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1942年，胡适作为驻美特使以及驻美大使在美国，不懈地向美国国民陈诉中国彻底抗战的决心，最后终于等来了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但是，在1931年9月18日由日军挑起的“柳条湖事件”的当时，胡适并没主张抗战，却主张了议和。胡适从主和转变到主战，是他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变化的核心问题。那么，为何他当初不是主张抗战而是主张议和的呢？他又是在什么时候改为主张抗战了呢？关于胡适从议和转向抗战的变化问题，已经有几个重要的先行研究了。其中余英时在《从枙日记枛看胡适的一生》一文中，指出“至晚从1935年7月始，他已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余英时举了两点根据。
其一，是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写给朋友王世杰（当时的教育部长）的长信。即“在不很远的将来也许有一个太平洋大战，我们也许可以翻身……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紧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等。胡适希望王世杰将此信转告蒋介石等政府要人。
其二，是胡适1935年7月12日的日记。日记中他写道：
到苏俄大使馆，会见大使鲍格莫洛夫（БогомоловДмитри溝Васильевич），同饭畅谈。他说：“我为中国人设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气时间，当然应该与日本妥协。即割了平津也不妨。但和平终不可得耳。”我也承认他的话不错。
余英时根据日记上写的胡适“承认他的话不错”，指出：这就表示他已经深切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和平终不可得”。因此，余英时作出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不能根据后来的档，甚至胡适自己的话，断定他在抗战之前的六年中仅知有‘和’之一字，直到1937年8月以后（即‘八一三’之后）才转变到‘和比战难’的观点。至晚从1935年7月始，他已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本稿以余英时所提出的这两个证据为中心，同时通过检证胡适此则日记的前后，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试着厘清他的主张变化过程。为了阐明这一点，所用的基本资料应该是《日记》以及《日记》中所附信件，但先行研究中，除了余英时以外，这些资料都没被引用，所以在本书中，笔者将以《胡适日记》为基础资料进行探究。
胡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一贯主张通过外交与日本谈判，主张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悬案。希望在与日本谈判期间，中国全力致力于军事设备的近代化，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的阴谋。
但是，对于胡适的对日主和的态度，在自1951年的胡适批判运动中，在强烈批判他的亲美思想和行动的同时，也批判了他在抗日战争时，逃避与日本作战，提倡“和平论”的主张。那为什么胡适会有如此引起公愤的主张呢？此原因在于，除了他早年就受到了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外，最主要的，还是他认为当时中国军事的力量远不能与日本对抗。
余英时说：“胡适之所以有此根深蒂固的忧惧与1933年和蒋介石的一次对话有很大的关系。”1933年3月，热河省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去保定处理军务。胡适与翁文灏、丁文江一起去访问了蒋介石。胡适在1933年3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五点见蒋介石，谈了两点钟。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中略）我们问他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我又问：三个月后能打吗？他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余英时认为，与蒋介石的这次会谈对胡适的影响很大。因为蒋介石是全国的军事统帅，他已经判断中国还不能和日本打“近代式的战争”，那谋国者就不能将国家的命运轻易地孤注一掷。所以这就加深了胡适避战而谋和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