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瓦格纳的友谊，是在特里普森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出版之年（1872年）为最高峰。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到瓦格纳家中参加宴会，与瓦格纳夫妇一同探讨哲学问题，这是尼采一生里最值得回忆的日子。1872年当他准备离开特里普森时，尼采曾充满感情地给友人戈斯多夫写了一封信：“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的生活一直是与特里普森联在一起的，我一共来这里访问了33次，这些访问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没有这些拜访，我会成为怎样的人呢？我非常高兴我已经把特里普森给我带来的生活反映到我的著作之中。”离开了特里普森后，尼采与瓦格纳的友谊开始走下坡路。
1872年4月，瓦格纳夫妇也离开了特里普森，他们来到拜路特，在那儿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家歌剧院。瓦格纳开始热心于自己的音乐会演工作，与尼采的交往比过去少多了。尼采每次来见瓦格纳，他都大谈特谈自己的会演工作，吹嘘自己是如何的了不起，他对尼采试图与他讨论的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尼采深感压抑，在心理上渐渐产生了对抗情绪。对尼采来说，由于自己走的道路，是与老师瓦格纳的意图相合的，因此他希望得到瓦格纳的保护和宣传。但是在瓦格纳来说，对尼采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优秀教授，只期望他成为一名宣传工作者，为他瓦格纳脸上贴金，成为他万千崇拜者中的一名而已。
在这样的关系下，尼采与瓦格纳过去那种亲密的情景再也难以看到了。与此同时，尼采以《瓦格纳在拜路特》为题，写下一篇文章表达他对自己心目中的大师的批判态度。为了照顾瓦格纳的面子和他们之间的友情，尼采在这篇文章中还是充满了对这位作曲家的赞美，而把对瓦格纳的批判和疑惑蕴含在文章的内部。在该文出版前，尼采曾犹豫过一段时间，但是为了证明友情的真实，在崇高信念的驱使下，尼采还是毅然出版了该文。遗憾的是瓦格纳夫妇已习惯了别人对他们的赞美，他们只看出了文章里对他们的歌颂，而丝毫没有发觉出文章里对他们进行怀疑和批判的意思。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对尼采触动很大。德国年轻的音乐新秀勃拉姆斯（后来成为了著名的音乐家）到巴塞尔指挥演出，但是瓦格纳对这位年轻人毫不迁就，他对这位后辈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和嘲弄，这使尼采心中非常不快，在笔记中他对瓦格纳的人品极为不满，他这样写道：“这个专横的人，除了他自己以外，对别人的人格包括亲近的朋友，都不尊重。”同时，他在心里对瓦格纳的艺术也产生了抵触情绪。
1874年圣诞节，瓦格纳一家热情地邀请尼采去作客，但是尼采拒绝了，他回到了故乡瑙姆堡，与家人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
1876年秋天，德国决定在拜路特创立音乐节，演出瓦格纳的全部作品，尼采希望在这次演出中能看出瓦格纳有所改变，于是他兴致冲冲地赶去参加了。在参加瓦格纳的歌剧《尼布龙根的指环》的彩排时，由于尼采的眼病很重他只能闭目用耳朵欣赏台上的表演，但是其结果却让尼采深感失望，他无法忍受该剧本浮夸庸俗的风格，于是他在中途退出来，独自徘徊在近郊幽静的森林里。在拜路特住了几天之后，他就再也不想看瓦格纳的歌剧了。他在给妹妹伊莉莎白的信中说：“我急于离开这里，再住下去是荒唐的，我害怕参加这里每天晚上长时间的艺术活动，可是我还是都出席了……我已经忍受得太多了。我本来就不该从一开始就参加进来，在这儿除了折磨我什么也得不到。”他终于离开了拜路特，到巴伐利亚的森林中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去了。
当尼采的心灵得到了大自然的抚慰后，他再一次来到了拜路特，而这时瓦格纳的音乐正在大演特演。在这里，尼采只看到了为成功而陶醉的大人物的傲慢，对瓦格纳盲目崇拜的愚昧的人群，而瓦格纳那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惧怕”的大胆艺术风格已荡然无存，尼采原本期待瓦格纳能成为一个文化的挽救者，但是他完全失望了，瓦格纳不仅没有去和低劣的德国文化进行抗争，相反他在迎合德国人的口味。这个时期瓦格纳的歌剧几乎成了人类心灵的软化剂，皇帝以及悠闲富裕的人们，都成了瓦格纳迷，簇拥在瓦格纳周围为他欢呼，那些铺张的场面，庸俗的捧场，让尼采失望至极。在瓦格纳音乐的庆祝大会上，尼采带着黯淡的微笑含着泪对妹妹说：“啊！伊莉莎白，原来这就是拜路特！”最后尼采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被庸俗气氛充溢着的拜路特，以后从没有回去过。这件事对尼采伤害很大，他后来曾写道：“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恢复健康，而瓦格纳是我唯一的病痛。”
尼采终于抛弃了瓦格纳，这对尼采来说既是一种痛苦，又是一种自慰，因为他再不必成为别人的附庸，而要成为他真实的自己了。
从本质上看，尼采之所以崇拜瓦格纳是因为他希望古希腊的悲剧精神能在瓦格纳的音乐中复活，但是当瓦格纳没有按照尼采的希望去做，相反他把自己的音乐风格转向去颂扬基督教道德时，尼采的精神支柱也就垮了，他与瓦格纳的分手也成了必然。此外，尼采与瓦格纳的分手，也说明了尼采对德国文化有着深切的痛恨，不管是谁只要与德国文化靠近了，尼采就把此人看成了精神上的异路人，精神上一疏远，友情也就自然疏远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尼采的自传中可以发现明显的痕迹，在这本书里他曾这样说：“瓦格纳竟然也变成了德国人，瓦格纳的崇拜者已经超过瓦格纳本人了德国的艺术！这位德国的名家！德国的啤酒！……在我们当中，那些非常清楚的在瓦格纳披上了德国式美德的外衣时，都被弄得迷糊了。我想，我是知道崇拜瓦格纳的那些人的，我已经验过三代这样的人，从以往那位把瓦格纳与黑格尔混合在一起的布兰德尔到现在这些把瓦格纳与他们自己混在一起的拜路特新闻界的理想主义者。从那些‘美好的心灵’那里，我听到过各种关于瓦格纳的自白，那些群众真够使你毛发倒竖。可怜的瓦格纳，他已经走到一种什么地步了？但愿他已经沦入鄙贱人们的手中，可是，他却沦入德国人手中！总有一天，为不启发后代人，他们确应充满一种真正的拜路特作风，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在精神上保留拜路特作风因为这正是缺乏的东西而附以下面的话：‘日耳曼帝国所赖以建立的精神典范’。”由此可以看出，尼采与瓦格纳绝裂主要是因为瓦格纳向德国文化作了妥协，使尼采对瓦格纳寄予的厚望成了泡影，这让尼采无法容忍。
1876年11月，尼采在索伦托偶然遇上了瓦格纳，这是他们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瓦格纳当时正热衷于创作剧本《帕西法尔》，并对参与宗教活动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他热情地向尼采吹嘘自己，但尼采对他十分冷淡，因为尼采在瓦格纳身上看不到一丝宗教信仰的诚实，他认为瓦格纳的行为只是大人物虚有其表的演员般的行为，是一种戏子作风。
这一次分手后，瓦格纳又亲自给尼采寄来了他的剧作《帕西法尔》，但是尼采仍然未对瓦格纳自认为的得意之作表示丝毫兴趣。他在给一位朋友瑞哈特的信中这样评价道：“昨天瓦格纳把他的新作《帕西法尔》送给我，初读的印象是它倒像李斯特而不像瓦格纳本人的作品充满了反改革的精神。对于像我这样习惯于希腊式的普遍人性视野的人看来，这剧本是太基督教化了，太狭窄了。里面充满了种种奇谈怪论，没有骨肉，而有太多的血水（尤其是最后晚餐一幕简直是血淋淋的）。我也不喜欢歇斯底里的女主角……语言好像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但是那种场合和表现方式岂不是极高尚的诗？岂不是把音乐发展到了最远的限制。”
作为对瓦格纳寄来《帕西法尔》的回报，尼采把自己写的一本新书《人性的，太人性的》送给了瓦格纳。在这本书里，尼采对瓦格纳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只是没有点出他的名字，他说“这位艺术家像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自己提出了要使人性幼稚化的任务。这是他的光荣之所在，也是他的局限性之所在”。他认为天才人物容易误认为自己是超人，因此，一位名人如果不去用自我批评来自我约束就会逐渐变得不负责任。瓦格纳的夫人科茜玛收到尼采的书后大为不满，她说这本书她只读了几页就发现尼采已经把她长期以来所反对的东西作了登峰造极的发展。瓦格纳本人收到这本书后，更是恼火，他专门给正养病的尼采寄去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在文中瓦格纳不指名地大肆攻击《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以报复尼采对他的攻击。但是尼采并不在意，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已不愿再和瓦格纳交往了，他在送给瓦格纳《人性的，太人性的》书上就写过这样的话：“朋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结合我们。我们所走的路子完全相反，但只要有一个人足以使别人的方向获得进展，我们就会彼此觉得快乐异常……于是我们俩人像并排的树一样成才。我们彼此友好，才能不受压抑地成长。”
尼采终于彻底地与瓦格纳决裂了，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因为他已完全摆脱了瓦格纳的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大转折。自此，尼采逐渐地走向他自己，开始创造出自己的天才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