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智斗“电懋”，上演“挖角”戏，在饭桌上“搞掂”当红影星林黛，随后又有一批影星加盟“邵氏”。从此“电懋”人才流失，“邵氏”群星灿烂。邵逸夫又从社会上招贤纳士网络人才，终于重金聘到影坛奇才郑文怀。“邵氏公司”一时人强马壮，高手如云，一个名垂青史的“电影王国”正在崛起。然而在拍摄一部什么样的奠基之作时，邵逸夫又举棋不定。
邵逸夫准备用七年的时间去建成清水湾的“邵氏影城”。他要在这里建一座亚洲第一流的制片基地，把清水湾变成中国的好莱坞。在兴建影城的同时，邵逸夫就开始拍片。他在清水湾建起了四座摄影棚，一边拍片，一边建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界最具实力影片公司就数陆运涛的“电懋影片公司”了，其它的如“坚成”、“华达”还有李祖永的“永华”等公司，这时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公司都没有自己的片场，要拍片只好租用人家的场地，难以施展手脚。所以，邵逸夫一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自己的拍摄场地清水湾“邵氏影城”。这当然是他的明智之举，也是他两次在海外考察后得出来的体验。
邵逸夫这次到香港来了之后，除了建影城之外，他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发展自己的事业，在香港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于是，他第一个盯上的对手就是“电懋”公司。邵逸夫要与之决一雌雄，一是要为二哥报一箭之仇，二是夺回邵氏丢失的江山。当年，二哥邵村人就是在“电懋”和“长城”的前后夹攻下，失去了斗志，淡出影坛的。
1958年，“邵氏”和“电懋”之间的角逐已初露端倪，第一个回合就是上演了一出激烈的“挖角”戏。在这一回合中，邵逸夫亲自披挂上阵，结果大获全胜，把“电懋”的台柱子、香港的当红影星林黛给“挖”过来了。
提起林黛，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是她那青纯甜美的银幕形象和精湛的演技，更主要的是她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后来不幸的归宿。
林黛原名程月如，是当年国民党的“桂系”政要程思远先生的女儿。程思远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兼秘书长、副主席、提案委员会主任、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兼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委员长等职；还出任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宋庆龄基金会特别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等职。程思远先生于2005年7月28日19时08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著名电影演员林黛就是程思远先生的长女。而在当时，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内地，有很多人只知道电影演员林黛而不知政治活动家程思远。有一次，程思远和朋友一同北行，在途中，朋友相互介绍，当介绍到程思远时，有的人对他并无印象。这时有人补了一句，说他是林黛的父亲，于是，大家就对他特别注目了。程思远先生的故交曹聚仁先生曾对他开玩笑说：“你的名片上，应该印上这么一行字——”林黛之父、石泓之夫而李宗仁之秘书长也。于是，两人相对而大笑。
大陆解放前夕，由于程思远先生与其夫人蒋秀华女士感情不和，劳燕分飞，林黛便随其母亲蒋秀华来到了香港。
1948年冬，正值青春年少的林黛同母亲蒋秀华、姨妈和表妹林佩一行数人，在严寒的日子里，第一次踏上了香港这块陌生的土地。来港后，她们一家人住在九龙加连威老道的一幢小楼里。从此，失去了父爱和显赫门第地位的林黛，便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那种清贫的百姓人家的日子。
林黛步入影坛，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天，她同表妹林佩到金巴利酒店看排戏。当时白光、王豪等几位名角正在那里排演话剧《孔雀胆》，她的表妹林佩应邀在剧中饰一小宫女。
林黛出于好奇，便随表妹走进了排演场，想不到她那光彩照人的漂亮形象，一下子就引起了这些名角和导演的注意，觉得这是一块未雕之玉，是戏剧界难得的人才。恰巧在这时，她在17岁那年，由摄影家宗惟庚为她拍照的一帧沙龙照片，被放大后展示在橱窗里，她那天真的少女形象，又引得许多路人注目。于是，后来经在沙龙摄影室任职的楼子春推荐，那帧玉照就传到了长城影业公司的副导演苏诚寿手中。就这样，几度周折，林黛终于被“长城公司”的老板袁仰安相中，与她签了一分合同，聘请她为“长城”的正式电影演员，月薪为500港币。同时，袁仰安还为她取了个极动听的艺名——林黛。原因是林黛来香港后，曾在莱顿书院读过书，她当时的英文名字叫“Linda”。不过这个艺名，也很让人想到“林黛玉”。从此，林黛就涉足影坛，在“长城”的旗下当一名小演员。
当时，“长城”同“永华”一样，都是实力相当强的影业公司，拥有李丽华、孙景璐等众多的大牌明星。在竞争激烈的时候，那些导演们为保险起见，没有哪一个敢冒险启用新人。结果，就让刚入圈子的林黛一直无所事事坐冷板凳。那知林黛是一位心眼很高的人，尽管由于父母的婚变，让她沦为平民百性，但她毕竟出于名门，好歹也是一位大家千金。因此，她对这样的冷遇，做个只拿钱，不拍戏的“照片明星”很是苦恼，终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闲着无聊，无以排谴的日子，她就到附近的“半岛茶座”去品茶散心。当时经常陪伴她去“半岛茶座”的，是她的同事黄河。
黄河充当了一段时间期的“护花使者”后，由于攻心无术，效果不佳。看看难获得林黛小姐的芳心，就只好知难而退。黄河退出之后，又一位“白马王子”顶了上来。此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长城影业公司”中最有票房价值的当红小生严俊。
严俊凭借自己当时在“长城”的份量，就出面为林黛斡旋。经过严俊的一手操办，林黛终于获得试镜的机会。当时“长城”正在拍《日出》，林黛出演剧中“小东西”一角，与严俊对戏。尽管林黛试镜后效果不错，但“长城”依然不愿给她以出人头地的机会，这就让严俊也感到愤愤不平，很没面子。于是，他就鼓动林黛和自己一起双双跳槽，最后进了李祖永的“永华影业公司”。
林黛到“永华”后，开始受到李祖永的器重，成为“永华”门下的一名基本演员，月薪开始是700元港币，不久便加到1500元。
正在林黛事业有望之时，她的人生却发生了意料之中的变故——原来，曾经给林黛经济上以援助的一位商人，这时见林黛已经出落得花容月貌，楚楚动人，便以“恩人”自居，要她“投桃报李”，对她纠缠不放。一位涉世不深的少女，又是刚刚出道的电影演员，遇到这种摆脱不了的麻烦事，自然是又气又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她只有和许多有同样经历的“前辈”或“同仁”一样，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想一死了之。
1951年12月8日下午，一位危在旦夕的少女被送进了九龙医院进行抢救。当时香港许多报纸，同时登载了这一“花边新闻”：此少女自称“李月华”，家住柯士甸道——其实此人就是林黛云云……
由于抢救及时，林黛终于脱离了危险。事后就与严俊公开“拍拖”起来，出双入对，感情甚笃。后来，严俊又同公司老板李祖永进行了多次交涉，费尽了口舌，终于让李祖永发了善心，同意林黛饰《翠翠》一片的主角“翠翠”。
《翠翠》一片是根据沈从文先生的著名小说《边城》改编的，其中“翠翠”的形象很是独特。也许是由于林黛有在湖南生活过的经历，才让她得到了这一角色。该片由林黛当时的朋友严俊亲自执导。为了捧红林黛，严俊几乎是拿出了看家的本领，镜前幕后，吃了不少的苦头。该片通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封镜。《翠翠》一上市，果然如严俊事先立下的“军令状”一样——不同凡响，票房不俗。林黛也从此一举成名，成了香港影坛一颗崭露头角的新星，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开始出现了她的芳名和玉照。紧接着一路下来，林黛又在“永华”主演了《春天不是读书天》、《吃耳光的人》等多部影片，同样大受市场欢迎。
然而，这时的“永华公司”已如强弩之末，江河日下，没有了昔日的风光。于是，严俊和林黛便趁机离开“永华”，在外头自由接片。这期间，曾任“永华公司”宣传主任的影坛元老朱旭华，在“永华”解体之后，自己组建了一家“国风公司”，请严俊和林黛联袂主演了《金凤》一片，效果极佳。林黛的形象再次获得观众的青睐。
“电懋公司”的前身是“国泰机构”。当时“国泰”在香港成立时，其总经理欧德雨非常器重严俊和林黛，两次让严俊和林黛去日本为“国泰”拍制影片《菊花姑娘》和《死魂谷》，还拍摄了一部题为《欢乐年年》的彩色歌舞片。当时严俊既导又演，十分风光，林黛自然是再次走红。
后“国泰”改为“电懋”后，林黛又为其主演了巨片《红娃》。《红娃》又是在日本拍摄，对戏的男演员是王引。《红娃》上市之后，林黛的名声已到了大红大紫的地步。
就在林黛影坛走红的时候，邵村人二进香港，他的“南洋片厂”也在大量地拍制国语片。为了争取观众，邵村人也不惜血本，请这位大红星林黛为他主演了上下集的《乱世妖姬》。这是林黛第一次与“邵氏”合作。
《乱世妖姬》上市之后，为邵村人的“南洋片厂”带来了丰厚的票房价值。接着又请林黛主演了由严俊导演的《梅姑》与《追鱼》等影片。这一期间，是林黛事业的黄金时期。她除了为“邵氏”效力之外，还为“新华公司”拍片，同严俊合演了《渔歌》，并同当时崭露头角的导演李翰祥合作，先后摄制了《黄花闺女》、《窈窕淑女》、《春光无限好》三部影片。
在当年的香港，只要是林黛主演的影片，都是片片叫座，场场火爆。后来，林黛在“电懋”主演了一部《金莲花》，参加1957年在东京举办的亚洲影展，终于让她一举荣登“影后”的宝座。
对于这样一位大红大紫的明星，由于邵村人舍不得花更多的本钱，终于没有留住。虽然林黛曾一度与“邵氏”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但最后她还是投到“电懋”的门下，为陆运涛屡建功勋，成为“电懋”他的一根“顶梁柱”。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邵逸夫来港主坛，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时，正是“电懋”的鼎盛时期。邵逸夫要想在香港影坛出人头地，就必须要把与二哥邵村人有一箭之仇的“电懋”拼下去。于是，他就准备亲自出马，使出“釜底抽薪”之术，挖走“电懋”的看家演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高薪重金诱惑林黛改换门庭，投靠自己门下。林黛是当时香港的大牌明星，很有号召力，极具票房价值。虽说林黛曾为邵村人的“南洋”拍过影片《乱世妖姬》，但因邵村人吝财惜本，没有把握机会留住人才，使她最终成了陆运涛门下的红人。
邵逸夫选择林黛作突破口是很有道理的。林黛正值演艺生涯的鼎盛期，又很年轻，潜力巨大，前途无限。很有潜在的市场价值。邵逸夫当时想，只要林黛加入了“邵氏”，既扳倒了“电懋”的台柱子，又对当时香港其它公司的众多明星，也是一种无形的号召。那些人也会择枝而栖，投靠到邵氏门下。
因此，“挖走”林黛，是日后扳倒陆运涛的关键的一步。
怎样才能成功“挖走”林黛，让她为自己为效劳呢？邵逸夫想了很多方法，但都一一被自己否认了。最后，他还是采用了中国人常用的方法，那就是找个机会，请林黛吃饭，争取在饭局上一举将其搞定。邵逸夫请“吃饭”的这一招，看似平常，其实是深谋远虑、透着不可告人的玄机——成功了，当然是水到渠成，皆大欢喜；要是失败了，林黛不答应他，不给他面子，也就不过是一位电影公司的老板，请一位当红演员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香港的电影界也是很正常的事，传出去既然不会丢什么颜面，成为圈内的笑柄；更不会成为小报记者的“花边新闻”。所以，这一餐饭，决非是吃一餐平常的饭那幺简单，其实就是邵逸夫为林黛设下的“鸿门宴”。
“梦断潇湘”是当时九龙老街上湖南人开的一家酒楼。别看这里的地理位置不在旺市，外表一般，但里面装潢却独具一格，很是别致，很有一种“三湘四水”的独特风味。当年林黛主演过的《翠翠》一片，还到这里取过几个镜头。而酒楼所供应的菜肴，大都又是湖南四川的辣味川菜。邵逸夫知道林黛祖籍虽然是广西，但却在湖南生活多年，对“梦断潇湘”这家酒楼又很熟悉，于是就在这里预订了一间包厢。
晚上，林黛应邀来到“梦断潇湘”。楼外竹影婆娑，月色溶溶，暗香浮动。楼内富丽堂皇，霓虹闪烁，歌声轻飘。
临窗一隅，烛光之下，邵逸夫独坐其间，正在等候林黛小姐的到来。他同林黛约定今晚共进晚餐的目的，是商谈拍片事宜。
林黛走进包厢后，两人彼此客套了一番，就开始共进晚餐。
这时，邵逸夫却不谈拍片之事，而是单刀直入，切入正题，同林黛谈及加盟他的“邵氏公司”的事。
邵逸夫说：“林小姐，你若肯加盟邵氏拍戏，我愿为你提供一切方便。至于酬劳，那可是你在陆运涛那里拿到的片酬的双倍。”
“邵先生，您真会开玩笑。”林黛微笑着摇了摇头。对于邵逸夫提出的这个问题，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完全认为是他的一种心血来潮，一种开玩笑的戏言，一种临时的无话找话。
“林小姐，请你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开玩笑。”邵逸夫连忙解释。
“邵先生，您别逗我了。”林黛再次摇着头。
“林小姐，看来你是不相信我了。如果我真的是给你拿双倍的片酬，你肯到邵氏来拍戏吗？”邵逸夫问林黛。
林黛睁大眼睛，半信半疑地望着邵逸夫。
“邵先生，假如你真的肯出双倍片酬，我一定到邵氏来拍戏。”
“好！一言九鼎，此话可算数？”邵逸夫逼着林黛下决心。
“邵先生，我决不反悔！”
“林小姐，请看这是什幺？”邵逸夫从公文包中抽出一迭东西，递到林黛的面前。
林黛连忙拿起来翻看。
“这是拍片的合同书和双倍酬金的支票。你在电懋拍片的酬金数目，我已核对过了。现在，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上你的芳名，我们之间就算成交了。”
好厉害的杀手锏，林黛始料不及。她实在没有想到邵逸夫会来这幺一手，让她毫无回旋之地。她原以为邵逸夫同邵村人一样小气，舍不得花钱办事。她真的是错看了邵逸夫，低估了他的魄力啊！
林黛想到这里，在面前的合同书上看了一眼，就不再犹豫了，郑重其事地在邵逸夫的合同上签下自己的芳名，并落落大方地收下了邵逸夫酬金支票。
“好！林小姐是个爽快之人，为我们今后合作愉快干杯！”邵逸夫笑哈哈地举起了酒杯。
“承蒙邵先生抬举，以后请多关照。”林黛双颊泛起红云。
双方碰杯致意，一饮而尽。
邵逸夫“请吃饭”的这一招果然奏效。饭桌上“搞掂”林黛，邵逸夫十分高兴。后来他又如法炮制，果然弹无虚发。没多久，“邵氏”就从“电懋”挖到了大批人马。一时间，林翠、陈厚、岳枫、陶秦等这样一批有影响的大牌明星和导演纷纷“跳槽”，投向邵逸夫的门下。
在这一次“挖角”战中，邵逸夫大获全胜。“电懋公司”人才流失，陆运涛防不胜防。
邵逸夫除了从“电懋”那里“挖角”，还不惜高薪重金，从社会上网罗人才，而且屡屡得手。通过商场这三十多年的拼搏，邵逸夫已经成熟了。他清楚地意识到，“挖角”只是一种“破坏”，只是一种扳到“电懋”，打败陆运涛的手段。但是，香港电影业的竞争是长期的，是无情的。一个“电懋”被击败了，还有无数个新的“电懋”在等待着自己。因此这种“挖角”并不是什么最好办法。自己要想在这种长期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的是要有一流的演艺人员，要有一流的导演、编剧和管理、宣传人才。人才，才是使自己立不败之地的根本。
于是，邵逸夫掌坛之后，就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网罗人才上，大打“人才战”，招贤纳士。对那些凡是在香港影坛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他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招聘到邵氏公司中来。没过多久，邵逸夫不仅把一大批大牌明星、导演“挖”到了自己的公司，还把后来成为邵氏公司的“二把手”、邵氏公司的制片经理郑文怀也请了进来，从而让郑文怀成了自己一个得力的左膀右臂。
“邵氏”成立之后，邵逸夫除了招聘大量的演员、导演、编剧和其它技术人员外，他还一直想物色一位理想的宣传人才。这个人要懂业务、熟悉行情，同时又要具备经营头脑和社交能力，还要有雄辩的口才和善于策划、包装的特殊本事——这就是邵逸夫对这个人的标准。他要这个人进了公司后，能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替代他统揽公司大局。
哪里去找这种“通才”呢？
虽然通过招聘和朋友介绍，前来面试的人来了一个又一个，但经过交谈、接触，一个都没有留下来。邵逸夫选择人才的标准是很原则的，他一直坚持一条“宁缺勿滥”的原则，即使暂时没有，他也决不会降低标准，随便找个人滥竽充数，宁愿虚席以待。他就不信找不到一个理想的人。后来，邵逸夫终于找到了郑文怀。把他请进了公司，充任这一职位。
郑文怀不是自己前来应聘的，也不是邵逸夫自己发现的，他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这位朋友叫吴嘉棠，是当年上海新闻界的才子、老报人，这时也在香港《虎报》供职。当年在上海时，吴嘉棠就和邵逸夫相识，而且交往甚密。当吴嘉棠得知自己的老友邵逸夫来香港创办“邵氏”公司，非常高兴，就来找邵逸夫叙旧。
故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在谈话中，邵逸夫提到了这个问题，说想找一位人来公司当家，负责公司宣传、交际、策划、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公司马上就要开始运作拍片子，但这个人还一直没有找到。
于是，吴嘉棠就向他推荐了郑文怀。
吴喜棠对邵逸夫说，这位郑文怀原籍是广东潮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讲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英语。他的英文名字叫“雷蒙”（Raymond），朋友们也都习惯叫他雷蒙而很少叫其“郑文怀”。郑文怀原先是吴嘉棠的一位下属，在上海时曾担任过一家外文报社的记者。来香港后，开始在英文版《虎报》任职，后来到香港广播电台“美国之音”主治广播节目，然后又转到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分处工作。他为人诚恳，工作踏实，事业心很强，所以在各处工作时，都有极好的口碑，工作很出色。
听到吴嘉棠的介绍，邵逸夫对这位还未谋面的郑文怀很感兴趣，于是，请吴嘉棠为他穿针引线，约郑文怀来谈一谈。
吴嘉棠欣然从命，答应帮这个忙。
郑文怀如期而至。
一见面，邵逸夫没有开门见山地直接和郑文怀谈工作和公司的打算，而是请他看电影。当时放映的是邵氏公司自己摄制的影片。邵逸夫的意思是，等看完了电影，再提出自己的想法。一方面让他有个思想准备，有个思考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自己的影片，让郑文怀了解一些公司的宗旨、实力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样对他将要作出的考虑，也许会起到一种参照作用——“合则留，不合则弃”，人各有志，不能一厢情愿的强人所难。邵逸夫的这种想法，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
于是，两人就一边品茗闲聊，一边欣赏“邵氏”的得意之作。
看完影片，邵逸夫正了正身子，刚要征询郑文怀的意见。可是，郑文怀却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起身告辞了。
这一下真让邵逸夫措手不及。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郑文怀会一言不发，不可置否地就要走人。邵逸夫虽然一见到郑文怀，就觉得这位戴宽边眼镜的中年人的气质和风度，是自己人的“意中人”。但是，他也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不便过份的挽留，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郑先生，我想吴嘉棠先生可能已经和你谈过吧，你看这工作……”
“邵老板，你的诚意我受了，不过，那件事以后再谈吧。”郑文怀一句话挡了过去。
看着郑文怀坐上汽车走了，邵逸夫若有所失地站在那里。
几天以后，邵逸夫又亲自登门，去拜访了郑文怀。他觉得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不下点功夫，人家难道会找上门来么？
郑文怀终于为邵逸夫的诚意所感动。这一次，当邵逸夫提出，要聘请他为“邵氏”公司宣传部主任时，他欣然地答应了，不过，他欲提出一个“条件”：
“邵先生，我接受你的聘请。不过，这个宣传部，必须要由我组阁，就是你，也不能加塞，你看怎样？”
邵逸夫没有料到郑文怀会对向他提出这样的“条件”。但是，邵逸夫也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行！”
邵逸夫果然言而有信。郑文怀加盟之后，带来了一帮他自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由他组阁宣传部。对此，邵逸夫真的一概不问，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干预。郑文怀找来在《香港时报》采访部任主任的何冠昌做“军师”，继而安插了梁风、汪晓高、黄握中、蔡永昌等人担任各种要职。就这样，“邵氏”公司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宣传班子，就组建起来了。这个班子在后来果然为邵氏公司屡教奇功。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邵逸夫对郑文怀的原则。在后来的合作过程中，邵逸夫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对郑文怀几乎是信任有加，言听计从。郑文怀在离开“邵氏”之前，对邵逸夫也同样是忠心耿耿，不忘知遇之情。他们两人的办公室，虽然是一人一套，但内室却有一扇小门相通。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关系之密切。
郑文怀从1959年正式加盟“邵氏”，到1969年邵逸夫现在的夫人、“邵氏公司”的总经理方逸华进入“邵氏公司”后，他才于1970年离去，先后在“邵氏”干了11年。在这不算短的日子里，郑文怀一直为邵氏公司对外出策献谋，对内管理内务，成为公司名副其实的总管。邵氏公司在这段日子里，能一直正常运转，而且能击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在香港影坛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可以说郑文怀功不可没。
同时，在这十一年里，他和老板邵逸夫之间的又一直是关系融洽，合作愉快。他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不仅是工作上珠联璧合的“黄金搭档”，他们还是生活中的朋友，人生中的知音。
后来，由于方逸华的介入，邵逸夫出于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和郑文怀分道扬镳。从此，方逸华就取代了郑文怀，成为邵氏公司的新一任总管，并且在后来和邵逸夫正式登记结婚，成为邵逸夫的第二任夫人。
离开“邵氏”之后，郑文怀自己成立了“嘉禾影业公司”，自己独立门户地干起了这一行。由于郑文怀领导有方，使他的“嘉禾”后来一度成为“邵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是后话。
自从郑文怀加盟“邵氏”之后，邵逸夫的旗下已经是人才济济，阵容整齐，这为他日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邵逸夫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开始拍片，因为这前面的一切运作，都是为拍片作准备的。一家影片公司，只的拍摄出影片来，才是一家真正的影片公司。
从大哥邵醉翁当年在上海成立“天一公司”的那一天开始，邵逸夫就知道，一家影片公司的第一部影片，往往会决定这家影片公司未来的发展前途。当年“天一公司”正是拿出了《立地成佛》这样的成功之作，才使它能在当年高手如云的上海影坛独领风骚，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自己在香港，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可是“邵氏公司”在香港的奠基之作，同样事关重大。
那么，到底拍一部什么样的奠基之作呢？
邵逸夫一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