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即唐昭帝天四年，作盗贼起家的朱全忠把大唐李氏从王位上赶了下来，自己在大梁（今河南开封）称帝，史称后梁。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史学家所称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南北朝，十六国以来的又一次大混乱，大分裂时期。
但后梁仅仅存在了16年便告结束了，接下来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也都是昙花一现的短命王朝，它们总共才存在了53年。这五个王朝都自称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可在这53年中，他们各拥兵力，经常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到处烧杀抢掠，横征暴敛，弄得整个中国北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这种杀伐之声，一直要到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才渐告歇息。
与北方五代此起彼伏建朝立国的同时，围绕在中原地区，扬子江南岸的江南富庶之地，也前前后后建立了9个国家，它们是吴国、南唐、南越、前蜀、后蜀、闽国、楚国、荆南国、南汉，加上建立了今山西省的北汉，共是10个国家，史称“十国”。这10个国家，由于没有受到西北各部族的侵扰，彼此间的征战也少，人民的生活相对比较安定。加上江南自古便是鱼米之乡，较为富庶；而且民风温软，素有享乐的传统，历代才子佳人大多出自江南，诗曲歌舞，十分柔媚。民间如此，宫廷更不消说。在封建社会中，往往是上行下效，宫廷里崇尚什么，民间便流行什么。在这样的相对安定富庶的环境中，宫廷王族自然过着歌舞升平，倚红偎翠的太平生活，于是很快便推广了在唐朝中后期就已产生的抒情文体：长短句，即现在称作的词。比如当时的后蜀国，上自君王，下至臣庶，无不沉淫在歌舞声乐中，所以词坛最盛，赵崇祚编的《花间集》就是一部以蜀词为中心的词集。但更受后人关注的却是南唐，因为这儿相继出现了两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词人，那就是史称“南唐二主”的李中主李亶和李后主李煜，而父子二人中，儿子李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享有词坛之帝的称号。
李煜（公元937——978），初名从嘉，即位后更名为煜，字重光，世称李后主。他出生于帝王之家，为他创立帝业的是他的祖父李昪。他是在唐朝末年四海纷崩，干戈连年的混乱局面中趁势崛起的。
大唐帝国曾经是中古时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曾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和“开元盛世”等几个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可自唐玄宗后期始，统治者沉迷于安逸享乐，且好大喜功，不恤民情，不但过分地消耗了国力和民力，还使政治腐败，军队腐化，四邻失和，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分界线，这场战乱漫延了8年，把国家多年来积累的财力物力消耗殆尽，使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变成废墟。更为严重的是，自此后，中央政权日渐架空，地方将领各自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同中央抗衡。西北和西边的回纥和吐蕃也动辄兴兵侵扰内地，大唐帝国已成奄奄待毙之势。此时兴起的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势如破竹，相继攻克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唐僖宗皇帝便像被扫地出门的落叶一样，带着少数随从逃往蜀中，文武百官或死于乱军之中，或成为起义军的俘虏。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一代帝国就这样在起义农民的呐喊欢呼声中寿终正寝了。
起义军把李唐的中央政权击得粉碎，各地军阀借口勤王，趁机抢占地盘，混乱征伐，造成更加残酷的破坏。所谓“千间仓兮万条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表，日夜巡兵入村坞。”说的就是这种军阀混战的局面。
但在此四海鼎沸之时，江南却很少受到战火的摧残。这一方面缘于地理上的原因，因为江南离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两京（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较远，又有长江作为天堑阻碍战火向南漫延。另一方面得归功于此时在江南崛起的杨行密的强有力的统治。杨行密先后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州兵，后因不堪官军将吏的虐待，杀掉军吏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后又迫使朝廷封他为卢州刺史和吴王，实际上成为独立于五代中原王朝之外的一个地方政权。他采取了一系列较为英明的政治、军事策略，击退了北方军阀的南侵，为江南赢得了难能可贵的相对和平安定的局面。李煜的祖父李昪就是在他的慧眼下被发现的。
李昪于公元888年出生在徐州一个贫贱的李姓家庭中，小名彭奴。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小彭奴在6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也在不久后去世，成为孤儿的小彭奴跟着伯父投身到濠州开元寺做了一名小沙弥（和尚）混碗饭吃。他8岁时恰逢攻下濠州的杨行密到开元寺住宿，寺院安排他为杨行密端茶送水。杨行密见他相貌不凡，勤劳机警，对答伶俐，不由十分喜爱，征得寺院主持的同意便将他收为义子。后来由于杨行密几个亲生儿子的强烈反对和不满，杨行密只得把小彭奴推荐给大将徐温。从此，小彭奴改名换姓为孙知诰。
徐温是杨行密部下一名出类拔萃的得力干将，机智过人，深得杨的信任赏识。他对知诰的影响十分深重。而小知诰的聪颖伶俐，孝顺温和，又与徐温的妻子李氏同姓，让徐温十分喜爱。尤其有一件事让徐温对小知诰刮目相待：一天，年方9岁的知诰为徐温掌灯，灵机一动，随口吟出一首咏灯诗来：
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
主人若也勤挑动，敢向樽前不尽心？
徐温见知诰小小年纪竟能出口成章，已是十分惊奇；细细品味，又感到诗中弦外有音，分明寄托着小知诰深深的期望：希望自己能得到徐温（主人）的更好的栽培，日后定将厚报主人的恩情。当他品出诗中的弦外之音后，徐温对知诰更是青眼有加了，虽然当时没有什么表示，日后却暗中用心关照栽培，终于使知诰成长为一名独挡一面的栋梁之材。当知诰22岁时，已被提升为□州（今江苏南京）防遏使，23岁，援升为□州副使；25岁，因平定宣州叛乱有功而被正式任命为□州刺史。在这些职位上，他不仅表现了优秀将领的良好素质，而且显示了他作为杰出政治家的眼光和风范。
知诰治军严明，又很注意同士兵同甘共苦，并体恤下人，很得士兵爱戴。在治民方面，他一方面严明政治，褒扬廉洁清明的官吏，一方面奖励农桑，敦促发展生产，使赋税有保证并同时保证人民丰衣足食，因此深受人民的支持拥护。又由于他礼贤下士，以诚以礼待士，各方有志之士纷纷投奔到他的麾下，连被誉为北方“虎臣”、“名将”的李金全、虞文金也不远千里的慕名南下。后来，知诰所以能够功业日盛而至于可以取代吴王，众谋士宾客功不可没。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知诰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文治武功，权势威震朝野。他自公元919年执掌吴政权以来，军事上屡战屡胜，使吴国的疆域有了很大的扩展；政治上实行安抚农民，奖励农桑的政策，人民生活安定丰足；对外与中原和四邻关系和睦友好；在官场上他也广布恩惠，培养心腹，把朝廷和地方的权力都牢牢地握在掌中。这样，在公元937年，吴天祚三年，在大臣将领的支持下，他众望所归地逼迫吴王杨溥让位，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知诰不是那种依靠祖宗的余荫而坐上皇帝宝座的，所以他深知皇位江山得来的不易。他登基后，并没有耽于声色享乐之中，而是继续努力，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千方百计的巩固政权。在政治上的第一举措就是攀龙附凤，不仅恢复李姓，还自称是唐太宗之子吴王李恪的后裔，改名为李昪，改国号齐为唐，表示自己是大唐李氏江山的继承人，作皇帝名正言顺。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幼稚可笑，可当时人民习惯于江山代代相传的宗法观念，这种作法有利于提高威信，从而有利于政权巩固。
李昪登基后的另一重要政治举措是颁布《□元格》，后修改为《□元删定条》，改革刑法，删除酷刑苛法，以赢得民心。他还重用儒臣，澄清吏治，以保证国家政治清明。
在经济方面，李昪继续实行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在文教上，他在庐山白鹿洞建立学馆，称为“庐山国学”，并下诏要各地仿效；他还在都城金陵设置国子监，以极大的兴趣发展文教事业。
总而言之，作为一代开国之君，李昪有着十分清醒的政治军事经济头脑，他出身低微，自幼饱尝了战乱造成的苦难，所以对于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安定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从而始终不渝地贯彻他的“保境安民”的政策。南唐建国后，国力日渐增强，一些谋臣屡次上表陈说开拓疆土之利；有的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举师北伐，恢复中原；有的认为邻国吴越、闽、楚国力较弱，可以仗势吞并掉，都被李昪一一驳回。他常说：“民生各父母，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说：“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怎么可以为了争夺城池拓展地盘，而让他们流血葬身在荒地里呢？”这的确是出于他爱民恤民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他的英明之处。因为当时南唐建国不久，国家虽看起来繁荣昌盛，但离争霸中原，统一中国的势力还相差很远。如果急功近利，很可能连初步的繁荣都要断送掉。
李昪晚年迷信佛教老庄，后因服食丹药，于□元七年（公元943年）病逝，享年55岁。他临死时反复叮嘱太子景通，要善于同邻国处好关系，不要蹈隋炀帝的覆辙，妄动干戈。他甚至有先见之明地预见到：“他日北方一定会有变故发生。”可以说，南唐的这位开国明主，是怀着不老的雄心和对子孙后辈能否守住家国的不放心中无奈地离开人世的。他自己一生英雄，从一名卑贱的小和尚跃为九龙之尊，一手创建了繁荣昌盛的南唐国；可惜子孙后辈却一个比一个不成气候，风流有余而王气不足，不堪当守成保业的大任。自他死后，南唐国势就一天不如一天地衰微下去。
李昪去世后，长子李亶即位。李亶初名景通，即位后改称李亶，是李煜的父亲，历史上称作南唐中主。李亶自幼风度秀美，长大后也是儒雅风流，与父亲李昪的刚毅沉厚的风格迥然相异。
李亶从小就聪敏过人，也十分爱好学习。他可以整日地练习名家字帖、学习吟诗作对，或者练习骑射。而且学什么是什么，学什么精通什么，因此父母祖父都视为掌上明珠，对他寄于厚望，希望他长成能主持社稷的大才，将来好继承自己的事业。只可惜事于愿违，李亶虽聪颖过人，却对政治和军事并不感兴趣，在这方面也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才能，倒是日益显示出作为诗人艺术家的气质。他学书法便精通书法，尤其是一手隶书写得十分有造诣；他学诗，10岁时就吟出“杨柳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这样对仗工整，比喻形象且寄托深远的名句来；他学骑射，技艺也十分高超，可惜不是用在战阵之中，而是用在游戏狩猎之中；他学词，同当时的词作大家冯延已游戏共处，也深受冯延已的影响并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气势。他留下来的词作，至今仍被诗词爱好者吟咏研究推敲。
生于富贵温柔乡的李亶，思想感情十分丰富纤细。这种感情，惟有在词作中才能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词作中，他发现了一个可以任他恣意翱翔的新天地，而现实生活的繁琐，政治的残酷无情，让他十分的不耐烦。他的这种态度和倾向，精明的李昪不可能觉察不到，因而很是失望。李昪有五个儿子，其中第四子李景达刚毅沉稳，颇有乃父风范。李昪曾几次动过废弃长子李景通，立四子景达为太子的念头。但在封建社会中，如果长子在，就必须立长子为继承人的宗法观念束缚了他，因为，废弃长子不立而另立次子，很容易导致宫廷祸乱甚至兄弟残杀。所以李昪不敢轻动。但在他心中，实在极希望由四子李景达来继承自己的皇位。李亶倒是天性孝顺，又淡泊权势，为了让父亲立弟弟景达为帝的遗愿实现，他继位后没有按惯例立长子为太子，而是立弟弟景达为东宫储副（皇位继承人）。后来因为他的长子李弘冀从中捣鬼而不得不废弃景达皇太弟的名号，另立弘冀为太子。弘冀生性残烈多疑，竟然毒死了亲叔叔景达才肯罢休。李亶为了维护景达，反而害了景达。这种骨肉相残的惨剧，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上演，并不算得新鲜。只是弘冀多行不义，不久也因良心的折磨和疾病的侵害而亡故。他的几个弟弟也相继去世，于是太子的地位自然便落到老六李煜的身上。
前面说过，南唐的开国之君李昪之所以能建立王业，是与他善于用人分不开的。而中主李亶弄得国势衰微，是否与他不善用人有关呢？显然是的。就拿冯延已来说，此人词作甚妙，可以说是词作名家，在词坛上历来享有很高的声誉。人品却不怎么的，为人轻狂浮浪，好大喜功又不切实际，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实际才能。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证明他为人的轻狂放浪。在任齐王元帅府掌书记时，他曾讥讽当时重臣孙忌说：“你有什么才能，居然位居丞郎？”孙忌当下愤然答曰：“我不过是山东一书生，论鸿笔华丽，我十辈子比不上你；论谈谐歌酒，我百辈子比不上你；论谄媚险诈，我永生永世比不上你。然而皇上把你安排在王府官属的重要位置上，是希望你以道义辅佑齐王，并不是要你作齐王的声色犬马的朋友。我固然没有什么特长，但你的特长，却足以败坏整个国家了。”一席话把冯延已骂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可就是这样一位轻狂无德，不切实际的纨绔文人，却深得中主李亶的器重，他继位后，把冯延已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李建勋同时被拜为丞相。李建勋同冯延已一样，也是一轻薄文人，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才能。
当时与冯、李二人同被中主李亶器重的还有陈觉、魏芩、冯延已的弟弟冯延鲁等人。这些人的共同点是急功近利，志大才疏，经常口出狂言而没有实际才能。后来，在他们的唆使下，本来坚持先主李昪遗嘱实行保境息民政策的李中主，趁邻国闽国内乱之机，悍然出兵福建，同时还出兵远征楚国，结果是“自作孽，不可活”，不仅没能取得地盘，反而被对方打得损兵折将，损失财物更是不计其数。而且在与闽国的战争中，南唐官兵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胜利后，便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结果大失民心。
这次对闽国和楚国开战的另一间接后果，是南唐白白丧失了收复中原一统中国的良机。当时，中原正由后晋统治，因为后晋统治者内部发生内乱，北方的辽国乘机领兵长趋直入打进汴梁。后晋一些将领，不甘心被外族（契丹族）奴役，便率领军队投奔南唐，劝说李中主李亶乘机出兵北上，统一山河。当时，中原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外族的入侵，李亶若出兵，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应该说，这正是南唐实现统一中原的良好时机。可惜南唐当时正与闽国、楚国作战，根本无力北上。而且，为了讨契丹主的欢心，李亶还作表遣使朝贺灭掉后晋，暴露出他昏庸和软弱无能的本质。
后来，后晋的汉族将领郭威率兵出来收拾了中原的混乱局面，建立了后周政权。后周建国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国家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同时开始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并决定从此时国力已日渐衰落的南唐开刀。果然，战争一开始，南唐就节节败退，根本不敌。中主向后周贡献了大量的财物求和，对方根本不理。许以土地，周世宗仍是不准。最后，李亶被迫把江北的14州，64个县，20多万户的土地全部割让给后周，后周才罢兵。可怜杨行密、徐温、李昪辛辛苦苦用心血挣来的三千里山河，李亶一朝就断送掉一半，真可谓不肖子孙！
割掉江北土地后，南唐的首都金陵便直接暴露在后周的视线之中，一旦发生战争，这里便是战争的最前沿，因而李亶十分害怕，决定不顾朝臣的反对迁都到豫章（南昌）。到了南昌后，发现那儿城市狭小，后宫和朝廷各机构难以安置，上上下下都有怨言，李亶自己也好生后悔。抚今追昔，心中十分感慨。自感愧对祖先，用人不当，断送祖先基业，不由万念俱灰，从此不理朝政，一味的填词吟诗，借以排遣愁绪。可这种上愧祖先，下愧子孙的悔恨又岂是诗词可以排遣得了的？长期的抑郁悔恨终于使他一病不起，于公元961年（北宋二年）6月，才46岁的中主李亶便无限惆怅地离开了人世。此时，他迁都到南昌才过4个月。
李亶把南唐的半壁残缺的河山留给了从嘉，也把重振南唐雄风，恢复祖先基业的遗愿留给了这位南唐第三任君主。李从嘉上任后改名为李煜，字重光。煜字意味着光明照耀，出自西汉杨雄的《太玄？元告》中的两句话：“日以煜平旦，月以煜平夜。”他要借这新取的名字，寄托自己决心成为日夜照耀臣民的有为之君的美好心愿。但是，这位年轻的南唐第三任君主，真有收拾旧山河，重振乾坤的宏大气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