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是刘贵曾之子、刘文淇的曾孙。
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他8岁就开始学《周易》变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试，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19岁中举。
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乡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
1904年秋，受王无生（字郁仁）的影响，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并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参与万福华行刺王之春行动，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他与何震结婚后，夫妇二人都参加革命活动，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
1905年，他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公开辱骂德国人遭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同盟会温台处会馆事务。
1906年春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同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等。
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了《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
1907年6月，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同时，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民谣民谚，反映农民疾苦；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苦鲁鲍特金《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
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章太炎拟赴印度学佛，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买，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于是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并与章太炎关系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于1908年11月全家回国。
1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充当端方暗探，因出卖张恭，姻弟汪公权被王金发击毙。于是刘师培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
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保释。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廖季平（廖平）、吴虞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作《废旧历论》等。
1913年6月与南下寻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袁世凯，任参政、上大夫。
1915年8月，与杨度、严复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流落天津。
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
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74种，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
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具有开创意义。
刘师培对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在日本时，他与章太炎（字枚叔）齐名，当时有“二叔”的说法。
刘师培在北大的三年里，他在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北大之有“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这年颁布的《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中国文学门”需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并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自行编纂讲授”。此前讲授“词章”，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主，着眼于训练技能；如今改为“文学史”，则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此举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
自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开始在京师大学堂文科居于优势。这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进入大学堂任教。
不久桐城派的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先后进入任教，姚永概还曾一度担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就此稳居上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有关讲义非从文学史入手，而是回到了传统文论的老路上去，与当时增加“文学史”课程的要求不符。1913年何燮（yù）侯时任北大校长后，谋求对学校加以整顿，结果是林纾与姚永概因校园里的人事纠纷及文派之争，一并去职。第二年，胡仁源出长北大，夏锡祺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开始引进章太炎一系的学者，章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陆续进入北大任教。
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颇得时誉，成为代表《文选》派的文论名著。与此同时，姚永朴仍在北大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亦颇得时誉。双方在文学观念上针锋相对，但桐城派自林纾、姚永概离去后已是元气大伤，《文选》派则有章门弟子作后盾而士气正旺，所以后者渐占上风。
黄侃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更多受到刘师培的影响。两人年岁相若，结识甚早，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同在北大任教时，黄侃自觉经学不及刘师培，竟拜刘为师。
刘师培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他尽管1917年方任教北大，可其文学主张十年前就已独树一帜。作为扬州后学，他继承并发展了乡先贤阮元的文学思想，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可见他对桐城派甚为不满，故加以指斥。
刘师培的文学观念没有得到章太炎的赞同，黄侃则折衷师说，推陈出新，但见解上更靠近刘师培。黄、刘二人1917年在北大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使《文选》派一举占领北大讲坛。而姚永朴也恰在这一年离开北大，象征着桐城文派的退出讲台。
从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转为提倡魏晋六朝文。当然，“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但《文选》派所推崇的魏晋风度、六朝文章，经章太炎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努力转化，却成为现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传统文学资源。
对于“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纵论文章之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历史，且引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证明文学变迁之理，“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
后来，刘师培又编出《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概述学科演变历程的“讲义”式著作，从而熟知此类著作的编写“义法”。所以一当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编写教科书，在他那里是驾轻就熟。自然，他在北大讲授文学史，还有一重意义，那就是摒弃了桐城派以传统文论代文学史的套路，恢复了当年林传甲编《中国文学史》时的初衷，以“文学史”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途径。
从此以后，“文学史”的讲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来，形成较稳定的理路与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当然这不是刘师培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当时与他同开各类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亦为章门弟子）、吴梅、周作人等亦功不可没。
刘师培在北大时的讲义和有关讲授内容主要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年即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并在此后多次再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均为罗常培笔录，前者于1945年由独立出版社印行，后者以“左庵文论”为总题分载于《国文月刊》第9、10、36期。这其中《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为著名，差不多成了经典之作。
鲁迅曾赞誉道，中国文学史一类“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中古文学史》“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鲁迅的看法可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专家的共识，并非过誉。
刘师培在编纂文学史方面，有自己的一定之规的。在研究方法上，他特别注意考察文学的变迁。这与他的文学史观念分不开，即“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他以两课的篇幅（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和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专门谈文学变迁，把文学变迁放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促使变迁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变迁中的各个流派。从文学史的研究实践看，这种方法是非常可取的，以至于惠及后学，成为“典范”。
刘师培在《讲义》出版后所通过的北大中国文学教授会课程里说明，亦主张讲授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这显然是与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念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刘氏的研究实践促使文学史课教学思想的走向成熟。
在著述体例上，《讲义》采用的是先胪列古籍中之记述、而后案论之的方式，所以其中征引的文学史料和评论资料是极为详尽的，而作者个人的学术见解则简明扼要，仅提纲挈领地出现。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刘师培的文学史研究观念。
在《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他提出应该仿照晋人挚虞，编《文章志》和《文章流别》，前者以作家为纲，后者以文体为纲，“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惟斯事体大，必以搜集材料为主”。搜集《文章志》材料的方法为：“就现存之书分别采择也”，“就既亡各书钩沉摭逸也”，“古代论诗评文各书必宜详录也”，“文集存佚及现存篇目必宜详考也”。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可见《讲义》独特的著述体例，是刘师培上述构想的具体施行和自觉实践，何况作为朴学家，这样做也体现其一贯的学术追求。
有了丰富详实的资料作基础，加之刘师培文论方面的修养与见解，《讲义》一书在内容上便也不同凡响。首先，他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各个时代文学的主要特色，展现出其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风貌。在论汉魏之际时，认为“建安文学，革易前型”，它清峻、骋词、华靡；关于两晋文学，以往论者有“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看法，刘师培则不然，认为两晋文学实渊源于建安文学，“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陈琳已开其始”。对被历代古文家攻击尤甚的南朝文学，刘师培也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说“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
其次，既倡“文笔论”，又不为其所拘，以开阔的视野看待中古文学。前已言及，刘师培在文学观念上受阮元影响较大，故重文、笔之别。阮元等骈文家，出于从古文家尤其桐城派手中夺取文学正宗地位的目的，大倡文笔之分，即“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以此视唐宋古文为笔，不能称文，六朝骈文才是正宗的文。刘师培服膺此说，故在《讲义》里多方申明（第二课《文学辨体》和第五课中一节《文笔之区别》专申此义）。平心而论，重倡“文笔论”，对于重新认定六朝文学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若拘泥于文笔之分来研究六朝文学，则会影响对这一时期文学整体的把握。可贵的是，刘师培非眼界狭窄之辈，他不为先贤成说所囿，在《讲义》中不把研究对象局限于纯“文”学，而是以大文学观的视野，对六朝各类文章皆有所评述，尤重学术性文章的文学价值。如议论晋人之文，便说，在表疏、议礼之文方面，昭明《文选》“惟录张悛、桓温诸表。然晋代表疏，或文词壮丽，或择言雅畅，其弊或流于烦冗，为汉魏所无。又晋代学人，如司马彪、傅咸、吴商、孙毓、束皙、挚虞……郑袭之伦，其议礼之文，明辩畅达，亦文学之足述者也”。
作为学者和《文选》派的代表，刘师培最不满意于桐城的，便是他们的“枵腹蔑古”，没有学问，而六朝文学恰具博学为文的特色，所以受到刘的特别推崇。有论者评价说：“中古文学史》中最有发明、创辟的是在六朝文的研究方面，对六朝诗赋的艺术价值及特征，则鲜有超过前人的见解。”这种评价，颇为妥当。
总之，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确实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诚如有论者所言：“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刘师培作为文学大师，他的国学造诣极深，涉猎相当广泛，经学、史学、哲学、文学都比较精通。在文学方面的建树，为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