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家人常常会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冥冥之中牵绊着他。他们都认为巴菲特的工作是伟大的，是值得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他在工作的时候是任何人也无法打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巴菲特的童话世界里发生了很多故事，而在20 世纪70 年代早期到中期，这个童话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也是从未出现过的。
1
绝不盲目，绝对理性对巴菲特来说他会尽量避免盲目预测股市的发展前景，相反他更愿意逐一分析每家公司长期的赢利预测，尤其不会按照人们的预期来买卖股票，因为他习惯于相信自己的逻辑思维。假如某人能“预测”股市的行情走势，就好比他能预测到当一只鸟飞离树梢时会朝哪个方向飞走一样，那只能是一种猜测，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分析。
20 世纪60 年代的牛市对于华尔街的年轻一代来说就像初恋一样充满了新鲜感，连他们交易的许多股票都是全新的——电气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小规模成长型企业。这些股票的价格上涨需要股民的信心支撑，当时人们对股市的信心十足，股市牛气冲天。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巴菲特却对市场充满了焦虑，他恪守自己的商业投资机密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他的股票经纪人都明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谈起巴菲特买了什么股票，甚至于对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不能提起。巴菲特在奥马哈的一位牌友凯· 克特尔回忆说：“巴菲特甚至怀疑有人在凯威特广场附近的黑石饭店对他办公室进行了监听”。凯· 克特尔说，“他甚至还专门聘请了保安公司的人来办公室做了检查，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别人是否窃取他买卖股票的信息，而在于他根本找不到足够多让自己满意的股票。另一方面原因是，格雷厄姆的学生很多，再加上擅长电脑更加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已经捷足先登把市场上的很多绩优股都收入囊中。到了1967 年初，巴菲特觉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的合伙人，一些新的基金在业绩仓的处理上已经超过了自己。另外，他还警告说，自己原先泉涌不断的灵感现在正“慢慢枯竭”。虽然他不分昼夜地来寻找投资机会，但是他的话语中还是透露出一种失望。他说：“如果自己灵感的源泉已经完全枯竭，就会立刻如实地告诉合伙人，那时大家就可以自己选择其他合理的投资方案。
巴菲特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反应，正是因为华尔街出现了非理性的投机冲动。对于很多基金经理来说，这是股市高歌猛进的岁月。人们对电子类股票趋之若鹜，每一支新发行的电子类股票都会被当做第二个施乐公司，被人们一次次追捧。难道真的是华尔街突然出现了一大批电子专家吗？假如谁问出了这样的问题，那肯定是他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个时代。那时的华尔街把电子类股票当成宝贝。类似美国音乐协会之类不起眼的股票，都会因为把自己称作太空之声电子公司从而摇身变成股市上的宠儿。随后出现的是股民们对那些高科技股的追捧，造成这股潮流的是一些大型企业集团，例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利顿实业公司（Litton Industries ）和凌－特姆科－沃特公司（
Ling －Temco －Vought ）等，那些公司掀起了一股相互兼并的狂潮。那个时候对经济充满信心的公众不相信官僚主义，把所有的信心都注入了这些庞大的组织（或技术）。
此后在市场上出现了一种“非注册股票”（letter stock），这是一种未经登记的股票，一般来说是由那些经营前景很不明朗的公司发行的。所以，这类股票的定价方式十分奇特。虽然这些不同的风潮都有潮起潮落的时候，不过每当一种风潮消退时，马上又会有另一种新的风潮随之而来。因此在20 世纪60 年代末期，华尔街的投机氛围变得越来越浓烈。
“速利基金”（performance fund ）可能是这个投机时代理财产品的代表，它的出现对于传统的共同基金是一种挑战。这样的新型基金并不希望在长时间运营期内赶超大盘的平均赢利水平，而只是着眼于每一个季度、每个月、每周乃至每小时内都可以迅速获利。速利基金往往是由那些追求眼前利益的短线投机者所操作。他们频繁地在不同类别的股票之间转换，不断追捧那些热门股票，好像一个演员到处走穴陶醉于掌声一样。他们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要在市场行情的波动中牟利。杰拉尔德· 蔡是曼哈顿基金的经理，他也是这个时代经营速利基金的代表人物。有人说，那时只要有任何一点杰拉尔德· 蔡涉足某只股票的传言，都会引发市场上的轩然大波。杰拉尔德· 蔡这样的唯利是图的人根本看不上霍华德· 巴菲特所说的大隐于世的境界。
这个时代的投机之风充分地体现在了弗雷德· 卡尔身上，他掌管的企业基金（Enterprise Fund ）在投资者当中掀起了一阵狂潮。在1967 年，他掌管的基金利润率高达惊人的116% ，远远超过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业绩。弗雷德· 卡尔经常愿意关注一些小的成长型公司以及大量非注册股票。媒体们也把他捧上了天，赞美他“冷静而又果敢”。他也被视为新崛起一代投资经理中的精英。弗雷德· 卡尔甚至在他贝弗利山豪宅的浴室里都安装了电话，他开着一辆捷豹车到处奔波。他的办公室里充满了现代气息，而他自己也恪守简单的投资策略：“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每天早晨起来，每样东西都是可以要出售的，包括证券组合里的每一只股票，甚至于我的衣服和领带。
表面看来似乎那些从事短线投机的基金经理确实越来越富有，假如热门股票上涨了，为什么不简单地跟着买进？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巴菲特。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感受，这既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同时也是为合伙人的利益考虑。对于当时的“投机风潮”，他写道：
“这同我的分析判断背道而驰（也许这是我的偏见），更不符合我的投资风格。我是不会拿自己的钱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投资的，因此我也确信不会用你们的钱来这样投资。对于投资决策，如果我不了解其中某项关键的技术，我就不会贸然买入这样的股票。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了解程度，并不比我对某些动物的交配习惯了解得多。
巴菲特觉得此时股市的投机之风太过疯狂，自己是时候及时刹车了。1966 年初他决定合伙公司不再接纳新的合伙人了，他甚至收起了自己办公室的股票行情机，只是每天翻看着厚厚的《穆迪手册》和几张老照片。1966 年春天，股市的急剧下挫让所有人都损失惨重，低迷的情绪充斥着股票市场。巴菲特也可以缓口气了，他的公司又逃过一劫。
这时候大批的投资者转而开始做短线投机。有些合伙人给巴菲特打电话，“警告”
他市场可能还会进一步走低。对于这样的电话，巴菲特一一回驳并提出两个问题：一、如果他们在2 月份就知道5 月份道琼斯指数会到865 点，那为什么他们当时不让我进入市场呢？二、如果他们在2 月份不知道以后三个月的行情，5 月份又怎会知道以后的行情呢？
显而易见，合伙人们都希望等到未来市场走势开始明朗的时候再售出股票。出于某些原因，市场评论家在看问题时往往都有一个特殊的盲区，他们认为当前的“不确定性”利空因素出尽之后，人生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艳阳高照。但事实上任何人都无法把握目前的不确定性，也并不会影响他们得出这样的判断，那就是未来并不会有阴霾压顶。对此巴菲特只好一再重申：“关于未来如何，我是从来不得而知的。
然而，道琼斯指数的确开始下探到700 点附近，不过从总体看，股市依然保持着正常的交易量。曾经有两次，正当巴菲特想要出手买进他认为成长性不错的股票时，竞争对手先行一步把股票抢走了（与大多数职业投资人一样，巴菲特投资股票时都是逐步建仓的，从而避免在大单买入时引起价格飙涨）。有一只股票的价格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另一只则被别人坐庄了，但这些也并没让他心态失衡。
“我巴菲特又杀回来了”
巴菲特合伙公司在1966 年和1967 年花了大约1500 万美元买下了两家零售企业，这两家企业分别是位于巴尔的摩的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和服装连锁店联合制衣公司。对于这两家公司，巴菲特买下的不只是部分流通股份，而是整个企业。这种做法在其他基金经理人中都是闻所未闻的。巴菲特购买股票都是基于长远考虑，但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和联合制衣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的手脚。他不可能像弗雷德· 卡尔一样，一个电话就轻松地把公司卖掉。此外，认为城市贫民窟零售业已经江河日下的说法也不利于股价稳定。然而，这两家公司都很便宜，而且巴菲特认为如果由他来经营，一定能赚到很多钱。
华尔街此时依然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投资喜悦中。投资股票不只是利润可观，而且第一次令人对此趣味盎然。成交量一直在飙升。设想一下，从50 年代巴菲特刚开始正式投资股票时，纽约股票交易所每天的换手量顶多是200 万股，而到了1967 年，这一数字却已经猛增到1000 万股。这样的例子可以明确表现出这种投机心理的迫切，当艾比· 霍夫曼1967 年夏天参观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时候，突发奇想地从观光走廊上向场内扔下美元钞票，致使下面的职员们四处奔走抢夺钞票。在美国西海岸，科莱纳贝尔经纪公司的客户们站在行情机前狂喊道“涨停、涨停、涨停”。就这样，道琼斯指数又攀升到了900 点附近。
1970 年夏天，当巴菲特和他的高尔夫球友罗伯特· 比利格离开球场的时候，巴菲特发现俱乐部里热闹非凡，人非常多，于是就问罗伯特· 比利格发生了什么事。罗伯特· 比利格貌似镇定地说道：“那是给你庆祝40 岁生日呀，去看看吧。”当巴菲特茫然地站在那里时，人群已经朝他蜂拥而来，齐声合唱大家熟悉的生日歌。表面镇定的巴菲特其实已经从内心里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已到了中年，已经建功立业了。在奥马哈他已经算是个知名人物：不仅是《太阳周报》董事长，更是奥马哈国民银行的董事。有一位访客曾指出，巴菲特能够“如数家珍地报出每一座大楼和公司的财务特点”。
巴菲特在清算了合伙公司之后，可谓是一身轻松了，关照一下肯· 蔡思和伯克希尔－哈撒韦纺织厂花不了多少时间，他的3 个孩子也都已经不小了。《林肯每日星报》
的一个栏目把他刻画成一个无忧无虑的人物，说他在一个有4 个房间的舒适套间里运筹帷幄操控着他的投资，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巴菲特简洁明了地对一位想向他讨教的年轻基金经理说：“我已经不在投资圈里干了，只能拒绝所有求教的要求，也包括你的要求。”听起来好像华尔街人士将再也无法听到他的任何意见了。
巴菲特在40 岁生日之后，又重新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伯格召集格雷厄姆的支持者们聚首，不过这次格雷厄姆没有参加。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巴菲特是其中唯一一位已经不在股市驰骋的人。此时股市的价格高得让人望而生畏，而他自然也会想到一个问题：现在名下已经有2500 万美元的财富了，有什么必要非得赚取更多的财富吗？
他的朋友卡罗尔· 卢米斯在《财富》杂志中说：“巴菲特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的时间和财富应该转向其他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比尔· 鲁安甚至怂恿巴菲特去竞选美国总统。
尽管已经是个千万富豪，巴菲特总是低调地对待自己的富有。当他巨大的财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后，他的家人感到非常惊讶。巴菲特开玩笑地说：“我们应该在门口贴上个标记，说比尔· 斯科特值夜班负责看守钱财。”巴菲特还会开玩笑说：“负责值夜班的还有这个想让我在遗嘱里提到他的家伙——彼得！”实际上，这并非只是玩笑话。巴菲特其实对自己的钱是非常看重的。他告诉孩子们说，不要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份遗产。他似乎担心哪怕是给了他们一点钱，都可能把他们给宠坏。
或许有人觉得巴菲特的做法过于执拗，但这也让全家人没有任何拜金情结，而且使家庭氛围变得轻松民主。在万圣节的晚上，巴菲特一家一定会邀请每一位路过要糖果的孩子进屋，你很难想象J．P。 摩根先生或是亨利· 克拉维斯能有这么和善。
1971 年，在苏珊的极力怂恿下巴菲特掏出15 万美元，在洛杉矶南部的拉古纳海滩买下了一幢度假别墅。和其他更昂贵的别墅一样，那里能够看到大海，但又不直接临海，屋里布置的几把藤椅显得特别富有情调。第一年夏天，孩子们带着各自的朋友在那里尽情地度假。巴菲特却只是从办公室带一大堆报纸，每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过他对孩子们的朋友很宽厚。一天晚上，他带他们去吃饭。饭后侍者拿着他的信用卡走过来说道：“先生，您的信用卡已经超过限额了。”巴菲特诧异地看了妻子一眼，然后递给侍者第二张信用卡，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似乎只想告诉大家他付这顿饭钱是绰绰有余的。
过高的股价对于巴菲特来说一直是个困扰。自从合伙公司解散之后，巴菲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股票。到了1972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保险公司拥有价值1.01
亿美元的证券产品，但只有1700 万美元是投资于股票的。他把剩下的所有资金都投到了债券上去。然而在一次次的试探后，巴菲特还是回到了股票圈。这一回，导致他观念转变的催化剂依然是华尔街。曾被股市泡沫破灭而吓坏了的基金经理现在个个抱着脑袋小心翼翼，他们管理的基金现在都集中到一群广为人知的成长型股票上了，例如施乐、柯达、宝丽来、雅芳和德州仪器公司等。这些股票被人们称作“漂亮50”。一般的观点看来，这些公司，不同于股市泡沫泛滥时代的那些价值被高估的股票，这50 只股票的价格将会一直上涨，因此它们被认为是“安全的”，在任何价位都是相当安全的。
1972 年，“漂亮50”的平均市盈率高达惊人的80 倍。尽管可以看出华尔街从股市泡沫中吸取了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不见得都是正确的。基金公司的钱纷纷集中到“安全性更好”的股票上来了，不过其实风险并不只会在一种或几种股票上出现，它在投资者互相追捧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于是巴菲特只好寻找其他的价值洼地，并且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保险公司买入这些股票。他选择了加州水利服务公司、史密斯菲尔德公民银行、信托公司和通用汽车等多只股票。随后他又买进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投资公司、克利夫兰－克里夫钢铁公司、沃那多房产公司和奥马哈国民银行的股票。
1973 年，股市泡沫最终破裂，基金经理又被吓破了胆。那些所谓“安全”的股票正在下滑，投资人士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办。一度曾突破1000 点的道· 琼斯指数，又回落到950 点以下。整个股市陷入了信心不足的低迷状态。华尔街刚从大繁荣之后的病痛中恢复，现在又陷入了病态。股票经纪公司的报告空洞无物，分析师们纷纷下岗，那些1969 年上市的公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市值下滑一半。
投资者的失落情绪既给巴菲特带来同样的感受，同时也让他的心里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他的转变让人觉得似曾相识但又和以往不同，就像10 年前的电影胶片在进行回放一样。在股市泡沫膨胀的岁月里，他的灵感慢慢地消失了。然而现在，股市陷入低谷，他却像一匹欢蹦乱跳的小马驹一样充满了活力。
回想伯克希尔公司在1973 年时的股票业绩，人们就会找到这样一种印象，巴菲特似乎把整个超市席卷一空了，这儿投资国民普莱斯托实业公司，那儿又投资底特律国
际桥梁公司，在超市的另一条购物通道里又找到了斯佩里－哈钦森公司，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又买入了美国卡车公司、万星威服装公司、汉迪哈曼工业公司。当股市进一步下滑时，他买入的速度就更快了，J．沃尔特· 汤姆逊广告公司、信义房产公司、国王百货公司、添惠公司、摩西鞋业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米切姆琼斯还有坦普尔顿公司、大联合超市和斯图贝克－沃灵顿公司等逐一被他收入自己的囊中。
推销商拉尔夫在奥马哈城时形容巴菲特，“似乎处于一种近乎狂喜的状态中”。“他说许多人热衷于研究棒球队的战绩或者竞赛规则，”拉尔夫· 里格比说道，“巴菲特有Buffett 一种赚钱的嗜好，赚钱对于他而言纯粹是一种享受。
另外一次，巴菲特的桥牌牌友、法官约翰· 格兰特提到了一件发生在巴菲特身上的事。他说巴菲特突然眨了眨眼睛说道：“你知道吗？有几天我起床以后甚至想跳踢踏舞。
巴菲特晚上会去第50 大街的克里斯杂货店购买最新出版的《奥马哈世界先驱报》
上面有股票的收盘价，随后他回到家里读上一大堆公司的年报。研究这么多材料对其他人而言可能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夜晚了。
巴菲特就像一台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不仅朝九晚五地工作，而且他会主动要求辅导彼得做家庭作业，但彼得知道这并不是父亲的真实目的。有一天，巴菲特回到家中时发现年幼的儿子正痛苦地坐在楼梯上，原来彼得在换灯泡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个人仰马翻。然而巴菲特习惯于一回家就钻进书房，这一天同样二话没说就从坐在地上痛苦不堪的儿子身旁走过。后来，巴菲特也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残酷无情，只好主动向彼得道歉。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巴菲特才像是这个家里的孩子。他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简直到了近乎痴狂的程度。他的饮食习惯一点也不讲究。他害怕改变，非常依赖苏珊。
他不管刮风下雨都会精力旺盛而且幽默风趣，散发出一种孩子身上常见的气质。
巴菲特全身心地投入到股票投资上面，但是这在很多方面给苏珊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据苏珊和她的密友透露说，她期望能和巴菲特分享更多夫妻间本应拥有的幸福。
当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霍华德出生后时不时地遇到麻烦时，她只好向自己的心理学家父亲求助，她那不负责任的丈夫仿佛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里。这倒不是巴菲特对家人不关心，他从来都是很善良的，家人都知道他甚至不愿意有意伤害一只蚂蚁。就像彼得所说的一样，只是有东西挡住了他的视线。
可能巴菲特拿起电话在回应别人的一句“还好吗”的问候时也显得热情洋溢，仿佛无法控制内心的喜悦。
据巴菲特的一个股票经纪人克利福德· 海斯讲述：“巴菲特每天会打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五个电话来。
“但他只是寻求你的信息，却不需要你发表任何的意见，他会不停地询问一些他感兴趣的公司的情况。我会问：‘你想要买多少，5000 股，还是1 万股？’他会说：‘全买进。’
“他还会戴着眼镜仔细地查看股票行情表上的市盈率，他发现很多股票的市盈率都不到10 倍，这在华尔街也是很少见的：美国的股票在贱卖，却没人想要。巴菲特马上回应道：‘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变得贪婪。
’
“现在正是投资的绝佳时机。
对于现在的巴菲特来说，金钱已经不是要追求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其他的想法。
同60 年代相比，这可以说是一个大逆转。1973 年，管理着FMC 公司的鲍勃· 马洛特让巴菲特帮一个忙，就是让他在公司挑选养老基金经理候选人的时候在旁边帮忙监督。
这些候选人个个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而巴菲特却觉得他们并不怎么样。“整整两天，”巴菲特回忆道，“我们一直坐在那里听他们高谈阔论，最后鲍勃· 马洛特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对他说这两天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不久以后，鲍勃· 马洛特寻求巴菲特的帮助，他希望巴菲特能为FMC 公司打理一部分养老基金。巴菲特说：“可以，不过我事先要说清楚，我首先要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考虑，其次是考虑我和苏珊的利益，第三位才是考虑FMC 公司的利益。”巴菲特之所以能成为香饽饽，正是因为他头脑中充满了好点子。
巴菲特对于马洛特而言可谓是个幕后军师。不论是领取FMC 养老金的人，还是股东，抑或是任何公众人士，都不知道原来是巴菲特在为公司打理资金（在由巴菲特经营了5 年之后，FMC 公司的证券投资组合价值增长了51%，而在此期间道琼斯指数只上涨了3%）。
就像巴菲特自己说的那样，他最关心的事还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利益。
1973 年，他聘请所罗门兄弟公司通过出售优先债券为公司筹资2000 万美元。一位刚从哈佛毕业的投行人士丹尼斯· 博温在拉古纳海滩和巴菲特偶遇。他们在那里一边看风景，一边喝着可乐，一边还在探讨着如何完成交易。丹尼斯· 博温还不了解原来巴菲特在华尔街早已非常有名，不久后他又在位于纽约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总部遇到巴菲特。当他们漫步走过宽敞的交易大厅时，很多人都冲着巴菲特挥手，交易商们也发出了一阵阵欢呼声，因为这预示着以后巴菲特将给这家公司带来巨大的变化。股票交易商负责人罗伯特· 施皮格尔见到巴菲特时兴奋地跑过来冲他说道：“沃伦，我刚买进很多……”并且拼命地向他推销自己的股票。
巴菲特出手优先债券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趁着便宜多捞点钱进来。然而，借款人未必热衷于买巴菲特公司的优先债券。所罗门兄弟公司得说服他们，表明这些钱是给巴菲特投资用的，而不是用到纺织厂里去的，债券销售资料中再次注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经把投入纺织行业中的资金从2400 万美元降到了1100 万美元。虽然如此，借款人还是坚持巴菲特在出售股票时就必须偿付他的借款。最后，巴菲特以8%
的利率筹到了这笔钱。没多久，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唐纳德· 马奇勒给巴菲特发去了一封贺信：
从一个旁观者来看，资金市场再次看出了巴菲特在财务方面精明过人。我无法肯定今天能否为你再融到资……现在的筹资利率已经上升到了9%，你筹资的时机真是挺不错的。
然而，唐纳德· 马奇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巴菲特已经开始控制《华盛顿邮报》
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当年2 月以27 美元的价位买下了1.86 万股《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到了5 月，股票已经跌到了每股23 美元。在所罗门低息融资的帮助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又买进了4 万股，不过价格还是在大跌，巴菲特却依然在买进《华盛顿邮报》。9 月，他又以每股20.75 美元的价格买进了8.7 万股。到了10 月，名气并不怎么响亮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经一跃成为《华盛顿邮报》最大的外部股东。这份报纸可是巴菲特童年送过的，也是他心目中渴望得到的媒体财富。
除此之外由凯瑟琳· 格雷厄姆经营的《华盛顿邮报》旗下还拥有4 家电视台、《新闻周刊》杂志以及印刷工厂。很多这些资产都是不公开上市的，因此难以估价。巴菲特觉得它们至少值4 亿美元，《华盛顿邮报》的市值仅仅为1 亿美元。
而那些做空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基金的经理，尽管他们对巴菲特估计的这些数字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为什么都抛售了股票呢？理由很简单，他们一定担心股价会继续下跌。他们担心别人也会继续抛售《华盛顿邮报》的股票。
巴菲特自己冷静地分析了投资《华盛顿邮报》的方案，认定这是一个投资的绝好机会。市场上目前人气不旺、信心低迷。在这样的情况下，股票的价格和它所代表的资产价值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的，在现实世界中是很难找到这么好的投资机会的。巴菲特回忆说：
然而你开始投资的时候，你就已经置身于一个现实的世界里，你必须客观地考虑投资的条件。当我们在一个月内买入《华盛顿邮报》8% 或9% 的股票之后，卖给我们股票的人里没有一个人在想自己其实把价值4 亿美元的资产以8000 万美元贱卖给了我们。他们之所以愿意把股票卖给我们，是因为电信业股票在下滑，或者因为其他人都在抛售股票，或者因为其他别的什么原因。很多人在出售股票时的心态都是不理性的。
到了8 月，《波士顿环球报》的母公司——联合出版公司上市了。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联合出版公司只是拥有《波士顿环球报》这一项资产，所以股票的风险很高，然而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波士顿环球报》占领了当地2/3 的市场份额。一些人担心的是，假如发生什么事情（例如，波士顿市民不再想看波士顿红袜棒球队的比赛），股票就会陷入下跌之中。
该出版公司由两个古老的波士顿家族所掌管，自1872 年以来开始出版《波士顿环球报》。它的发行量、收入以及利润都一直在上涨，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剧。据巴菲特了解，它的竞争对手《旅行者先驱报》在上一年已经倒闭了。所幸的是波士顿变成了一个由一家报业垄断的城市，换句话说，正像巴菲特所预测到的，一架垄断的收费大桥正横跨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上。在巴菲特看来，联合出版公司的垄断性并不仅不是它的弊病，反而是它极大的优势，因为它皇冠上的宝石没有任何人可以染指。
伯克希尔－哈撒韦在联合出版公司的股票上市后成了其股票最大的买家。在写给联合出版公司总裁威廉· 泰勒的一封信中，巴菲特揭示了他买进这么多股票的理由：
“哈罗德，安得森（《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发行人）是我的好朋友。他可以向你作证我对好报纸是多么感兴趣，我同样也热衷于购买价格低廉的股票。如果能把两者结合到一起，那种诱惑力简直就是让我无法抗拒的。《波士顿环球报》的股票市值只有不到3000 万美元，这在我看来简直少得有些可笑。
巴菲特在市场投资上的秘诀之一就是一定要把钱用在最关键的地方。由于巴菲特及时出售了优先债券，伯克希尔－哈撒韦有了充裕的资金。伯克希尔－哈撒韦在大量买进股票，尤其是媒体行业的股票，包括布斯报业、多媒体公司、哈特－汉克斯报业。
这时巴菲特向霍兰德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拥有一家广告公司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理查德· 霍兰德根本没有多想，便口若悬河地和巴菲特谈起作为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感觉有多好。很快他发现了巴菲特意之所指：伯克希尔－哈撒韦想要买进两家广告公司的大量股份——IPG（Interpublic Group）广告集团和奥美广告集团。
到1974 年为止，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持有IPG 广告集团17% 的股份。IPG 广告集团的执行副总裁卡尔· 施皮尔沃格尔感觉到巴菲特有可能在考虑收购IPG 广告集团，于是赶紧打电话给巴菲特询问他下一步的计划。
巴菲特笑着问道：“我的计划？”
巴菲特向施皮尔沃格尔解释自己纯粹是为了投资才买进IPG 广告集团的股份的。
他开始向施皮尔沃格尔大谈自己的哲学：城市里联系人与人的收费媒体“桥梁”、格雷厄姆等一整套投资理论。巴菲特讲的这些事情在施皮尔沃格尔听起来，都过于简单了。
身为麦迪逊大街上的智者，他可从来没打算从西部草原的一个半吊子哲学家那里获得什么启示。事实上，他根本不相信巴菲特说的话。
这并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尽管巴菲特在股市上屡有表现，但事实上他的运作始终是居于幕后的，他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报信件中写的内容都是事实性的，而且言简意赅，丝毫不像他写信给合伙人时那般文采飞扬，因此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更是让人感到难以捉摸。
但是另一方面伯克希尔公司自身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巴菲特，自从1973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达到了87 美元的价位以后，就一直在随大盘下滑。到了1974 年，它的价格竟然缩水到只有40 美元一股。人们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甚至连报纸上都不标出它的股价。
但是似乎巴菲特在头脑里已经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未来勾画了蓝图，他还在持续地回购公司的股票，甚至让证券业内的朋友们罢手，那些零散交易的股票一旦出现就可以第一个落入他的手中。巴菲特在奥马哈的经纪人查尔斯· 海德尔说：“沃伦· 巴菲特不喜欢让别人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巴菲特这样做的原因只是想要巩固自己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他让公司的总会计师维恩· 麦肯齐不要对自己的公司进行投资。
另外，巴菲特给伯克希尔－哈撒韦买入的其他股票也是一路下滑，原先伯克希尔－哈撒韦买入这些股票时总共花了5200 万美元，到了1973 年底，这些股票的市值已经跌到了只剩4000 万美元。巴菲特给洛克福特银行的吉恩· 阿贝格写信说：
“不管你觉得银行在1973 年的经营业绩有多么糟糕，我的境况比你更惨。幸亏我在进行这些投资的时候已经解散了合伙公司，这对我的合伙人来说应该是件好事。
到了1974 年，公司所投资股票的损失越来越大。假如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来衡量，那么净值跌去了整整一半，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巴菲特高昂的士气。
巴菲特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他身上具备常人所没有的品质，那就是能够做到不感情用事，不会因为道琼斯指数影响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在20 世纪60 年代，当他日进斗金时，他却满脑子在考虑万一熊市来了怎么办。但是当自己的投资真的面临困境的时候，反而使他更加兴奋和跃跃欲试了。在巴菲特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的信中，他的兴奋情绪体现得非常明了：
“我们认为手中持有的一些股票在将来极具升值潜力，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股票投资组合感到很满意。
在投资史上，1973
1974 年的熊市经常会被人们忽略掉，但是它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至于都可以和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了。股票像瓜熟蒂落一般，掉在地上的却鲜有人理会。曾经热衷于以80 倍的市盈率购买“漂亮50”股票的基金经理们，此时却不愿意购买市盈率仅有5 倍的联合出版公司股票。这些基金的经理害怕的不是犯不犯错的问题，而是担心自己的投资节拍跟不上潮流。他们可能担心自己的想法跟不上别人的变化，他们的着眼点并不是长期投资，而是只限于某只股票在某一季度的短期表现。
然而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成就英雄的时代。之前，基金经理愿意在模棱两可的股票上出高价，现在对于最好的绩优股都不敢买入了，尽管原来他们具有盲目乐观的天性，但是现在这种天性已经被磨灭了。乐观是他们的第二天性，现在已不见了。他们心中现在残留的只有恐惧。
然而在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刺激经济的方案并没有出台。1974 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1% ，这是经济衰落的一种表现，就算在30 年代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并存。经济学家提出了“滞涨”（stagflation）一词来描述这种情形：政府如果采取措施缓解其中的一个方面，就必然会使另一个方面更加恶化。利率上升到了20
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政府变得手足无措，而且还要面对水门事件的困扰。整个华尔街都安静了。政治圈里的话题是弹劾，而金融圈里的话题则是萧条。
华尔街又一次笼罩在阴霾的氛围当中，“漂亮50”股票跳水的幅度高达80%。这些股票从峰顶跌到了谷底，宝丽来从149 美元跌到14.125 美元，施乐从171 美元跌到49 美元，雅芳从140 美元跌到18.625 美元。即使是华尔街上最大的养老基金管理者，同时也是“漂亮50”中的翘楚摩根保证信托银行也把客户的资金亏损了近2/3，信托公司也不再为信托客户买进股票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现在却是买进所有股票的大好时机。
7 月底道琼斯指数下探到757 点，到了9 月底，更是下挫到607 点。假如仅用道琼斯指数衡量的话，美国工业企业的市值已经蒸发了40%。然而，道琼斯指数还没有见到最后一跌的尽头。自1968 年以来，股票的平均价格已经下跌了70%，在夏季的一个交易日里，有447 只股票集体跳水，这样的数据甚至超过了人们谈之色变的大萧条时期。这一波熊市延续了6 年，比1929
1932 年的熊市整整长了一倍。巴菲特和其他人一样也对通货膨胀忧心忡忡。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是要尽力挖掘潜力股，例如报业类的股票，因为它们的赢利前景是看好的。另外，他避免买入那些资本开支很大的公司（因为在一个通货膨胀的世界里，资本密集型企业注入的很多资金都转移到新设备和存货上去了）。
即使这样巴菲特也没有被人们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误导了自己的判断。举个典型的例子，位于费城的亚纳尔－比德尔公司告诫自己的客户赶紧抛售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乐倍公司以及七喜公司的股票，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能源危机：
各大超市里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顾客都愿意每趟多买点东西而不愿意经常跑超市。顾客也许越来越不愿意在车上堆放又沉又笨的大箱软饮料了……
股市的情况让人无比沮丧，海登斯通证券公司建议，假如要进行大单的股票交易，还要再往后推延一下，“等到局势更加明朗了再出手吧”。难道会有人在市场的契机到来之前提醒海登斯通证券公司吗？此时人们丧失的不是投资的理性与智慧，而是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要按照自己的信念百折不挠地一路往前走。也就在这个时刻，1974 年10 月初，巴菲特生平以来第一次对股票市场公开作出了预测。他是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作这番表态的，那时候道琼斯指数下挫到了只有580 点。
《福布斯》杂志的记者问他：“您有什么感想？”巴菲特回答说：“现在正是投资的绝佳时机。
他对于未来的市场已经没有了疑虑，虽然它的股票现在的价格还很低，但他的热情丝毫不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有一大堆股票，巴菲特还在日复一日地不断买进。
“我把投资也看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因为在这个棒球场上没有人逼迫你必须击球。你站在击球区，投手投来了47 美元一股的通用汽车股票，又投来了39 美元一股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你即便不击球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顶多会丧失一些机会罢了。你可以整日以逸待劳，等待喜欢的投球出现再挥棒击球就行了，然后趁外场手打瞌睡的时候，向前一步将球击飞。
巴菲特于1969 年疯狂的牛市中告别了股市，然而现在当市场一片委靡时，他又系好了钉鞋，拿起了球棒。对巴菲特来说，从来没有“买进还是不买进”之类模棱两可的东西。正如他对《福布斯》杂志所说的那样，“现在正是投资的绝佳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