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从来也不曾背弃格雷厄姆的信条：大量买进那些股价远远低于其“内在价值”的股票。只是他对价值的界定已经有所不同了，确切地说他对价值的界定范围更广泛了。对于巴菲特来说，迪斯尼公司庞大的影片库的价值，可能不一定精准，并且不是由账面价值来体现的，但是它和工厂之类的有形资产同样真实存在。
一个人在投资的世界里到底要做什么呢？并不是尽可能少纳税，尽管这是为了达到最终目标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是，目标和手段不能混为一谈。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尽可能多的税后利润。
——沃伦· 巴菲特走出老师的阴影巴菲特合伙公司在60 年代以每股7.6 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一个纺织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1962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超低价格对于格雷厄姆的学生们来说绝对是极富吸引力的。这家位于美国东部的脆弱的美国成衣制造商一直都在同成本低廉的南美和远东对手们苦苦抗衡。
但从账面上看的话，买进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还是一笔比较可观的生意。每股运营资金为16.5 美元，是其股价的两倍多。作为格雷厄姆和多德学派的忠实拥护者，巴菲特看上了这只股票，并且逐渐增加了持有量。
不论投资成败与否，巴菲特都向世人表明了一件事，自己已经不再只是步老师的后尘了，他比格雷厄姆在投资上更加果敢，更愿意在某只股票上下工夫进行研究，更迫切地想要成为胜者。天道酬勤，巴菲特的业绩必将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但如果仔细研究你就会发现，巴菲特开始有了不同的思考模式。他已经不仅会用格雷厄姆偏爱的量化角度来考虑问题，更学会了从品质的角度去评价一家企业。当巴菲特看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不再把股票看做简单的资产负债表，而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和潜能的鲜活企业。1963 年，也就是巴菲特投资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后的第二年，巴菲特开始尝试购买与其以往所投资不同类型的股票了。他所投资的新公司也许连一间厂房都没有，也没有固定资产，大多数时候，这样的公司最有价值的商品可能就是自己的品牌了。
美国运通公司因为一起诉讼案股价在1934 年跌至34 美元一股，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卖！”但是，巴菲特决定买进。他私下里把自己公司1/4
的资产都用于买入这只股票——一只背负着尚未明了但可能是天文数字的债务的公司股票。如果这一次投资判断失误，那么化为泡影的不仅仅是他辛苦积攒起来的财富，更是他苦心经营挣得的荣誉。
美国运通的首席执行官克拉克希望能够息事宁人，他承诺补偿给仓库的债权人6000 万美元，但是他依旧遭到了美国运通股东们的起诉，他们称克拉克把他们的资产“恣意挥霍”在了一种“华而不实”的道德义务上。
巴菲特并不这样看，他特意去看望了克拉克，主动介绍自己是一位友好的股东。
“巴菲特当时买进了我们的股票，”克拉克回忆说，“任何在那种危难关头买进公司股票的人都是真正的兄弟。
看到巴菲特支持克拉克，美国运通公司的一位律师希望他能够出庭为克拉克作证，巴菲特果真来到法院，告诉股东们他们不仅不应该起诉克拉克，还应该为克拉克一了百了地解决了这个麻烦而感到庆幸。他解释说：“在我看来，那6000 万美元就像是本该发给股东的红利，但不小心在邮寄途中丢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宣布丢失的是6000 万美元红利的话，大家并不会感到要大难临头了。
尽管诉讼案依然还在进行，但是美国运通的股价已经有所回升了，不过巴菲特没有像格雷厄姆一样马上套利。巴菲特本人很欣赏克拉克，并且喜欢美国运通的产品，因此他继续增持公司的股份。
不过这时候，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经营前景也陷入了一片惨淡愁云之中。由于纺织品市场不断萎缩，公司陷入了亏损的境地，只得不断地关闭旗下的厂子。但是巴菲特持续不断地买入公司的股份，并且他已经逐步取得了公司的控股权。如同登普斯特机械制造厂的情形一样，巴菲特进入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会，想要力挽狂澜。
尽管公司身陷困境，但巴菲特还是这样对合伙人说：“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那时候的巴菲特把自己所管理资金的大部分都压在了这两只股票上，并且这两只股票可以说是迥然不同毫无关系的，就好比一本书的封面和封底一样。按照巴菲特的形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从“量化”的角度很吸引人，因为它价格足够低廉，而美国运通公司主要是其“品质”吸引人，它的产品出众而且有很多管理精英。尽管巴菲特认为偏离数字以外的软性方法是帮人作出判断的次要依据，他还是无法把握到二者的均衡点。“买入股票的主要理由还是价格便宜”，他回忆，但他也对品质因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巴菲特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持有多少美国运通公司的股份。但巴菲特此时已经慢慢脱离了格雷厄姆光环的笼罩，开始另辟蹊径，尝试更多元的投资方式，他在信中也和合伙人有了更多的交流话题。巴菲特写信是希望多和他们沟通自己的投资策略，汇报投资的收益情况，进而向合伙人传达他的投资理念。他此时变得更像个老师了。
但是现在巴菲特心中的想法大部分已经不是出自老师格雷厄姆之口的了，也不是《聪明的投资人》一书中的句段，而是巴菲特自己的独立见解。巴菲特的话时而坚定有力，时而幽默诙谐，时而自我解嘲，让人感到他比30 多岁的一般投资经理人要渊博得
多。虽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但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那个时代处于管理阶层的人士，大多都会在工作和生活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他们在办公室里往往是个强人，回家之后就变得温顺无比。不过巴菲特是个例外，不管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家中，他的风格都是一如既往。在巴菲特的小儿子彼得的眼里，父亲就像一台机器永远不知休息。日复一日，巴菲特都在围绕自己的事业旋转。
“我记得曾经送给他一张生日卡片，”彼得回忆说，“他很快地打开，然后马上就合上了。
他扫了一眼就结束了，而我以为他至少要给我一点道谢的表示吧！”巴菲特在与合伙人的沟通中却总是表现得十分热情，但在自己年幼的孩子跟前却表现得如此木讷。后来彼得在药店里发现了一本叫《为父手册》的书，他对母亲说道：“应该给爸爸买本看看。”于是，苏珊就买了这本书回家。巴菲特看到这本书之后，就把彼得叫到书房里问他：“嗨！出了什么事？你这是什么意思？”彼得说自己并不是要教他该怎么做父亲，但那是彼得当时的感觉。但是，巴菲特明显地感到忧心忡忡，不过他尽量不把种情绪表现出来。他努力想对彼得示好，但在小彼得看来父亲对此还是心不在焉的。他的三心二意曾经闹过很多笑话。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从楼上跑下来，问家里人书房里的绿色壁纸哪儿去了，其实苏珊早在几年前就把它换掉了。苏珊对巴菲特算是很宽容的了，尽管他对很多事都不闻不问，但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就像苏珊对她姐姐所说的那样，“看着这么有趣的一个活宝，你想发火都没脾气了。”另外，苏珊很清楚，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巴菲特一直都有自己精神上的追求，所以他的注意力可能顾及不到琐碎的家庭生活。家里人半开玩笑地把巴菲特的书房称为“寺庙”，觉得他的工作就像是位老和尚在苦心创作“一幅作品”一件艺术品。苏珊曾经这样对一位曼哈顿的经纪人朋友温伯格说：“我们面对现实吧，毕竟我嫁的是个钢琴大师亚瑟· 鲁宾斯坦般的人物。
温伯格完全能了解苏珊的意思，因为他不但是个音乐爱好者，更对苏珊家十分了解。巴菲特会在睡梦中哼唱起华尔街的和弦、协奏曲，甚至是整部交响乐。游戏时候，温伯格会为巴菲特演奏“几段乐曲”，希望能带给他一些新鲜感。有一次他告诉巴菲特说有一只水泥股票的价格偏低，巴菲特却立即反驳道：“但账面价值没有任何用处，看看过去7 年里水泥股票的买卖记录就知道了！”
其实从这种解释的背后还可以看出另外一种原因，那就是巴菲特对自己的投资手段非常自信。1965 年，当温伯格从埃及旅行回来之后，巴菲特和苏珊到他在曼哈顿的公寓看望他。当年去过埃及的美国人少之又少，所以温伯格迫不及待地想要把金字塔Buffett 的幻灯片展示给他的这位朋友看。
谁知道巴菲特只是平淡地回答说：“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你不妨把幻灯片放给苏珊看吧。我不如到卧室里读一份公司年报，这岂不是更好吗？”金字塔根本不是他所关心的东西，就像他家的壁纸一样。
巴菲特身上常带的年报很可能就是迪斯尼公司的。在他去拜访温伯格期间，他还去纽约时代广场观看了一场迪斯尼公司的新片《欢乐满人间》。显然，巴菲特对影片中的女主角朱莉· 安德鲁斯没有什么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迪斯尼的股票。
巴菲特穿着灰色的西服，夹着公文包坐在电影院的座位上，一边还吃着爆米花。
他猛然发现其他观众都在盯着他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唯一一个没有带小孩来看这部电影的成年人，因此肯定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当电影开始放映以后，其他观众终于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巴菲特发现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影屏幕，于是他就暗暗问自己，假如今天、明天以及电影上映的时候就万人空巷的某一天，如果每家影院的票房收入自己都能分到一杯羹，那将会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呀！
巴菲特一家在夏天里去加州的芒格家做客，两家人一同去了迪斯尼乐园。孩子们在乐园里尽情地玩耍，巴菲特则和芒格从财务的角度对每项娱乐设施都逐一进行了了解。
后来巴菲特还亲自拜访了沃尔特· 迪斯尼本人。巴菲特见到沃尔特· 迪斯尼时，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显得非常年轻。巴菲特被沃尔特· 迪斯尼对工作那种孩童般的热情深深打动了，觉得他和自己如此相似！
那时的迪斯尼股票市盈率还只有10 倍。巴菲特希望自己能像看待一家公司一样来分析这只股票，就好像是在奥马哈城的一家愿意出售给他部分股份的公司一样。巴菲特认为，迪斯尼公司最有价值的财富是它珍藏的经典卡通形象和电影，比如《白雪公主》和《小鹿斑比》等。假如换了别人是肯定不会对这种难以测度的股票感兴趣的。
但是，经过巴菲特的估算，单单迪斯尼公司拥有的卡通形象和电影本身就值股票的账面价值了。另外，他还可以拥有迪斯尼乐园的一部分股份，并且可以让那位平易近人的迪斯尼先生成为他的合伙人。经过这样一番思考之后，巴菲特斥资400 万美元买下了迪斯尼公司5% 的股份。不过沃尔特· 迪斯尼先生在当年就去世了。
相信自己才能抓住时机有一点是需要搞清楚的，那就是巴菲特从来也不曾背弃格雷厄姆的信条：大量买进那些股价远远低于其“内在价值”的股票。只是他对价值的界定已经有所不同了，确切地说他对价值的界定范围更广泛了。对于巴菲特来说，迪斯尼公司庞大的影片库的价值，可能不一定精准，并且不是由账面价值来体现的，但是它和工厂之类的有形资产同样真实存在。
显而易见巴菲特买进美国运通的股份其实就是遵循格雷厄姆的准则，这个时候美国运通已经逐渐走出诉讼案的阴影了。到了1965 年，它的股价已经拉升到每股73.5 美元，这个数字是最低价时的两倍。当年，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赢利率超过道琼斯指数33
个百分点，这的确是一项骄人的战绩。
巴菲特对合伙人说，不要指望永远都能实现投资的高赢利率，然而第二年合伙公司的赢利率又高出道琼斯指数惊人的36 个百分点。他以前作出的悲观预测结果又被自己更好的投资业绩打破了。巴菲特担心自己今日的辉煌业绩可能会成为合伙人心中明天失望的种子，因而也一次次地预先为自己失败作出预告。1962 年1 月——如果我的投资业绩不佳，我估计合伙人会撤出资金。1963 年1 月——毫无疑问，我们的投资也会遭遇冰川期……1964 年1 月——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总是能够跑赢道琼斯指数……
1965 年1 月——我认为我们的投资收益率不可能长期保持超过道琼斯指数16.6.1966
年1 月——1966 年7 月——个百分点……凡是那些认为轻而易举就经常能取得1965 年投资业绩的人，也许正在参加哈雷彗星观测者俱乐部的每周聚会。我们也会遇到亏损的年份，也会遇到跑输道琼斯指数的年份，我对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尽管自己的投资业绩好得反常，但这些确实都出自巴菲特的原话。尽管他非常谨慎，但是行动极其坚决。就在合伙公司经营的第二个5 年之中，他们取得了辉煌的业绩，10 年之后，合伙公司的资产总共增长了1156% ，然而道琼斯指数只增长了122.9% 。
巴菲特创建的有限合伙公司的资产总额上升了704.2% ，这是道琼斯指数上涨幅度的6 倍，而他自己也得到了非常可观的利益分成。对于那些在巴菲特创业初期就跟随他的投资者来说，比如埃德温· 戴维斯一家，每10 万美元的投资已经增加到了804 万美元的财富。和其他人一样，戴维斯一家一直在注入更多的资金。
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总资产截止到1966 年初已经达到了4400 万美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菲特已经是在经营一家有相当规模的企业了，虽然它的规模比那些庞大的共同基金公司还要小得多。刚刚三十多岁的巴菲特已经步入千万富翁的行列了。他在1966 年1 月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苏珊和我的资产已经达到6849936 美元了，要打理好这么一大笔钱，足以防止我下午偷偷溜出去看电影了。
巴菲特的合伙公司在1968 年仅仅纯利润就达到了4000 万美元，年赢利率高达59%，总资产增加到了1.04 亿美元。巴菲特在没有灵感的时候，却管理着空前多的资金，而此时的市场也是达到了顶峰，他经历了业绩最好的一年。他跑赢道琼斯指数不是仅仅5 个百分点（这是他定下的最低目标），而是足足50 个百分点。他说，这种赢利业绩“是百年一见的稀罕事，就像一局牌中抓了13 张黑桃一样”。不过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轻轻松松就得到的战绩。
这时候牛市的继续似乎已经举步维艰了，但是华尔街的专家们不顾已经很高的整体市盈率，还在死命地推荐热门股票。美林公司买进了市盈率为39 倍的IBM 公司股票，巴奇证券公司把施乐公司的股票推到50 倍的市盈率，布莱尔公司是把雅芳公司的市盈率抬高到56 倍。在这样高得离谱的赢利水平下，假如投资者把自己的所有资产都压在雅芳公司的股票上，那它至少需要半个世纪才能收回自己的所有投资。难道说它真能“值”那么多钱吗？曾经有一个基金经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在某个时刻股民们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真的能值多少。很多大学的捐赠基金都觉得“应该持有IBM 、宝丽来和施乐公司等热门股票。因而他们肯定能做得不错的”。巴菲特告诫人们不要忘记一个从表面上看不出的微妙区别：“价格是你所掏的钱，而价值才是你真正得到的。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到现在局势已经无法逆转，巴菲特对找到理想的股票彻底失望了。1969 年5 月，《商业周刊》把弗雷德· 卡尔评为“全美最优秀的投资组合经理”。同一时间，这个奥马哈人拿定了主意。因为担心自己陷入绝境，另外也担心自己多年来赚到的家业付诸东流，最后巴菲特作出了一个令人非常吃惊的决定，宣布离开投资界，得知他开始清算合伙公司的时候，合伙人们都不知所措。就在这个时候，当牛市掀起一波波高潮时，他却准备隐退了。
目前股市的这种局面让我无所适从，我也不希望去玩一种自己根本都不明白规则的游戏，最后却让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事业都毁于一旦，我还是趁现在急流勇退为好。
巴菲特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难能可贵的。在华尔街，人们绝不会主动关闭一个企业并偿还资金，更不会在它鼎盛时期这样做，也不会在公司取得最佳业绩之后主动这样做。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虽然巴菲特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他大可以把股票清仓，将股市上的资产换成现金以静待时机，合伙人都希望由巴菲特来掌管公司的资金运营，而他自己也总是感到肩上有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必须要带领整个合伙公司向前迈进。自从1967 年他写给合伙人那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以后，他曾经试图让自己不要干得那么像“拼命三郎”，然而，只要他继续待在“这个舞台上”，他就绝不可能真正活得无忧无虑。
在他的朋友霍兰德看来，巴菲特总在不断思考自己的一生，尤其是他将如何处置自己的金钱，他现在拥有的个人总资产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500 万美元，并且巴菲特已经向合伙人暗示过他将改变道路。
“你们中的有些人会问：‘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对此没有任何答案。我只知道当我60 岁时，我会尽力实现一些其他的个人目标，这些目标与我在20 岁之前设定的人生目标会有所不同。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逐渐发现，巴菲特作出的急流勇退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直到5
月份，道琼斯指数一直停留在1000 点左右的高位。然而，到了6 月份，道琼斯指数突然下滑到900 点以下，一个个泡沫纷纷破灭。利顿实业公司是当时最典型的大盘蓝筹股，它的股价比极盛时期下跌了700% ；凌－特姆科－沃特公司的股价迅速从每股169
美元一路狂跌到25 美元。许多华尔街的证券交易公司纷纷关门大吉。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内原来悬挂着醒目的标语——“在美国商界拥有你的股份”，后来悄无声息地摘了下来。速利基金也是灰飞烟灭。
巴菲特费尽心力下使得合伙公司在1969 年维持了7% 的利润率，这也是合伙公司的最后绝唱。虽然这是业绩不佳的一年，不过还是跑赢了道琼斯指数18 个百分点。巴菲特一直以来预计公司业绩下滑的年月从来没有出现，他在每一个季度都有赢利，并击败了道琼斯指数。
有人作过这样的比方：“假如一个投资者在1957 年将1 万美元投入道琼斯指数，那么13 年后他获得的总利润将达到15260 美元。但是如果同样多的资金投入巴菲特合伙公司中，扣除巴菲特自己的利益所得之后，将会产生150270 美元的利润”。假如换用另一种算法，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每年增长速度为29.5%，大大超过道琼斯指数的7.4%。
人们或许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可以与巴菲特相媲美的英杰，譬如音乐界的莫扎特、贝多芬，但在投资业来说巴菲特的成就是无人能与之比拟的。
曾有投资公司试图买下巴菲特的合伙人名录，但他将他们一一拒绝了。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巴菲特从前的投资者将把他们的钱投到哪里去呢？巴菲特只告诉他们一个名字：比尔· 鲁安，他是格雷厄姆班上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那时，他在建立一个新的共同基金——塞凯亚基金。巴菲特还劝许多合伙人推荐对它进行了投资。
巴菲特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的合伙人，说他将把自己的大量资金都注入城市证券里，他还劝说合伙人做出同样的投资，但他申明以后他将不会再继续提供投资咨询意见了。这封长信的形式十分随意，不过内容非常具体。早在纽约市发生财政危机5 年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可能会出现的麻烦。他在这封信中有一段忠告：
“你们将发现我不会买大城市发行的债券，因为我对如何分析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大城市的财务状况毫无头绪。你们对纽约市的财政状况分析跟我的分析应该是一样的，我承认很难想象市政府在超过贷款期限后就不再偿付欠款。我分析债券的方法和我分析股票的方法很相近，如果有什么是我不明白的，我宁可不去为此烦心。
合伙人公司对投资做了清算，仅仅保留了两项投资。这两项分别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多元零售公司，后者是本杰明· 罗斯纳的联合制衣公司的控股公司。这样一来，每位合伙人都可以选择持有两家公司的股票或是把自己的股份套现退出，巴菲特自己则选择了留下这些股票。
“我觉得这两家公司未来的成长性都很好，我很高兴自己的净资产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投资到这两家公司中去。
他劝说合伙人在评估这两家公司中较大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时，不要单纯地把它当做一只股票，更要把它当做一个企业来全面考虑。但是，他的说法还是让人感到有点晦涩难懂。在一定程度上，他自己对纺织业并不感兴趣；但另一方面，他却很喜欢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那个年轻人。他觉得伯克希尔－哈撒韦每年都能带来10%
左右的资产增值，不过他并没有就此做出明确的预测。另外，虽然他希望参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政策制定，不过他的合伙人都明白他没有任何义务“转移兴趣”。
还有一次在一封写给合伙人的信中，巴菲特把他们都臭骂了一通，因为他觉得他们过分关注避税，以致影响了正常的投资规划。巴菲特指出，人生中的许多错误可能都是由于人们忘了到底应该追寻什么而造成的。
一个人在投资时到底要追求什么呢？并不是尽可能少的纳税，尽管这是为了达到最终目标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然而，目标和手段不能混为一谈。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尽可能多的税后利润。
他还说由于人们与生俱来的对纳税行为具有的厌恶之情，这往往会阻碍他们去理智地采取行动，这也是巴菲特在投资时想方设法要避开的误区。在巴菲特认为，最终人们只有三种方法可以避税：一、放弃财产；二、把苦心经营获得的利益都亏损掉；三、带着这些财产走进坟墓。“这三种方法对于我而言都太极端了”。巴菲特在那以后也多次谈到了同样的话题。
其实如果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研究，从中可以发现很多巴菲特的内心想法。如果单独看巴菲特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每一封信，令人印象更深的是他对事业发展的坚定信心。这些信都写于家人已经熟睡的深夜，信中字里行间也满含着巴菲特的自我感觉，体现了巴菲特对于自己的坦诚。当然，这些信的作者本人也和信中一样的坦然。
收到这些信的人大多都和巴菲特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可能是巴菲特的家人或朋友。但他与所有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单一的，但对于巴菲特来说却有特殊的意义。
按照巴菲特的个人意愿来说，他愿意和所有的合伙人都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上。然而作为一个普通合伙人，巴菲特在信中实际上表达了他内心最关切的问题。假如说他在合伙公司中的工作就像是给自己绘了一幅自画像的话，那么从这些信背后所表达的问题恰好反映出了他自身的性格。他用这些半年一次的书信给合伙人提供了更多商业信息，使得他们的预期以及想法尽量和自己保持一致。与其说是在写信，不如说他是在和他们的心沟通：
我并无法推测出整个股市或商界的走势和波动情况。假如你认为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或是认为这对于一项投资来说非常重要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入股这个合伙公司。
有一点对于巴菲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他的合伙人要绝对信任他。他和苏珊把自己90% 的个人财产都注入了这家合伙公司，巴菲特的助手比尔· 斯科特也一样。
巴菲特向合伙人拍胸脯保证说：“我们大家绝对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巴菲特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和合伙人商讨公司的运营细则及方向，而且每次都解释得非常具体，因为他很清楚，如果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有误解的话，会使这艘船失去方向。有一次，一个合伙人贸然闯进了巴菲特在凯威特广场办公区的接待室，非要问清自己的资金到底投在了什么上面。那时巴菲特正在和一位银行家比尔· 布朗谈生意（比尔· 布朗后来当上了波士顿银行的董事长），所以巴菲特就告诉秘书说自己现在很忙。不一会儿，秘书又回来了，说那个人非要见巴菲特。巴菲特离开了片刻，回来后对秘书说：“把那个人的钱退给他，让他走人。”巴菲特对比尔· 布朗说道：“他们都应该知道我的规矩，我一年只向他们汇报一次投资情况。
巴菲特从不会花时间去预测自己投资的回报率，但他对于一件事情是非常执著的，那就是他的合伙人必须能够公正地看待它——在做评判他的时候不掺杂任何感情因素，而是根据不偏不倚的数学尺度：“我笃信在行动之前需要确定一种尺度。回想起来，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因为和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发生联系而看上去不错。但其实巴菲特自己在开始的时候就定下了一个基本的目标，那就是要让公司的年均赢利率比道琼斯指数高出10 个百分点。对这件事，他向自己的投资者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说道，道琼斯指数反映的是一组30 只股票的平均股价表现，而且是没有人进行管理的。不过很多投资公司的赢利状况却赶不上它。巴菲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拥有聪明才智、经过专业训练并拿着高薪的‘华尔街理财大师’，竟然无法使自己投资组合的回报率超过这一组完全无人管理的股票组合呢？”他发现这些投资经理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极有可能会把保守的投资组合——一组定价合理的股票与传统的投资组合相混淆。他们的差别虽然微小，所以只要仔细比较就能看出异同。大多数投资经理常常不管价钱是否合适，就会买上一堆表面风光的股票，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IBM 公司的股票等，这样的做法只是传统的投资组合，绝对不是保守型的投资组合。巴菲特尖锐地批评了华尔街盛行的这种从众心态的运营方式：“我的看法或许带有偏见，但我认为手里拿着一大堆鱼龙混杂的股票，又想实现出色的投资业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类似这种决策趋同的做法却逐渐在华尔街的各个基金会和公司蔓延开来，也正是由于这种做法，各家基金公司虽然名号不同，但是投资业绩相差无几。此外，这还带来了一种非常具有蒙蔽性的推论，“只要是达到平均水准就是‘安全’的”；相反，一旦打破常规就是危险的。巴菲特则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觉得听上去符合逻辑的做法可能是符合传统的，但经常会导致反传统的行为。巴菲特坚持的是一种坚决反传统的投资组合。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资金都放在美国运通、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其他很少几只股票上，整个合伙公司的大部分资金只投入Buffett 到5 只股票之中。在理想的情况下，假如巴菲特能找到50 只同样“出色”的股票，他肯定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够多元化。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自己其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目前几只满意的股票。
他对华尔街那些投资理念与自己背道而驰的基金经理不屑一顾，也就是说，他把华尔街的大部分“精英”都嘲弄了一番。在华尔街，投资多元化似乎已经变成了一条定律。基金经理们往往迫不及待地买入几百只不同股票。借用比利· 罗斯的说法，巴菲特甚至怀疑，那些基金经理对所持有的每只股票的简单了解甚至比不上一个酋长对自己100 个老婆的了解程度。任何买进这么多股票的投资者，他们遇到任何事情都必须要做两手准备。这样的投资者都应该去驾驶稳当的诺亚方舟。
对于一个足足涵盖了几十甚至上百只股票的投资组合来说，假如某只股票价格下跌时总的投资业绩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么这只股票价格上涨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样，股票的种数越多，投资组合的赢利率可能会与大盘的涨跌情况越发地趋近。
相对于一个刚刚开始玩股票的新手而言，这可能是一个稳妥、理想的做法。然而在巴菲特看来，这种做法和职业的投资专家是相背离的，因为别人聘请投资专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让投资回报率超过市场上的平均水平。如果买进很多只股票，只会让人觉得这位投资经理根本不懂得如何选择成长性最好的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