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的关键时期。在现在的基础上既要继续保持20—30年的适当速度的发展，又要分好改革红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化解户籍藩篱的城镇化是关键和保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求城镇发展要有多元的产业支撑、完善的公共服务保障和合理的户籍制度安排，帮助农民工实现“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三维转换。在探索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各地近年来积累了许多先进的经验，同时也推出了一批城镇化建设的样板与典型。
城镇化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结果。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巨大机遇，更面临诸多难题。2013年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级别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对外公布，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规划》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首先强调的就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体现了“人”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目前，中国已实现52%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但只实现了35%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7个百分点之差使两亿多名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状态，难以享受到城镇基本社会公共服务。《规划》强调“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目的就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逐步缩小常住人口、户籍人口两个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实现市民化，融入城市社会，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的关键时期。在现在的基础上要继续保持20—30年的适当速度的发展，又要分好改革红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化解户籍藩篱的城镇化是关键和保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求城镇发展要有多元的产业支撑、完善的公共服务保障和合理的户籍制度安排，帮助农民工实现“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三维转换。在探索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各地近年来积累了许多先进的经验，同时也推出了一批城镇化建设的样板与典型。
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五大发展目标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制定实施《规划》，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规划》提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
《规划》提出了五大发展目标：
一是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二是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城市群集聚经济、人口能力明显增强，东部地区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极。城市规模结构更加完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中小城市数量增加，小城镇服务功能增强。
三是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密度较高、功能混用和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开发模式成为主导，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建成区人口密度逐步提高。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流，节能节水产品、再生利用产品和绿色建筑比例大幅提高。城市地下管网覆盖率明显提高。
四是城市生活和谐宜人。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消费环境更加便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空气质量逐步好转，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得到有效保护，城市发展个性化，城市管理人性化、智能化。
五是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
《规划》提出，要实施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四大战略任务。
有分析认为，《规划》最大的亮点是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规划》提出，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并要求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
提高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维护农民工经济权益与安全权益
从农村到城市，是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的转变。但本身素质不高使很多人很难具备这种跨越能力。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变化和城市现代文明进程的加快，城市对务工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农民工素质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其就业、择业。全面提升农民工素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求党和政府要从长计议，配套政策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并落到实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就是要从根本上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早在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建立规范的培训资金管理制度，强化培训能力建设。尽管在经济转型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皆把农民工培训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工程”来抓。但是，经调查了解，农民工培训在部分地区实施过程中遭遇“政府一头热”的尴尬，培训走过场、教学质量不高、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等诸多问题亦亟待解决。
毋庸置疑，在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维护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与安全权益（包括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安全权、社会保障权、教育培训权、子女教育权与居住权），更要把农业内部、农村区域和农民进城就业一并纳入就业计划，分类实施，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让农民工也能和城镇职工一样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享有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从而促使和带动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快速提升。
从事制造业的流动人口比重最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制造业是吸收流动人口就业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流动人口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制造业就业的农业流动人口占农村转移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左右。总的来看，一是制造业是吸纳流动人口就业的最重要的行业。据相关调查显示，吸纳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39.6%）、批发零售业（17.9%）、住宿餐饮业（10.0%）、社会服务业（8.8%）、建筑业（5.8%），五个行业合计达82.1%。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中，乡—城流动人口占92.4%，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二是流动人口在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从业比例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在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差异明显，东部地区为43.8%，中部为8.6%，西部为9.9%。三是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普遍只接受过基本义务教育。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低于全体就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9.6 年）。只有26.9%的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接受过高中、中专及以上教育。四是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制造业就业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58.2小时，远高于每周40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在低端制造业中，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更长，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每周工作时间长达62.8小时，意味着其单位时间收入更低。
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的技能培训不足
一是劳动技能整体偏低。在制造业就业的流动人口中，81.8%没有任何职称，有职称的仅为18.2%。拥有职称的被访者中，25.0%并没有获得企业或政府部门的规范认证；所拥有的职称层次较低，主要集中为初级工和中级工，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只有3.4%。流动人口拥有职称的比例低，一方面说明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的劳动技能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和相关部门对流动人口专业技能水平的评估机制尚未完善。
二是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接受培训比例低。就业培训可在短期内有针对性地提高流动人口的工作技能，但制造业从业流动人口中仅有21.7%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提供的工作技能培训。高端制造业流动人口接受培训的比例稍高于低端制造业，但最高也仅为29.3%。值得关注的是，在接受过培训的流动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在2010年受到培训的。该数据表明，近年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得到了加强。
随着全社会对农民工的高度关注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农民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创业能力、技能水平、思想观念以及对社会的认知度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甚至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工经过艰苦创业，已成为市场经济的管理者或领跑者，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政府应该引领全社会站在更长远的角度，以新思维、新理念、新视角对农民工这一群体进行再认识、再定位：重视他们的存在、尊重他们的劳动，尽快落实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权，引导他们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尽快融入城市文明；在此基础上，加快统筹城乡发展，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条件；取消对农民工就业的各种政策限制与地域歧视，让农民工获得合理的工资报酬，从而找到自我价值感和尊严感。
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引导和吸纳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流动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按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分级承接转移人口的要求，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再次重申。在城镇化进程中，应重点引导农民进入大中城市还是小城镇，历来是各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一些城市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患上“大城市综合征”，给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带来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人才流失、产业空心、公共服务配套滞后又成为许多小城镇“成长的烦恼”。
类似这样的城市发展困惑，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如何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既避免“大城市病”，又克服小城镇“空心化”。根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精神，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被明确为吸纳转移人口的主体。下一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优化城市结构和空间格局，把培育和发展产业放在首位，以业立城、以业兴城、以产业带动就业，引导和吸纳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流动，形成人口在各类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布的格局。
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
工业化与城镇化必须相互关联，互相促进。新型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新型城镇化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只有坚定不移地把新型工业化作为第一推动力，努力在抢抓机遇中扩大开放，以项目为抓手，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
在产业化带动城镇化方面，湖南株洲醴陵市“引进外商投资兴镇”模式以及广东佛山“雄狮计划”等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三集中”+“双新”：总理认可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2013年3月27日，李克强总理到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考察小城镇规划建设情况。这是李克强就任总理后首次到地方调研。为什么是新桥？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新桥镇就提出了“三集中”的发展思路，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集镇集中、农田向种养大户集中”，走出了一条以城镇化推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发展新路。
以“三集中”为核心，新桥镇通过“双新”并举，即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规模种植，然后到镇上工厂上班，集中居住，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新农民”，也是“新市民”，体现了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2011年10月，新桥镇从韩国首尔捧回了国内首个乡镇级别的“国际花园城市”银奖，获得联合国在城市人居环境管理、生态建设、资源利用、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的认可。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小城镇建设好了，甚至比大城市生活得更舒适方便。新桥镇城镇化样本的意义还在于，城镇化必须有产业做支撑，实现产城结合。进城的农民有就业能创业，生活就会安稳，城镇化就能走得更扎实。
工业向园区集中——产业高新化的“新桥”
新桥镇将全镇规划为三大功能区，即7平方公里的生态林区、7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和5.3平方公里的商贸居住区。在规划的7平方公里工业园区内，按照“老企业加快搬迁、新企业一律进园”的原则，新桥镇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全力做大园区。目前，园区利税贡献率达98%。
通过企业向园区集中，新桥镇产业发展的规划布局、功能配套、产出效率、资源利用水平等大幅提升，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目前，该镇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毛纺面料和职业服装生产基地，拥有江苏阳光、四环生物、凯诺科技3家A股上市公司。
在优化布局的同时，新桥镇着力推进传统产业高新化、高新产业规模化。全镇拥有阳光、海澜、精亚国家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3家；世界名牌1个，中国驰名商标4个，中国名牌4个；企业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6项；成立博士后工作站5家。
农民向集镇集中——农民市民化的“新桥”
在农民向镇区集中过程中，新桥镇引入市场化投入机制，由过去政府“大包大揽、大拆大建”的单一投入，变为“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支持”的多元投入，充分依托骨干企业，有序开放建设市场，加快社会资本进入。同时，为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新桥镇以“三个一”推进农民市民化：即解决一套安置房；铺好一条致富路；系上一根保险带。
10年来，新桥镇已建成120多万平方米的安置小区、3个社区睦邻中心。目前，镇区集中居住率超过82%，全镇80%以上的农民成为现代产业工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2.5万元。镇区建成“六纵六横”的道路网络，新建改造了中小学、幼儿园、居家养老中心等配套设施，污水管网覆盖全镇，工业污水集中处理率达100%，镇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5%以上。
按照规划，新桥镇所有行政村住户，都将搬迁至以镇区为中心的住宅小区，实行社区居委会管理。而今，新桥镇已被列为“国家小城镇建设示范科研项目”。
农田向种养大户集中——农业高效化的“新桥”
按照“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新桥镇逐步完善土地流转机制，稳步提高流转价格，实现土地股份合作社村级全覆盖。目前，新桥镇1.3万多亩农田中，有1.18万亩实现规模经营，集中度达到90%以上。亩均土地流转价格达到千元以上。
在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新桥镇鼓励工商资本反哺农业，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布局，农业现代化格局初步成型。目前，以阳光生态农林等为主体，现代农业迅速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有力推进，农田亩均产出达6500多元，高效农业比重达95%以上。
湖北一号文件首提“产业兴镇”
2013年2月16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创新和完善农村体制机制 增强城乡发展一体化活力的若干意见》。文件开门见山以六句话作为全年“三农”工作的总体思路：“保粮食、强基础、兴加工、增收入、新农村、重改革”。文件从建立农产品供给保障机制、探索“四化同步”发展机制、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进农村公共服务机制、创新“三农”工作机制等六方面出发，对2013年的“三农”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对现在的经营方式进行改革创新，把重心逐步转移到专业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组织上。围绕这个大方向，湖北的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要继续促进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强化就业培训工作，加强劳务品牌建设；推进农村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落实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创业就业的政策，支持发展小型微型企业，鼓励创办家庭农场和生态农庄。
从目前情况看，“三农”工作的核心与根本问题需要重新定位和审视，特别要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内因与外因关系、政府领导农村工作的工作方式问题。政府的着眼点、着力点都必须放在创造和培育农村走上一条“内生型”的发展路径，以此来培育、发展、壮大农村内部的活力，在这方面，湖北省的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围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增强城乡发展一体化活力。
“一号文件”首提“产业兴镇”。城镇化要增加支撑力和吸引力，需产业化做支撑。在这方面，湖北省“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产业兴镇”，并再次强调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承诺将在5年内扫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重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产业，主要是指农产品加工业，以湖北省福娃集团为例，新沟镇201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89亿，福娃集团产值就达64亿，而新沟镇的城镇化率也高达54%，远高于监利县37%的平均水平。
合理确定城市落户条件，有序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必须解决，但这需要一个过程。面对如此庞大的转移人口基数，再加上历史欠账和财力所限，要“一揽子”全盘解决基本没有现实可操作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因此，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从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要求来看，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
当下至2020年这段改革期内，户籍制度改革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具体思路上表现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户籍创新是融入城市的标志
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直接导致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人力资源二元结构体制的形成。这种户籍管理制度虽然未能阻止乡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却一直是进城务工人员应享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项权益受到损害的深层原因。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广泛，户籍制度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被指抑制了劳动力、人才的自由流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提出，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保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平稳发展的重点在于推行户籍制度改革。首先，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变成市民，这部分人就变成了稳定的劳动力，直接改变了劳动供给。其次，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有了制度保障，政府的激励可以加大农民工的转移力度。最后，农民工变成市民后，享受各种社会保障，解除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可以改善内需中的消费需求。
事实上，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它背后的利益格局。国研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王列军认为，中国的福利支出责任主要由省级及以下政府承担，而且长期以来省以下政府支出占大头。在这样一种福利支出责任机制下，为新落户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就主要依靠地方自身财力来解决，城市政府放宽落户条件的积极性显然不高。
当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让问题获得了解决的可能。按照《决定》，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决定》明确，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有参与户籍制度改革的官方调研人士表示，这意味着地方财政承担的压力将减轻，这将增加地方放开户籍吸引人口落户的动力。
北上广人口规模将受严控
李克强总理曾表示，城镇化不能靠摊大饼，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化了这一概念，提出“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战略策划部副主任郑明媚对此分析称，现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无法再集聚和承载更多的人口，“大城市病”也越来越突出，譬如日趋严重的雾霾问题等，因此，在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的同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是非常有必要的。郑明媚表示，受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影响，中国的中小城市发展并不充分，但是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的成本相对于大城市低很多，所以政策的导向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要引导大城市优质的资源向中小城市流动。
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蔚分析，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向大城市集中，是因为大城市产业类型丰富，就业机会多，收入相对较高。但是这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以县、市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的政策取向形成较大反差。这就需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扶持和倾斜，引导超大城市和大城市的人口、产业、城市功能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疏散，提高后者的综合承载能力、人口吸纳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则认为，这里最主要的还是强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城市的发展不仅是每一个城市的块头不断做大，而且要强调各个城市之间功能的相互配合，各个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城市群在相互联系当中，应该有各自的定位，大中小城市相互配合。每个城市的发展可能都要有一定的合理边界，不是越大越好。
经济学者马光远认为，中国城镇化路径选择，一定要摒弃乌托邦的幻想，搞小城镇，而应围绕大城市、中心城市打造城市群，形成10个全国性的20个区域性的真正的城市群，使得这些城市群可以容纳65%以上的人口，70%的GDP规模。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环境压力无法控制，只能疏散。目前，上海周边的长三角基本已经形成了这种格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认为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问题：一是从国家宏观层面，加强城市群规模的科学规划和布局，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的功能，实现人口就地转移、就地就业。二是从北京等特大城市层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导城镇产业升级转型，合理调控外来人口的规模与结构，同时完善城市布局，分散中心城市功能。
新型户籍制度2020年形成，将以常居住地登记户口
针对备受关注的户籍制度改革，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2013年年底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公安部已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2个部门，形成了《关于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文稿，目前正进一步修改完善，待报中央审批和部署后，由各地因地制宜研究制订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和实施方案。到2020年，中国将形成一套新型的户籍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
加快财税体制的改革，解决城镇化经费问题
新型城镇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并不是有更多的土地出让，而是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弥补半城镇化的差距，弥补公共服务和设施配套方面的欠账。据国家开发银行预计，未来3年中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25万亿元。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四大城镇化资金来源，要求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新型城镇化不可能再靠类似“四万亿”的公共投资，必须依靠市场机制，以企业为投资主体，特别要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民间资本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天然联系。民间投资比较理性，在客观上会加速相关投资建设进程和提高投资效率，同时也能大大缓解政府因投入能力有限从而制约城镇化发展的“瓶颈”约束。调查表明，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智慧城市与绿色发展，城市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城镇综合体和新型社区建设，中小银行和草根金融等方面都大有可为。
农民工真正市民化，人均成本不会超过10万元
农民工市民化是现阶段中国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任务。研究表明，中国2亿多农民工，如果以目前人均8万元左右的市民化成本计算，未来10年，平均每年要投入约1.6万亿元。这个成本并非高不可攀。重庆市发改委陈继红表示，对重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进行过详细的测算，到2020年完成1000万农民工变成市民的成本是可以承担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也认为，由于目前农民工已经享受部分公共服务，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增加的成本是比较少的。
坚持自愿、分类、有序，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凡事欲速则不达。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把城镇化作为政绩工程，违背群众意愿、当地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律，过度举债，盲目造城，使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一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城镇规模超出其承载能力，“城市病”日益突出，不仅没有收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反而为未来发展埋下不少隐患。对此，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要求在今后的城镇化进程中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还必须尊重人的意愿。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目的是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无论是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还是在各类城市改造项目进程中，都要坚持自愿、有序的原则，不能为求进度强人所难，真正使城镇化建设成为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农村人口有序转移，要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依照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布局，有规划、有节奏、有重点地推进农村人口向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有序转移，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加快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改革征地制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使农民合理分享城镇化的“红利”
拓宽农民转移就业增收渠道，确保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是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从战略层面认识加快推进城镇化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从顶层设计角度厘清城镇化的总体思路，对于形成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富，通过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使农民合理分享城镇化的“红利”，从而顺利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并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新型城镇化启动了农村新一轮改革，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重庆地票式交易、成都土地流转、广东佛山股权分红、天津宅基地换房，不同的地方做法不同，但都为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用地“瓶颈”，实现土地配置市场化、农村土地资本化，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
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布局与人口战略布局分类有序协调发展
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实际上是生产力空间布局与人口空间布局相适应、新型城镇化战略布局与人口战略布局相协调发展格局形成的过程，它体现了人口与城镇建设、人口与经济发展在空间、时序上的均衡与协调。经过近年来的实践，各地逐渐探索出政府主导、社区安置、产业带动、股权分置等符合科学规律、适应农情民情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天津市华明镇“四步走”的发展模式吸引了7000余次的参观团前来考察，其中，宅基地换房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三区”联动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三改一化”化解了城乡二元利益问题，而农村金融改革则让城镇化有了资金保障。江苏苏南地区《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的获批，标志着中国第一个以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区域规划正式颁布实施，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和镇江5市阶段性发展规划和现代化建设指标体系已经成型。
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任务，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今后一个时期协调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我们一方面不能操之过急，违背发展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积极主动，科学谋划计划，找准结合点，有步骤、有计划、合理有序地推进城镇化。
天津华明镇：大城市周边城乡一体化样本
在建设新型小城镇、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天津市华明镇分“四步走”，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小城镇、“三区”联动发展、实施“三改一化”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等，走活了城乡统筹这盘棋。2012年9月7日，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专题研讨班上，将华明镇作为一个成功案例向全国推荐。
宅基地换房实现土地与资金两个平衡。2005年9月，天津市委、市政府在国土资源部的支持下，决定在华明镇实行宅基地换房试点，以全新的形式规划建设小城镇。宅基地换房，就是在国家现行法律框架内，坚持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自愿的原则，高水平规划、设计和建设有特色、适于产业集聚和生态宜居的新型小城镇。农民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标准无偿换取小城镇中的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原有的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耕。华明镇通过宅基地换房，实现了土地和资金两个平衡。全镇原来12个村的12，071亩宅基地全部复垦为耕地，新的小城镇建设只占用土地8427亩，实现了耕地的占补平衡。新城镇建设的8427亩土地中，农民还迁房建设占地3476亩，其余4951亩土地规划为经营开发用地，其出让收益用于农民住宅和配套设施建设、农民搬迁补贴、农民社会保障支出，做到资金平衡有余。
“三区”联动解决农民就业、收入两个难题。在解决了农民安居问题的基础上，华明镇实施了“三区”（示范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园区、农民居住社区）联动发展，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加了财政来源，实现了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预计到2015年，华明镇工业总产值可达70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200亿元，三级财政收入30亿元，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5万元。
“三改一化”探索农民待遇加市民待遇。2011年，华明镇开始进行“三改一化”探索。“三改”即“集改股”“农改非”“村改居”；“一化”就是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华明镇农民已成为“四金农民”（薪金、租金、股金和保障金），既保留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和奖励扶助政策等待遇，又享有市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就业保障等。华明镇已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男60岁、女55岁以上居民每月领取养老金575元。全镇就业率达92%。
“草根银行”服务“草根经济”。建设村镇银行是华明镇推进城镇化的又一项重要举措。2012年5月28日，华明村镇银行成立，注册资本5亿元，其中东丽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持股51%，山东寿光农商行持股40%，其他股东持股9%。该镇银行成立3个月就实现净利润120万元。
苏南区域发展：中国第一个区域现代化规划实践
2013年4月，国务院批准《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标志着中国第一个以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区域规划正式颁布实施。规划要求高起点打造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总体要求和目标定位可以概括为：坚持“四条原则”、突出“五项关键举措”、推进“五方面建设”、建设“五个区”、实现“两大阶段性目标”。5月21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的实施意见》。除规划中提出的，涵盖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5市的苏南地区人均GDP在2020年达到18万元外，该省又制定了近期目标——2015年人均GDP达13万元。
六个“圈”，圈定以人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该实施意见不仅提出在终身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实现苏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且还提出要做到“常住人口全覆盖”的高要求，并划定“15分钟就业社保服务圈”，“15分钟健康服务圈”，城市社区“10分钟体育健身圈”，城市社区15分钟、农村社区2公里管理服务圈，城市“15分钟文化圈”和农村“十里文化圈”六个以人为中心的“圈”，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大指标，指明三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目标。该实施意见要求高起点打造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重点推进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生态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五方面建设。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人的现代化。除规划在这五方面设置30项44个指标外，该实施意见还将居民科学素质指标纳入指标体系，提出到2020年，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居民科学素质达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