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乃是上帝的成见，”蛇说罢，急忙逃去。摘自《尼采诗选》
尼采在1879年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奈，他把这一年称为“最黯淡的日子”。过了这痛苦的一年后，尼采的身体开始有了好转，他的心情也变得愉快起来。
1880年初，尼采决定去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的地中海沿岸休养，以便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些。他在给朋友艾斯尔的信中这样描绘了当时的心情：“我的生存是一个可怕的负担，我本可以早就放弃生活，如果不是因为正在这种苦难和无望的情况下，我在精神与道德上所作的试验这种寻求知识的乐趣如此之大，使我得以战胜所有折磨和失望。总之，我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为愉快。”
尼采首先从故乡瑙姆堡启程，然后又到达了气候宜人的里瓦（RIVA）。在那里，他遇到了专程赶到这里来探望他的好友盖斯特，这使尼采大喜过望。在以后的一个月里，这一对好朋友经常一起在外面漫步，一同就餐，共同谈论他们的理想和哲学思想。后来，他们又一起到了风光更加美丽的水城威尼斯。威尼斯的美好景色和友好的人们，使尼采和盖斯特的心情变得十分愉快，他们在这里尽情游玩，深深地陶醉在威尼斯如画的风光之中。这时候，尼采的健康情况比在里瓦时更有好转，他长期以来的头痛和胃痛没有发作过，他忧郁愁闷的心情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这时候，他在给母亲的信中高兴地说：“我也许会在这儿度过夏天，这里的房屋宽敞、宁静，我睡眠非常好，我还可以尽情地享受清新的海风。”
在威尼斯的美好时光里，尼采灵感奔涌，他决定写一本新的著作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曙光》。
与创作《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样，尼采在写作《曙光》时，也是由好友盖斯特做笔记工作的。在威尼斯的那段时光里，盖斯特每天两次来给尼采担任口授记录，整理笔记。在这些笔记中，尼采表现了日趋明显的反基督教精神，这也是《曙光》的最主要特色之一。1880年6月初，尼采完成了《曙光》的第一部分，然后他离开了美丽的日内瓦，来到了前南斯拉夫的卡尼奥拉，然后又转到了马里恩包德。在那里他住了两个月，完成了《曙光》的第二部分。由于前南斯拉夫的气候不能使尼采感到愉快，加上他在这里视力开始下降，所以他打算找到有浓密森林的地方来恢复自己的视力，于是他又决定回到家乡瑙姆堡去。在家乡呆了1个月后，尼采的视力有所恢复，心情也有好转，于是他又决定外出旅行，这一年的10月，尼采来到了达斯特莱沙，他在这里呆了1个月，完成了《曙光》的第三部分，然后他又来到了意大利的地中海城市热那亚。在温暖的热那亚，尼采度过了他生命中一个非常不平常的夏天，就是在这里，尼采集中精力完成了《曙光》一书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的大多数章节。尽管在热那亚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这段时间却给尼采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后来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回忆说：“热那亚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是我血肉极端弱虚的时候，我却带着愉快而焕发的心情，完成《曙光》……在这本书里，没有一个消极的字眼，没有攻击，也没有怨恨，它在阳光中明朗而愉快，像海上动物在岩石间浴日取暖一样。事实上，我就是这个海上的动物，这本书中的每一句话，差不多都是在接近热那亚的群石中捕捉到的，我独自在那里，与海洋秘密交谈。”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尼采终于在1881年2月间，把《曙光》一书全部写完。书稿写完之后，尼采又从头至尾把书稿仔细审阅了一遍，并把许多自己认为不妥当和芴嗦的部分作了修改。当把这一切工作做完之后，尼采将书稿装订整理好并寄给了好友盖斯特。盖斯特接到书稿后，十分兴奋，他一口气读完了书稿，又花了10天的时间将书稿誊写完毕并重新寄给尼采。尼采收到盖斯特誊写的稿件后，又重新润色了一遍，然后把《曙光》再一次寄给盖斯特，让他转给出版商，在盖斯特的斡旋下，《曙光》终于在1881年的夏天出版了。
《曙光》这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里，尼采就开始对基督教关于罪恶的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尼采指出，在基督教看来，情欲成了邪恶与堕落的东西。基督教通过宣传信徒应对性的冲动感到内疚和自责，而成功地把爱神厄洛斯和阿芙罗狄蒂（爱与美的女神）这样伟大并使人变得高尚的典范，都贬成妖魔和鬼怪了。由于教会的禁止，魔鬼反而变得比天使和圣人更使人感兴趣，爱情故事也成了社会各阶层一致的兴趣所在。同样，怀疑也被宣布为一种罪恶，教会所需要的只是麻木不仁和精神恍惚以及对那一潭淹没了理智的死水的无边境的讴歌。
另外在《曙光》中，尼采对柏拉图的思想也进行了集中批判。他认为“柏拉图逃离现实而只想着苍白的精神图画中的事物”，他指责柏拉图有观念狂，他说柏拉图只是偏重于形式，而且对这些形式有宗教式的狂热，尼采由此推出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是病态的结论。
在《曙光》里，尼采进一步对德国文化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他在该书《极端崇拜》一节里，对德国人的盲从、高傲和愚昧越来越感到忧愤，对德意志帝国战胜法国后所弥漫的骄盛而又浮夸的空气反感之至，他把这些原因都归咎到了德意志首相俾斯麦身上。他在《曙光》中批评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认为俾斯麦入侵法国的政策是一种邪恶的行为，说俾斯麦低估了人民的道义的力量，并痛斥俾斯麦：“这班所谓的大人物，已经把德国这具有丰富感觉的民族，导向了误途。”同时，他还嘲笑了德国的文化，说德国人不知道进行启蒙运动，德国文化是四不象，在该书第197节《德国人对启蒙运动之敌对》里面，尼采批评说：“整个德国的大趋向既与启蒙运动敌对，又与社会革命敌对。”
在《曙光》的创作过程中，尼采很多时间是在疗养，就是在疗养中他的思想才如泉水一样奔涌出来，在创作《曙光》时，尼采总在日内瓦的海边散步，在阳光照耀下的岩石上，他一个人孤独而行，很少与人说话，如同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当地的居民偷偷把那时住在阁楼上的尼采称为“圣人”，可以说孤独是对尼采这一时期心情的最好描绘，也正是这孤独帮助尼采完成了《曙光》，同时，随着孤独的加深，尼采的思想变得更为深刻灵敏了，这种深刻的孤独在《曙光》中也表露了出来。他在该书第154节《不要忘记》中写道：“我们飞翔得越高远，对于那些不能飞的来说，它就显得越渺小。”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内心深处，尼采对一般的人并不愿接触，他的思想已超过了同时代的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很难被人理解，也不愿意被浅薄的人去理解，同时，这种孤独还来源于他对德国当时的整体文化氛围极为不满，深感压抑，这使得他的孤独感更加严重，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自己是一个天才”和“我为何如此聪明”的孤傲自负感。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曙光》的第四部分当中，尼采第一次表达了冲创意志这个观念，他说：“所谓幸福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力量感。”这就是尼采“冲创意志”产生时的最初内涵，后来冲创意志成了尼采哲学的重要核心部分，构成了他全部哲学体系中的一块基石。
由于尼采对古希腊悲剧文化的赞赏，加上他对基督教义的越来越讨厌，所以他对基督教开始了大胆怀疑，这种怀疑在创作《曙光》时达到了高峰。尼采在该书第534节《少量药剂》中，第一次大胆地喊出了“对事物价值进行重估”的心声，并且，他在批评基督教“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落”时，还提出了“对过去作一切价值重估”的全新观念，后来尼采在其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反基督教》中，更是发扬了这种“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勇敢精神，对基督教展开了全面而猛烈的批判。
最后一点，是尼采在《曙光》中明显地表现了自己不妥协的战斗精神。
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就曾说：“从本质上我是一个斗士，攻击是我的本能。能做一个敌人，做个敌人这要有坚强的性质。”在《曙光》里，尼采豪迈地说：“每天应该和自我战斗。战胜与攻克不再是你所关心的，战败也不再是你所关心的，你所关心的乃是真理。”在这里，尼采勉励人们要“自我战斗”，并关心真理，更重要的是尼采鼓励人们对知识的占有要勇敢，他希望人们成为“知识上的斗士”，为了真理和知识要勇于献身。
《曙光》与尼采以前写的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样，是用格言体写的，文字简洁，充满了哲理，尼采十分喜爱这种文风。他在自传《瞧！这个人》中，说“《曙光》是一本肯定性的书，深邃而明朗”。但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并没有引起多少热烈的反应，人们对这本书并不是特别关注，他的朋友们对这本书也没有提出更多的赞誉之词，相反，由于在这本书里尼采对基督教的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所以，看完这本书的人，对过去的道德产生了十分小心的心理。尽管在这本书里尼采对基督教道德进行了攻击，但是他采用的方式并不是偏激和火爆的。尼采后来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回忆说：“我用这本书（《曙光》）来开始我的反道德活动，在这项活动中，没有一点火药气味相反的，如果你的鼻子很敏感的话，倒可以在里面嗅到一些令人愉快的气息，这里没有枪声也没有炮声如果这本书的结果是消极的话，它所使用的方法却不是这样的。读者也会对这本书留下一个印象，觉得它在关于那些道德在道德名义之下一向被尊重甚至被崇拜的一切东西，是胆小而谨慎的……”确实，在《曙光》中，尼采的语气是温和的，但是意义却是深刻的，他以一个天才的灵敏思想对道德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分析，这种分析叫人惊讶不已、感叹不止。尼采在回忆这段思想时解释说：“一直到现在，人类一直处在最坏的情况中，人是被那些不适当的东西所支配，被那些心理上弄巧成拙的人所支配，被那些狡猾的和充满仇恨心理的人所支配，也就是被那些所谓‘圣者’所支配那些谋害世界和诋毁人类的人。利他主义被视为绝对价值而‘自我主义’则到处遭到敌视，我们要在这个事实中为下述事实找到一个决定性的证明，即教士（包括那些伪装教士、哲学家）不但在某种固定宗教范围内变成为主人，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变成了主人，同时，颓废道德，虚无主义已被视为道德本身了。”另外，尼采认为真正的道德是“无我”，如果心中有“自我”，那么，不管一个人口头上说得是多么天花乱坠，那都只是谎话。尼采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失去内心的平衡力量，抗拒自然的本能，一言以蔽之‘无为’这就是一向被视为道德的东西。所以我以《曙光》这本书，开始我反自身牺牲道德的斗争。”
在写完《曙光》一书后，尼采还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很多思想没有真正表达出来，这样在1881年的岁末，尼采又开始着手搜集写《曙光》的续篇《欢悦的智慧》的材料，并在搜集材料的同时，开始起草文稿的第一部分了。由于是《曙光》的续集，不少观点是《曙光》中观点的重复和深化，所以尼采写起《欢悦的智慧》时，速度十分惊人，到1882年1月，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尼采就完成了《欢悦的智慧》一书的前面三部分，到6月份，尼采就接连完成了该书的前四卷。以后，由于身体又开始多病起来，尼采写作的速度才慢了。一直到1886年的10月，尼采才完成了该书的第五卷。至此，《欢悦的智慧》才全部脱稿。作为《曙光》的续篇，《欢悦的智慧》在风格上与《曙光》是相似的，而且其相似的程度非常大，都是把深刻与轻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语言流畅舒展，节奏明快，且让人觉得亲切。尼采在谈到创作该书的体验时曾说，整部书是他的经验和激情所赋予的诗，从书中的内在“智慧”中充分显示出了无比的“喜悦”之情，他还作了一首诗，对这种体验进行了描绘：“用你炽热的枪矛，/融解我内心四周的寒冰；/它带着怒号，/匆匆地把自己整个地倾注于伟大的希望之海，/比以往更光明，更纯洁/，啊，美丽的正月，/它歌颂你带来的奇景！”
《欢悦的智慧》在德语里的原题是Die Frohliche Wissenschaft，而所谓的“智慧”在德语里一般解释为科学、学问，但是尼采在这里却并不是这个意思，其意思是欢愉、华美、生命的游戏。事实上，这本书还另外有一个书名，就是《快乐的知识》，这是南法国的乡土诗人们形容他们的艺术时常用的一个称呼，尼采用：“快乐的知识”作为书名，是希望自己的作品也有一种诗人的气质，有一种如同艺术一般的浪漫自由的精神，书名中的：“智慧”（知识）毫无现代社会中科学和学问的含意。
在《欢悦的智慧》一书中，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比《曙光》更进了一步。在这本书中，尼采意味深长地说：“决心反对基督教，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动机，而是兴趣了。”他对基督教把人定为有罪的观念深为不满，他严历地斥责道：“基督教的创始人认为没有什么比人类的罪更能使人类罹受如此大的痛苦，其实他错了，错在他认为自己没有罪，因此他缺少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是这样，在他的心目中充满了对其子民之烦恼的极大的同情与怜悯，而发明罪的人的本身当然不会有什么大烦恼！但是基督教徒后来终于知道应该如何去表现他们的教主的正义，并将他的错误净化为真理。”同时，尼采反对基督教的那套叫人忍让、克制的道德体系，他说：“不要老是强调‘不要作这个断绝一切的念头，要克服你自己’，从某种方面来说‘凡是能鼓舞我，使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去做某种事，除了只想一个人能独立将它完成，其余什么都不想’的道德体系我便甚为喜欢。”他认为自我克制的教训，压制了一切自然的本能与欲望，也妨碍了人的精神的自由飞翔。他在该书的第305节《自制》中写道：“那些讲道德的先生们都是先教人要将自己置于自身的掌握中，因此而使其得到一种古怪的疾病对所有自然的本性和欲望的一种敏感。凡是会驱使他、怂恿他、引诱他或逼迫他的一切，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对这近乎自制的病态的敏感来说似乎是很危险的，他不再放任自己去相信任何直觉意识或者自由的飞翔，而改采用一种戒备的姿态挺立，与自己相抗，他怀着不信任的锐利眼光将自身之堡垒的守望者的职务指派给了自己。”由此，尼采进一步指出基督教的迷信及其道德行为的特征，只是自制、自贬、自我牺牲或同情与怜悯，而这样一种怯懦、自我贬抑及自我否定实际上是人格缺陷所显现出来的病态心理，当他谈到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对欧洲人的不良影响时，尼采作嘲笑的口吻写道：“一个赤身露骨的人通常难以入目我说的是我们欧洲的男人（当然绝不是指欧洲女性）。如果一桌原来高高兴兴共餐的人，突然发现到他们被某种妖怪作法而脱去衣袍，我相信不仅原来的欢乐气氛会立即荡然无存，而且纵然有再好的胃口也会倒尽似乎我们欧洲人总能摆脱这种‘衣着’的伪装……欧洲人以道德来伪装自己，乃是因为他变成一种有病且跛足的动物，有很好的理由被驯服，因为他几乎是一种畸形、不完整、虚弱和愚蠢的东西……并非是被掠夺之动物的凶残，而是群居动物的十分平庸、忧虚与倦怠。发现道德的伪装是不可缺少的，道德扮饰了欧洲人让我们明白这一点。”由于对基督教的反对，尼采对宗教问题的本身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宗教创始者的真正发明只是建立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及日常习俗，并且使人们能够接受，沉浸在其中而不知道疲倦，其实这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心灵上的幻影，是一种没有实际依据的东西。
另外，尼采在《欢悦的智慧》中谈到了疯狂的问题，这似乎是一种兆示，因为尼采后来果然疯了。不过尼采在《欢悦的智慧》中并没有认为疯狂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事，相反他对疯狂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说：“高贵与疯狂看来是十分接近的。因为它能够使人预见用现实的标准来衡量的那些价值。”他认为最个性化的体验是最真实的。他支持人们去摆脱正统观念的束缚，抨击一切向“传统惯例和道德”奴颜卑膝的作法，他认为只有放弃正统的人才能够升华到较高的境界。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尼采以寓言的方式，借狂人之口宣告“上帝已死”。可以说在尼采反基督教的战斗中，最具有震撼意义的，莫过于发布了“上帝已死”的宣言，所谓“上帝已死”，是说基督教最高理想的幻影在人们心中已经幻灭或应予破灭，尼采反对的上帝实质上是基督教的上帝，而尼采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它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颓堕。从这个意义上看，尼采否定上帝主要是从道德价值角度考虑的。正是因为基督教的道德的虚假，所以尼采宣告上帝死亡了。尼采认为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早就应该消失，那些超自然的目的中的人生“意义”也应该消失，而真正的价值意义应该在人的世界之中。
在《欢悦的智慧》中，尼采只是初步提出了“上帝死亡”的观念，并没有像他后来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反基督》两书中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解释。但是《欢悦的智慧》确是第一次提出了震俗骇世，而且至今仍然回荡着历史重音的著名命题，这些观念是以后尼采哲学大厦的基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来看看尼采在《欢悦的智慧》中是如何来谈上帝之死的吧。在该书的第126节《疯子》里，尼采写道：
“你是否听说过，有一个疯子大清早手持提灯，跑到菜市场，不断地大喊：‘我找到了上帝！我找到了上帝！’由于四周的人不信上帝，遂引起一阵骚动，怎么搞的！他失掉了魂吗？其中一个说道。他是不是走错路了？另一个说。还是他迷失了自己？他害怕我们吗？他在梦游吗？人们议论纷纷，哄然大笑。这个疯子突然闯进人群之中，并张大双眼瞪着大家。”
“‘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喊叫，‘我老实对你们说，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是如何犯下这件案子的呢？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而将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怎么办？它现在移往何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赶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空无时不会迷失吗？难道没有宽阔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呼吸与休息吗？那么不会更冷吗？是否黑夜不会永远降临且日益黯淡？我们不必在清晨点亮提灯吗？难道我们没有听到那正在埋葬上帝的挖掘坟穴者吵嚷的声音吗？难道我们没有嗅到神的腐臭吗？即使连上帝也会腐坏！’”
“‘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曾经是这块土地上最神圣与万能的他如今已倒卧在我们的刀下，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样的祭典和庄严的庙会呢？难道这场面不会对我们显得太过于隆重了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为伟大的了而因此之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尚的历史之中！’”
“说到这里，疯子静下来，举目望望四周的听众，听众也寂然无声并讶异地看着他。最后，他将提灯掷在地上，而使灯破火熄。‘我来得太早了，’他接着说，‘我来得不是时候，这件惊人的大事尚未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雷电需要时间，星光需要时间，大事也需要时间，即使在人们耳闻目睹之后亦然，而这件大事比星辰距离人们还要更为遥远虽然他们已经目睹！’同一天，那个疯子还跑到各个教堂，并吟唱他的歌。而有人问他缘由时，他总是回答说：‘假如这些教堂既非上帝的陵墓，也不是纪念馆，那么，究竟是什么玩意呢？’”
尼采在这里借疯子之口喊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要告诉人们，其实上帝早已死了，只是世俗的人们茫然不知罢了。在尼采喊出“上帝已死”之前，人们在心里一直虔诚地相信着上帝，而一些形而上学家更是以上帝为价值表格上的最高理想。尼采斗胆喊出“上帝已死”，这不仅需要具备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广的学识，而且需要有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战斗精神。
除了对基督教进行批判并宣布“上帝已死”外，尼采在《欢悦的智慧》中并没有忘却对德国的不满和讨厌，除了像以前一样对德国文化进行直接痛斥之外，此时，尼采还对德国文化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说：“由于德国人在欧洲所作之尝试的影响，整个中世纪也被吸引了，而中世纪的黑暗也意味着欧洲的酒精中毒。德国人对生命的不满，本质上乃是一种寒冷冬天的疾病。”同时，他还认为德国是个缺乏理性的民族，他在《欢悦的智慧》一书中的第348节中感叹道：“欧洲受犹太人的帮助颇大，尤其是德国人他们很可叹地一直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常常‘洗头’。”除了对德国的文化进行批判外，尼采对当时德国的体制也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他在该书的第377节《无家可归的人》中，伤感地写道：“我们宁愿住在山上，远离四季，生活在过去或未来之中，以避免一旦被任命为德国现行政体的见证人时，心中的怨气无处发泄，那是一个虚有其表而不实的政体，此外，这制度为避免不旋踵而崩溃，乃植根于两种仇恨之间，不是很不必要的吗？难道它还想要在欧洲永垂不朽吗？”他并且毫不掩饰地大胆抨击当时德国正在鼓吹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仇恨，他沉痛地指责道：“在我们民族的心灵和血液中正流淌着毒素，它使我们的躯体溃烂生疮，它导致欧洲各国纷纷像逃避瘟疫似的彼此隔离和封锁。”
另外，在该书中，他借对德国文化的批判，赞扬了他青年时代的偶象叔本华。他认为，叔本华关于“存在价值”的悲观论，并不是属于德国人的，因为德国人自以为是，盲目地崇拜着上帝，他们根本没有对自己的清醒认识。他在《欢悦的智慧》的第357节《老问题：‘德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中喊叫道：“不！今日的德国人绝不是悲观主义者，至于叔本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悲观论者，容我再说一遍，乃是基于一个优秀的欧洲人的身份，而不是德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欢悦的智慧》一书中，尼采对拿破仑和凯撒的某些方面，表示了欣赏。他之所以欣赏拿破仑是因为他有统一欧洲的思想，而对凯撒的欣赏，是因为凯撒的热情，并能控制他的感情，但是尼采并不是崇拜他们在战争和政治上的成就，因为在尼采的观念中，是强烈反偶像的，对任何“英雄”崇拜的思想，是他深恶痛绝并坚决厌弃的。后来有人根据尼采对拿破仑和凯撒的某些欣赏，认为他是崇拜英雄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谬见。
也就是在《欢悦的智慧》一书中，尼采第一次给自己定了位，他认为自己天生就属于那种不能享受世俗快乐的人，在该书中，尼采把自己同浪漫主义派，和基督教徒做了对比，他认定自己是戴奥尼索士式的悲剧人物。
而且通过这本书，尼采建立了自己的独特自信，他感到自己的著作正在把人类引向一个前人没有经历过的途径之中，也正是这种自信，使尼采后期的作品更有了深刻性和概括力，并以其天才的思想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