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与崇祯个人究竟有多大的关系？一代栋梁之臣袁崇焕因为什么而含冤入狱，最后遭受磔刑？崇祯最后的归宿是煤山上那一棵大槐树吗？明朝灭亡后，崇祯帝的三个儿子就开始了多灾多难的逃亡生涯，他们最后的归宿是怎样的？
作为明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崇祯皇帝是传统意义上的“亡国之君”。然而他却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面对风雨飘摇的国家，面对内忧外患的处境，他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但无论个人多么勤政努力，他终究无力回天。大厦将倾前的苦撑危局，只是换来人们几声无助的叹息。明朝，最终还是亡在了他的手里。
只是，明朝的灭亡，与崇祯个人究竟有多大的联系？是时势难违，还是崇祯个人性格中的某些弱点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袁崇焕固守的北部边塞是皇太极难以逾越的一道屏障，又是什么原因却让这位忠心耿耿的国之栋梁含冤入狱，最后遭受磔刑？
当死对头李自成攻陷北京城时，崇祯帝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惨淡的一生。他最后的归宿是煤山上那一棵大槐树吗？
崇祯帝的三个儿子自明朝灭亡后，就开始了多灾多难的逃亡生涯？他们最后的归宿是怎样的？
有多少个朝代，就有多少个亡国之君。虽然结局是一样的，但其所经历的亡国轨迹却千差万别。陈后主陈叔宝，荒淫无耻；隋炀帝杨广，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北宋的徽宗与李煜差不多。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的。但崇祯皇帝却不一样。连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都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话却说得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再没有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真是一塌湖涂。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皆是外有边患（瓦剌、女真相继崛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如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等相继把持朝政）。尤其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摇摇欲坠了。接手这样一个烂摊子，国家中兴的机会似乎已经非常渺茫。但是崇祯皇帝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不想碌碌无为。所以，登基伊始，他就体现出了不同于先人的作风。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崇祯帝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他亲政之初即采取韬光养晦、以守为攻、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政权根基稳固之后，终于以漂亮、干练的手法解决了魏忠贤集团。魏忠贤何许人也？他本是河北肃宁的一个小无赖，因为赌博输了钱自己割掉生殖器进宫当了太监。凭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手段逐渐走上了权力的制高点，人称“九千岁”。他的奸佞行为自然遭到了崇祯帝的憎恨。
当时，明王朝内部发生了一场崇祯帝与魏忠贤之间的心理大战，表面的平静似乎掩盖了政治气氛的激荡，但敏感的人都能感觉到，崇祯皇帝已经占了上风，魏忠贤则呈一副龟缩之态。大约两个月后，魏忠贤的帮凶明哲保身，开始分化，有的甚至倒戈而攻击魏忠贤。这恰恰是崇祯帝所需要的，他欣喜着，等待着时机的成熟。而恰恰就是这个时候，时机悄悄来了。有一天，崇祯帝突然收到南方一个贡生呈送的揭发材料，列举了魏忠贤十大罪状。这就是崇祯皇帝一直在寻找的绝妙由头，历来智慧的人要打败敌手，总是要找一个良机和充足的理由使敌手无话可说，也使敌手阵营的人和其他旁观的人无话可说，这便消除了遭遇反攻的危险。
那份揭发材料使魏忠贤极为恐慌，但它却成了崇祯皇帝的制胜武器。经过周密的考虑，他开始向魏忠贤下手了。有一天，他召魏忠贤到乾清宫去，并当场拿出揭发材料让太监读给他听。魏忠贤一见皇帝已经对他的过去了如指掌，听着听着便磕头供认，请求宽恕，并提出辞职。虽然他表面上在请求皇帝的宽恕，但退下之后，却大肆行贿，以构筑保护自己的堤坝，这一下更惹恼了崇祯帝。他愤怒训斥为魏忠贤求情的人，随之下令把魏忠贤立即流放到凤阳，接着又指示属下官员逮捕他。当魏忠贤获悉要抓他的消息的时候，他已经走在去往凤阳的路上了，知道自己非死不可，便于绝望中自缢而亡。然而崇祯帝并没有让魏忠贤之死轻易过去，反之他要求肢解魏忠贤的尸体，悬首示众。他想杀一儆百，利用对魏忠贤斗争的胜利，壮大声威并继续消灭异己力量。当然，效果非常明显。朝中往日的奸臣失去了那盛气凌人的模样。崇祯帝以他的铁腕手法，惩罚了二百六十二人，直到他觉得自己的出击是彻底而完全地胜利了，才结束清理。
除去了魏忠贤，他更加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
在位十七年，崇祯帝一直勤政理事，鸡鸣就起床，有时深夜还不睡觉，往往积劳成疾。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这一天，因为偶感风寒，崇祯帝没有能够及时上早朝，受到了辅臣们的批评。他既愧疚又感激，亲自写了类似悔过书的文章公布于大臣们中间来警示自己，还对提出批评的辅臣们加以褒奖。从那以后，不论身体有何异样，他都坚持上朝，为此赢得了百官的赞许。崇祯帝还能够节俭自律，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卖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补贴国用。有一天，他在听史官给他讲书时，由于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他就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除此之外，崇祯帝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魏忠贤在还没有被处死之前，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他曾经向崇祯帝献上了四个绝代佳人，既是讨好又是迷惑。但崇祯皇帝根本不想接受，又怕引起魏忠贤的猜疑，遂假意收下。入宫后，他就对这四名女子进行严格搜身，并无可疑之处，只是在每个人的裙带顶端发现佩香丸一粒，大小如同黍子，名叫“迷魂香”。此物非常奇特，男子一接触便产生迷魂效应，欲心顿起。崇祯帝毫不犹豫地命她们丢掉了这“迷魂香”。又一个晚上，崇祯帝与大臣们议论朝政后，正在精心思考，忽然一阵奇异的香味悠悠传来，似有若无，缕缕不绝，弄得他这个不近声色的人也闻香心动了。立即命近侍太监秉烛检查，查遍了各个角落，竟没什么发现。过了一会儿，发现远处殿角有微弱的火光闪烁，前往一查，见一小太监持香端坐于墙壁内。一审问原来是魏忠贤派来的。崇祯帝不禁感慨地说：“我的皇祖、皇兄都误于此啊！”他不愿意成为如同皇兄一样被人摆布的昏聩君主，所以日后就义无反顾地处决了魏忠贤一类的奸臣。
从崇祯帝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所作为的。在位十七年，他动辄下《罪己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就像在崇祯十年（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这年因为三伏天已经过半，仍是酷旱，一滴雨不下，老百姓纷纷跪拜求雨。崇祯帝也非常焦虑，遂通告天下，要与老百姓一同乞求，自那日起他搬到文华殿居住，并且斋戒至下雨之时。虽然后来老天是否下雨没有准确的记载，但是，崇祯帝这份爱民如子的决心是值得赞扬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国呢？其实，除了客观上的原因之外，这与崇祯皇帝的个人成长历程和性格特点也有很大关系。
崇祯皇帝的父亲朱常洛一直不得祖父万历皇帝的喜欢，后来，他的生父虽历经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因纵欲过度而病死，皇位传到崇祯帝的哥哥朱由校身上。但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他只喜欢纵情声色，对木匠活乐此不疲。所以，天下大事全都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这个皇帝对大明的江山他都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皇帝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为，崇祯皇帝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
正是这种命运的无常和宫廷超乎寻常的冷漠，逐渐形成了他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
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可以呼唤奴仆，形成了他严酷而刻薄的性格，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双重性格，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崇祯帝在位十七年，竟然先后换了50个宰相，14个兵部尚书。最为令人痛心的是，他中了清军的“反间计”，自毁长城，杀掉了袁崇焕。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不信任大臣。崇祯年间所杀的官员，人数几乎是明代历朝皇帝当政期间最多的。此外，为了支持对后金的战争，崇祯帝又大幅增加赋税，名曰“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本就风雨飘摇的帝国，这样的多疑猜忌，只能让满朝文武伤心，让黎民百姓寒心。所以农民起义也就更加频繁，范围也越来越广。
崇祯帝还是一个典型的守财奴。明朝末年，边患纷扰，起义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空虚，军饷更是严重匮乏。这对帝国的中兴无疑是致命的。因此，户部官员希望他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可是他却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而实际上，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却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这么多钱，若真是用来放库赈灾，或充作军饷，可能大明王朝也没有那么快就倾倒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