确定了这一工程的队伍。至1966年用两级提水首先将水引到莲花山。1967年春，大寨群众和临时驻大寨的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并肩劳动45天，开凿了一条长7公里的由莲花山通往虎头山的盘山渠，把莲花山上的水引到虎头山。而后，又在莲花山和虎头山上各修了一个直径为29米，深7.7米，容水3150立方米的大蓄水池，可浇地40亩。为了纪念军民团结的战斗友谊，村民将通往虎头山的盘山渠定名为“军民渠”，将水池称作“支农池”。
大寨人的努力不久就得到了周总理的首肯。1967年4月9日，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陪同越南范文同总理和武元甲副总理视察大寨。故地重游，周总理感叹地说：“大寨变化真快呀，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陈永贵听到周总理表扬大寨，心中乐滋滋、脸上喜哈哈的。
四、不断鞭策加压
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开展后，各地迅速涌现出了一大批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各地都有自己的“大寨”，山区有，平原也有，干旱的沙漠地区有，低湿易涝的盐碱地区也有。这些先进单位的共同特点是既有征服自然的大无畏精神，又有点点滴滴做艰苦扎实工作的决心和毅力。他们的出现，对于各地农村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向自然宣战，向大地要粮，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面对如火如荼的学大寨运动，陈永贵在为大寨及自身荣誉兴奋的同时，内心也时时伴随着一种不安。这种不安来源于大寨领先地位变化之速，也来源于作为全国先进典型责任之重。为了永葆大寨的先进旗帜，夺取1965年的农业大丰收，陈永贵在1964年秋收结束后，就组织社员反复讨论过第二年的工作目标。经过充分的讨论，社员们用朴实的语言提出了两大口号：一是“今年是大灾之后大丰收，明年要更上一层楼”；二是“粮食生产稳步增长，林业牧业迎头赶上”。
这年一开春，陈永贵就让村民做好丰收和防灾的两手准备，既要有争取农业丰收的信心，也要有对付灾害的措施。春播前整地，他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保墒的措施，播种时实行适当深播。播种后，鉴于一段时间没有下雨，他又及时要求采取提早开锄等防旱措施。进入7月后，滴雨未下，陈永贵组织党支部发动村民开展讨论：受了灾可怕不可怕？有没有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办法？陈永贵给大家鼓劲：“过去是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现在我们要靠人吃饭，干旱怕的是人，只要人有干劲，干旱就会变成水。”在他的鼓动下，社员们人人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玉米深刨、谷地培土等抗旱办法都用上了。7月19日的一场暴雨，冲毁了一部分土地，给大寨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有些人悲观泄气了：为什么“老天爷”老和咱大寨人过不去？陈永贵却认为，尽管受了灾，这场雨对抗旱还是好处大于坏处的。雨后，他立即发动村民锄地保墒，作持久抗旱的准备，同时组织劳力抬石垒坝、抢扶被冲的庄稼。大寨人全体出动，只用11天时间便垒好了被洪水冲塌的三十多道石坝，用三天工夫便将冲倒的玉米全部扶起。
暴雨之后又旱了。三伏天气，旱情相当严重，陈永贵又发出了“抗旱好比攻碉堡，越往后越困难，越困难越要抗，加紧找水，突击浇苗”的号召，要求大家打一个歼灭战，找水源，担井水，全力抢救。当时，大寨正在钻井，而且已经见了水。陈永贵组织人马修复了五眼旧井，打了两眼新井。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挑担的、提罐的、捧盆的，奔到麻黄沟，钻进狼窝掌，攀上康家岭，去找水，去担水，他们不分昼夜地干了整整5天，突击浇地50亩左右，使一块块、一亩亩开始发黄的庄稼重新泛绿。对于耐旱的海绵田，则采取了多锄保墒的做法。由于大寨进行了多年的农田基本建设，耕地本身比较耐旱，又加上及时采取了适当深种、深锄和许多抗旱措施，大寨在大旱之年仍然获得了亩产398公斤的好收成。
为了永葆大寨的先进旗帜，使大寨的林牧业全面发展，陈永贵领导大寨人主动去学习和运用外地的先进经验，弥补大寨这方面的不足。他组织社员到平顺县西沟、羊井底大队参观学习，着重学习了他们全面发展农林牧业的管理经验；到兴县白家沟公社白家沟大队学习饲养牲口和家猪的先进经验。
1965年8月，陈永贵参加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要当真正的革命派》的发言。他分别以“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和“荣誉高，夸不倒”为题从四个方面汇报了大寨自合作化以来的情况。在谈到“荣誉高，夸不倒”时，他特别提出，不要在荣誉面前晕头转向，要继续冷静地前进，在受到表扬时，不要光听叫好声，更要考虑自己工作中还有什么问题，找到自己的差距，他说：
近两年来，每一次有人来参观访问，我们都当作学习的机会，每一次外出参观学习，我们都当作寻找差距的机会。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不比以为自己了不起，一比就知道有差距。去年，我们亩产达到了800斤，不用说社员，就是一些干部，也感到水平不低了。我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队和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南方有亩产1500斤的，咱省谷子还有亩产700多斤的。我把这些先进事迹给大家介绍，大家说：我们还差得远哩，可得好好干呢！特别是周总理到大寨时还给我们具体指出，大寨的产量还可以翻一番。这下，我们就有了更具体的奋斗目标。产量翻番，必须先从思想上、技术上翻番。因此，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现在，我们才做了不到一点成绩，哪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没有。
会后，中共山西省委将这个发言转批给全省各地、市、县委，号召各级党委领导群众学习大寨的“四不倒”精神。
11月1日，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在北京开幕，共展出52个大寨式的农业典型，它们分布在全国的各个地方，是从各地涌现出的成千上万个大寨式先进单位中选拔出来的。《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题为《农业靠大寨精神》的社论，指出：“在全国农村学大寨，处处都出现了自己的大寨，大寨精神正在推动着农业生产建设新高潮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在北京开幕了。这次展览用生动的事实、具体的材料，雄辩地说明了学大寨的榜样，走大寨的道路，是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社论认为：“我们相信，通过这次成功的展出，把大寨精神进一步宣扬起来，必将更加激发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动农业生产建设高潮持续发展，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这次展览会的召开，再次触动了陈永贵头脑中那根敏感的神经。这么多先进单位的涌现，学大寨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对大寨而言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大寨怎样才能在全国学赶大寨的热潮中不落后？怎样才能永葆领头羊的地位？
展览会开幕两天后，陈永贵就召开大寨社员大会，组织大家学习《人民日报》社论，要求大家继续找差距，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大寨。他说：“大寨的工作，是大寨人做的；大寨的差距，要大寨人消灭，这也是自力更生。不怕有差距，单怕不认识。只有找到差距，消灭差距，才能继续前进。”的确，全国学大寨，到处涌现出大寨式先进典型，不能不让他感到形势逼人。他说：“我们要经常想想大寨的过去，看看现在的大寨，也展望一下将来的大寨。前几年我们自身的工作不如现在好，可老是数一数二。这二年我们的干劲更大了，但论成绩数不着我们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干起来啦。我们要看到天外有天，不光数你大寨沾。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我们欢迎这种局面。不怕超大寨，单怕今后没大寨。”
通过这次社员大会，陈永贵在大寨引发了一场全体社员大找差距的活动。田间地头、会上会下，大家都在谈论着一个中心问题：“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通过这场由党支部发起的大讨论，大寨人发现了不少差距：
首先，在队内比较，通过发动社员总结1965年大旱的经验教训，对全部土地进行了逐片逐块分析研究，对比农田基本建设的效果，发现了一批需要改造的“落后田”。全大队80%以上的土地是地平、埝高，活土层厚一尺左右，蓄水能力强，达到了稳产高产。但是，全大队还有近20%的土地，仍是里高外底，缺乏边埝或是边埝不坚固，活土层比较薄，蓄水能力也比较弱。
其次，与外面比较，陈永贵组织社员学习山东省黄县大吕公社下丁家大队的经验，找出了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和下丁家的差距：下丁家大队的梯田修得比大寨好，他们在山上栽了好多树，修了水塘，筑了水库，建成了“三层楼”式的灌溉网；而大寨的耕地还没有完全控制水土，农田连“一层楼”式的灌溉设施都没有，尽是旱地。
通过比查，大家发现了自己的不足。社员贾承富说：“过去光知道咱大寨大队十来年就变了样，不简单；现在有些兄弟社队只三四年就变了样，比咱们变得快，变得好。咱们不快马加鞭就赶不上兄弟队了。”陈永贵更激动地说：“大旱一年的经验教训，全国学大寨的形势，要求我们两步并成一步走，干劲要比过去更大，建设标准要比过去更高，才能达到党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要求。”
讨论之后，党支部制定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新标准，要求所有土地都要达到地面平光，堾高坚实，活土层一尺五厚，有排灌设施，大旱大涝能够保收，稳产高产。
不久，陈永贵以《以更高的标准建设高产农田》 为题，向全省介绍了大寨人找差距、定目标的具体做法。
文章在总结1965年大寨抗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了大寨在生产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大寨今后努力的方向。陈永贵说：“多年来，尽管我们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拿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还有很大差距。直到现在，我们大寨连一亩真正的水浇地还没有。为什么不发展水利？不完全是条件不好，主要是我们有保守自满思想。现在看来，我们的水利事业已经和省委要求落后了十年，特别是今年的大旱，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发展水利不行。不怕一年旱，单怕两年灾，明年再旱怎么办？大旱三年怎么办？因此，积极地、千方百计地发展水利事业已经成为我们迫不及待的任务，我们初步规划在今后三年内，保证每人发展一亩水浇地。”他还说，林业建设是我们最大的差距。1963年以来，我们大抓植树造林，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决心乘胜前进，争取在今后三年内，绿化荒山秃岭。在土地基本建设方面，陈永贵说，今年大旱给我们的土地排了队，还有近二百亩建设质量不高，不用说高产，稳产也没有达到，因此，今冬明春，仍要狠抓农田建设，保证每人整修更高标准的大寨田一亩，标准要达到：地平、堰高、土厚。
为了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大寨党支部采取了三项具体措施：一是采用传授技术，交流经验，帮助辅助劳力学会机械脱粒打场的本领，从场上腾出一部分青壮年劳力，参加农田基本建设；把社员家庭用的米面全部由机械加工，减轻妇女劳力的家务事，使更多的妇女能下地干活，保证全大队70%的劳力投入到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中。二是建立样板田。陈永贵、大队长贾承让和社员一起在赵背峪搞样板田，树立榜样。三是按照新标准的要求，分别安排“落后田”和“先进田”的工程。对于“落后田”进行垒堾加埝，里切外垫，调剂土壤，深耕深刨。对于“先进田”，把用小石头垒的地坝，换成大石头坝，修理地坝填壕，因地制宜增加小型排灌渠道。
如果说全国学大寨形势的迅猛发展使陈永贵倍感有压力的话，11月23日开始的对先进单位的参观访问，则更使他产生了虚心学习他人经验的紧迫感。
陈永贵是随同中共晋中地委组织的参观团进行访问的，他们先后参观了北京市南口农场、南韩继大队，天津市郊的老召堂大队、清泊洼农场、山东省黄县的下丁家大队和莒南厉家寨大队。所到之处，陈永贵看到的是各地干部群众意气风发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的场面，看到的是不少单位快要赶上大寨了，还有不少单位的生产水平已经超过了大寨。各地学、赶大寨的热烈场面使陈永贵很受鼓舞，更愈发感到大寨必须虚心学习各地的先进经验，才能防止故步自封，继续前进，才能取得新的成绩，永葆先进旗帜。
12月6日，陈永贵从青岛给大寨党支部写回一封信，再次提出“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的问题，要求党支部继续找差距，用更大干劲消灭差距。
他在信中首先简单介绍了在兄弟省市看到的先进的东西，他说：
这次参观，对我们来说，教育太深刻了。所有的单位，尽管情况不同，但成绩都十分突出。没有别的话好讲，只能用老话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个比一个先进，一个比一个突出。特别是到了下丁家，叫人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看山，山青；看地，地平；沟沟有水，库库相连；看人，个个精神奋发，干劲冲天。今年粮食产量达950多斤，是超大寨的一个典型。其实超大寨的何止一个下丁家！看来我们的工作落后了。如果不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有被甩到后面的危险。
接着，他警示大家：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他说：
这仍然是我们要继续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回答多久，看来，永远回答不完，要一直回答下去。全国学大寨，大寨要找差距，要用更大的干劲消灭差距。我们要向全体社员算一笔账：拿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三年后作比较，我们少作了多少事情，少产了多少粮食，少收入多少现金，这个账要算到户，算到人。使大家进一步明白人勤地不懒的道理，人的因素第一的道理。是不是我们的潜力挖尽了呢？劲头鼓足了呢？不能这样想，也不能这样说。现在仍然要在挖潜力、鼓干劲上做文章。
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发现了我们自己有点自满情绪。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现在全国各地学大寨学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不仅学，还在赶，还要超。有的已经超过大寨。不管农业，还是林牧副业，好多单位都比我们好。人家学大寨认真学，我们学全国先进兄弟队学得很不够。所以，要将“大寨式先进单位”材料，认真地向全体干部与社员进行宣传。使我们开眼界，长见识，找差距，鼓干劲，把大寨和各先进单位的差距消灭得愈快愈好……
差距越看越清楚，越看越大，越看越多。我们在外面找，外面学，你们在家中找，家中学，成绩夸大有坏处，差距找得多些没有坏处。
陈永贵在信中还就今后大寨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
土地建设的质量一定要好上加好，不能含糊。不平地要搞平，起高垫低，真正达到高水平。活土层，要达到最低一尺以上，给水利化打基础。
16眼水井，要继续打，不能停下来。这是我们实现水利化的根本办法之一，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虎头山下造林地的修整，请检查一下，要整好，整细，也要摆一个样板。
小麦越冬管理，要继续做，不要以为下了点小雨就万事大吉，要将能用的井水和别的水用起来，能浇就浇，将小麦越冬保苗当作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抓起来。
收到陈永贵来信后，大寨党支部及时组织社员进行了讨论，大家决心以更大的积极性投入到生产建设中。这年冬天，在陈永贵带领下，小背峪沟、赵背峪沟、狼窝掌又摆开了整修土地的战场。全大队70%的劳力投入了农田基本建设，社员们抡锤挥镢，采石挖土，给梯田加厚了活土层，加高和加固了石坝。大干一冬一春，小背峪沟不仅恢复了耕地，在梯田上加厚了土层，还在沟北面修成一条排水渠。1966年修复赵背峪沟时，正值国家民委组织回族、维吾尔族等37个少数民族代表来大寨参观。参观团成员被大寨人不畏艰难的精神所感染，纷纷主动和大寨群众一起劳动。为纪念兄弟民族团结的友谊，陈永贵将赵背峪沟改名为“民族团结友谊沟”，简称“团结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