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不幸只有一种，但它常变换花样袭击人。
一个成年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倒一个儿童，这个儿童长大后亦可轻而易举地打倒当年的成年人。
在这里，强有力的不是体力，而是时间。
喝酒，是改变时间的一种企图，如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一样。醉里，便将时间肢解再现。台湾诗人洛夫先生说得好：“一仰成秋，再仰已是深冬了。”
此公深得酒趣。日子表面上看着短了，实已在混沌之中伸长。
吾国旧有“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之说，也在谈时空。
猿猴由于太像人了而显丑恶，迷信由于类似宗教也使其更丑恶。这是培根说过的话。
在许多事情上，近似性都是一种危险的构成。而许多事情又由于近似而获赞扬。
诚实的人的痛苦仅在于无法摆脱诚实。
狡诈的人的苦恼是因自己还不够狡诈。
上帝最尊贵，但上帝遭受的侮辱最多。
人们不应该认为荒谬的事情都发生在过去以及别人身上，更不要以为那是一种幽默，否则永远也摆脱不了荒谬。
文明和进步有关，但并不完全是进步本身。一种毁灭可以是进步，但决不会是文明。
悲剧是以人的无知为前提的，同时以命运的无情为动力，正如喜剧以人的有知为前提。
在回答最简单的提问时，最能见出人本身极其有限的才智。复杂的问题由人来解释，而简单问题的答案却在上帝手里。
水流下而不流上，人对父母总不及对子女那么好。这是一条单行线。
应该说不少人并无理想，但每个人都应有道德，无论新旧。即使忠孝仁义也远胜于巧取豪夺。因此，一个敢于倡导公民讲道德的社会，比那种仅仅讲理想的社会要正派得多，恢宏得多。
把世上“好的”最终变成“我的”，不外是我们为之鞠躬尽瘁的理由，所谓辛苦，所谓悲欢，大抵都与此有关。
儿童在成长中发现世上如此多的好东西竟然不是自己的时候，其实是痛苦的。我来到世上，我看到的，我喜欢的，竟是别人的，不亦恸乎？私有制从人生之始就显示出残酷。
俗，这种东西无论从习惯或格调上说，系指人数最多的一种行为。其次才是品位不高。
少数人的作为不会被指斥为俗，至多说成怪。有些品位并不太高的东西，改换了地域（脱离了当时的多数），也会变雅，如非洲木雕。
被众多人执有的观念或行为，持续久了，自然腐旧，这也是俗的原因。
中国人的传统，使他们的的确确无需假借什么来延续或张扬自己的生命力。如今是假借与装饰的时代，这出于一种恐惧。至于恐惧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恐惧的理由，大多是不自信。
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特别是对自己未来的思考中，对于结局的分析占有很大份量。
其实生活没有结局，佛家的哲学也说过这样的意思。放弃了结局，也就放弃了重负。
人们愿意相信自己的不幸，而不信自己的无能。
煤气罐突然起火之后，人们往往弄不清阀门该向左或向右旋，以熄火。可见临大事，智商决不及从容更有用处。
当一个孩子降生的消息传到亲友那里时，他们的问话永远是这样的：
“闺女，还是儿子？”
皇子出生的时候，皇帝这样问。而樵夫之妻分娩，樵夫也如此。
没有人问：“生了个县长还是商人？”尽管这个孩子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县长或商人。
这是说，每人出生的时候，仅仅是一个人。省长当年出生，邻人也不曾高喊：“省长出生了！”
这还表明，一个人在短暂的几十年中，无论风光、荣耀、威严、奢侈，好到以及坏到什么程度，他也不过仅仅是一个人。人在世上获得的各种称号，会像墙上的油漆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剥落。
而在人生的另一极——辞世时的称谓上，人又露出了本原的指向，像海水退下冰山浮现一样。在火葬场，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这个，那个”，甚至连“人”字都被免了。的确，从生物学意义上，遗体已经不能叫作人了。当然，更不会被称为各种“长、委员、标兵”及其它。
人是人的时候，不过是人。而连人都不是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了。
记住自己是人，有很多的好处。
成功和幸福在许多情况下不是一回事。换言之，成功也会导致不幸福。
以庄子的想法，一棵扭曲的树并不成功，但免遭刀斧，颐养天年却是幸福的。
成功与幸福孰更重要，似乎是需要永远争论下去的问题。
对年轻人、聪明者来说，即使不幸福也宁肯追求成功。因为人们对成功尚无统一的标准。
人是永远需要偶像的。
偶像必须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作偶像者必须永远不暴露真相。
而崇拜偶像者，也并非真的向偶像学些什么，而是需要在内心有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感情宣泄位置。
受到别人的羡慕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羡慕者只承认你的运气，而不承认你的成就，妒意存焉。当别人认为和你相同，只是你努力较多，差别自然消失。
有人说，太阳是不可直视的。同样不可直视的还有历史、婚姻和别人的成功。
哲学虽然也被称为科学，但在表述上仍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
哲学和科学如同一对毕生争吵、彼此忠贞的老夫妻，有时对立，有时融合，但无法分离。
人身上的铁元素，合起来不过半根针那么多，却广布于每个血红细胞中。而血红细胞在每立方毫米的血液中就有400万之多。
每个细胞中都有一点铁，这种分布何等精密壮美，单从这一点就可见人是多么伟大。
倘若人不是上帝所造，那断然是谁也造不出来的。
有人说日本是“技术大国”，而非“科学大国”，这话大抵不错，虽然科学与技术密不可分。但技术只是“术”，而科学是“道”。术不过是生存方法，而道是集合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并使个体有充分理由活下去的依据和理想。
忠诚和愚昧有时不太容易分辨，前者需要放弃个人的独立意志，后者根本没有个人的独立意志。
忠诚不是一种快乐，却是一种美德。
愚昧，就一般人说，是些迷信和反科学的不智之举，这只是小愚昧。大愚昧出于大明白人的身上。这样的人很多，举例可说王国维，聪明绝顶，学术盖世，最早研读康德、叔本华等人学说，创中国近代美学。此公又拥护张勋复辟，在溥仪被轰出北京后，仍充当其“南书房行走”。自称“五十只欠一死”，拖个辫子自杀了，嗟乎可惜。
科技的进步与人性的进步是两回事，两者应该有一些关系，但科技仍然无法使人彻底摆脱荒谬。
制造桥梁既可看出入的伟大，也可看出入的渺小。譬如，在大海上造一座桥一定显得可笑，而造一条船（一座不断延续的桥梁）便谦逊得多。
能在人间充当尺度的东西不多，金钱算是一种。即使它远不公允，但与权力的尺度相比，它已公允了许多。
人类从成为人类那天起，就与动物为敌。更多的时候，是人类伤害动物。在史前时期，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人类需要的蛋白质和御寒衣物，须从兽的身上攫来。否则，人只好冻馁而毙。然而人类进入农业文明之后，这种局面便改变了。所有流派的历史学家，都把耕作，称为人类最早与最重要的文明。这样，人已经有可能与动物成为朋友了。
在西方，梵高的画有名。在当代中国，梵高的人格有名。
梵高近年对国内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人。
在梵高之前，中国文化人心目中的思想导师是屈原。
能够替代屈原的只有梵高。
悲凉，终生孤独跋涉，自戕，某种糊涂，流芳百世，并且“九死而不悔”。这些特征，便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偶像的标准。
只有梵高。
而艾柯卡式的美国人的成功典型，不会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偶像，但也许会成为下一代中国人的偶像。
英国的讽刺作家斯威夫特说过如此令人沮丧的话：“一个人前半生染习各种愚蠢陋行，后半生用于改正这些愚蠢陋行。”这么说起来，人生真是无味，但能用后半生改正恶习的人还是好人。
其实，人之善恶，不在生之前后，多由于社会环境。若环境险恶，那么一个人虽前半生染上恶习，后半生则要练习更多的恶习。
财富积累的速度如果和人的品味修养的速度不成正比的话，人就成了“享受盲”。
伏尔泰认为：快乐与笑无关，大的快乐是使人严肃的，而爱的快乐也不使人笑。
那么，欢笑仅仅是笑而已。如人们在听相声时的笑，不见得快乐。按着柏格森等人对笑的研究，也说笑是源于幽默的一种肌肉的机械运动。
那种隐藏在内心的快乐，是别人无法同享的。
演员或政治家的笑容，经常是职业性的，与快乐无干。
但总有一种笑声是与快乐有关的，那是孩子的笑声。
北人自夸枣甜，南人夸橄榄有回甜。北人不屑曰：待你回甜，我已甜过一次了。
甜是实惠，回甜则是理想中的实惠。两种判断方式，亦是两种人生态度。
在科学家当中，最经常被引用又最被误解的是弗洛伊德。在过去的西方，他曾因被贬斥而受误解，在现时的中国则因被褒扬而受误解。
其实他的学说也很难懂。但爱因斯坦的学说虽难懂但未遭斧钺。老弗的楣是倒在他的题材上——人之身体、神经、精神，最要命的是性。
曾有性犯罪者交待作案动因，说是读了弗洛伊德的书。这不仅贬低了老弗，还抬高了自己。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观念中，有一种恶劣的意识，就是蔑视与消耗体力有关的体育活动。这在知识界尤其普遍，仿佛流一身臭汗是下贱之举，吾辈读书人不为也。如今体育运动虽然较从前发达，但对多数人，仍是作为观赏而存在的。国人希望我们所有的项目都夺取冠军，而后在电视机前雀跃。仿佛这样就代替了自己活动筋骨。如今体育竞像文学一样，成为被观赏的活动，它实在是一件怪事。
人，有时生活在知识要求里，有时生活在经验中。具体说，现代的都市人，生活在别人的知识与自己的经验中。解释一下，你生活在善于制造电冰箱与电视机的工程人员的知识中，你只需要会按开关就可以了。就电视机讲，你拥有电视机。需要仰仗别人熟知显像管，电子集成电路，以及玻璃与塑料等繁复的专业技术，而你不需要知道。作为消费者，你如果究毕生之力搞清了电视机的种种勾当，或许有人尊敬你，但更多的人仍然漠视你。
一般说，城里人比乡下人多知道一些事，因而有权利说乡下人愚昧。但这种“多知道”只是“早知道”而已，随着开放速度的加快，城乡会同时知道同样的事。在乡下人搂狮子垃圾箱照相的时候，城里人正对着噪声检测仪大叫。公允地说，他们都是出于新奇。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面前，新奇是不受责备的。
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带来了很多挥之不去的阴暗的东西。不光是说补药，他们那套被人推崇备至的哲学也透出许多大奸大诈，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奸大诈大都精通道家哲学，所谓装拙守愚等等。中国历史上另一种更加丑恶的思想体系即兵家，韩非子、申不害、鬼谷子与孙子之流正是在道家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诡异莫测的军事学说。这种东西无论怎么深不可侧，对一个民族来说，对历史来说，决无一点好处。在世上，只有那种三百年间史书无事可记的民族才是幸福的。
在所爱的对象当中，都含有所怕的东西。
这是无法克服的。
伟大的实践家不见得不需要恭维，但伟大的哲学家却是无法恭维的。因为他们透辟地了解社会，了解人，了解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
自信的人何需恭维。
倘去恭维老子，一定是一件无趣的事情。
对于恭维的无限需求，是人的特点。只是恭维的太过或不及时，人们才对其不满。
恭维自有其境界与技巧，谁都不会拒绝高品位的恭维。
诚恳的恭维，表面上类似批评的恭维，高声说出的恭维，比喻新颖的恭维，即使离谱，亦属上乘。
含讥讽的恭维，不敢肯定的恭维，流于凡俗的恭维，被视为下品。
钢琴家李斯特说：“我没有一个敌人，但我所有的朋友都恨我。”
老李的本意在于幽默调侃，又可延伸出一个道理：敌人往往不是那些可恨的人。
尽管历史之悠久多出了许多场战争和饥馑，但悠久仍然令人自豪。
这种悠久而产生的自豪可以有两点理由：（1）长时间积累出的文化。（2）由于过去存在的时间比别人长，就比别人更有理由存在下去。
莫里哀称，美德之有用处，只在于忍受不公正。这是人世之言，也是历经沧桑之言。可见美德之美主要是对别人的，特别是对恶人的。
喜欢怀疑，除了在处世待人方面有所不妥外，是一大优点。
无聊总是伴着某种价值而言的。作曲家不作曲时会无聊，但理发师不作曲时，并不无聊。因此，无聊是对自己时间消费的一种否定。
一个人即使奋发工作，其工作在别人看来未必不是无聊的，比如研究永动机等。只是工作者自己摆脱了无聊。
无聊是对生活缺少自信的表现。即使最无聊的人在田野上漫步，也是因为他自己无聊才无聊。
卢梭在田野上漫步时是最充实的。
庄子一生无聊，这一生又极其充盈。
有人说：“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这已触到禅机了。
侥幸实为人生之大快乐。
侥幸所获之幸，并不含任何主观努力的成份在其中，于是比苦修来的成果更合人性。
如醉汉半夜解手而免于地震之灾，因粗心把染料滴在培养钵中却发明了青霉素。
然而侥之幸远不及侥之不幸更多。侥幸因为缺少人的英勇功绩也不受尊敬，然而侥幸仍然可贵。
拒绝，不仅需要坚定的勇气，还需清楚的头脑。
能拒绝同能选择一样，是大智之举。
当叹息缺少机遇的时候，指的是缺少选择之机会。但人们并不缺少拒绝的机会，无论拒绝懒惰或是拒绝烟酒。拒绝也是一种机遇。
尴尬并不同于幽默，尽管旁观者以为此情景很幽默。但这种幽默中有尴尬者的痛苦。
尴尬是一种悲喜交集的正剧，因为尴尬者无意逗人发笑，所以正经，便更可笑。倘若这尴尬是自己造成的，如跳舞时裤子滑落下来，是喜剧。若尴尬由别人造成，则可看出对方的可恶。如你推心置腹说一席话，领导听后一言不发，这便不是尴尬而是悲剧了。
创造性与选择性是不相同而又极其接近的概念。
过去是创造的时代，如鲁班之于锯或爱迪生之于电灯泡。而现代人多处在选择的时代，大到总统小至女人内衣。
选择亦是富于创造的事业。
友谊是易碎品。从来就没有“坚如磐石”的友谊。倘能坚如磐石，那已不是友谊，必是仇恨了。
镜子的发明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活。在这之前，人之美丽只存在于别人眼里，镜子的产生使人认识了自己。
于是能更美、更丑、更喜爱自己或去嫉妒别人。
科学产生技术，也产生更符合人性的民主，以及对现在与未来更富于理性的高标。如果科学不能完全代表信仰，但能够导向信仰，而一个有信仰的个体或种族，大约永远也不至于陷入可悲甚至可耻的“精神地震”。
提供一种结论，这并不是哲学；提供一种启示才是哲学。
富于哲学修养的民族是一个思考着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永远不会落后的民族。
在思想界或文学界，有人是高山，即使过时了也能保持其壮观，并以肃然的静默对待纷繁的议论。有人是河流，以其激流给历史留下回声，即使枯竭了，萧索的河床也能证明当年的浩大。
有人是路标（这是我常常留意的），他们生前身后掩没于草丛之中，努力指着某种方向。
大海就是大海，它是无可比拟的。
人们可以说什么像大海，但说不出大海像什么。
做人或做学问达到一种极高的境地，也同样无可比拟。如孔子就是孔子，爱因斯坦就是爱因斯坦，鲁迅就是鲁迅。
这是人生的极致。
在历史上，像“大海”一样的人并不多。
在我看来，有两种人最容易沉溺于迷信，那就是经验较多的人和完全无知的人。他们具备接近神迹的心理状态。
打个比方说：他们是老人和孩子。
幽默是双方都赢了，讽刺则有一方输了。
有识的父母不如有趣的父母。有趣的父母可造就自由发展的孩子。
动机与目的几乎总是对立的，人们总是在辛辛苦苦之后才发现没达到目的。用西方的一句笑言说：以平生积蓄买了一块墓地，后来却死在了海里。
对处在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哭和笑都是奢侈品。
我们拥有的只是默默抽泣和莞尔微笑，却失却了可使灵魂淋浴的痛哭与能叫身心解脱的大笑。
更可怜的是，我们将哭笑乞求于影视之中。可怜的现代人。
阮步兵见途穷大哭而返，使今人看了何等神往，又何等目瞪口呆。
一个民族的骄傲是什么？说到底是天才的出现。有许多人由爱因斯坦而知道德国人，由成吉思汗知道蒙古人。甚至由法国的高更而知道塔希提的南洋土著人。
只有天才是民族的光荣。
假如一个民族消亡之后，别人记得的仅是这个民族的几个天才人物，而没有天才的民族则会毫无痕迹的失去，这才是悲哀。
有些民族拼力阐扬自己的文化，其目的也是光大自己的存在。
人是人的上帝，这是费尔巴哈的名言。他的原意是人把自己的属性抽象出来施行崇拜。
还可以有他解：除了人，其他生物是不需要上帝的。由于自己和众人的需要，才产生了充当上帝的人。
只种一颗籽便指望有一棵苗的人，多是失败者。播种十颗籽指望有一棵苗的人，多被看作是幸运者。
在这里，广泛、含糊与沉着要胜于精确、单一与焦灼。
我们都不宜去猜测神们的性别。虽然古希腊的神是性别分明的，因而人性也更强。
如果我们执著了解上帝的性别，便是一件很亵渎的事情。虽然许多人称上帝为父亲，其实这并不确。
按照基督教最根本的观念，神或一个已经复活的圣徒，是无性别的，尤其不能是女性。如果他们是男性的话，也决无肉欲之念。
性别，是神用来惩罚罪人的利器。以快乐来惩罚快乐。
国无常仇，这是对的。与人相仿，国与国也是喜怒无常，但比人更有克制力，也更有心计，于是没有永远解不开的疙瘩。
一般的心理学家认为乐观主义是积极的情感，而悲观主义是消极的情感。
在庄子看来，这两者都是消极的情感，因为人生亦无可乐亦无可悲。
法官决定人的命运，但并不思考人的命运。算命者不决定人的命运，却天天思虑。两者实际离人的命运很远。
一个人在时代、事业与家庭中都有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聪明的人最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坐下来，像观赏电影一样展开自己的人生。而另一些人，终生都在找位置，而无暇坐下来做应做的事情。无论在什么样的际遇里，你只要谦卑，生活的位置就会向你显示出来。
一个人到了40岁还聪明，也许会帮倒忙。一个心机勃勃的大脑继续聪明，心肠或许会变坏。而渐衰的身体在心机的驱使下，或许会变糟。此时，宜萧闲，不宜急进；宜缓泻，不宜峻补；宜藏锋，不宜露势；宜煲汤，不宜啖肉；宜口讷，不宜激辩；宜涵咏，不宜奔呼；宜淡出，不宜雄起。比聪明更有益的是顺变的头脑，平和的心境，一些惰性与一些直觉。总之，40岁该用减法而不是加法。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可以概括为“聪明教育”。小儿尚在襁褓之中，邻里已开始比谁家孩子聪明，而上学后语文算术之类无非怕我们变傻，学而时习之，聪明再聪明。虽然中国最早与最老的智者老子反对逞智斗巧，但人们对“傻”仍然抱有深深的恐惧，怕傻的实质是怕吃亏，而生活中该吃多少还吃多少。我们却把获得的成绩记在了“聪明”的账上，忽视了品格、机遇与毅力的作用。
人到中年已不可相互比较，生活至此显示出无限的复杂性，性格、学历、时运、背景、地域和健康，甚至一些神秘不可知的因素一起构成比桥牌还要复杂的阵局来操纵人们的进退荣枯。逢其时者头角峥嵘，所获之物何止高官、厚禄、豪宅与华车？在这场耗时40年的比赛中，你与赢家较量胜负，就是往已经跳了40年并有些疲倦的心脏上泼了一杯毒酒。
人，不论有多少人，都可以分为两种。譬如好人与坏人、聪明人与傻子、高人与矮人。无论什么人都是各种各样的“两种”人中间的一种。顺便说又有富人与穷人，善人与恶人、胖人与瘦人、豪放之人与狭隘之人、阉人与全人。你可以是无数两种人的一种，但不可能在一对立范畴内把两种人全占了。
这叫两分法。
胡适先生尝言：“待人在有疑处不疑，治学在不疑处存疑。”
从胡先生的生平看，他未尽践诺此言，但这番话自有妙处所在。前者可称博大仁厚，如刘备、林肯然。后者精深明锐，似乎像所有科学家，也像胡先生本人。
有人说，人人都喜欢长寿，但没有人愿意老。
不通过老，何以长寿呢？这句妙语揭示了人常有的矛盾心态，同时说明生命现象在人们时常关心的时限之外，还有质量问题。
培根说：“凡是值得存在的，就是值得知道的。”那么，保密就成了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一个充满悲剧的时代过去之后，下一个时代的人看着却充满喜剧色彩。
那么，悲剧还没有结束。
马克思以赞赏的口气引用过塔西佗的话：“当你能够说出所感觉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刻。”
这种幸福便是自由。
现代社会，恐怕只出哲学教授，而不会产生哲学家。
现代社会，比以往更需要哲学，但很难产生巨人。我考虑，20世纪的结束，也许是哲学家灭绝的世纪，如恐龙一般。
未来年代，恐怕连罗素、维特根斯坦、弗罗姆都很难产生。
当然，这不妨碍产生更多的哲学教授和副教授。
我们的幸运在于，这是一个能够评职称的时代。
我说过，中国的什么学问都是失传不了的。诸如玄学，最难继承，也在现时大炽（多见先锋文论家的习作之中），所不同的是掺人大量外国玄学。
建议成立中国玄学会×省分会，以光大之。
梁启超曾痛斥所谓“旁观者”，并将其分成六类，日浑沌、为我、呜呼、笑骂、暴弃、待时诸流派，这是从政治上说的，自有道理。
若从性格上说，旁观者多是日后大有作为者。许多名人在童年都是旁观者，这使他们有时间思考。
从养生、避祸、作学问诸方面说，做旁观者不是坏事。
现代人的问题，至少从健康上说，是某些功能太强，而某些功能又太弱了。不均衡导致了废退。从高血脂、脂肪肝和冠心病来说，证明人类原有的设计程序没想到大量摄入脂肪的后果。吃的功能击败了代谢的功能。行走、跑——
跑应该是早期人类遗传给我们最重要的机能、睡眠等人类基本的功能都在消退，与之相关的，心肺与内分泌功能也在消退。早期人类并没有想到他们的后代终日坐在股票交易所或会议室里，甚至不需要腿，因为有汽车代步。从现在的状况看，在进化过程中，四肢和肌肉都是多余的，只要有会思考的脑袋和盛食物的肚子就够了。
法国的科学家高斯说，蒸汽可以推动物体运动，并著有《动力与各种机器的关系》来说服别人相信，人们却因此相信他是疯子。想想看，轻飘飘的蒸汽能推动物体吗？它甚至连手帕都不能推动。高斯的想法，在当时被认为是荒谬的。由于显得过于荒谬，他被疯人院关押了20年，并死在了那里。
人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执拗，像一片精美的叶子被岁月之手一点点撕碎，然后撒在河水里冲走，而这片叶子始终都没有屈服。旁观者为之发出的一声叹息，道出了藏在悲剧辛酸的深处中一点点令人珍怜的美。
说实话，目前的教育假如不是为了升大学，而升大学与谋职无关的话，学不学实在没什么意思。许多陈腐、简陋、徒具知识外壳的东西被塞人新鲜的富有创造力的头脑里，使孩子们对生命的活生生和世界失去了兴趣与认识能力。
把一个时代的错误归于荒谬，这是从恶梦中走出的人们最容易产生的结论，最轻松又最不负责任。
如果“文革”仅仅是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发了疯，就不需要有教训可以汲取，就不需要有悲剧可以警惕。
把一场民族的大灾难极力漫画化，除了为受难者出出气外，还有一种作用，就是使人们（孩子们）相信，这是一场绝无仅有的闹剧，因而决不可能再发生，就像《西游记》中的故事决不会重演一样。
常常听说，“文革”时的人们都疯了，我听这话的感觉像有一只只手在揩拭当年的血迹。
作为见证人之一，我坚信“文革”时的人们决没有疯，无论是整人者、被整者抑或整人兼被整者。从动因上考察，“文革”之产生是必然的，甚至现在也可以产生，如果某些条件具备的话。
古希腊的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封信中写到：“雅典和马其顿的距离，跟马其顿与雅典的距离一般远。”
能说出这么简单的话的人，具有非凡的才智。而这种话使欲模仿者无法重复。
使别人无法重复者可称天才。
如果把伟人的私人书信和伟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私人书信编纂成书，那么历史很有可能重写。
美梦是非常值得人们追求的一件事，因为它太难光临。做梦最大的遗憾是无法起身一试。
做梦与下棋的相同处是无一盘重复，不同处在于总也赢不了。
有一个杂志以“失败者”为题，征求定义。其中获奖定义如下：
“失败者，是花钱从尿床者身上移植肾脏的人。”
对这样的失败者，即便沮丧也值得开怀大笑。这是对失败的最佳姿态。
对于其他的失败，最好不必忙着说已经失败了。
清人张潮说：耻之一字，可以治君子，痛之一字，可以治小人。君子才爱脸红，脸红的生理机制是内分泌作用于脸部毛细血管而发生的，倘若黑种人中的君子譬如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脸红也是脸黑，红由外在颜色变成了内在感觉。对小人，最引人人胜的方式是痛殴一顿。小人不知耻，只知痛。
哲学研究的问题并不是最深刻的问题，因为“最深刻的问题不是问题”（维特根斯坦）。比如太阳升起来，这便是一个最深刻和最简单的问题。
哲学的问题，多是些似是而非的问题。
如今是“利益原则”至上的年代。经商的人把利润置于首位，并为此拼搏。不经商的人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笼罩之下，也把利益上的得失作为思考的砝码。
中国人似乎不喜欢全面和深刻地追究苦难的来源，或超然寄托于天堂来世，或愤然均土地田亩。嫉妒由此而起，愤懑亦由此而起。更主要的是生活将因袭重演。
中国有关道德的破坏工作，自“五四”始，已逾半个多世纪。但关于道德的建设工作，似乎从未开始。
讲道德首先应该说政治道德，即夺取权力、运用权力和巩固权力方面的道德。
不论争权夺利是多么卑鄙、多么允许不择手段，但也应有一种大致的规则。
讲究政治道德远比讲究性道德更重要，更道德。
我们和孩子的区别在于，快乐需要特定目标的量的积累，譬如升官、结婚或卡拉OK，而孩子随时随地都可以快乐。生活对多数人来说，是不得不做之事，而孩子则在发现。发现永远是快乐的。
中国孩子的悲剧之一，在于教师当中缺少足够的精英分子，这比政府当中缺少精英分子更令人唏嘘。
如果有人在成年之后仍按着儿童的理念思考、推测神奇并证实了它，那是一些科学大师。爱因斯坦发现在特定的速度中，直线变曲了。钱德拉塞卡天真地预言星星的质量的消失，即白矮星。居里夫人发现了永远在闪光的镭——这是以她的祖国波兰的兰（Ra）来命名的。他们像儿童一样幸福，生活在另一个时间里。
对社会来说，才华并没什么用处，换言之没什么可用之处。对人来说，才华至多是半成品。
政治家喜欢的是将才华变为才干的人。老百姓拥戴的是才华掩于才能之中的人。
但艺术喜欢才华，如凡·高、李白。
达·芬奇在急于求职的情况下，曾上书列举自己有十大才能。如建造可装卸的桥梁，挖地道不出任何声响等等。但这十大才能中并未列举绘画，他只是在信尾略说一句，他也有绘画才能。
达·芬奇对自己的看法和我们完全不同。
给神盖一座房子的愿望，是各民族中共有的，这便是庙的产生，也是人对神惟一的关怀。
日本有一个名为《观花酒》的民间故事。
有两人各自担酒前去观花。途中渴了，便买对方的酒喝，最后两人的酒都见了底。在这里，不论对方如何卖高价，双方的利润都是零，虽有货币的往来，却没有物质的增值。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论语》中子张说过的一句话。中国老百姓几乎人人皆知。
这句话的生命力是从不可知论中导引出的一种乐观。既然生命与富贵都有专门机构，就可以坦然并泰然。
不怕死者可从中获取胆量，怕死者又从中消除恐惧。而欲富贵却富贵不成者，也可从中慰藉：既然有天限制，自己尽力也就行了。
可见哲学的功能，是极复杂的。真理的价值不仅在其真的程度，也在其所处的阶段。
仅仅30年的时间，“文革”在人们记忆中就只是零散的笑料了。
这确是中国人民族性格的一种特点。尽管我们并不擅幽默，对此却很幽默；尽管我们心胸不甚开阔，对此却甚开阔。
俄罗斯人对“肃反”的态度决不是这样。
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态度也不是这样。
他们是沉重认真的，并有一种永远认真下去的姿态。
人在童年，就会遇到这样一个人类的老问题：当愿望难以满足时，是改变世界，还是改变自己？
两种态度乃未来人生的分野，前者可以成为帝王，也可以成为大盗，或是像朱元璋那样由大盗转成为帝王。后者可成顺民，也可成良相。还有一种人，两者兼而有之，适时而动，伸屈自如，一种“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倘若对50年代找一简洁的表征，我想这莫过于大生产香烟的商标图案，最有时代精神。明朗、美满、单纯、肤浅。男工人与男农民一般的圆脸明眸，微笑绝无矫饰，加上蓝天红高粱，和那个年代极为呼应，虽然过于美了一点。
那种年代是令人留恋的，仅单纯就令人留恋。
古代日本举行过公开的放屁比赛，最响最长者可一举致富。中世纪的教会认为洗澡（暴露身体）是一种罪行，因而中世纪被称为“不洗澡的一千年”。18世纪英国妇女的假发高达4英尺，上面装饰着鸟的标本、花园模型和水果盘子。美国的桑格夫人1917年由于开办一家计划生育诊所，被劳动教养一个月。1909年，澳大利亚泳星凯勒曼由于穿一件袖子到肩、裤腿高出膝盖两英寸的泳衣出现在波士顿海滩，被指控犯有“不正派”罪而被捕。1753年，富兰克林发表了关于避雷针的论文后，欧洲妇女都在帽子上装一个避雷针，拖一根地线。萨尔瓦多的独裁者马丁内斯将军为防止猩红热蔓延，下令把全国的灯具都蒙上红纸。这是过去发生的被现代人认为是荒谬的事，我们的后代也会记录下我们的许多类似的事。
古人称：“看人只看后半截。”这并非将人四肢着地，如相马或相狗那样，观其腰身臀尾。
看的是人的后半生，指时间。
政治家的晚节，艺术家的暮年创作，哲学家的封笔之作，都是其成就的标志。
婚姻亦如此。
凡具备某种缺点的人，都强烈讨厌别人身上的这种缺点。如饶舌者讨厌饶舌，专制者讨厌专制。这是人性的乖谬之一。
也有例外，饮酒者喜别人饮酒。
人之患在于活的太快，“一日等于二十年”。不断瞩目于新奇事物，过分耽念未来。将今日今时，都误认为是铺垫过景，悔时已经晚矣。
像庄子那样的人，是生活得极慢极细致的人，所以是极充实的人。若如此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也不企盼不梦想，因而不失望。
74岁的阿迪里亚前不久出任尼泊尔首相，他是共产党人，要在尼泊尔实现共产主义。
有人问是否更改共产党的名字时，阿迪里亚回答：“无数人为这个名字献出了生命，我们从未以这个名字而感到羞辱。”
阿迪里亚，我想象你唇髭整齐，戴着玳瑁框眼镜和喜玛拉雅山国的黑帽子，透散尊严。我多么想和你拥抱，交换中文和尼？白尔文（或印地文）的《共产党宣言》。你的两只手里握着信仰和生命，实际上信仰就是生命。因此比兰德拉国王也尊敬你。
伟人，和伟大的政治家不是一回事，这在中国常常会被混淆。伟人是伟大的人，包括平凡或不平凡的人。毛泽东无疑是伟人，爱因斯坦、雷锋和圣雄甘地也是伟人。
伟人是一种光彩照人的人，他们身上的光源是人格力量，这和他们的职务、出身都没有关系。
伟人是时代锻造的，每一个时代都要锻造自己时代的伟人。伟大的主体是人，这就是伟人的概念。
远古的人们想不到，他们的子孙在食物方面孜孜于降温，这就是冰箱的诞生；喝一杯冰镇啤酒或可乐，被视为幸福。
而祖宗们当年欢呼于为食物加热，生存依赖于火。字典里还有大量地给食物加热的字，烤、熘、炸、炒等等。
随着科学的发展，预言已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了，如核大战、物种灭绝之类。然而对于某个人命运的预言，仍然充满魅力。
对许多问题的终极答案，都是以下面的认识为前提的，即是否承认超自然（如鬼神）的存在。
信神者在无法证明其存在的情况下仍然有理由相信，不信神者在无法证明其不存在情况下也有理由不信。
问题是证明是必要的吗？
如果这种证明只不过是人的证明，那么人怎么能证明神呢？
于是这不是一件可以由人来议论的事情了。
同情别人是一种美德，同情自己则是一种陷阱。即便最强健的神经，也会迷失于自怜。
人的某些行为究竟是否明智，这个问题似乎几千年也未争论清楚。
譬如：人在年轻的时候以健康换取金钱，在年老的时候以金钱购买健康。
那么在什么时候享受呢？
抽烟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增加，无烟可抽的时候却感觉少了许多，此间落差可称之为瘾。
和新兴学科比，医学是一种最古老但发展较慢的科学。
医学和文学、心理学、逻辑学等学科一样，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同是极其复杂的生物——人。但医学不易如其他学科那样划分若干学派，取得各种突破进展。
这个领域禁绝胡说八道，也没有百花可放。
以学说对世事的态度论，中国缺少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悲观而又彻底，这并非说应顽固不化。英国的哈代、德国的叔本华以此树立清醒警世之文。中国的庄子、王国维与鲁迅当属此列。
古人称“隐士与叛徒”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选择。这往往是在“名实反错，天纲解纽”的时代。作叛徒即背叛强大的传统，成为革新派，但下场多不好。而作隐士则符合常情，良知既未泯灭，斗志亦不坚强，便只好归隐。有田园之隐，也有市隐。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
对甘地等人来说，这是政治姿态。对中国知识分子则是艺术姿态。
在正常情况下，人之一生只脱两次牙，在童年和老年。
儿童换上恒牙，说明即将面迎人生。老人脱去恒牙，可知人生将尽。
这种人生是以食物为对象的，而牙齿竟也成了一种标志。而乳牙永远是一种假牙，就像童年是一种虚假的人生一样，否则也不会脱去。
古人云：“必出世者，方能人世；必人世者，方能出世。”
这话说的很具“辩证法”，仿佛把里外的道理都占了，还有佛家偈语的味道。我以为说得对。
未出世而人世者，其功效不显扬，又易成为混蛋。未人世而出世者，自视清高又多沦于浅薄。
可见出世人世是件很混乱的事，如进电影院一样，时出时人，只求适意便可。
旧时中国的家庭，有一种足应注意的“寡妇现象”。
许多名人的母亲多为寡妇，如曾参、岳飞、胡适、蒋介石等。
他们的母亲大多在年轻时就开始守寡，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儿子身上。在这些名人中，性格多有阴柔、遵从秩序的特点。
在中国，寡妇最无地位又最穷，因而她们的孩子在幼年总是受尽了欺侮。
这种欺侮和一般的家贫受欺仍不相同，在性格塑造中的作用也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