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起高层重视
大寨的情况从李一清、王光伟向党和国家领导人通报后，引起了高层越来越多人的注意。这个时期的毛泽东，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反修防修问题上，一方面在经济建设上，仍然致力于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农业如何发展，能不能抓一些农业集体化的典型，是毛泽东日思夜想的问题。为了详细地了解全国农业的发展情况，1964年3月，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和南方各地巡视。
3月28日，在停在邯郸车站的毛泽东专列上，毛泽东听取了河北省和山西省领导人的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先把山西农业面上的情况作了一个简要汇报，然后重点汇报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尽管当时陈永贵和大寨已经响遍全国，但毛泽东还不知晓。陶鲁笳汇报了大寨艰苦创业的历史，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管理制度，陈永贵要求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做法；汇报了陈永贵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严格，公私分明，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大寨生产条件年年改变，产量年年提高，上交国家征购粮年年增加；汇报了大寨在遭受特大洪灾后，不向国家伸手，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自力更生战胜灾害，做到了“三不要”和“三不少”以及山西学大寨的情况和《人民日报》关于学习大寨精神的社论。从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一书中可以悉知汇报的具体情况：
我汇报说，前不久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私分得很清。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时毛主席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接着我继续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能有资格领导生产……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我又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学技术人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效……从建立初级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来斤。
大寨的事迹不平凡，陶鲁笳的汇报也富有感情，尤其是讲到战胜六三特大洪灾时，陶鲁笳显得有些激动，他说：
他（指陈永贵）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田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一新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目的8个大字。这8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
大寨这个典型一出现在毛泽东眼前，就紧紧地吸引了这位共和国最高决策者的目光。是时，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急需大寨人身上所显现出来的那种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和自力更生的顽强精神，而1963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又给中共领导人提出了如何警惕出现修正主义、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群众的重大课题。大寨典型的出现适逢其时，毛泽东对陈永贵和大寨非常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话提出问题，未等汇报完毕便急着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掏出一张纸，写上“陈永贵”三个字呈给主席，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说着，将赵树理在太原听了陈永贵报告的评语也汇报了。毛主席正在兴头上，遂旁征博引起来：“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陶鲁笳正恭敬地听着，忽听主席又问：“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看过。”陶鲁笳随即让秘书把事先准备好的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以及2月10日的《人民日报》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接过材料说：“我要先看一看。”
陶鲁笳向毛主席汇报了两次。第二天，他特地汇报了山西省委认真推广大寨经验，号召全省基层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听得高兴，站起来打了一个有力的手势，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山沟里出了好文章啊！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
陶鲁笳的汇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行途中，毛泽东几次谈及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
时隔不久，受周恩来委派，1964年4月21日，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率领由国务院农业办公室、中国农业科学院及山西省委、昔阳县委的有关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大寨，对大寨进行考察。调查组一共考察了21天。一进村来，廖鲁言一行便一头扎入工作，分头召开干部社员座谈会，找人个别谈话，入农户到田间询问，找会计翻账本反复核实，还认真阅读了《大寨公社广泛开展学大寨、赶大寨运动》、《大寨的自然条件》、《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寨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陈永贵种实验田》等几十份材料，对大寨的气候条件、土质成分和地理情况作了详细的研究，考察了大寨的农田水利建设、科学种田、劳动管理以及干部集体生产劳动情况，对大寨的粮食产量，国家和兄弟队对大寨的支援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和核实。5月11日下午，在考察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廖鲁言在大寨召集了有中央有关部门、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及大寨公社领导、驻大寨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以及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大队长贾承让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此行调研的意见。
廖鲁言在会上开宗明义，说：“来大寨已经20天了，看了许多东西，回去总得说说。现在准备把回去说的话给大家说说，请大家提提意见。”接着，他说：“大寨解放至现在20年了，变化很大。这当然是大寨人辛勤劳动的结果，反映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结果。粮食在互助组时期增加了50%，合作化时期增加了50%，人民公社五年增加了一倍多，由公社化前粮食产量27万斤变为1962年的55万斤……这是大寨干部领导得好，是坚持党的政策执行得好，所以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的效果大。”然后，围绕着1963年大灾后大寨人为什么能够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寨建设稳产高产田的具体措施和途径；二是大寨建设山区的条件；三是关于大寨的劳动管理；四是怎样把大寨红旗举得更好更高。
关于第一个问题，廖鲁言说：“我国要搞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稳产不是稳100斤，这还有什么作用？而是稳农业发展纲要四、五、八的标准。中央通过这个措施，要保证生产发展，提高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多卖粮，多卖棉花。有了这个东西，国民经济就发展了，什么都可以发展，这是巩固、可靠的基础。在大寨的建设找到了一条办法……我们的看法是大寨基本建成了稳产高产田……大寨土地能旱涝保收。什么叫旱涝保收？就是讲一般规律，五年一遇，大寨除了去年那样的灾害，合作化以来是年年增产的。”接着，他总结了大寨建成稳产高产田的经验，他说：“大寨土地是大寨人建设起来的，是经过十年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采取何办法，除了鼓干劲、做思想工作外，看来还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土地基本建设，达到稳产，一个就是技术措施，达到高产。基本建设搞了些什么？垒修梯田、打坝闸沟淤地、深耕深刨、加厚活土层，再加上借客土，通过这些办法加工改造土地，提高了土地蓄水保墒、抗旱抗涝的能力，达到了在普通灾害情况下旱涝保收……怎样高产呢？大寨干部群众运用了八字宪法搞了几件事：增加肥料和巧用肥料、扩大高产作物、四不专种三不空、推广优良品种、密植等。”
谈到大寨建设山区的条件时，廖鲁言说：“这当然是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毛主席指示的结果，是大寨人树雄心、干劲大的结果。”在讲了大寨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大寨干部将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革命干劲和科学实验相结合这两个大寨建设山区的条件后，廖鲁言又讲道：“到底这里有什么物质条件？这次下来总理要我看看。我看也没有什么物质条件，无非是有土、有石头、有劳力，再没有其他物质条件了。整地有土有劳力就行，垒坝有石头有劳力就行……大寨就是自力更生搞起来的，没有给什么东西。大寨精神，大寨人，大寨田已成为全国的旗帜，全国土石山区都可以推广，精神可以普遍推广。为什么有的地方学得好，有的地方学得不好，不是条件限制，唯有一条就是干劲，就是思想革命到底。有了这个条件什么限制也没有了。”
廖鲁言也谈到了大寨当前工作的差距和今后努力的方向。他语重心长地说：“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学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红旗垮下来可不行。怎么使这面红旗更红？要搞好生产。首先是农业，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亩产要提高，总产要提高。要搞每个人生产多少粮食，提供多少商品粮，以户算账不准确。要继续搞农田基本建设，把狼窝掌精神继续发扬下去，这是起家法宝。林业、副业也要考虑。前几年搞土地是对的。没有顾得来搞其他，今后要注意。”说到这里，他指着陈永贵说：“白羊峪王殿俊过去是你的老师，现在他学你。过几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陈永贵点头笑了笑。廖鲁言又接着说：“其次，坚决保持大寨人、大寨干部的本色。创出这个牌子不容易，不能把这个牌子丢了。特别提几点：第一点是大公无私，以身作则，依靠贫下中农，联系群众。第二点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建国、勤俭办社的方针要坚持。我不赞成在这里修招待所。公社修起房招待客人，这可以，不要让大寨负担。去年大寨招待粮用了3300斤，全村人每人少吃了十来斤，这不够合理。新农村搞不搞？最好不要搞。应该搞不搞？应该搞。生产发展了可以搞。新农村不要搞得太紧，要根据具体情况和社员情况去搞。在大寨不要出现闹排场。有件小事提一提，你们印的稿纸太漂亮，拿出去别人看见不好，实际上是为外来人用的，我们来都带有稿纸，这件事就是浪费。第三点是正确对待兄弟社队，正确认识学大寨赶大寨运动。始终保持第一是不可能的。可以不是第一，但红旗是第一。学赶大寨的提法不够全面和准确，应该是比学赶帮。学赶是后进的事，一带二帮是先进的事，要注意先进带后进。先进可贵就是能帮助别人。后进也有先进的地方，可以取一技之长。先进也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工作来个第一，根本不可能。这样就会把大寨整垮。先进队的干部头脑要明确。一方面注意骄傲自满，一方面不要急躁，往往问题就出在这里。总理很重视大寨，不要搞垮了……我们要继续前进，保持第一，保持光荣。要帮助别人，不要怕别人超过自己，下决心帮助别人，带别人，让别人土地超过自己，这才叫社会主义竞赛。第四，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今后青年读《毛选》时，党支部要有人去听。青年人有读的本事，咱干部有联系实际的本事，这样才能学好。”
当晚，陈永贵主持召开了大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联席会议，廖鲁言在会上就学大寨学什么谈了六条：学习你们的革命思想，大寨人有志气，树雄心，立大志；学习你们的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学习你们干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依靠贫下中农，阶级路线执行得好；学习你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学习你们改造人的工作，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学习你们共产主义风格，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他还特别讲道，“刚才向你们学习的六条，要发扬光大，要勤俭，要自力更生。一枝花不算春，要漫山遍野都是花才好，万紫千红才是春。”
廖鲁言回到北京后，将考察情况写成了《昔阳县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从“党的政策在大寨开了花，人民公社棒打不散”、“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大寨田”、“加工改造耕地，蓄水保墒，抗旱抗涝”、“在土地加工改造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八字宪法’”、“自力更生，苦干实干”、“大寨干部、大寨人、大寨田”、“大寨大队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保证大寨这面红旗越举越高”等八个方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大寨的工作和今后应注意的问题。
在报告中，廖鲁言肯定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生产典型，指出大寨大队的经验“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农业八字宪法’，达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廖鲁言强调，把土地改造成稳产高产，使自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有了陈永贵式的大寨干部，有了大寨人，才有了大寨田。”调查报告把大寨的革命精神概括为六条：第一，革命的思想，树雄心，立壮志；第二，始终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第三，大寨不仅有像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人”，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领导班子；第四，干部参加劳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报告认为，“学赶大寨，必须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使干部和群众革命化。有了大寨式的干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够自力更生建设起大寨式的稳产高产田。”应该说，廖鲁言的报告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对大寨的定位除了一些应时述语外，基本是正确的，对大寨精神的概括也是较为全面的。
此时的大寨和陈永贵所以能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其中原因，主要是因为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后，中国数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一直是困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个大问题。20世纪50年代，战争的结束和工业化的起步，使新生的共和国对粮食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而积贫积弱的中国要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当时还只是一个梦想。大寨的出现，无疑在毛泽东面前展现了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曙光。
大寨因合作化而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因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战胜各种困难，夺得了一个个大丰收。大寨是一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土石山区，在严重缺水的干旱山坡上，大寨人战天斗地，使粮食亩产在1963年就接近了400公斤。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长江以南到1967年才实现的亩产指标。这说明，只要经过努力，毛泽东所钟爱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大寨这样干，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就不成问题了吗？
更为巧合的是，大寨是毛泽东实现自己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主义的样板。大寨增产的成就和战胜困难的能力，在毛泽东看来，似乎为他一往深情的人民公社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证明人民公社理想不是乌托邦，是有生命力的，是能办好的。而且，陈永贵所实行的“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管理制度，又特别符合毛泽东所追求的平等的分配、无大差别的物质生活的目标。大寨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做法，也和毛泽东通过劳动防止干部腐化变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反修防修的想法不谋而合。
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后，1965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大寨之花》。通讯前的编者按清楚地讲明了毛泽东选择大寨道路的必然性。编者按指出：“像我们这一个土地辽阔，经济落后的大国，发展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依靠国家投资么？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出路只能像大寨人那样，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国发展农业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拥有雄厚的劳动力，只要加上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能够充分发挥五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改天换地”。
大寨道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已成为发展中国农业、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宏伟蓝图的一种范式。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插话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10月19日，毛泽东在和政治局常委一起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问题和1965年计划安排时，赞成关于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的意见，并说：“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
在毛泽东的首肯和提倡下，大寨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得到了广泛宣传和高度重视，大寨作为全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冉冉升起。
二、跨步出山西
毛泽东提出“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后，1964年9月，《人民日报》再次刊登大寨的事迹，《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迅速治好自然灾害的严重创伤——革命精神更加发扬，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谈自力更生十大好处》……加足马力宣传陈永贵和大寨。
1964年12月中旬，陈永贵作为山西省代表，和山西名人李顺达、赵树理、丁果仙、郭兰英等一道赴京参加12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兴奋之情自然溢于言表。陈永贵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当时“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既高兴，也有压力。高兴的是有党、有集体、有广大群众支持我，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个光荣归于党、归于集体、归于群众的革命干劲。所说压力，就是我们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全国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
会上，陈永贵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上，还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主持过会议。坐在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报告厅的主席台上，在庄严热烈的气氛中聆听共和国总理做工作报告，陈永贵感受到了一种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上荣光。使他想不到的是，总理在报告中将大寨树得那么高，提得那么响，放在了和大庆、解放军一起的高度。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多块土地连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一九五二年为二百三十七斤，一九六二年增加到七百七十四斤，一九六三年虽然遭到了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七百斤以上。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两千斤。
陈永贵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总理的讲话，人大代表们也饶有兴趣地关注着这些惊人的数字。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尤其对有关粮食的数字敏感。1964年尽管全国经济已呈回升趋势，但要把粮食总产恢复到“大跃进”前一年的水平，还是需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用什么办法把农业搞上去，集体化的道路到底行得通行不通，国家会有什么发展农业的政策自然高度关注。总理的报告正向人们传递着这些信息。
接着，周恩来总理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他说：
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此前，中共山西省委、国家农业部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曾对大寨精神进行过概括，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概括将过去对大寨精神的各种提法统一了起来。
随后，周总理对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大庆油田大会战作了高度评价，说大庆是靠“两论”起家，毛泽东思想挂帅，彻底甩掉了中国贫油国帽子的。评价之后，周总理又说：“当然，上面所说的大寨大队和大庆油田，并不是一切工作都是尽善尽美的，没有一点缺点的。但是，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谈了大寨、大庆以后，周总理又具体介绍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国防建设的成就。他作了归纳性的总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集中地表现了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自力更生的强大。大学解放军，大搞群众运动，并且搞得更深入，更扎实，更细致，使生产建设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石油工作部、大庆油田和大寨大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报告的最后，周恩来总理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
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这是共和国总理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正式宣告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启，预示着高度强调精神力量、极端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报告下发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寨人民改造自然的顽强精神，激励着亿万农民以愚公移山的意志和气概，投入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中。1965年冬，仅山西全省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力即达到172万余人，占总劳力的28%，建成稳产高产农田84万亩（其中水平梯田42万亩），低标准的基本农田184万亩。
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后，大会秘书处专门安排了陈永贵在大会发言。人代会期间，周总理也几次参加山西的小组讨论会，也多次讲到大寨和陈永贵，号召大家发扬大寨精神，争取在农业上有一个更好的收成。陈永贵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然而，更让他欣喜若狂的是，会议期间他获得了与日思夜想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同桌共餐的殊荣。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世人透露了自己对共和国建设者们包括大寨人的钟爱。
那天，人民大会堂的大会开完后，陈永贵像往常一样随着大家一起走出会场。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喊他的名字：“永贵同志！”扭头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总理热情地对他说：“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周恩来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他也不便多问。随着周恩来七拐八折，到了毛泽东休息的地方。陈永贵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时周恩来简明解释道：“今天是主席的生日，毛主席特意把你也请来。”陈永贵一听是毛泽东主席请他吃生日酒席，激动得不知该说些什么。那天，有幸得到邀请的还有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大庆工人代表王进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
生日宴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座席安排得很有特点。毛泽东将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安排在自己的座位旁，坐在这一桌的领导干部只有罗瑞卿和从广东来的陶铸及其夫人曾志等人，其余的领导干部，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被安排在了别的餐桌上。
陈永贵这么近距离地和他尊敬、仰慕的毛泽东主席接触，一种感动、一种幸福充斥着他的全身。那天，他并没有吃好饭，只顾饱览毛泽东的举止神情。数月后，他在昔阳社教工作队指导员会议的讲话中，将这一天称为“最荣幸的一天”，并怀着一种崇敬之情深情地回忆了当时的细节：
主席刚进门，我就跟主席握手，我握住他的手不想丢开了。可是另一个老同志也插上手来，他伸手等着，咱不能不丢开呀！
后来，主席让我坐下，我和主席面对面坐着。主席摆了摆手，让我上来挨上他。我挨到主席跟前，主席说：“今天既不是请客，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停了停，主席又说：“今天不能光吃，还得说说话！”主席说，现在有些人做出一点成绩就翘起尾巴啦！主席进一步说：“做一点不要翘，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这几句话我听懂了，主席教导我们不要骄傲自满，这还是主席早提过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话我牢牢地记住了，决心永不骄傲自满，活到什么时候就学到什么时候，一定不能忘了主席的这个教导。
主席问我，我只顾高兴地看主席，不注意主席的话，主席的有些话我还听不懂。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我没听懂，光是点头：“啊！啊！啊！是！是！是！”大伙一笑，我才发觉了。
主席又说：“那个老同志是专家，原子弹上天就是他搞的。”那个同志说：“我不敢，我不敢，我可不是专家。”我才接着说：“我更不是专家，可不行哩！”
主席又问我：“你今年几岁？”我听懂了，我说：“五十一岁。”主席说：“好嘛，孔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没听懂，就连连说：“可不行！可不行！”
主席又问起贾进才同志。彭真同志说：“今天上午，永贵同志说得很好，提到贾进才了。”主席说：“是他让贤嘛！”彭真同志说：“那你不是把主席让给少奇了？你也是让贤。”大家都笑了。主席说：“不要笑了，快吃，快吃。”
主席让我吃这吃那，那么一桌，我看也不看，光看主席，我想：在家一天三顿都吃饭，你还能坐在主席身边吃饭吗！我今天误了看主席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呢？所以心里就不打算吃饭，怕吃饭误了看主席。主席又让我抽烟，我就抽了。抽烟跟吃饭不一样，抽烟误不了看主席。
陈永贵就这样在紧张、拘谨、激动、兴奋中吃了这顿具有特殊意义的饭。
这次我见着主席，是终生也不会忘记的。我要以实际行动来回答党中央和主席对我的教育和关怀。
陈永贵这样给这次讲话作了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