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个繁华而严谨、富裕却不浪漫的城市，张水在这里读三年研究生整天就是泡在历史典籍中循规蹈矩地啃着一页页枯黄发霉的文字，既没在外面挣到钱也没有什么绯闻，属于那种活得很单调乏味的人。而北京广州等地的研究生边读书边打工挣来大把票子买烟买酒买女孩子千金一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们既有研究成果又有浪漫生活，相当前卫。张水他们连男女生同宿的事都不敢做，他们放弃了许多男欢女爱的夜晚，脑子里站满了古代的戒严部队。直到毕业前夕，张水的《辛亥革命民族主义论纲》一书的选题没有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而书中的观点在上海“纪念辛亥革命88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引起轰动，香港《大公报》、台湾《联合时报》等都转摘过张水的主要观点。张水认为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准确的，当时中国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民主的国民基础，辛亥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革命者从本质意义上说是要打倒满族皇帝后换一个汉族皇帝，虽然辛亥革命后“皇帝”的称号没有了，但当政者履行的还是皇帝的职责，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知县老爷”换成了县长。张水一口咬定辛亥革命时的中国社会现实与民主共和是基本上不相干的，袁世凯复辟帝制也是被“逼”的结果。张水这一横空出世的激进观点与他朴素而又有些土气的相貌构成了巨大反差，颇有点类似于一个穿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的清朝遗老手里拎着比基尼三点式在做广告并且嘴上还沾满了水果沙拉的奶油。
回上海办毕业离校手续的时候，他从省城带了两斤茶叶给导师，导师就说了一些殷切希望的话，“你应该继续攻读博士。”张水说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乡下的母亲病得厉害，每月寄一百块钱根本不够看病。导师在家里请几个研究生吃了一顿饯行的饭，师生都很动感情，张水的师兄刘林差不多是热泪盈眶了，他分到了浙江的一个县级市博物馆看管文物。饭后在校园内一条没有路灯的黑暗的林荫小道上，刘林对张水说，“我没有你的实力，所以也进不了省社科院。你能不能拿出千把块钱来请一次客，我已跟我老乡华东出版社的邵编辑讲好了，他对你的这本书很感兴趣。”张水说，“算了吧，我只剩下一百多钱的路费，要是下星期派遣证还不发下来，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刘林在黑暗中苦笑着说，“历史与现实相比，历史就是一个穷人，学历史的人则是穷上加穷。”
研究生不像本科生那样有那么多激情去拍照留影、题字留念、互赠纪念品，他们冷静而理智地办理各种离校手续然后在宿舍里默默地睡觉做一些很残酷的梦。大约是离校三天前的一个傍晚，一位穿“梦特娇”T恤和“佐丹奴”西裤的年轻人开着一辆豪华的“凌志”轿车在校园里找到了张水。
这个年轻人叫钱埂，张水的中学同学。读中学时，他是镇长的公子，张水是农民的儿子。
钱埂现在是中南地区跺一脚地动山摇的书商，他跟一般大款与众不同的是，手上没有金链和戒指，他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很有学问的样子。
张水请钱埂到学校食堂吃晚饭，钱埂说，“我又不是领导干部，吃食堂是不是有点太清政廉洁了吧！”张水说，“我给你加一份红烧肉，两瓶啤酒。”钱埂说，“上车吧，去丽山湖度假村，我请客。”
现在的度假村大抵都是要吃喝嫖赌一条龙服务的，来度假的人并不是因为度假而来的，这就像进“美容院”“洗脚屋”并不是为了美容和洗脚，这也是很正常的。在一片湖光水色中的“椰风渔港”霓虹灯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地闪烁着鱼虾蟹鳖的图案和人们贪得无厌的欲望。钱埂和张水在宽敞大厅的西边隔着落地玻璃墙临水而坐，服务小姐端庄典雅脸上流露出千篇一律的微笑，超重低音的音箱里流淌出背景音乐《银色的地中海月光》，好像是曼陀瓦尼乐队演奏的一支曲子。雪白的台布和雪白的灯光渲染出大厅里宁静而休闲的氛围，张水从来没出入过这样的场所，他眼前晃动着无数的盘子和一张张表情夸张的脸，这使他觉得自己如同住在海底一样。钱埂问张水喜欢吃什么，张水说喜欢吃红烧肉，这是他童年在乡下最大的梦想，那时候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为了吃土豆烧牛肉而是吃红烧肉，长大后才知道共共产主义与红烧肉关系不大。钱埂说，“在这个地方吃红肉不就是忆苦思甜吗。”他对身边的服务小姐很流利地报出了一串海鲜。很快，那些刚刚死去不久的鲜鱼活虾就死不瞑目地端了上来，他们喝着“百威”啤酒回忆起中学时代的美好时光。
钱埂说，“早说听说你到上海来读研究生了，这次一是专程来看望你，二是来向你约一部书稿。”
想起自己的专著无人问津，今天居然有人上门约稿，张水瘦小的脑袋突然兴奋起来，“什么书稿？”
钱埂给张水点上三五牌香烟，“我对你书稿的质量有绝对的信心，只要你愿意提笔，我们马上签合同，三十万字三万块钱，先预付定金六千块钱。”
“我不知道能不能写好。”
“肯定行，你是研究清史的，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暗杀最具规模最成熟的时期，你为我写一本《暗杀》的书当然是小菜一碟了。”
“你怎么想起要出这本书？”
“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末整整一百年了，一个世纪留给我们最值得玩味的刺激就是暗杀，但没有人写这本书。我知道汪精卫就曾当过暗杀组织的领导干部。”
张水说，“暗杀的事太多了，宋教仁在上海是被袁世凯的人暗杀的，摄政王载沣也差点被汪精卫暗杀了。钱埂，这么多年不见，你还真懂了不少东西。”
钱埂说，“哪里，哪里，干一行，钻一行。我从去年开始就对清末民初的暗杀感兴趣了，可是没人能接手。我曾找过武汉的一个‘枪手’，他一口答应，可他连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这一被教科书上写烂了的历史事件都不知道。”
吃完饭，钱埂要张水一同去洗桑拿，然后再找两个小姐放松一下，张水说，“不行，我要回学校去了。”钱埂说，“不洗桑拿，不找小姐，但你今晚住在度假村，我包了一个套房，晚上我们再好好聊聊。”
套房里恒温系统送来了柔和的凉风，浪漫而抒情的灯光下呈现出豪华富丽的物质光辉，丝绒壁纸装饰的墙壁上还有一幅模仿伦勃朗《圣家族》的油画，张水赤脚踩在柔软的棕色的羊绒的地毯上无声无息，脚底有一种被女人抚摸的感觉。
钱埂从冰柜里摸出两罐“蓝带”，扔一罐给张水，张水说他不喝啤酒，他想洗一个澡。进了卫生间后，张水反锁上门，他脱光衣服看了一眼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脯和肌肉很不发达的四肢就觉得这些年读书吃尽了苦头。浴缸里水龙头是不锈钢压阀式的，其结构错综复杂，他首先左右转了好半天不出水，然后他压了一下压阀，右水管里冒出一股冰凉的水，向左一压，滚烫的水直冲他的裆部，他嚎叫一声从浴缸里反弹起来，不知往哪儿一碰，顶部喷淋头又喷出了一股稠密的开水，他嗷嗷直叫着从浴缸里跳出来，“钱埂，这是怎么搞的？”钱埂进来看到卫生间里雾气腾腾，张水狼狈不堪地像一条从水池里蹦出来的鱼。钱埂就笑了，他为张水调好水温，说，“你今天要是在浴缸里与世长辞了，警方肯定认为我有暗杀嫌疑。”
洗好澡后进入空调房间，张水有了脱胎换骨的感受，这时候他才记起已经三天没洗澡了。快要放假了，学校里乱糟糟的，澡堂已经提前关了。
钱埂为张水点上香烟，又泡了一杯绿茶，两人躺在墨绿色的真皮沙发里，身体慵懒骨胳松散，张水说，“这大概能算得上腐败了吧？”钱埂说，“你开什么玩笑，跟住总统套房洗牛奶浴的腐败分子相比，我简直连贫农都算不上。”
张水说，“我在浴缸里想了好久，我还是不能为你写《暗杀》。”
“是资料不够，还是嫌钱少了？老同学，有话好好说嘛，你开个价吧！”
张水说，“我研究的就是清史，资料很多，我记得当时同盟会暗杀部的负责人叫方君瑛，他们还邀请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耶夫传授暗杀技术。”
“再加你一万怎样？”钱埂抢先封住了张水的话题。
张水说，“我也不是嫌钱少，主要是我手头的一部学术专著还没写完。”
钱埂笑了，“现在什么年月了，还写什么学术专著，你的专著卖多少钱，我加倍给你。”
张水一时说不上话来，因为专著连出版的地方都没有，当然也谈不上卖多少钱了。
钱埂躺在沙发里轻描淡写地递上一张名片给张水，“今天我们也不必刺刀见红地敲定，你回去以后再考虑考虑，想通了就给我打电话，号码都在上面。”
张水接过名片一看，目光突然惊愕和恐怖起来，其表情有点类似于南联盟遭第一次空袭后的难民一样。名片上印着“中南文化出版发行公司总经理钱埂文学博士”。
张水小心谨慎地问钱埂，“你高中毕业后不是去学开车了吗？什么时候又考上博士了，硕士在哪个学校毕业的？”
钱埂站起身来说，“《围城》里方鸿渐能拿到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哲学博士，我钱埂凭什么就不能拿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呢？”
张水自言自语了一句，“原来如此。”
钱埂打开密码箱，拿出一本印制精美的博士学位证书递给张水，“全套学籍档案都有。我的个人档案现挂在省文化厅人事处，不信你可以去查，全是真的。我的硕士是武汉大学的。”
张水说，“你怎么能这样干呢，太荒唐了！”
钱埂很轻松地笑了，“你一个硕士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跟我这个博士说话呢，”他摁灭了烟头，“现在连人都能克隆出来，这世界已无真假可言，有什么奇怪的。老同学，论学问你是我老师，论江湖中事我是你师傅。”
张水跟钱埂在小镇中学同学时关系一般，张水曾因为钱埂被学校处分过一次。高二下学期，镇长公子钱埂正在跟同班的一个女同学谈恋爱，那位卖酱油的小贩的女儿清纯可人细嫩白皙全身毫无酱油的气息，成绩比较糟糕的钱埂为了在女朋友面前逞能露一鼻子，就吹嘘自己成绩肯定能进班上前五名，于是他就开始分科分头找成绩好的同学让他们在考试时关照一下。成绩稳居第一的张水并不同意，钱埂说，“我家有一部从香港带回来的《天龙八部》，保证借给你看。”张水一时糊涂就答应他偷看英语试卷并给予了适当的配合。考完试的当天下午，钱埂将几个帮忙的同学请到家里，每人发了一包“红塔山”香烟和一包饼干，然后说，“现在我请你们看最好的书，是一个乡镇企业老板从国外带回来送给我爸的。”他从柜子底下摸出一盒录像带，放进录像机，电源一插，画面上出现了男男女女赤身裸体大干快上的镜头，同学们全都惊呆了，眼睛发直脸上发烧，想不看，可腿灌铅似地抬不起来，走不动了。看完后，钱埂对目光迷离神情恍惚的几位帮忙作弊的同学说，“只要以后弟兄们肯帮忙，好戏还在后头。”那一次由于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钱埂居然考了全班第一。他的镇长父亲不仅没有高兴，反而将钱埂吊起来刑讯逼供了一晚上，钱埂在后半夜一点四十分的时候，精神彻底崩溃，全招了。张水等六名全班成绩最好的同学由于配合作弊和看黄色录相被学校记大过处分并通报全校。张水哭了两天两夜，一度曾想退学，可学校为了升学率在全县名次靠前，不久就宣布他们改造反省得很深刻，撤销了处分并且不记录在档案中，这才使张水等同学逐渐恢复了平静。事后钱埂要请六位受处分的同学去镇上饭馆里搓一顿，他们都拒绝了，钱埂一边扇自己的耳光一边说，“我不是人，我对不住弟兄们，有朝一日我会报答你们的。我爸比德国法西斯还要残忍，我实在挺不住了才出卖弟兄们的。”六位蒙冤受屈的同学都很蔑视钱埂，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张水他们考上大学后，钱埂顺理成章地成了待业青年，听说他父亲让他去学驾驶员，此后情况不详。
钱埂说他车没学会，由于爱情失败就南下广州打工，他当过码头搬运工、运动器材推销员、商场保安、酒店领班等行当，他日益改善的工作环境及收入得益于他一米八的个头和强壮的身体以及机智狡黠的江湖义气。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栽培下，他辞去了酒店领班的工作，干起了走私香烟和白糖的生意，刚干了不久，一次海上缉私艇将他们两船的货全部查获，结果不仅亏得血本无归，还逃到广西大山里躲了两年不敢露面。凭着他的勇气与狡黠，他铤而走险地干起了贩卖毒品的勾当，总共贩过三次，赚了一百八十万。他知道这是杀头的生意，很快就金盆洗手，弄来了硕士博士学位后就回到老家后闭门不出，将自己关在新买的一套豪华的复式楼房里花一年时间读了许多古龙、金庸、梁羽生以及柯南道尔、克里斯蒂等杀人放火的书。再出江湖时，钱埂摘去了手上的钻戒和脖子上的金链还配了一副平光金边眼镜，说话时的语速和节奏舒缓而温和，很有些知识分子的味道。这时他就开始干起了书商的营生。起初，他盗印过《汉语大词典》、《金庸全集》、《金瓶梅》、《房中考》、《中共太子党》等海内外各种畅销书，狠赚了一笔。随着打假的深入，钱埂紧急刹车，改换门庭，买书号、找选题，正儿八经地干起了出版发行的生意，按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见好就收，不贪。”
张水听着钱埂的传奇故事，用一种陌生而迷惘的目光看着钱埂，他说，“简直不可思议。如果我现在向警方告发你是毒贩，你不就要验明正身绑赴刑场了吗？”
钱埂将罐内剩余的啤酒一口气倒进脖子里，他说，“首先你不会暗杀我，你这个人心太软，其次是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查无实据，我的同伙阿金、阿彪等早就被枪毙掉了，连证人也没有。再说你要是告发我，我就对警方说，我们是开玩笑的，因为两个人比赛吹牛，我拿了冠军，所以你就心怀不满。”
张水说你这个家伙太狡猾了，钱埂说不是我太狡猾而是生活太残酷了。
这时有人敲门，张水打开门，两位年轻漂亮的女孩进来了，“先生，要我们为你服务吗？”
从相貌气质看，这两个女孩不像职业三陪女，一位鼻子很好看的女孩说，“我们是艺术学院的学生，我们有学生证。”说着两个女孩先后从坤包里掏出了鲜红的学生证。
钱埂说，“我还有博士学位证呢，要看吗？”
两位摇摇头。钱埂指着张水说，“这是我们老板，他今天刚从台湾飞过来，有点累了，明天再来吧！”
两位女孩很礼貌地说，“对不起，打搅了！”
张水后来对钱埂说，“我看这两个女孩不像做三陪的。”
钱埂说，“做三陪的人难道非得要有一脸的贱相？”
张水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看一眼手表，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零五分。
钱埂离开上海前，张水向他借了一千块钱，他说两个月后还他，钱埂说不用还了，要还就从《暗杀》的稿费中扣吧。张水说不行。
张水用借来的钱请华东出版社的邵编辑在延安中路“一品轩”酒楼比较体面地摆了一桌。张水本来只想花六百块钱，可师兄刘林说老邵还要带来了一位小姐来，菜太差了没面子，再说《辛亥革命民族主义论纲》一书能否出版还得仰仗邵编辑。张水说，“我实在不想求人，可这本书耗去了我三年的心血。”刘林劝他说，“人活在世上，谁不求人，宰相求皇帝老子给个善终，光绪皇帝还得求慈禧太后放他一马呢。历史证明，求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邵编辑带来了一位眼圈蓝得有些过分的女孩，看上去比较庸俗没什么文化，事后才听刘林讲那是邵编辑家的小保姆，主人跟小保姆偷情能够充分享受乱伦的刺激和快感，所以文艺作品中解放前的地主资本家一般都是要跟家里的佣人女仆弄出一点事情来的，这就像贾宝玉跟袭人贾琏跟平儿苟且一样，很正常。邵编辑只顾埋头喝酒和全心全意地为小保姆夹菜，也无心跟张水讨论书稿的事，他将张水递给他的书稿提纲连看也没看就塞进了小保姆的那只装有防渗漏卫生巾的手提包里，他说，“刘林跟我说了，你这个选题没问题，肯定能通过。”张水激动得有些手忙脚乱，他端起满满一杯啤酒，将瘦长的手臂伸到邵编辑油光灿烂的脑袋前，“谢谢你了，邵老师，我敬你一杯酒。”邵编辑浅尝辄止，张水一饮而尽，不胜酒力的张水感到眼前的世界在灯光下旋转，面前的一盆红烧肉也也忘了吃。
刘林扶着张水回来的路上对他说，“邵老师的打的费你应该付给他。”张水说，“我的钱已花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