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就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做出新的部署，要求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综合各方分析，目前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2014年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GDP增速预计在7.5%左右。
国内外中长期发展环境显现“新常态”
国际环境：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
发端于2007年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非常深重的危机。用长周期的眼光来分析此次危机，危机之前，全世界曾经产生过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这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这次危机之前，时间跨度近二十年。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而且，同过去不同，其间各类国家都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比较平稳，自不待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更是如此。
2007年开始的全球危机，结束了本轮经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至今虽已过去7年，但仍无恢复的明显迹象。做此判断的根据有二：其一，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因素，即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严重扭曲，基本依然故我；其二，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相继推出的超常规调控措施，在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如过度的货币供应、政府债台继续高筑、市场纪律松懈以及社会动荡愈演愈烈等。
因此，美国的财政、债务及经济危机，欧洲的债务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的政府债务和经济危机，等等，都将长期持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认为，5—10年后世界经济是否能够恢复到正常轨道，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这一判断在国际社会可以找到诸多印证。例如，2013年2月在俄罗斯结束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就确认了这一趋势。会议公报称：“由于政策不确定、私人去杠杆化、财政拖累、信贷中介受损以及全球需求仍处于再平衡过程中，全球经济继续表现疲弱。”也就是说，如果各国宏观政策不能回归稳定、私人去杠杆化进程未能最终完成、财政悬崖问题依然不能得到决定性缓解、金融功能不能真正恢复、各国间的国际收支不能重归均衡，危机就将仍然继续。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传统上，经济危机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但是，由于大剂量的调控政策被强力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
国内环境：几大支撑要素发生重大变化
过去10年的常态背景是，经济在外贸和投资的拉动下保持两位数增长，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于防止经济过热；资本、贸易双顺差，宏观流动性的水位在不断上升，央行的收紧速度赶不上水位上升的速度。经济内生动力强劲加上流动性充裕，造成了虚拟市场的繁荣，受益领域包括房地产、收藏品和股票流通市值等。中国经济曾经的“常态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过去10年中国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经济贸易市场份额，靠的是低成本，而这个成本优势在今后5—10年内很可能被大幅度削弱，甚至会丧失。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吴谦认为，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五个：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环保成本的上升、土地成本的上升、资源和能源成本的上升、人民币升值。这些因素在过去5—10年中不断累积，在过去两三年中进一步加速。为什么近年来宏观调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短期化？原因之一就是在成本升高后，几个调控目标之间越来越难以兼顾，政策腾挪空间越来越小。过去20年的WTO红利在快速消失，由此促动的工业投资和产能扩张的动力也成为无源之水，反而形成了产能过剩和去产能动力。消费剔除出口、消费和工业投资，剩下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然而这两个领域的需求会受到银行、地方和中央资产负债表的硬约束。
流动性方面，在资本流入与外汇占款投放放缓的大背景下，放松流动性将成为央行调控的新常态，但央行的“放水”和流动性水位下降很可能相伴而生，如同过去10年收紧与水位升高的关系一般。而扩张地产和基建投资（作为政策“保增长”的主要手段），将通过商业银行的表外资产扩张，挤占本不宽裕的流动性，虚拟市场承受的压力会更大。
2014年外部经济环境分析
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经提出一个基本判断：2014年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但也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新的增长动力源尚不明朗，大国货币政策、贸易投资格局、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方向都存在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有望增长3.6%，高于前两年增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3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期，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2.9%，持续2010年以来小幅下滑的趋势。2014年全球经济有望出现反弹，增长3.6%，高于2013年和2012年的水平。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量，虽然发达国家出现一些好转迹象，但其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放缓，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美国2013年经济呈现温和复苏态势，但9月失业率为7.2%，仍远高于危机前水平。2013年12月，美联储启动量宽政策退出步骤，此外债务上限问题虽暂时延期至2014年2月7日，但仍将长期存在，成为美国及世界经济的最大隐患，政府关门事件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远期来看，美国仍面临巨额债务的可持续问题，紧缩财政对经济的拖累效应将长期存在。
在德国和法国经济形势反弹的推动下，2013年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折年率增长11%，这是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首次实现增长，经济出现复苏曙光。但欧元区当前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还未摆脱债务危机泥潭，实体经济仍然脆弱，2013年8月失业率高达12%。欧元区存在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经济增长的初步迹象依然很弱，不同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增速差异依然明显。
“安倍经济学”推动日本2013年第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增长38%，连续三个季度实现增长，并成功走出通缩，8月CPI同比增长0.9%，创近5年新高。日本经济的短期恢复得益于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急速贬值和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刺激。“安倍经济学”目前仍以需求刺激为主要手段，未来仍需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和通过经济结构性改革提供长期发展动力问题。
2013年第二季度，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GDP分别同比增长33%、24%、12%和20%，整体来看金砖国家经济增速较2010年的危机快速恢复时期出现明显回落。但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其中印度8月CPI高达108%。新兴市场国家保持快速发展的困难增多，内部原有的增长优势和政策驱动力边际效应递减，普遍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外部需求疲软、失业率升高、社会矛盾凸显、财政压力增大、债务规模上升、资本快速外流等问题。
大国货币政策收紧，关注国际资本流动变化
2013年12月19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宣布从2014年1月开始，以每个月350亿美元的规模扩大其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持有量，而不是此前的每个月400亿美元；同时将以每个月400亿美元的规模扩大其长期美国国债的持有量，而不是此前的每个月450亿美元。后续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节奏，将会取决于经济数据，初步估计可能要持续到2014年年底。
从短期来看，无论美联储对于量宽退出如何小心谨慎，无论量宽退出的时间拉得多长，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中心，其未来相对于过去更加偏紧的货币财政政策，都必然会给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带来负面效应。随着QE削减，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流动性压力，而其中最脆弱的国家包括印尼、南非、印度等。这些国家有共同的特点，经常项目持续较大的逆差，外汇储备薄弱，因此资金流出对其的冲击较大。此前QE退出预期加强之时，其货币都经历了大幅贬值。反观中国的情况，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将会在短期内对流动性造成负面影响，首先将会推升国内利率中枢水平。美国国债利率上行、人民币升值预期转向是中国国内国债利率上行的重要原因，随着美联储启动QE退出，这种趋势会进一步强化，加剧国内流动性压力。其次，可能会减少外汇流入，加剧国内流动性紧张。2013年11月外汇占款增加3979亿元，外汇连续第二个月大量流入。尽管如此，受国库现金到期、存款准备金补缴等因素影响，流动性维持偏紧。一个有利的因素，就是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将会有效地抑制国内通胀的上行。2013年11月CPI同比上涨3%，通胀上行动力减弱。一方面，国内利率中枢水平提高抑制通胀上行；另一方面，美联储QE退出也会抑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不过，从中长期来分析，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极深，影响渠道也相当复杂，因此，评估量宽退出的全面影响，既要厘清其可能采取的形式和渠道，也需要结合国际形势发展和各国国情。要评估量宽退出的效果和影响，首先需对量宽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客观地说，面对本轮危机，各国共同行动，尤其是共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是充分汲取20世纪30年代宏观调控教训的老成之举。这些政策对稳定全球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危机并未因此而逝去，危机最恶劣的影响却显然被避免了。据IMF研究，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政策可能已使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超过100个基点，所带动的全球产出增长高于1%。这意味着，当全球经济可能陷入大萧条之时，以美国为首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发挥了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和稳定局面的积极作用。
当然，宽松货币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宽松货币政策为未来通货膨胀积累了潜在的货币基础，是世所公认的弊端。但这实在只是表面现象。影响更为深远的负面作用是，它纵容（利用）了新兴经济体的失衡，使其可以通过投资大于储蓄的经典路径，维持经济较快增长。据IMF的估计，2009年量化宽松政策推出后，新兴市场累计资本流入近4万亿美元。显然，一旦这些资本撤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失衡状况将进一步恶化。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出现的问题，就是明证。
应当看到，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市场干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因此而扩张到了35万亿美元，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本就全面、广泛而复杂。如今的量宽退出，或许会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况。从35万亿美元巨额资产负债表逐渐回缩，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美联储不仅要维持债券市场的稳定，恢复其正常结构，而且要尽量保持其他金融市场的供求平稳。加之，几年来，美联储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繁多，可能的操作组合也相当复杂，较容易产生政策的不透明性和市场的误解，这一切都会加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使得其退出过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美国实施量宽退出，其过程也是渐进的，要视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走势而定，另外，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正在兴头上，欧洲为巩固前一段治理成效，短时间也不大会收紧。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美国量宽退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宜被夸大。现在大家担心量宽退出有不利影响，主要是担心国内资本会因此而大规模流出。这种看法至少是片面的，而且即便出现这种状况，也未必一定是坏事。
李扬分析：其一，如果说量宽政策的推出曾导致大量资本流入中国，使得我们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因而增发了大量货币，致使中国货币政策完全被外汇储备的动态所绑架的话，如今，倘若中国出现资本外流，那也会产生纠正国内金融结构的正向影响，其总体效果是，理顺国内金融结构，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回归正常结构和平台。其二，如果量宽政策退出确实导致一些资本外流，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一定规模的资本外流，对国内而言是启动去杠杆过程，它是挤泡沫的一个积极过程。这种市场清理机制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种清理是有代价的，甚至会导致一些企业倒闭，但其长期效果肯定是正向的。其三，量宽政策退出意味着美元供应将不断收紧，其汇率将趋于走强。如此，最可能的结果，是导致用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这将有利于降低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利润水平，也有利于巩固经济增长的企稳势头。
因此，即使美国实施量宽退出，中国可能也不会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的现象。退一步说，即便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中国外汇管理或许需要因此采取一些对冲政策，但其对中国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总体影响，或许还是正面的。当然，正如我们近年来应对外汇储备连年巨额流入而采取的各项对冲措施是多样化和综合化的，应对外汇储备的流出，也需要多样化和综合化的政策组合，其间的不确定性和因此引致的国内金融市场波动，也会使得这个过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李扬提醒，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首先，量宽政策退出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在方向和规模上出现急剧变化，以及因此而引致的国内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的变化及其不确定性。需要提醒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前，危机国家均爆发了程度不同的流动性泛滥，这种状况与日本采取数量宽松政策，在亚洲地区形成大量息差交易密切相关。这一次，中国必须坚决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其次，应当考虑到国内正在推进金融改革，应把国内改革节奏与这个不确定的外部冲击因素统一起来考虑，防止出现风险叠加，从而积极推进国内金融改革。大宗商品价格受地区冲突因素影响。
在2013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预测2013年和2014年石油的现货价格平均值为104.5美元/桶和101.4美元/桶，上述价格反映出炼油厂季节性需求强劲以及供给中断。食品价格指数2013年预期也会出现小幅上涨，但2014年预期会下降6%，因为食品供应前景良好。金属价格预期会在2013年和 2014 年分别下降约 4%和 5%。
新兴市场经济活动放缓是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与新兴市场宏观经济活动增长是高度相关的；两者的第一主成分之间的相关度高达0.8.金属价格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近年来金属矿山的供应量持续增加和中国房地产行业显露出放缓迹象。石油需求增长趋缓，尤其是在中国、印度和中东。尽管煤、天然气价格已经出现下降，但是石油现货价格还是维持在每桶105美元以上，反映出种种原因导致的石油供给中断，以及市场对中东和北非地缘政治的担忧。此外，美国新的管道基础设施使美国中部多余的原油可以运输到沿海炼油厂，导致美国原油价格上升。原油价格上升是导致食品价格处于高位的原因之一，因为原油是农业的重要成本要素。
中国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
关注宏观调控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针对经济运行的新形势、新问题，中国这次宏观调控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
一是关于宏观调控的指导原则，提出“稳中有为”的命题，即宏观调控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稳中有为。这回答了宏观调控要不要“出手”的问题。
二是关于宏观调控的政策规则，提出“合理区间”的命题，即宏观调控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这回答了宏观调控什么时候“出手”和怎样“出手”的问题。
三是关于宏观调控的换挡定位，提出“中高速增长”的命题，即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宏观调控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回答了宏观调控“出手”的力度问题，要维持中高速增长，防止经济增速大幅度下降。
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含义
从近几年实际经济运行的情况看，从2010年第二季度算起，至2013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连续15个季度下滑。这一下滑趋势给现实经济生活带来许多问题，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担忧。在这个新阶段，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宏观调控方面来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把握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幅度，也就是把握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把握好经济增长速度究竟换到哪一挡。
在国内外新的经济环境背景下，面对经济增速的这种下滑趋势，经济增速降到哪里为底？宏观调控究竟要不要“出手”？这些问题突出起来。2013年6月中旬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措施，7、8月份，经济运行的许多指标出现企稳向好势头，并初步稳定了市场预期。但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仍不牢固，不确定因素很多，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仍很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认为，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物力、财力、人力即综合国力所能支撑的、潜在的经济增长幅度。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经常冲出上限，因此对上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那时，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是8%—10%。但实际上，1979—2010年的32年间，经济增长率超出10%（含10%）的年份有16个。1979—2009年的经济增长呈一条以8%—12%为区间、约10%为中线的趋势增长率曲线。
现在，在国内外新的经济环境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下降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下降具有惯性，由此，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转变为要守住下限，对下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那么，在当前和未来5年左右的时段里，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究竟应把握在什么范围呢？从现实国情出发，为了容易达成共识和容易在宏观调控实践中把握，一种选择是以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预期目标为参照系。2013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目标为7.5%，可以此作为适度区间的下限。从实践看，2013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降至7.5%，有进一步下滑的危险，宏观调控就实施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托住了底。关于适度区间的上限，可从物价上涨率把握，也可从经济增长率把握，而二者一般是密切相关的。根据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数据计算，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8.93%；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13%；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4%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32%。借鉴这一历史数据，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预期目标为3.5%，相对应的GDP增长率大体为9%。因此，可以把GDP增长率9%作为适度区间的上限。
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把握在7.5%—9%，表明中国经济已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其含义是：第一，从世界范围看，7.5%的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较高的速度。第二，从国内看，与过去三十多年实际经济增长趋势曲线8%—12%的区间相比，下限由8%下降至7.5%，下降0.5个百分点，上限由12%下降至9%，下降3个百分点。7.5%—9%的区间可称为中高速增长区间。这体现了我们主动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使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转方式和调结构，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三，中国经济增长刚刚从过去三十多年经常冲到10%以上的高速路走下来，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等）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如果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大幅度下降，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先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分阶段地逐步下降是有利的。第四，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国内市场和需求的回旋余地很大，加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推动，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更大限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使我们有条件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估计在6%—8%
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此即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诸结构中，最重要的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时期。
2014年《经济蓝皮书》分析提出，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劳动力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过去三十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
然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高悬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技术进步的动态仍然令我们失望。我们希望技术进步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痼疾，至今未见显著变化。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
潜在增长率构成未来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的基准。各方对目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估计大致都落在6%—8%这样一个区间。世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2011—2015年为8.6%，在2016—2020年为7%。在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中，艾肯格林等推测中国在2011—2020年每年增长6.1%—7.0%，在2021—2030年每年增长5.0%—6.2%。同样，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的联合研究估计也认为，中国在2011—2020年的增长潜力为8%，在2021—2030年为6%。
2014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
GDP增速预测集中在7.5%左右
中国社科院2013年秋季报告预测，2014 年，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就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做出了新的部署。预计2014年中国GDP增长7.5%左右，将继续保持在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内，中央政府将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预计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为20.1%，实际增长18.5%，增速较2013年有小幅回落，但仍为较高的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3.1%和11.3%，保持较稳定的增长；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9.1%和8.5%，增速均略高于2013年。
清华大学2013年10月19日发布的《2013第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指出，考虑到政府推进改革、主动降速，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预测2014年全年GDP增长率为7.4%，全年贸易顺差约为1902亿美元，占GDP的1.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1%。
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的预测显示，受2013年“微刺激”的滞后效应，城市基础设施改造、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减速，2013年实施的“简政放权”、营改增等改革措施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所释放的改革红利等因素的影响，2014年全国经济将略好于2013年，预计GDP增速在7.9%左右。而目前可知的资料显示，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2013年12月1日发布报告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增长态势，增速有望实现接近8%，为最乐观的预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出改革”的情境下，多家研究机构建议2014年的GDP增速目标由2013年的7.5%下调至7%。
国家信息中心2013年12月2日发布《经济信息绿皮书：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预计2014年中国GDP增速将维持在7.5%左右，但建议将2014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确定为7%。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表示，7%的建议增长目标一方面能较好地协调经济、增长、物价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利用好现有的生产能力，使发展、改革与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导政府、企业把经济工作重点放在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不再盲目追求高速度，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金公司也发布报告称，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下调至7%。报告指出，从目前的迹象来看，政府正决心推行结构性改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更具持续发展能力的道路。
在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看来，在宏观政策目标的平衡中，调结构与控风险的重要性增加。考虑到为结构改革和控制金融风险提供空间，彭文生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将下调至7%。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也表示，基于中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新一届政府更倾向于放缓经济增速来降低风险，因此，预期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将由2013年的7.5%调降至7%。
除了建议下调GDP增速目标，国家信息中心的上述报告同时指出，2014年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调结构”创造良好的资金环境。
国外机构小幅上调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值
从国外机构的预测值看，各机构对于2014年中国经济均持谨慎乐观态度。除瑞银、高盛和世行外，其他机构均低于或等于2013年目标值（7.5%）。一些机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纷纷对过去的预测值做出了积极的调整。亚洲开发银行将中国2014年经济增长预期从7.4%调高至7.5%；巴克莱资本将中国2014年GDP增长预期上调0.1个百分点，为7.2%；摩根士丹利将早前的2014年、2015年预期值7.1%和6.9%分别上调至7.2%和7.4%；此外，瑞银集团预计2014年中国GDP增速将在7.8%。花旗银行2013年7月31日曾将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估从7.6%下调至7.4%，同时将201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7.3%下调至7.1%；而根据花旗银行的最新研判，中国2014年增长预测上调至7.3%。
促使这些机构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原因是宏观数据的平稳向好，10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加9.5%，增速同比提高3.4个百分点，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4%，连续14个月站在荣枯线以上。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释放的积极的改革信号同样也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提升带来可能。
各方面专家学者也对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分析。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2013年12月15日在京表示，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8%。未来几年中国依靠深挖内需，保持7.5%—8%之间的经济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其中，作为内需的重要一环，投资仍具有较大的扩展空间。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部分产能过剩，但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中国仍有大量产业升级的空间；虽然近年来中国对基础设施开展的投资不少，但城市内部设施，包括地下铁路、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目前仍严重不足；前述投资都将产生较高的经济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
2013年12月4日，国研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表示，由10%到7%，表面看是增长速度的下降，本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工业制造业，未来将依赖服务业。但依靠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不是不发展工业，而是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会逐渐扩大，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企业在转型升级中需要面对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准入成本六大成本过高问题。
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需警惕经济持续下行风险
季度数据显示，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四季度，GDP增速连续16个季度出现下滑。增速放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水平明显降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明显减弱。数据显示，2003—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16.6%，经济危机之后2008—2012年年均增长3.2%；同期中国出口增长率从29.2%降至9.4%。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多年，投资始终是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推动力，但投资规模不当、效率低下又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地方债务风险加剧等。
工业化、城镇化使资源、人口、产业等经济要素向一、二线城市集中，导致房价居高不下、城市拥堵、雾霾频发、环境恶化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大中城市供地制约和稳定房价背景下，房地产市场快速扩大的时期已经结束。住房限购、汽车限购使住行等消费发展的势头受到抑制。积极培育消费新热点，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现象十分突出。一方面存在在境外抢购的“土豪”“大妈”，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增加，但由于基数低，绝对数量与城镇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差距过大成为抑制消费的重要因素。
长期积累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分配结构非均衡发展，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专家认为，在实体经济收缩、金融“去功能化”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现状将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和回报水平，并可能受到外部冲击。地方分权式竞争模式曾是中国经济赶超阶段取得成功的制度安排，目前却成为妨碍经济增长活力的结构性掣肘。政府应减少对城市建设以及经济增长的过多干预甚至主导，从“增长型”目标转向“服务型”目标，使经济内生性的增长能力逐步增强。
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局部严重
地方债问题处理是中国2014年的重头戏。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将“防控债务风险”列为全年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2012年以来，政府性债务问题逐步引起广泛关注，其中地方债务问题尤为突出。分析人士表示，地方债务规模过大以及监控之外的隐形债务，对经济等多个领域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风险。
2013年12月30日，审计署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万亿，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万亿，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7万亿。其中，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6万亿，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万亿，三者合计17.5万亿，相比于2010年年底的10.7万亿，增长了6.8万亿（或63.6%）。
与此前各方预期相同，此次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从国际通用的负债率、债务率和逾期债务率等风险控制指标看，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的负债率为36.74%；若将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分别按照2007年以来各年度由财政资金实际偿还的最高比率19.13%、14.64%折算，总负债率为39.43%，低于国际上通常使用的60%的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的债务率为105.66%；两类或有债务分别按照19.13%、14.64%的比率折算后的总债务率为113.41%，处于IMF确定的90%—150%的债务率控制标准参考值范围之内。三类债务的逾期债务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不过，虽然总体风险可控，但是局部问题依然严重。从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看，以下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较快。截至2013年6月底，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0.6万亿，比2010年年底增加3.9万亿元，年均增长19.97%。其中，省级、市级、县级年均分别增长14.41%、17.36%和26.59%。
二是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截至2012年年底，有3个省级、99个市级、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其中，有2个省级、31个市级、29个县级、148个乡镇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从行业债务状况看，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政府还贷高速公路和取消收费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债务余额分别为19，422.48亿元和4433.86亿元，债务偿还压力较大。
三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高。截至2012年年底，11个省级、316个市级、1396个县级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为3.5万亿，占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9.4万亿的37.23%。
四是债务期限较短。从未来偿债年度看，2013年7月至12月、2014年到期需偿还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分别占22.92%和21.89%，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到期需偿还的分别占17.06%、11.58%和7.79%，2018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占18.76%。
五是部分地方和单位违规融资、违规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审计发现，部分地方违规通过BT、向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借款等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2457.95亿元；地方政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违规提供担保3359.15亿元；融资平台公司等单位违规发行债券423.54亿元。国发〔2010〕19号文件下发后，仍有533家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存在继续融资行为；财政部等四部委2012年年底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规范对融资平台公司的注资行为后，仍有部分地方将市政道路、公园等公益性资产和储备土地等以资本金形式违规注入71家融资平台公司，涉及金额544.65亿元；部分地方违规将债务资金投入资本市场22.89亿元、房地产市场70.97亿元和用于修建楼堂馆所41.36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燕芬表示，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有地方融资平台和“城投债”（城市投资建设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两种债务形式，都不在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之内，而且大多以土地做担保。“一旦土地或是房地产市场发生波动，债务就存在风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单独提出防控债务风险，强化责任和风险意识是非常有必要的“未雨绸缪”之举。因为债务问题横向关联到银行业，纵向关联到县、市、省和中央，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安邦智库分析认为，归根结底，地方债问题是土地财政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在经济转型上做文章。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各项工作；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明确责任落实，省区市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负责任；强化教育和考核，从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只有建立起制约地方政府行为的各类长期制度，地方债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妥善的处理与化解。
化解产能过剩须有供给管理的思维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工业已建立起竞争力较强、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中国工业规模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结构性矛盾。比如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很多行业中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并存。一方面，社会资本大量向一些行业集中，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2012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不仅传统产业，光伏、风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样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目前受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中国多晶硅生产企业中开工的不足一半。产能过剩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加重了环境压力，同时也造成了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影响了产业组织整体效率的提高。甚至可以说，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水平落后、体制机制不顺等原因，很多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不足，甚至很多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的高端环节，同样依赖大量进口。例如，芯片产业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但中国芯片90%依赖进口，每年进口额超过石油；机械工业是决定一个国家工业竞争力的基础性行业，但中国企业在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上核心技术不足，严重依赖于进口；中国高端医疗器械70%—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导致检查费用高，患者负担重；中国已经成为光伏组件的第一生产大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多晶硅却需要大量进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化解产能过剩、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六大任务之一提出，凸显了其重要性。中国社科院提出，解决产能过剩的政策工具，应通过改革，主要从供给方寻找。
其一，从产能过剩的表现来看，更多的是由于供给过剩而非需求不足。目前，一些传统产业以及新兴产业所出现的产能过剩，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是由于大量投入形成了一些无效的或过剩的产能。
其二，从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来看，尽管有周期性因素影响，但更主要是体制性的、供给面的原因。一些企业（特别是那些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盲目扩张、重复建设，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有人说，重复建设在市场经济中也是正常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的损失是由企业自己来埋单的，而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损失可能最终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来埋单，因此，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在投资决策时会更加“大胆”，通过给土地、赠予矿产资源、低价甚至免费的方式推动投资，使投资行为发生扭曲。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产能过剩较严重的产业，恰恰是政策倾斜产业和扶持性产业。
其三，从治理产能过剩的思路看，要想从根子上解决产能过剩，还需要供给管理的思维。过去我们主要通过上项目、重投资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或可因新投资需求的出现而暂时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但会导致未来新一轮规模更大的产能过剩。鉴于此，我们必须摒弃以创造新的投资需求来消弭过剩产能的传统做法，应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最终抑制产能的盲目增长。
