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以史为鉴，此才能非彼才能
鲁迅先生在《名人与名言》一文中谈道：“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和事业。”“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其实，这种流弊古已有之，直到现在仍然驱之不去。我们来看一下古代几位名人的所作所为，或许能够给人们留下一点思考。
（一）诗词名家——李璟、李煜父子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了两个酷爱文学的皇帝，因成就卓越不凡，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艺名家，这就是南唐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国君——李璟、李煜父子。李璟身为皇帝，其主要精力不是用在国家的治理上，而是过度地消耗在了文学事业上，对自己的后代也是铁了心的栽培，很有诗家风范。上有所好，下必仿效。在李璟的影响下，朝中官员几乎人人能诗，且不乏有众多的名句流传下来，使南唐的金陵成为继唐王朝国都长安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中心。然而李璟在治理国家方面却非常蹩脚。李璟不做皇帝，无论如何酷爱文学都不过分，成名成家，光宗耀祖，乃人生之一大乐趣。然而作为一国之君，他首先要对国家负责，对民众负责，况且当时是处在一个“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的动荡年代。可是李璟本末倒置，将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抛在脑后，把本来属于业余爱好的消遣当成了头等大事，把一国之君的本职工作却当成了业余消遣。所以，当他北面的后周逐渐强盛起来之时，一流的文学才能却不能代替一流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诗词名句也不能填补沙场名将的空缺。于是败军失地，割地求和，北面称臣，一个富饶的国家遂变成了半壁江山。
与李璟相比，李煜在文学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成了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名家。著名文艺评论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正式将词搬上了文学舞台，被胡应麟称之为宋词的开山鼻祖。其实，李煜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音乐家和收藏家。书法有独成一体的“金错刀”，绘画有“铁钩锁”画法传世，书法理论著有《书述》、《书评》，艺术造诣极深，堪称文艺全才。然而他治理国家的才能就更加低层次了。就在南唐与后周兵戎相见，国家危在旦夕之时，李煜还做着“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日闲”的“笙歌醉梦”，并被推到一国之君的位置上。“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李煜，只会填曲做词，过度地将精力消耗在文学与玩乐上，不懂得一点儿政治和军事，而且不分忠奸，不辨贤愚，幼稚到通过诗歌比赛来影响外交和武力，之后又将国家的安稳寄托在军事强国的宽宏大度和网开一面上。除了把国库的钥匙送给赵匡胤之外，没有一点儿应变招数。可以讲李煜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南唐政权的丧失也就成为必然。由于李煜的在岗不作为，导致了整个国家机器的衰亡和毁灭，真正是“一人成名，全国遭殃”。正如赵匡胤所言：“李煜如果把他用于做诗的功夫用到治理国家上，他也不会成为阶下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所以在赵匡胤的大军兵临城下之时，他就只能求助于佛祖了。城破之后，李煜被俘至汴京，“一江春水向东流”，每日抒写的只是对过去生活的追恋和悔恨，最终被宋太宗赵匡义的毒酒剥夺了填词作曲的爱好。
（二）绘画大师——宋徽宗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武力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的北宋王朝，后期也出了一个书画奇才。2002年4月，在北京昆仑饭店拍卖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报出了253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造了当时中国画有史以来售出的最高价的纪录。当今的评论家认为，宋徽宗的飞禽绘画已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登峰造极境界。除了是一位绘画大师之外，宋徽宗的书法也堪称一流，其中“瘦金体”就是他的创造，另外在诗词创作上也很有造诣。《大宋宣和遗事》说宋徽宗“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水浒传》讲他“琴棋书画、儒释道教、品竹调丝、吹弹歌舞，无所不通”。不可否认，作为文人的宋徽宗是诗词一流，绘画一流，书法一流，是真正的文坛奇才。但他的政治才能却极端低下，是末流中的末流，几乎与白痴等同。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物以类聚”，李璟身边有“五鬼”，宋徽宗身边有“六贼”。整个朝廷在昏君和“六贼”的统治下，奸臣当道、小人得势、劣币驱良、正不压邪、天怨民愤、臭若狗屎。四次罢免状元宰相蔡京，又四次起用，直至蔡京年近八旬，耳目失聪，几乎成了老年痴呆症，宋徽宗还全方位相信他，把国家全权交给他治理。起用一个小流氓高俅做太尉，硬是将“一百零八位好汉”赶到梁山与政府作对。起用一个投机商朱勔，以奇花异石逼方腊等人铤而走险，聚众江南起义。史实证明，赵佶（徽宗）只能当端王，不可当皇帝。他一当上皇帝，朝廷立刻成为觅食趋饵的鼠类天下。史载北宋末年“岁岁灾蝗，年年饥馑，百姓树皮而食，易子而飧”。而宋徽宗却在宫中上演秘戏，令宫女卖茶卖酒，自己装扮成乞丐，以行乞为乐，通宵达旦，号“长夜之饮”。宋徽宗的这种嗜好，历史并没有辜负他。金兵南下，宋军不堪一击，徽钦二帝被俘至黑龙江依兰，实现了他的乞丐加囚犯的理想。靖康耻，终难雪！这个原本极具才能的艺术家皇帝，在享受了君临天下的愉悦后，却用生命中的最后八年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咀嚼着自己酿造的苦果，宋徽宗有诗《在北题壁》为证：“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影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九业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诗写得不错，很有意境。
（三）能工巧匠——明熹宗
皇帝中除了文艺精英之外，还出了一个能工巧匠，这就是明朝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是一个“木匠天才”，喜欢舞弄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同李璟、李煜和赵佶一样，明熹宗也没有执政兴趣，却非常迷恋木工、漆艺、砚床、梳匣等精巧器具，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尤在雕刻上见功夫。作品施以五彩，精致妙丽，出人意表，史称其“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也不能及也”。在做工上，他对自己要求极为苛刻，制成一件作品之后，先是欣喜，后又不满意，弃之，再做，毫不厌倦。史载明熹宗的木匠活做得十分投入，以至于“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是木工中最敬业的。然而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却糊里糊涂，在明朝后期，内有山东徐鸿儒起义和陕西王二的起义，外有金兵侵扰，努尔哈赤则起兵于白山黑水之间，国家可谓内忧外患，支离破碎。明熹宗却不问这些国政大事，置官员奏章而不顾，成天手握一把小斧头或者小锥子，东劈西戳，埋头制作他的精美家具，生平最大的成就是尝试建设小宫殿，研制和加工木推车、木桌子等木器。吴宝崖在《旷园杂志》中写道：熹宗“尝于庭院中盖小宫殿，高四尺许，玲珑巧妙”。由于经常沉迷其中，技巧娴熟，巧夺天工。据《先拨志》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大太监魏忠贤总是在他木工活做得全神贯注时，才拿着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你想，这时候的明熹宗正沉浸在他的创作巅峰，得意地在木刨花中如痴如醉，岂能让烦人的政事打断他的“心爱工作”？于是便令识字女官朗诵奏疏上的官职、姓名和大学士所拟的批语，然后对送奏疏来的秉笔太监王体乾说：“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去处理吧！”结果把朝政拱手让给内侍魏忠贤，导致阉党横行。历史就是喜欢这样捉弄人，明熹宗在成就他辉煌精湛的小宫殿同时，却葬送了明朝的“大宫殿”建设，抓了一个芝麻丢了一车西瓜！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和魏忠贤之辈，为了窃取皇权，在旁边竭力讴歌皇帝的才能，意在转移熹宗的兴趣，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至此，皇帝裁决政事的大权完全旁落到了热爱弄权的小人手中。可以讲明朝最黑暗的时代，就是朱由校默许，并由内侍魏忠贤亲自导演的。有了皇帝的纵容，掌握大权的魏忠贤忘乎所以，于是拉党结派、剪除异己、矫改诏令、专断国政、为所欲为、不可一世。魏忠贤每次出宫都是穷奢极欲、声势浩大，官绅士人都要跪在道路两旁顶礼膜拜，高呼九千岁。一批无赖投机人士都纷纷投身其门下，争着抢着当干儿干孙，唯恐挨不上。礼部尚书顾秉谦，年龄远长于魏忠贤，带着儿子去叩见魏忠贤，连称自己的胡子都白了，直接做魏忠贤的干儿子不合适，但魏忠贤可以把他的儿子收为义孙。大学士、礼部尚书魏广微，因为同姓魏，自认是魏忠贤的侄儿，得到了魏忠贤的信任，后来想提拔或罢黜哪位官吏，魏忠贤都一律照准。在魏忠贤的干儿义孙中，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不可胜数。至此，羞耻之心全面蒸发，公正人士惨遭迫害。明熹宗专心致志地营建着他的“小宫殿”，而奸佞小人却在明目张胆地挖着他的“大宫殿”墙脚，明熹宗到死都没有发觉。就这样，由朱元璋一刀一枪建造起来的明朝“大宫殿”历经200多年之后，终于被这群奸佞小人给挖空了。明朝再无回天之力，明熹宗死后仅十多年，明朝就灭亡了。
（四）姑妄听之：此长彼消的才能
历史上有许多末代皇帝，政权衰败，才能低下，政治昏庸，在面临强大的对手时，弱肉强食退出历史舞台，是无可奈何的。如东汉的献帝，后蜀的阿斗。但是李家父子和宋徽宗这样的人却是有才能之人，并被称做“才华横溢”的文艺名家；明熹宗朱由校也是一位勤奋的技术人才。依他们的天分，如果将投入文艺和木工上的精力用在治理国家上，虽不敢说能成为一代中兴名君，但也不至于丧权辱国，成为亡国奴。但是，历史错误地将他们推上政治的舞台，既害国又害己，臭名远扬，国将不国。历史证明，才能是泾渭分明的，它不像货币那样，依照价值规律，可以实现等价交换。以此才能去兑换彼才能，在许多情况下可能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方面的投入多了，其他方面则必定会减少。“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如果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还会造成个人价值观的错位，人才评判标准的偏颇，形成自己喜爱的就是最好的偏见，并会在复杂的社会活动中迷失方向，以至于害人害己。这应当成为一条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